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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是中华法系的一道法律文化，延续于古代法律制度有数千年之久，是否可以适用于当代社会也一直饱受争议。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在188条引入了亲属拒证权，与亲亲相隐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是对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亲亲相隐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对于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具有独特的价值，也是古法今用的源泉之一。但是，刑事诉讼法需要根据当下的法治环境，批判性的借鉴亲亲相隐，并进一步完善。
一、亲亲相隐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
亲亲相隐，又称作亲亲得相首匿，其基本内涵指的是有一定血缘亲属关系的人，除了谋反、谋大逆的罪名之外，均可以互相隐匿犯罪行为。亲亲相隐的立法源远流长，是传统宗法制社会的一种折射。历史上首次提出这个理念的是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观点，并为后世不断的继承和扩充。亲亲相隐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的是在西汉，董仲舒创立并承认其合法性。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规定被公认为是对亲亲相隐的制度化。这个规定是一种人性化的回归，也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人文关怀。
二、亲亲相隐的当代法律价值
第一，亲亲相隐符合法律与亲情的平衡。
法律不应当只是冷冰冰、硬邦邦的条条框框，还应该有一层人性关怀的保护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亲情是维系社会伦理的纽带，这要求法律制度必须顺应这种亲情伦理。让亲属证明被告人的罪行，那将是非常残忍的一幕。如果法律为了正义而置亲属之间的痛苦、猜疑、失信、背叛于不顾，那么，虽然正义实现了，但是也要付出代价，那便是社会充满了人性的冷漠，这当然不是立法的初衷。而且，亲属作证也不是定罪量刑的唯一因素，并非必不可少。因此，亲亲相隐保证法律与亲情的平衡。
第二，亲亲相隐符合法律可行性的要求。
法律的价值最终要靠执行来实现，执行是法律的生命，没有执行的立法只是一纸空文。一部法律的可行性如何关键就在于人们能不能完全的做到令行禁止。家庭成员间的亲情血浓于水，这种血缘关系决定了家庭成员之间不离不弃，自始至终都会站在同一条线上。如果说家庭的亲属面临着法律制裁的时候，法律还要求人奉行所谓的大义灭亲，那无疑会引来亲属的抵触情绪，甚至产生反抗的意识。法律硬性规定亲属作证的义务，肯定不能很好到的得到执行，这已经突破了亲属之间的伦理底线。在这里，唯有亲亲相隐才是保证法律受到社会认可的正确方式，否则，法律可能会被束之高阁，其时效性就大打折扣。
第三，亲亲相隐符合证据的可信度要求。
证据是否充分、确凿关系到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同时，证据是否具有可信度也会影响到证据的采用。并非所有的证据都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这还要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才能进一步判断其证明力。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曾指出，“证人的可信程度随着他与罪犯间存在的仇恨、友谊、和其他密切关系而降低”。家庭成员之间就算是互相证明犯罪事实，也会因为处于一个家庭的共同体而影响到言词证据的证明力。亲属最后所提供的证词往往也缺乏真实性和关联性，对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没有带来益处。那既然如此，亲属的作证价值就大大降低，甚至亲属作证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从证据法的角度讲，亲属作证没有必要，亲亲相隐才是适应的做法。
三、刑事诉讼法中亲亲相隐的局限性
亲亲相隐毕竟源于传统的法律制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几经变换，从西汉到清朝，中间经历了确立、废除、变更、修改等等过程，从古至今争论不休。刑事诉讼法对亲亲相隐的态度是有保留的引入，毕竟亲亲相隐涉及到法律与人情的方方面面，立法也需要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无法一次性就给出适用亲亲相应的立法方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进步性不容置疑，但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次对亲亲相隐的立法只能说是初步的，有限的，例如，亲亲相隐涉及到的容隐权没具体规定，亲亲相隐是否适用于侦查起诉阶段，亲亲相隐范围大小，如何与刑法的窝藏包庇罪相协调等，也就是说目前亲亲相隐还处在探索摸索阶段，还没有真正制度化、规范化。
