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靠思想站起来的，个人的认知升级，社会的繁荣进步，不是因为掌握了某种技能，而是汲取了优秀的思想。
　　——叔本华

一

　　1943年7月，纳粹占领下的立陶宛的维尔纳。
　　离开了维尔纳大学图书馆，施默克·卡其金斯基向家中快步走去。自从纳粹德国占领波兰后，这个城市中所有的犹太人都被集中到由纳粹党卫军和当地警察看守的聚居区。
　　按照德国占领军的禁令，犹太人每天必须按时回到自己居住的聚居区，而且晚上八点之后不准上街。如果需要购买商品，也只能在下午的两个小时里去指定的商店。购买商品需要特别的票证，按照规定，犹太人不准购买肥皂、香烟、肉类、鸡蛋、鱼、糖、奶酪、酒、发酵粉甚至苹果、橘子和蔬菜。只要在犹太人家中搜出这些“违禁品”，例如，搜出一包香烟，收藏者就会被逮捕。犹太孩子哪怕吃了一个鸡蛋或是一个苹果，就是违法，就是犯罪。施默克的朋友柳芭·莱温斯基，就是因为被搜出藏在身上的一小袋豆子，就被党卫军用鞭子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这还算是最轻的惩罚。
　　不久，施默克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远远望去，等候回家的人群已经排到离聚居区大门两个街区远的地方。施默克默默地排到了队尾，听见前面有人悄声说，今天在大门口进行人身盘查的是党卫军二级小队的队长布鲁诺·基特尔。
　　“今天谁在门口检查？”这是一个关涉生死的问题。
　　党卫军小队长基特尔是一个年轻、高挑、皮肤黝黑的男人，据说还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音乐家。可谁也不会想到，在他那张英俊的脸庞背后，竟然有一颗极其冷酷的杀手的心。他时常会进入犹太人聚居区巡查，有时会拦下一个人，掏出一支香烟，问道：“有火吗？”只要被问者点头，基特尔就立刻掏出手枪，朝那个人头上砰的一枪，然后残忍地一笑，转身而去。
　　今天基特尔坐镇督查，守卫在犹太人聚居区的党卫军和警察格外卖力，比平时更加严格。不远处传来因私藏食物而被殴打的惨叫声，施默克身边的工人们立即动手将藏在自己衣服里的土豆、面包、蔬菜、香烟掏出来扔在路边，还有几盒火柴也滚到了街上。有的人一边掏，一边暗示施默克，赶紧将身上的东西处理掉。
　　扔，还是不扔？对于施默克来说，就如同哈姆雷特的生死独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施默克明白，如果被抓住，等待他的只能是就地正法。因为他藏的东西，绝非身边人那么简单，只是一般的违禁物，他所藏的恰恰是纳粹德国梦寐以求的东西。为此，希特勒指派专人从柏林赶赴维尔纳。来人是一位神职人员——天主教牧师，名叫约翰内斯·波尔：四十一岁，博士。他曾经在耶路撒冷东方学院进行过高级《圣经》研究，熟练地掌握了希伯来语和现代希伯来语。作为犹太人文物专家，他加入了纳粹德国文化宝藏劫掠机构——罗森堡国家指导总部（ERR）。
　　ERR是希特勒专门成立负责掠夺整个欧洲的文化财产的机构。1940年成立后不久，它就开始在法国大肆掠夺属于犹太人的书籍和艺术品。不久，ERR更加肆无忌惮地把魔爪伸向国家博物馆以及各种私人藏书库，尤其是犹太人的宗教书籍、历史档案、著作手稿和历史文化文件，原因不言而喻：这些是犹太研究的重要资源。借用纳粹研究机构自己的话说，利用这些资源不仅可以研究“犹太人的堕落”，将迫害、灭绝犹太人的行为诡辩成“合理的科学术语”，而且一旦获取了犹太人的这些稀有的历史书籍和文物，就可以将此作为从精神和智力上镇压、摧毁犹太人的重要工具。
