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9日，我奉长沙博物馆之诚邀，返湘弄斧，首次在岳麓山的对岸开讲。按理，我应专心致志地投入每一个讲座的全过程，尊重每一位听众。此时此刻，我却一边抛砖，一边忍不住遥想湘江对岸，有点分心。这也难怪，我的本科母校湖南师大就坐落于那边的山脚。“游子昂头，云麓宫中吹浩气;楚天依旧，定王台下涌江流。”这是我当晚题赠美籍友人之联句，亦不失为湘水余波的一份坦诚自白。
　　唯其如此，离湘那天，我还是挤出时间，转道二里半，走进那一片热土。午餐由师大出版社社长、已故史学名家林增平先生的研究生黄林博士主宴，师大校友总会会长杨玲师妹与历史文化学院党委书记孔春辉博士等陪坐，湖南人民出版社老社长、当年第一本拙著的责任编辑李建国先生到场举杯，其乐融融。
　　席间无心插柳，静听东道主谈起林增平先生基金会的捐款情况，还说它已受捐一年，闻之欣慰，却又暗添歉疚。2018年10月师大八十周年校庆期间，我与北美校友会《故园的背影》一书的作者代表一行九人返校同庆，还转身走进历史文化学院的分场，将《故园的背影》一书面呈林师母，却没听说以林师名讳挂牌的基金会正在推出。我连忙请教有关捐款途径，还有，我只是享受过林先生教泽的本科毕业生，该捐多少合适，我的捐额还不宜超过他老人家的硕、博弟子，以免“喧宾夺主”。春辉书记不假思索地答曰：“您捐一万就可以了。”黄林等师友均无异议，我就记住此数，举杯回敬一轮之后，退席赶路。我事后方知，书记说的“捐一万”，原来就是林门硕、博嫡传中所捐之高额，但我只想避免感恩有亏。
　　坐在G1304返沪的高铁上，车厢的暖气驱走深秋的凉风，撩起微醺的快意，我再请热心的邻座指点支付宝的手机转账程序。高铁上的电信却不管捐款者的心切，有些傲慢，下载与发送都不顺利。及至万元捐款发送成功，高铁的脚步锁定在杭州东站。杭州，那是我当年揣着湖南师院的本科毕业证书举家东移的第一站。耀眼的站牌仿佛在提醒我，倘若仅捐万元整数，似有“计划经济”一刀切之嫌，就像简单化的历史分期，不足以体现个性化的真诚与生动，可否把本科时代与林先生的指导有关的稿费折算出来，加点尾数？倘若林师泉下有知，他也会高兴的。席间就听说，任职于北大的本科同窗欧阳哲生教授也加了一些尾数。
　　循此思路，想起负笈岳麓期间，曾经获得五宗润笔之资，其中两宗出自林先生的修改把关，甚至约稿，共四十六元。估计如今的物价已上涨近十倍，若以两笔稿费的十倍作为捐款，我拟再加四百六十元，作为尾数寄出。无奈支付宝的每日转账额度以万元为限，还需次日再汇。
　　第二天上午，我将这四百六十元尾数附送之后，思绪连绵。仔细一想，还有一笔稿费与林先生的提携有关，那篇由林师斧正和发表的学术处女作在我毕业之后还收进他主编的某书，亦付稿费，可能不低于母校学报的稿费，也应该算进来。还有，杨玲师妹开玩笑说：“五分钱一个的馒头现在涨到了一元”，如今的物价不止十倍，应为二十倍。经此提醒，我才想起当年的馒头可能还不到五分钱一个，如今的物价何止二十倍。我请春辉书记大致估计一下那个时代与今天的物价之比，我再补寄。春辉书记复曰：杨玲“策”人很有水平，意思到了就行。
　　饮泉之思，确乎只能意思意思，我的这点捐款就不过是一份感恩情结的自我排解与救赎而已。但对我来说，补捐的这个尾数倒是蕴含一份质朴的牵力，关乎我大学生涯的记忆块茎。
　　遥想当年，大江南北公开发行的报刊屈指可数，本科学子能把专业习作连同姓名变成铅字，既是同窗称羡的殊荣，更是在历史的误会中瞎撞史学如我者捡到的甜果，稿费之多寡并不重要。我的中学年代连历史课都在狠批帝王将相的声浪中取消殆尽，历史系的本科四年充其量是我的历史速成班，史学研究却需要長途跋涉，我竟敢把近代史的浅显心得拿出来发表，白纸黑字俱在，如此“弯道超车”之忌，一想起来就会赧颜。然而，正是这样的浅显心得，却无不倾注着蜚声中外的史家林先生的心血，还有王师永康先生、陶师懋炳先生、文师元珏先生等不嫌浅陋地斧正，还被推荐出席本校和全省首届大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甚至获奖。
　　毕业辞行时，林师赠我一套由他和章开沅先生合编的《辛亥革命史论文集》，还说：“我大学期间还没发表过论文，你已有了好的开头，坚持下去，会有结果的。”一代名家之于后学的慰勉，就是这么几句家常话，和风化雨。返乡两年后，我想从益阳老家调出，林先生请湖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慎之先生接纳，杨公有点为难，说：“我们要进研究生。”平时话语不多的林师却回复一句：“郭世佑虽然不是研究生，但他可以研究。”说得杨公只好让步，如实通报当年的进人指标已用完，来年一定争取。
