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人居然也穿貂裘，这令到访大清国的外国人十分惊诧。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安德森（Aeneas Anderson）注意到，广州皮衣服装店很多，店里的皮料很丰富，如豹皮、狐皮、熊皮和羊皮都有。
　　12年（1805年）后，到达广州的俄国“涅瓦号”舰长尤里·利相斯基也看到，广州的冬季“一些人缝制了皮上衣，另一些人只将袖口和领子缝上毛皮”。
　　这种只在领袖上缝上毛皮的时尚，叫做“衣缘皮”——衣服边缘上的毛皮装饰。《清稗类钞》记录道：“广州地近温带，气候常暖，所谓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也。极冷时，仅需衣棉。然官界为彰身饰观计，每至冬季，则按时以各种兽皮缘于衣之四围，自珠羔至于貂狐，逐次易之，俨如他省之换季然。”
　　大清国对毛皮这种奢侈品的追求，令利相斯基相信：“为此需要大量的海龙皮（海獭皮）、貂皮和黄貂鱼（海狗）皮”，这对俄罗斯的毛皮产业无疑是利好消息。

貂裘贸易战

　　官场穿裘，最初并非为了炫富。
　　中华帝国向来将服饰作为区别不同等级的工具，类似军衔，清政权则将其传统的毛皮服饰带入了官员着装规定中，不同级别的官员所穿毛皮种类，都有严格制度，甚至换季的顺序也被详细规定，统一更换，不得错乱。
　　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及帝国对服饰规制的放松，最终促成了穿裘从“贵贱”之别向“贫富”之别的跳跃。到乾隆时期，富者穿狐裘、中产阶层穿羊裘已成时尚，道光年间一些地方甚至“男人俱是轻裘， 女人俱是锦绣”。
　　对于毛皮时尚的追求，刺激了毛皮的进口。世界上最大的毛皮出口国是俄罗斯，而俄罗斯最大的出口对象就是中国。追寻毛皮，甚至成为俄罗斯挺进美洲大陆开辟殖民地的重要动力。英、法、美等国也不甘落后，纷纷投身美洲毛皮的采购，销往中国市场。
　　作为中俄唯一的法定通商口岸，恰克图的关税收入，成为俄罗斯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其中，毛皮贸易约占俄国出口商品的七八成，借此换取中国的茶叶，所谓“彼以皮来、我以茶往”，恰克图因此成为与伦教、纽约、莱比锡和诺夫哥罗德等地并称的毛皮集散地。根据中俄条约，恰克图口岸只准以货易货，毛皮的销售更是直接关系到采购中国茶叶的数量。《剑桥晚清史》记载，从1800年到1824年，恰克图贸易总额增加了将近90%，凸显中国对俄产毛皮的巨大胃口。
　　但俄罗斯商人的好日子，很快被欧美商人打碎。为了弥补对华贸易中的巨额出超，欧美商人不断寻找能够替代白银输入中国的商品。美洲西北岸出产的海獭和海豹毛皮，因此成为在鸦片之前的主要替代物之一。
　　1776年，即美洲殖民地通过《独立宣言》这一年，曾经发现了澳大利亚的英国探险家詹姆士·库克，在美洲西北岸廉价收购一批海獭皮，1779年以每张120银元的高价，在广州售出，引起了市场的极大关注。随后，英国商人开始大规模介入毛皮生意。
　　美国独立后，第一艘对华直接贸易的商船“中国皇后号”，在其1784年的首航中，所运载的主要货物也是毛皮。欧洲其他国家也不甘示弱，1787年奥地利的“帝国之鹰号”、1791年法国的“强壮号”，都随着英美，开始在美洲与中国之间做起了毛皮生意，广州港的毛皮进口数量不断攀升。
　　深感威胁的俄罗斯人，不惜动员国家机器，加大对远东及北美地区毛皮的控制，这导致了“俄美公司”——一家类似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企业——的诞生。但这并不能改变俄国人最大的软肋：交通。俄国商人在北美收购的毛皮，须经格陵兰岛，由海路运往鄂霍茨克，然后再走陆路运往恰克图。这条道路十分艰难，有时居然要走足足两年。相比之下，英美法等国商人，从北美洲直航广州，往返仅需五个月。更为关键的是，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远离中国的人口中心，在市场辐射能力上完全无法与地处珠三角的广州相比。这导致俄国对华出口的支柱有坍塌的危险。
　　在毛皮争夺战中日益被动的俄罗斯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广州，试图开辟从圣彼得堡直达广州的海上商路，促成了1803年8月开始的俄罗斯首次环球航行。尽管这次环球首航在技术上十分成功，在商业上却惨遭失败——大清政府严词拒绝与俄罗斯进行海路贸易，并处分了相关的广州官员。
　　尤其令俄罗斯人郁闷的是，由于他们总是在恰克图挑战各种规定，激怒了乾隆皇帝，先后三次下令关闭恰克图口岸——最后一次，从1785年到1792年，居然关闭了长达八年之久。而这为欧美毛皮商人的趁机崛起提供了机会，俄美公司在1800年的报告中感叹：“大量皮货经多次转手输入广州，由这里运销全中国，使我们在恰克图的便宜买卖大受打击，最后很可能关税枯竭。美国人说，恰克图闭市使他们受益，皮价可以抬高两成。”
　　据美方资料，自此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总共给广州输入的毛皮价值，高达1500万-2000万美元（折合如今30亿-40亿人民币），中国高端人群对于奢侈品的酷爱和强大购买力，成为年轻合众国的经济“加油站”。