　　到达维尔纳后，约翰内斯·波尔便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他首先下令抓捕当地大学的知名教授和图书馆负责人，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看押下，命令他们与ERR工作人员一起洗劫维尔纳的研究所、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当地犹太人引以为骄傲与荣耀的大犹太会堂，抢夺走各种珍贵的书籍、资料、手稿和《妥拉》书卷、王冠，并且还从犹太人聚居区内调集四十名囚犯作为苦工，编成不同的劳工小组（他们自称为“纸张小队”），负责分类、挑选、打包、运输书籍及文物。这些犹太人每天都在维尔纳大学灰色的礼堂里，在堆积如山的书堆中痛苦不堪地劳作。
　　施默克身上藏匿的违禁物正是一套被犹太人称为圣物的《妥拉》。它是用犹太人最古老的希伯来文写成的《旧约圣经》，它是犹太教经典中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也是公元前6世纪以前唯一的一部希伯来法律汇编，并作为犹太国的国家法律规范。
　　施默克所携带的《妥拉》是一件古版珍品，为防止损害，施默克像对待婴儿一样将它们贴身包在身上，外面再穿上衬衣，套上夹克。
　　在通向检查点的队伍中，施默克扫了一下身边，绝大多数人面黄肌瘦，像他这样高大并略显臃肿的身材实在是太显眼了！如果不立即丢掉《妥拉》，肯定会被党卫军一眼看出来。
　　施默克心情非常复杂，作为一名波兰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从来没有进过犹太教堂，更不用说读过《妥拉》，而现在他却要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这些宗教书籍。他明白这些书籍的重要性，就像他对自己的工友所说：“这些宝藏是我们的未来。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也许不重要，但对于那些能幸存的人来说很重要。”
　　“扔了吧，全都扔掉吧！”身边开始有人低声催促他。施默克此时反倒镇静下来。他清楚，现在绝不能丢掉这些书籍，保护这批书，这不仅是他的使命，而且是他作为“纸张小队”队长的责任。如果此刻丢掉这些书籍，德国人肯定会根据书中的书票及印章，顺藤摸瓜地找到他的小队。按照基特尔的脾气，极有可能会处死整个小队成员。施默克暗自下定决心，一旦被查出来，自己将与随身携带的书共存亡。
　　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一步一步，義无反顾。突然，队伍加快了行进速度，人群开始骚动。原来，基特尔和几名党卫军觉得搜查工作繁复无趣，有些索然寡味，于是便打道回府了。德国人一走，当地警察也就懈怠了，放松了检查，人们开始纷纷涌进聚居区大门。
　　施默克长舒了一口气，随着人流进入了聚居区。然后拐进一个街角，悄悄地潜入了犹太人聚居区地下深处的秘密地堡，将随身书籍藏入地堡中的金属铁桶中。离开地堡时，施默克望着金属铁桶中装满的各种书籍、手稿、文件、宗教文物……默默地叨念：“我们的世界与地堡一样漆黑，但在那即将到来的光明未来，这些文化宝藏一定会大放异彩。” 　　这仅仅是施默克和他的“纸张小队”战斗历程中的一天。明天，又将继续新的战斗。
　　以上就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犹太神学院历史学教授大卫·E.费什曼在《偷书人》一书中所记述的在二战期间，犹太平民在生死未卜的困境下如何爱书、读书、护书的故事;如何冒着生命危险，从纳粹手中抢救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故事。这是一段黑暗历史中鲜为人知的史实，是在强权和暴力下一个弱小民族如何捍卫自己民族文化与尊严的英雄交响曲。《偷书人》这部书，不仅荣获2017年美国国家犹太人图书奖，而且被翻译成英、意、荷、葡、捷克、立陶宛语等，在全球发行。