四、刑事诉讼法中亲亲相隐的完善
亲亲相隐毕竟是本土法律文化的一种现象，历史久远。对此，需要从今天的视角回顾过去，重新审视亲亲相隐的法律价值，既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古代的做法，也不能脱离现实另起炉灶。刑事诉讼法已经起了个好头，接下来就是要逐步完善，必须明确一下四个问题。
第一，明确亲亲相隐的权利属性。
亲属之间的容隐应当是一项权利。刑事诉讼法表述为“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从中无法解读出亲属作证豁免是权利还是义务，规定过于含糊。古代法律制度强调的是亲亲得相首匿，是一项义务性的、强制性的规定，禁止亲属之间互相告发犯罪行为，每个人都应当遵照执行。但是在今天看来，亲属之间是否进行容隐是自由的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法律不应当干涉。将容隐定性为权利更为合适，既能够给予亲属更多的自由，也能够顾及到司法机关办案，证人证言是否可以成为定案证据取决于权利人的态度，可以出面作证，也可以置之不理。
第二，明确亲亲相隐的亲属范围。
古代社会人们的大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因此，亲亲相隐的主体范围也相对较为广泛。如今人们的观念更多的是关注小家庭，因此，要将亲属的范围进行重新界定，使之符合当下社会。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6款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第188条只把主体限定在配偶、父母、子女之内，对于第82条第6款规定就少了同胞兄弟姐们这一主体。但是，笔者认为，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血缘关系还是比较浓厚的，为了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不应当将同胞兄弟姐妹排除在外。这样更加符合社会现状，更加符合人性，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第三，明确亲亲相隐适用的犯罪类型。
亲亲相隐既然是一种容隐权，那么这就要求法律赋予亲属对亲属的犯罪行为进行作证豁免的权利。而这种容隐权是建立在司法权互相礼让的基础上，毕竟容隐权是私权利，而司法权是公权力。在明确亲亲相隐适用的犯罪类型的时候，就要考虑容隐权与司法权二者的平衡。既不能扩大容隐权适用的犯罪类型的范围，也不能缩小适用的犯罪类型范围对此，笔者认为，有三类犯罪行为应当排除在亲亲相隐的范围之外。第一，亲属间的犯罪行为。例如亲属间遗弃罪、虐待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等，因为在此情况下亲属间本来的伦理道德已经被破坏，不符合亲亲相隐制度设计的初衷，不应当纳入适用的范围。第二，危害国家政权、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这因为法律要兼顾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个人情感，二者不可偏废。国家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一旦动摇，公民的权利也将无所保障。第三，贪污贿赂职务犯罪行为。职务犯罪会腐蚀政权的基石，这类案件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证人证言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相互印证至关重要，直接影现象犯罪嫌疑人的定罪。
第四，明确亲亲相隐的司法程序。
既然亲亲相隐要作为一项制度建立下来，那么，在刚刚实行的过渡阶段必须辅之以一定的配套程序。因为制度是静态的，只有配上可操作的程序才能运行起来。为此，要设计亲亲相隐运行的司法程序，这也是把亲亲相隐落到实处的保证。笔者认为，有三道程序要设计。第一，明确司法机关的告知义务。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最好告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属所享有的容隐权利，切实让亲属知道自己的权利。第二，明确刑法的窝藏、包庇罪的适用例外情况。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亲属符合亲亲相隐的条件，那么不应当追究其窝藏、包庇罪的责任，实体法也要与程序法同步更新。第三，明确容隐权利人的救济权。如果亲属被法院强制指证自己的亲属的犯罪行为，那么应当享有救济的权利。为此，亲属可以提出证词系非法证据进行排除，也可以向有权机关提出控告，完善容隐权的救济途径。
总之，新刑事诉讼法开始引入容隐制度，是一次古法今用的尝试。这次立法能够兼顾亲情与法理之间的协调，兼顾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之间的互补，也将推进我国立法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朱勇.中国法制史[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2] 王剑虹.亲属拒证特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3] 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5] 段晓彦.“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月。
