八角形遗址
　　丸都山城位于吉林集安市北2.5公里处高山上，利用自然山势围成的环形峰岭筑成山城，向南敞开门户，通沟河环绕山脚。其南2.5公里为国内城遗址，两者共为高句丽中期都城。丸都山城北部地势较高，城墙筑于东、西、北三面山脊处，南北最大落差440米，南部地势多见平缓台地，依照自然冲积沟分为东、西大坡。其宫殿位于南部东大坡台地上，东高西低，落差13米，由西向东分为连续的四层台基。宫殿整体呈周长332米的不规则四边形，拥有宫墙以及排水设施。2号台基地势较高，距面前中心廣场相对高度3.3米，2号、3号八角形建筑址位于2号台基踏步以南部分，其形制十分特殊。
　　2号、3号建筑址平面均呈八角形，每边长基本相等，约为3.2米。2号建筑址长12米，宽11.2米，有础石23个。3号建筑址长宽与2号基本相同，有础石22个。两建筑址中心部位皆有四个间距3.1米的础石构成方形结构，中心各有一组“十”字排列的小柱，又有两两对称的八个柱础构成八角形外部结构。建筑址外沿有石砌排水渠，其西部、北部有残损，现存部分基本与对应柱网平行，呈现八角形，南北两侧距础石约3米，近3号台基一侧约1.5米。两排水渠向南接入宫殿排水渠。
　　遗址断代
　　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城，筑“尉那岩城”。198年，为加强防卫，于城北再次加固扩建，修筑大型宫殿，并更名为丸都山城，209年山上王移都于此。246年，东川王在位时，曹魏幽州刺史毋丘俭攻丸都山城，都城被毁，东川王移都国内城。342年，高句丽故国原王为防前燕政权鲜卑慕容氏进攻，重新修葺丸都山城和国内城。同年，慕容皝进攻丸都山城，据文献记载山城遭到毁灭性破坏。考古报告《丸都山城》指出，丸都山城宫殿址与城内其他遗址地层相同，可能为342年慕容皝攻占丸都山城时焚毁。但是，在对遗址进行考古学观察分析时，与文献记载时间有所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飞峰先生指出，宫殿遗址中出土大量有佛教因素的遗物，建造年代可能为佛教传播到高句丽（372年）以后，但不晚于迁都平壤（427年）。由于宫殿址地层较薄，其下没有长期使用的痕迹，而又未发现早期宫殿遗址，因此宫殿址的年代应不晚于5世纪前期的公元427年。


　　2号、3号建筑址由柱础网及排水渠构成，未见砖石结构痕迹，很有可能皆为木制建筑。中国现存最早的平面八角形建筑有判断为唐代建造的陕西户县草堂寺鸠摩罗什塔，以及唐天保五年（746年）建造的登封会善寺净藏禅师塔，另有十二边形登封嵩岳寺塔（北魏或唐）。上述三者均为砖石结构且偏晚，很难说与丸都山城宫殿2号、3号建筑址有必然联系。


　　在现存东亚八角形木塔中，早期的仅有山西应县木塔（1056）及日本长野县安乐寺八角三重塔（13世纪后期）。已知的八角形木塔遗迹有位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土城里寺（4世纪后半叶）、高句丽上五里寺（5世纪后半叶）、高句丽定陵寺（5世纪）、高句丽青岩里寺（5世纪后半叶）等。4座高句丽寺庙遗址的年代大幅早于其他遗存。丸都山城宫殿2号、3号建筑址年代下限判断为公元427年迁都平壤以前，与4座高句丽寺址年代接近。除2号、3号建筑址外，另四者为塔基遗址，无柱础痕迹；2号、3号建筑址位于宫殿2号台基平面之上，无独立台基，因此试将其外沿排水渠位置视为塔基外沿进行统计。结果如下，上五里寺址对边19.3米，单边8米；青岩里寺址对边24.6米，单边10.2米；定陵寺址对边17.6米，单边7.3米；土城里寺址对边18.2米，单边7.5米；丸都山城宫殿2号、3号建筑址对边均约为18米，单边约7.2米。上述六者除青岩里寺址略大外，其他在平面形制上十分接近，结合相近年代及同一政权范围等因素考虑应归为一类考察。丸都山城宫殿2号、3号建筑址的平面规模接近已知佛塔遗迹，其建造年代仅略早于高句丽的土城里寺、上五里寺、定陵寺、青岩里寺，但也都集中在4、5世纪，远早于日韩所见的8、9世纪的遗迹，且形制相近。因此丸都山城宫殿2号、3号建筑址应为高句丽体系中的佛塔遗迹。
　　佛教东传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中记载，故国壤王九年（391年）三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命有司立国社，修宗庙”，又有广开土王二年（392年）八月“创九寺于平壤”，此应与高句丽八角形建筑的出现直接相关。可见公元4世纪末高句丽大力弘扬佛教的行动应在随后的5世纪初期取得了一定成果。