二

　　在耶路撒冷有一条不足十英尺宽的小巷，环绕着一面巨大而不规则的石墙。这些石头就是所罗门圣殿的花岗岩遗迹、犹太人的精神中心——哭墙，犹太教两千年来哀恸自己流亡的象征性灯塔。虽然仅仅是一面长约五十米、高约十八米的残垣断壁，却承载着犹太民族的全部希望，成为犹太民族两千年来流离失所的精神家园，是犹太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犹太人相信它的上方就是上帝，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
　　哭诉只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如何复兴犹太文明，则一直是犹太民族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说：即使叫花子也要研读《圣经》。虽然犹太人研究《圣经》是出于宗教信仰，但却使得犹太民族因此形成读书的传统。根据历史考证，早在中世纪，犹太人就已经基本上消灭了文盲，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民族都不曾达到的。
　　犹太人有着独特的知识观和崇智主义，尽管一开始这种观念带有神学的倾向。《旧约圣经》教诲犹太人要“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只有知识“会使你走在世界的前列”。犹太民族领受了对神的契约，虽经历史上三次大流散，但这种崇智主义理念却在自身所遭受的苦难中得到了强化与升华。这种强化与升华深深地扎根在犹太人的心底，融进了犹太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他们独有的传统——对知识的尊重，对知识分子的尊重。由此，他们被称为“书的民族”。通过书籍，犹太人踏上寻求智慧的道路;通过书籍，犹太人聚集了生命的力量;通过书籍，犹太人为自己及后代子孙在数千年的浪迹漂泊中，在虎狼环伺的险境下，建造了民族的“诺亚方舟”，竖起了前进的征帆。书的生命即是犹太民族的生命。书不朽，从而“书的民族”不朽！
　　无数劫难磨砺着犹太人对书的虔敬与赤诚。公元二世纪，罗马，殉道者佳宁·本·塔丁被投入烈焰之时仍坦然自若，他手持“律法之卷”——《妥拉》镇定地说：羊皮纸为烈焰吞噬了，但铭写其上的文字将在天国汇聚一起，得到重生。
　　在古代的犹太社会，凡精通犹太法典者皆不必缴税，因为社会公认他们为智慧付出了心血，对民族做出了贡献。即使在日常生活中，犹太人对书籍、对知识也畏威怀德：家中若有书橱，一定要摆放在床头，表示敬意。犹太人的墓园中也常常放有书本，犹太人认为，生命虽有结束之日，但求知却永无止境。
　　犹太文化不灭，其精神便永存;犹太书籍长留，其传统便继承。
　　“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国际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单就一个民族来说语言文字的中断就足以导致该民族文化的断裂。也就是说，当一种文化的载体——语言发生质的变化后，那么，这一文化与原先意义上的文化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例如，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今天的埃及文化已不能算是古埃及文化的延续，当今的希腊文化也很难说是古希腊文化的延伸。尽管这些民族仍居住在这同一地区，但无论是他们的信仰、习俗，还是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到使用的文字等都已经不同于他们的先人。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一旦希特勒灭绝犹太文化的计划得逞，犹太人的书籍以及语言文字遭到毁灭，犹太民族将会遭受灭顶之灾，整个犹太文明的发展进程就将中断，犹太人赖以生存的文化也就会遭受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灿烂无比的苏美尔、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等文明一样的下场，仅仅留存于人类的记忆和典籍里。

三

　　如何利用反犹树立自己的权威，打出一片天地，希特勒早在1924年被以“叛国罪”关押在兰茨贝格监狱时，就已萌生想法。他曾幻想要创造一部杰作，一部自己的代表作，向世人展现自己的卓越思想。在七号牢房中，他用向看守借来的一台老式打字机，用颤抖的双手，在键盘上不停地敲打着，最后写下了“四年半的抗争：反对谎言、愚蠢和懦弱”的文稿，也就是后来那本声名狼藉的“纳粹党圣经”——《我的奋斗》。
　　希特勒认为，哲学是德国文化的标志。在德国传统中，哲学的地位显赫，它被称为国家文化成就的巅峰。康德、黑格尔和尼采等思想家对于德国人来说，就如同莎士比亚和狄更斯之于英国人，或者托马斯·杰斐逊和马克·吐温之于美国人那样神圣。“希特勒有一种强烈欲望，想要让所有德国人信服……他必须把哲学主题收归己有，没有多久便开始幻想自己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事实上，他很快就会以‘哲学领袖自居’。”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既然攫取了德国最高的政治地位，他也就自认为成了德国人民的“哲学领袖”，于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也就顺理成章。要实现这个目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信仰、言论、出版的自由实行全面压制，对一切不符合纳粹利益的书籍统统以“消灭堕落文化”的名义彻底清除、销毁。尤其对犹太文化中最基本的精神——思辨精神，希特勒深惡痛绝。
　　犹太文化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它从未要求思想和信仰上的整齐划一，唯一强调的是对一些共同基本原则的笃信和遵行。正因如此，才会有“三个犹太人，就有四种想法”的说法。因此，允许不同意见的出现在犹太文化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这种观念自然对希特勒的极权构成极大的威胁。
　　以“哲学领袖”自居的希特勒自然深谙这些道理，其中的底层逻辑就是他要以自己的学说统治精神世界，就绝对不允许犹太文化继续存在。
　　二战期间，纳粹的铁蹄蹂躏了欧洲二十个国家，在掠夺各国物质财富的同时，还摧毁了这些国家原有的规模不等的四百六十九座图书馆三百余万册藏书。这还不包括被纳粹屠杀的一百五十余万个犹太家庭的藏书。若是两者相加，被焚毁的书籍数目相当惊人。仅1938年的“水晶之夜”当晚，就有数以百计的犹太教堂连同成千上万册的书籍、稿本被焚为灰烬。德国的一千三百余座犹太教堂，到1945年纳粹战败时仅存数座。在号称“立陶宛的耶路撒冷”的维尔纳，纳粹对犹太文化的大肆劫掠与毁灭更加令人发指，他们将几十万件的犹太文化宝藏盗运回德国，以研究如何消灭掉这个种族，同时又将逾百万的犹太书籍、手稿、文件、图片、海报、胶片送进焚烧炉和造纸厂销毁。纳粹对犹太文化的亵渎恣行无忌，他们将犹太人视为圣物的《妥拉》当作垃圾送到当地皮革工厂，用这些羊皮纸修补德军士兵的军靴。 　　为了使自己的民族免遭毁灭，为了让犹太文明的发展进程不致因为纳粹的疯狂而中断，更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将来能以本民族的文化始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犹太民族为此与纳粹进行了殊死斗争。