[6] 彭凤莲.亲亲相隐刑事政策思想法律化的现代思考[J].法学杂志.2013年第1期。
一、亲亲相隐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
亲亲相隐，又称作亲亲得相首匿，其基本内涵指的是有一定血缘亲属关系的人，除了谋反、谋大逆的罪名之外，均可以互相隐匿犯罪行为。亲亲相隐的立法源远流长，是传统宗法制社会的一种折射。历史上首次提出这个理念的是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观点，并为后世不断的继承和扩充。亲亲相隐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的是在西汉，董仲舒创立并承认其合法性。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规定被公认为是对亲亲相隐的制度化。这个规定是一种人性化的回归，也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人文关怀。
二、亲亲相隐的当代法律价值
第一，亲亲相隐符合法律与亲情的平衡。
法律不应当只是冷冰冰、硬邦邦的条条框框，还应该有一层人性关怀的保护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亲情是维系社会伦理的纽带，这要求法律制度必须顺应这种亲情伦理。让亲属证明被告人的罪行，那将是非常残忍的一幕。如果法律为了正义而置亲属之间的痛苦、猜疑、失信、背叛于不顾，那么，虽然正义实现了，但是也要付出代价，那便是社会充满了人性的冷漠，这当然不是立法的初衷。而且，亲属作证也不是定罪量刑的唯一因素，并非必不可少。因此，亲亲相隐保证法律与亲情的平衡。
第二，亲亲相隐符合法律可行性的要求。
法律的价值最终要靠执行来实现，执行是法律的生命，没有执行的立法只是一纸空文。一部法律的可行性如何关键就在于人们能不能完全的做到令行禁止。家庭成员间的亲情血浓于水，这种血缘关系决定了家庭成员之间不离不弃，自始至终都会站在同一条线上。如果说家庭的亲属面临着法律制裁的时候，法律还要求人奉行所谓的大义灭亲，那无疑会引来亲属的抵触情绪，甚至产生反抗的意识。法律硬性规定亲属作证的义务，肯定不能很好到的得到执行，这已经突破了亲属之间的伦理底线。在这里，唯有亲亲相隐才是保证法律受到社会认可的正确方式，否则，法律可能会被束之高阁，其时效性就大打折扣。
第三，亲亲相隐符合证据的可信度要求。
证据是否充分、确凿关系到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同时，证据是否具有可信度也会影响到证据的采用。并非所有的证据都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这还要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才能进一步判断其证明力。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曾指出，“证人的可信程度随着他与罪犯间存在的仇恨、友谊、和其他密切关系而降低”。家庭成员之间就算是互相证明犯罪事实，也会因为处于一个家庭的共同体而影响到言词证据的证明力。亲属最后所提供的证词往往也缺乏真实性和关联性，对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没有带来益处。那既然如此，亲属的作证价值就大大降低，甚至亲属作证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从证据法的角度讲，亲属作证没有必要，亲亲相隐才是适应的做法。
三、刑事诉讼法中亲亲相隐的局限性
亲亲相隐毕竟源于传统的法律制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几经变换，从西汉到清朝，中间经历了确立、废除、变更、修改等等过程，从古至今争论不休。刑事诉讼法对亲亲相隐的态度是有保留的引入，毕竟亲亲相隐涉及到法律与人情的方方面面，立法也需要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无法一次性就给出适用亲亲相应的立法方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进步性不容置疑，但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次对亲亲相隐的立法只能说是初步的，有限的，例如，亲亲相隐涉及到的容隐权没具体规定，亲亲相隐是否适用于侦查起诉阶段，亲亲相隐范围大小，如何与刑法的窝藏包庇罪相协调等，也就是说目前亲亲相隐还处在探索摸索阶段，还没有真正制度化、规范化。
四、刑事诉讼法中亲亲相隐的完善
亲亲相隐毕竟是本土法律文化的一种现象，历史久远。对此，需要从今天的视角回顾过去，重新审视亲亲相隐的法律价值，既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古代的做法，也不能脱离现实另起炉灶。刑事诉讼法已经起了个好头，接下来就是要逐步完善，必须明确一下四个问题。
第一，明确亲亲相隐的权利属性。