　　说到这里，想起近期所见“林增平基金项目介绍”之文本，内称林公“天资普通，全凭勤奋刻苦”，不忍不言。愚意以为，“天资普通”之说貌似公允，实乃与事实乖隔，此说至少也无助于体现对林增平先生与“林增平基金项目”的敬重。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记录，绝大多数学术大家与成就非凡者都不是依赖个人的天资，日常的勤勉也是非常重要的，并非只有林增平先生是如此。二战时期杰出的英国政治家W·丘吉尔的天资应该不低，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他能奉献的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伟大的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也强调，天才只意味着终身不懈的努力。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乏学术禁区，稍不留意就会触雷。除开历次政治运动的灾难不论，林先生的近代史研究一直走在全国同行之前列，尤当“文革”结束之后是如此，这恐怕也是需要一些智慧的。哲学与文学界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浪潮中解放思想，高歌猛进，与死人对话的史学界却有些滞后，乍暖还寒。然而，在1978级本科生中国近代史基础课程里，林增平先生布置的课堂讨论题就是太平天国的政权性质问题，那正是史学界争论正酣的前沿课题，“润物细无声”。他在组织学生讨论此题时，自己已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十期审慎而不无挑战性地发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一文。在我的印象里，湖南师院历史系的师长在《历史研究》发表论文，林老师是第一个，他却在课堂只字不提自己的相关成果，以免学生先入为主，影响独立思考，只给学生开列其他学者的论文篇目。与此同时，林师还在投入关于洋务派、洋务运动、早期官僚资产阶级、近代资产阶级等问题的系统研究，继续发表在《历史研究》等重要刊物，受到学界同行的高度重视。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在他相继兼任系主任、副院长乃至院长、校长等繁重职务时完成的。就凭这一点，说他“勤奋刻苦”肯定也没错，但如果断言他的“天资普通”、“全凭勤奋刻苦”，这样的褒奖就未免隔靴搔痒了。 　　毋庸讳言，任何专业的学术才情很难整齐划一，个人强项之侧重与个性特征必然迥异。林先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不强，平素话语不多，顶着“三家村”、“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接连挨整之后的话语再减，但他并不缺少一以贯之的心知肚明，还时常在师友小圈来点幽默，要言不烦，著述的文辞更是精准而典雅，条理清晰，他的书面表达能力远在二里半的多数师长与中国历史学的多数同行之上。不唯如此，他是能将史料与史论携手、微观与宏观并进的少数史学大家之一。凡此种种，与其说林师“天资普通”，还不如说他是“大智若愚”的岳麓版更确切。诚如林先生的合作者章开沅先生之高足马敏教授所论：“在当今中国学界中，林、章二公可谓推心置腹、亲密合作的典范。无论从史学见解和人品风范而论，二人均非常接近，当然其史学风格又各具特色。相比较而言，林先生似更趋平稳、坚实，往往于平淡、细微处异峰突起;章则每每高屋建瓴，宏大酣畅，自成一格。两人合作，正好取长补短，相映成趣，一部备受中外学者赞许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正是二人珠联璧合的杰作，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马敏：《“流水不争先”——追念史家林增平先生》，《读书》1996年第六期）
　　我在迁离益阳故园时，基于一个三代五口之家的住房之需，就没静候湖南社科院的进人指标，选择了林先生兼任顾问的湖南第二师范学院筹建处，移居湘潭，但林先生那句“他可以研究”，让我不敢懈怠，始终骄傲不起来。旅潭八年之后，林师撒手尘寰，我奉钱塘师友之东召，借“人才引进”之名，举家转迁西子湖畔，我的家当依然只是岳麓山的本科文凭。我无法淡视如同胎记的这个“大学第一学历”，铭记山泉。
　　难忘数年前，素未谋面的湖南师大党委书记张国骥教授借助于手机短信，以读者的身份与学人的质朴自报家门，屈尊诚邀返校弄斧，驱车接机的女士特別细心，垂询此行还想到哪里走走，尽可提出。我说：我想拜见林增平先生的夫人林师母;当年上门请教时，师母就没少开门，还热情倒茶，还端糖果、糕点;据说她不住在长沙城区，上次返湘时，就没找到。不意该女士既没听说过林师母，也不熟悉林先生，我就像呵护家底一样，毛遂自荐地扮演起诤友来，连珠炮似的提醒她：你也是学文科的，本科与研究生学业都在师大完成，然后留校，你的专业与导师的课堂可能也绕不过林先生的研究成果，不应该不知道林先生，此其一;其二，林先生不是一般的文科教授，他是湖南师大乃至湖南全省第一个文科博士点的创建者，不应该不知道;其三，林先生担任过师院院长和师大校长，学院改成大学，还是在他的任期之内完成的，你们应该比我更重视校史，也应该知道他……
　　每年的12月27日来临时，我都会记得，这是我的本科师长林增平先生的忌日。就是二十七年前的那个上午，我也惦记着已经病危的林先生，把祝福新年的信函投入湘潭火车站附近的邮筒，手持上海前辈丁日初先生的特邀电报，转身登上72次列车。此行将与北京学者杨天石先生一道，作为外地嘉宾，出席丁先生与上海中山学社主办的小型研讨会。讵料次日抵沪时，与黄浦江的寒风一同削面而来的，就是林师永逝之凶讯。那一刻，我很难忍住泪水，暗自神伤：大度犹容五车富，宗师一去半山空。
　　稽古乏力，岳麓有碑。师宗伟岸，来者当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