大清"表哥"

　　毛皮之前，大清国的主要进口商品是西洋钟表。
　　彼时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钟表进口国。乾隆皇帝正是举世无双的大“表哥”。仅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等人就累计进贡钟表130件。据现存乾隆朝贡单的不完全统计，大“表哥”收到的进贡钟表，共有3000多件，其中以英国钟表为最。后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紫禁城内的库存钟表有431架，圆明园则有441架，可见历代收获之丰。著名贪官和的家中，有大时钟10架，小钟表300余架，洋表280余个。《啸亭续录》载：“近日泰西氏（西洋）所造自鸣钟，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带来的丰厚礼物，并不能引起乾隆的重视。熟悉北京高层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告诉英国人：“精明的耶稣会士早就把乾隆惯坏了，皇帝已有一只豪华表，奇特的转动喷泉钟，一只能走步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等。神父们就怕一句话，就是皇帝对他们说：‘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 　　乾隆时期，的确在钟表外观的创新上，花费了不少精力。配备了大量外籍技术人员的“做钟处”，根据皇帝的喜好，对西洋钟表进行特殊的改造。如1752年，乾隆要求对一台乌木架葫芦形时乐钟进行技术攻关：“著西洋人将此钟顶上想法安镀金莲花朵，逢打钟时要开花，再做些小式花草配上”。
　　英国人曾向乾隆敬献了一台能写字的机械人钟，可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后来，又有人敬献了能写“万寿无疆”四个汉字的机械人钟。自此，对它们进行升级，书写满、蒙、藏字，就成为乾隆皇帝交给“做钟处”的技术课题及政治任务。

英国人的嘲笑

　　钟表生产，很早就部分实现了“国产替代”。马戛尔尼使团的贡物主管巴罗说：“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是，广州的一个中国人第一次见到欧洲钟表，就成功地仿造出一只来……现在，他们以三分之一的费用大批生产这种精巧的机械。”巴罗也感慨：“唯一需要我们提供的是主发条，因为那是他们做不出的。”
　　钟表最为关键的核心——发条，确切地说，是发条用钢，一直必须依赖进口，这也是清帝国的一大奇观。根据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七月的一份奏折，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曾进口发条用钢“广钢”2094斤，在此后的八年中，这批钢材被消耗2011斤，制作134根发条，平均每年用钢251斤，平均每根发条用钢15斤，以便满足宫中大型钟表和机械玩具的需求。1768年，相关部门再度请旨，要求继续进口2000斤发条用钢。
　　中国人在细微处的灵巧，没少受英国人嘲笑。他们认为，目前跟欧洲相比，中国人可以说是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伟大，在举足轻重的大事上渺小。而造成这些的原因，在于“朝廷傲慢自大，假装对任何新的或外国的东西都不屑一顾，对新的发明创造，不管多么精妙奇巧，他们都普遍缺少鼓励，因而极其严重地阻碍了艺术和制造业的进步”。
　　英国人的确观察细腻。乾隆本人虽然对西洋钟表极为酷爱，却丝毫也不妨碍他在公开场合痛斥：“恶其淫巧，尝禁其入贡，然至今未能绝也。”此举与其父亲雍正皇帝颇为类似。雍正平日里常常戴着西洋眼镜，甚至曾头戴西洋假发，身着洋服画像，但在公开的文件批示中，却痛斥“西洋物件”：“白白叫无益之物使外国人占中国之利，此举甚不当！中国什么东西没有？！”
　　马戛尔尼使团发现，中国人虽然有各种丰富的经验，却从来不在经验的基础上再往前一步。比如，中国人知道用装了明矾的竹筒在河水里搅动几下，使得水马上就澄清了，但却并不研究为何明矾能起到如此作用；中国人用蒸汽来软化牛角，制作那种薄而透明的大灯笼，却似乎从来没有发现蒸汽被压缩之后的巨大能量……
　　英国人在经过大运河时，看到中国人使用绞盘拖动航船，进出不同高度的河段，而不是使用水闸调节水位——尽管水闸在中国十分普遍。他们猜想：“中国朝廷不愿意让任何形式的发明创造，夺走成千上万人获得微薄生计的机会……如果在中国为促进和解放劳动力而普遍推广机器的使用，那么伴随而来的后果将是极其痛苦的，是致命的。”
　　爱民及对社会稳定的期盼，的确是帝国拒绝进步的堂皇理由。天朝的进口，仅仅局限于奢侈品，虽然这为天朝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却让民众的生活并无切实的获益。
　　帝国的停滞，并非因为制度自信、技术自信带来的傲慢，恰恰倒是因为缺乏制度自信和技术自信，甚至缺乏面对民众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