亲属之间的容隐应当是一项权利。刑事诉讼法表述为“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从中无法解读出亲属作证豁免是权利还是义务，规定过于含糊。古代法律制度强调的是亲亲得相首匿，是一项义务性的、强制性的规定，禁止亲属之间互相告发犯罪行为，每个人都应当遵照执行。但是在今天看来，亲属之间是否进行容隐是自由的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法律不应当干涉。将容隐定性为权利更为合适，既能够给予亲属更多的自由，也能够顾及到司法机关办案，证人证言是否可以成为定案证据取决于权利人的态度，可以出面作证，也可以置之不理。
第二，明确亲亲相隐的亲属范围。
古代社会人们的大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因此，亲亲相隐的主体范围也相对较为广泛。如今人们的观念更多的是关注小家庭，因此，要将亲属的范围进行重新界定，使之符合当下社会。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6款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第188条只把主体限定在配偶、父母、子女之内，对于第82条第6款规定就少了同胞兄弟姐们这一主体。但是，笔者认为，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血缘关系还是比较浓厚的，为了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不应当将同胞兄弟姐妹排除在外。这样更加符合社会现状，更加符合人性，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第三，明确亲亲相隐适用的犯罪类型。
亲亲相隐既然是一种容隐权，那么这就要求法律赋予亲属对亲属的犯罪行为进行作证豁免的权利。而这种容隐权是建立在司法权互相礼让的基础上，毕竟容隐权是私权利，而司法权是公权力。在明确亲亲相隐适用的犯罪类型的时候，就要考虑容隐权与司法权二者的平衡。既不能扩大容隐权适用的犯罪类型的范围，也不能缩小适用的犯罪类型范围对此，笔者认为，有三类犯罪行为应当排除在亲亲相隐的范围之外。第一，亲属间的犯罪行为。例如亲属间遗弃罪、虐待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等，因为在此情况下亲属间本来的伦理道德已经被破坏，不符合亲亲相隐制度设计的初衷，不应当纳入适用的范围。第二，危害国家政权、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这因为法律要兼顾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个人情感，二者不可偏废。国家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一旦动摇，公民的权利也将无所保障。第三，贪污贿赂职务犯罪行为。职务犯罪会腐蚀政权的基石，这类案件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证人证言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相互印证至关重要，直接影现象犯罪嫌疑人的定罪。
第四，明确亲亲相隐的司法程序。
既然亲亲相隐要作为一项制度建立下来，那么，在刚刚实行的过渡阶段必须辅之以一定的配套程序。因为制度是静态的，只有配上可操作的程序才能运行起来。为此，要设计亲亲相隐运行的司法程序，这也是把亲亲相隐落到实处的保证。笔者认为，有三道程序要设计。第一，明确司法机关的告知义务。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最好告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属所享有的容隐权利，切实让亲属知道自己的权利。第二，明确刑法的窝藏、包庇罪的适用例外情况。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亲属符合亲亲相隐的条件，那么不应当追究其窝藏、包庇罪的责任，实体法也要与程序法同步更新。第三，明确容隐权利人的救济权。如果亲属被法院强制指证自己的亲属的犯罪行为，那么应当享有救济的权利。为此，亲属可以提出证词系非法证据进行排除，也可以向有权机关提出控告，完善容隐权的救济途径。
总之，新刑事诉讼法开始引入容隐制度，是一次古法今用的尝试。这次立法能够兼顾亲情与法理之间的协调，兼顾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之间的互补，也将推进我国立法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朱勇.中国法制史[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2] 王剑虹.亲属拒证特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3] 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5] 段晓彦.“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月。
[6] 彭凤莲.亲亲相隐刑事政策思想法律化的现代思考[J].法学杂志.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