　　河西走廊发现的14座北凉时期八面体佛塔建造年代为426—436年间，与高句丽八角形建筑存在的时间接近。而目前所知最早的八面体佛塔起源于犍陀罗，首先向北传播至阿富汗的哈达，然后向东传至楼兰，由此向东依次传至敦煌、酒泉、武威等地。北魏年间甘肃庆阳石窟寺开始出现八面体中心柱窟，以丸都山城宫殿2号、3号建筑址为代表的高句丽八角形建筑也应与佛教的东传息息相关。
　　温玉成先生在对集安长川一号墓的断代研究中指出，其年代上限至400—410年，下限约为430年，长川一号墓壁画在天、佛、人的三层空间布局上与北凉时代（397—439年）一批石塔的布局相一致；且年代判断仅晚于炳灵寺169窟，早于北凉晚期的敦煌，说明佛教在不晚于北凉的年代可能已经自西域传播至高句丽。朝鲜德兴里壁画墓（408年）与甘肃酒泉丁家闸五号十六国壁画墓中天井壁画十分相似，中央美术学院郑岩教授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地区与高句丽地区存在一条文化通道。在高句丽安岳三号壁画墓、云南昭通霍承嗣壁画墓、北京八角村魏晋壁画墓有墓主人画像，与丁家闸五号墓墓主人画像相似，这是流行于魏晋十六国时期的一种墓主人图式，同样说明在分裂割据时期，河西与边地半月形地带的其他地区在文化上是有交流的。文献记载东北地区最早的佛寺为346年前燕慕容皝在龙城建立的龙翔寺，《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时有黑龙白龙各一，于龙山，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虽未见该寺遗迹，但文字记载其位于辽西龙城，仍有参考价值。北燕冯素弗墓出土蝉纹金珰、来自罗马的鸭型玻璃器证明，至少十六国时期的三燕和高句丽地区存在与西域的沟通通道。高句丽在427年迁都平壤，在迁都前，国都国内城附近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来自西域的佛教因素。
　　关于八角形建筑可能存在的具体传播路径，文献记载中可见痕迹。《高僧传》卷十《昙始传》载：“释昙始，晋孝武大（太）元之末，齎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丽闻到之始也。”《魏书》卷一一四载：“沙门惠始姓张，家本清河，闻罗什出新经，遂诣长安见之，观习经典。”惠始即昙始，曾赴长安向鸠摩罗什学习，398—405年至辽东高句丽宣传佛法，存在通过昙始将佛教自西域传播至高句丽的可能性。《魏书》载“惠始到京都多所，训导时人，太延中（436年）临终于八角寺。”平城八角寺的描述表明，436年之前北魏平城可能已经存在有八角形建筑的佛教寺庙。公元400年前后，前往高句丽的僧人很有可能将凉州的八角形石塔建筑传播至高句丽。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云小兽林王二年（372年），“夏六月，秦王符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四年（374年）“僧阿道来”，五年（375年）“春二月，始创肖门寺，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又有故国壤王九年（391年）三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命有司立国社，修宗庙”。372年以后，高句丽大规模弘扬佛教，直接影响一批佛寺的建立及佛教因素在墓葬中的出现。
　　故国壤王九年（391年）以后，高句丽立国社，修宗庙，直接导致佛教因素在大型建筑中的出现。因此广开土王十六年（406年）二月，“增修宫阙”中出现来自西域的佛教八角形建筑就不足为奇，2号、3号建筑址应为宫殿中新建的佛塔。
　　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建设拥有三座山城防卫的安鹤宫、定陵寺等大型建筑，在建筑布局等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以国内城—丸都山城体系为代表的高句丽中期建筑，可视为由简单原始的五女山城体系向重视礼制的规范化布局的安鹤宫体系发展的中间环节。而丸都山城宫殿中的八角形建筑址也应是伴随这一转变的具体建筑形制，为定陵寺等高句丽中晚期佛寺大型八角形建筑的营造提供了实践基础。其两塔并立、与宫殿共存等问题仍有待探索。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