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一系列纪念活动在上海陆续举行。
　　11月22日上午，纪念巴金诞辰110周年系列活动暨第11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作家王安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都从“理想”的角度表达了对巴金的缅怀。下午，巴金学术研讨会举行的同时，作家李辉在思南读书会做了一场名为“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讲座，他从《随想录》的创作角度讲述了巴金和80年代文化老人的重要性。
　　王安忆：将巴金先生纪念日当做检讨的机会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纪念巴金先生的日子。这一年里我们做了些什么，是向巴金先生的期望接近了，还是落后了？我们应当将这个日子当做一个检讨的机会，这一年里我不认为我们更让巴金先生满意。”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在开幕式上发言的主题是检讨，晚年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的一个主题即是“忏悔”。
　　王安忆在发言中检讨自己和同行，虽然写下和出版的文字更多，“扫扫又是一大堆”，“可其中的价值真不敢说。”王安忆在发言中说，这个世界的物质是更多了，每天有许多物质在消费出去，从可贵的资源转换成排泄物，“我希望其中不要有，或者少一些文字的制品。”
　　陈思和：写《随想录》的冲动是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同样是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的发言关键词，“巴金先生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陈思和认为，巴金先生对理想的追求，几乎贯穿了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他晚年写作《随想录》仍然贯穿了对理想的实践，我愿意把《随想录》称之为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思想解放过程的全记录。巴金先生用一个老人的迟暮生命，身体力行地参与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陈思和把《随想录》称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文献，帮助人们来理解那个伟大而无比复杂的时代。巴金先生创作《随想录》的时候已经74岁，这部对“文革”的反思之作，他连续写了8年，从1978年写到1986年。陈思和说，这8年间，疾病和衰老紧紧缠绕着巴金先生，使他付出艰难力量才完成这部讲真话的书，他这样做的动力就是来自于他内心的巨大冲动，迫使他不得不把心中的话说出来，而这个冲动就是巴金的理想主义。
　　李辉：最早进行自我反省的人
　　在“文革”刚刚结束时，巴金那一代文化人重新回到生活和工作中，巴金先生开始写《随想录》，“而当大多数归来者还在懵懂中时，他率先写作。《随想录》开时代之先。”对“文革”，巴金有很深痛的经历，在上海，他是被批判最多的作家。上海曾经电视直播批判巴金，还在报纸上做提前预告。批判后，他到“五七干校”劳动，妻子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而去世。
　　李辉说，一直到1977年时，巴金先生还写过官样文章，但到了1978年底他开始认真思考“文革”，这就是《随想录》的出现。李辉认为，1978年开始写《随想录》的另外一个动因可能是巴金先生带团去法国访问，回到当年留学的地方，当年写《灭亡》的地方。李辉认为：“这段访问，激活了1920年代的记忆，这些记忆让巴金先生重新思考自己，反省自己。”
　　1978年，“文革”刚刚结束，民国过来的一批文化老人集体劫后归来，当大多数人还在控诉“文革”，讲述自己伤痛的时候，《随想录》开时代之先，开始谈忏悔。李辉说：“那个时候，归来一代，主要是诉苦为主，但巴金虽然受苦，那么多人批判他，但他的文章里，没有一篇是谈这些事情。哪怕是出卖过他的朋友，他也几乎不谈。反倒是谈自我忏悔。他说，‘文革’，我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那个时候，巴金先生主动写文章说自己在1955年写文章批判过胡风和路翎，但在李辉看来，这种忏悔现在反而成了所谓“罪状”。“很多人就指责巴金落井下石。但对我们这些研究者来说，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他是最早进行自我反省的人，但这是悲剧。”
　　巴金先生通过《随想录》来忏悔，更主张个人思考，反复强调讲真话。“1980年前后，讲真话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李辉说，现在也有人批判《随想录》太简单了，但他认为，这些文章是一个76～82岁的老人写的，“他只是用最简单方式和语言，进入读者的心”。
　　（摘自《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