四

　　为了控制犹太人，纳粹占领军在维尔纳市一共设置了三个犹太人聚居区，以便集中管理。
　　在犹太人聚居区，在德国纳粹的授意下，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医院、学校、警察部门，甚至还有一个图书室。聚居区能有图书室纯属偶然，因为过去的一个社团图书馆，恰巧被划进聚居区所在的街区。同时，图书馆中的图书主要是小说和教育文献，没有违禁和罕见的书籍与文物，而且大部分是俄语和波兰语的。因此，德国占领军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认了。
　　就在这样充满恐惧、饥饿、疾病甚至都无法预料是否能活到明天的黑暗环境中，聚居区里的犹太人仍然要读书。1941年9月5日，图书馆开放的第一天，图书室的管理员吃惊地发现：“聚居区的人们像饥渴的羊羔一样扑向书籍”，“再可怕的经历也无法阻止他们阅读。他们离不开书的世界”。这位管理员将此称为“犹太聚居区中的奇迹”。
　　在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到图书馆借阅书籍，不仅成为犹太人的精神慰藉，而且成为灵魂的避风港。1941年10月维尔纳市发生了规模最大的屠杀犹太人事件，仅仅三天时间，就有一万一千名住在二号聚居区的犹太人遭到清算，被押送到一个叫作波纳尔的地方枪决。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大规模的抓捕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借书的高峰。图书馆的借阅登记记录下这个历史时刻：“10月1日，赎罪日，三千名犹太人被带走。就在第二天，借还图书三百九十本。10月3日、4日，二号聚居区中大量的人被带走，一号聚居区陷入一种难以言表的紧张状态。但是10月，借还图书为五千四百二十一本。”
　　犹太人坚信《塔木德经》中的警示：“书与剑自天国而降。全能者说：恪守书之律法者将从剑下得救。”犹太人深谙此道，剑，是手中利器;书，则是护身盾牌。一旦“武器的批判”无法实现，就将“批判的武器”发挥到极致。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纳粹，手无寸铁的犹太人懂得，对于暴行的反抗，并非要贸然行事、以暴易暴，而是“仇恨入心要发芽”，将深仇大恨化为对书籍的追求、对知识的贮藏，化作日后爆发的力量。
　　在《偷书人》这部书中记载着这样一组数字：在图书馆二千五百名注册读者中，百分之二十六点七的读者是不满十五岁的孩子，百分之三十六点七的读者是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在借阅的图书中，百分之七十八点三是小说，百分之十七點七是儿童文学，只有百分之四是虚构作品。
　　图书馆的负责人赫尔曼·克鲁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聚居区里一个人连七十厘米的生存空间都没有。在生活区，所有的事物都在地面上完成。没有桌子、椅子，房间里人挤人物挤物。人们睡在卷起的包袱上……书籍将他们带去聚居区高墙之外更广阔的世界。读者至少可以用这种方式使自己脱离压抑的孤独感，在思想上获得生活，获得失去的自由。”克鲁克发现，被借阅的图书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高居榜首，一年之中被借阅了八十六次;弗朗茨·韦尔弗的《穆萨·达的四十天》也是读者最喜欢读的小说之一，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土耳其一个小镇上发生的亚美尼亚种族被灭绝的故事。
　　可以说，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在生死未卜的日子里，生活在聚居区的犹太人完全清楚自己黯淡的命运，但他们并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怨天尤人，只是坚忍地活着，坚守着自己的信仰。聚居区的犹太人表示：如果说，在杀戮和毁灭中可以选择保留下的东西，那么，让书留下吧！维尔纳的图书馆和书籍成为支撑犹太人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成为犹太人心中的一种象征，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或许活不到解放的那一天，但他们坚信“犹太文化将会熬过黑暗”。
　　对于想获得精神上的自由、想争取灵魂解放的每一个人来说，在纳粹统治下的维尔纳聚居区图书馆的墙壁上所悬挂的告示，或许就是最好的激励：
　　书籍是我们犹太聚居区的唯一的慰藉！
　　书籍帮助你忘记可悲的现实！
　　书籍可以将你传送到犹太聚居区外遥远的世界！
　　书籍在你饥肠辘辘时填饱你的肚子！
　　书籍对你诚实，也请你对书籍诚实！
　　保护我们精神的财富——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