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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太平洋关系学会是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民间区域性交流论坛，是最早提出“太平洋意识”和地区合作发展构思的国际组织。它的成立是美国一战后亚太政策的产物，是基督教青年会将“夏威夷梦想”国际化的结果。该组织早期活动中所确立的“非正式外交”、大会论坛的工作模式，为后世的亚太区域合作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太平洋关系学会，历史根源，夏威夷梦想
[中图分类号]D8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034-05
太平洋关系学会是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民间区域性交流论坛，是最早提出“太平洋意识”和地区合作发展构思的国际组织，它不仅提出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概念，提升了亚太地区的地位，促进了对该地区国家的跨文化理解，而且它创立了一套为后来的亚太区域合作组织奉为圭桌的合作模式和工作方式。所以，在“太平洋时代”即将来临的21世纪，对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历史考察，便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拟简要介绍太平洋关系学会建立的历史背景和初期的发展，借以证实该组织的先驱地位，以为引起学术讨论的引玉之砖。
一、太平洋关系学会成立的历史根源
1925年6月30日至7月14日，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夏威夷、朝鲜、菲律宾、新西兰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109名代表，以及3名自由代表和31名官方的观察家在夏威夷的檀香山(火奴鲁鲁)召开大会，共同探讨成立一个促进太平洋地区民间外交的常设论坛的问题。最终，会议发表了《太平洋关系学会成立宣言》，宣布太平洋关系学会正式成立。
太平洋关系学会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绝非偶然，它是太平洋地区，尤其是美国国内一系列重要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太平洋关系学会的问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亚太政策发展的产物。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欧洲列强在战时损失惨重，实力大打折扣；而美国则未直接受到战火荼毒，又大发了战争横财。此消彼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此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感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着手谋求国际政治的领袖地位。威尔逊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和建立国际联盟的主张，就是美国称霸世界的一份蓝图。
然而，威尔逊的冒进计划很快就遭到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反对而失败。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受到了英、法、意等欧洲传统强国的抵制，美国迅速称霸世界的梦想因而受挫。在国内，威尔逊的计划则遭到了以洛奇为首的共和党强硬派的反对，和约未获国会的通过，威尔逊所设想的称霸世界的梦想随之化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外交传统所强调的徐图渐进的扩张计划，再一次成为美国外交的主旋律，而这一计划当时的中心目标就是谋求海上霸权，称雄太平洋地区。
事实上，早在美国内战爆发以前，威廉·亨利·西沃德就提出了向太平洋扩张的主张。他曾预言说，美国人“注定将要把他们不可抗拒的浪潮滚滚推向北部冰封的屏障，并将在太平洋岸边与东方文明碰头”。西沃德指出，三千多年来，世界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向西移动，并“持续向西发展直到世界新兴文明和日趋衰落的文明在太平洋沿岸相遇为止”。但西沃德的主张由于美国“羽翼未丰”而并未得以实施。
进入19世纪后期，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经济实力日益强盛，为垄断资本向海外扩张服务的新使命观沉渣泛起，特纳的“边疆论”和马汉的“海上实力论”相继出笼，为美国的海外扩张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曾预言道：“地中海是昔日的海洋，大西洋是当今的海洋，太平洋是明天的海洋。”同时，美国又通过美西战争把帝国扩张到了太平洋地区，又吞并了夏威夷，占领威克岛，瓜分东萨摩亚的重要岛屿，由此形成了虎视远东和太平洋的态势。所以，巴黎和会的受挫很自然地使美国将其谋求霸权地位的“现实”目光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仅仅作为美洲的霸主不足以与欧洲列强抗衡，只有成为太平洋的盟主才可于大西洋争夺世界总盟主地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于1921年首倡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以重新确定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权力体系。到1922年2月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五强海军条约》、《四强公约》和《九国公约》，确立了远东和太平洋的华盛顿体系。
会议首先通过的限制海军方案削弱了英国的海上霸权，以逐步将英国排除出太平洋，《四强公约》拆散了英日同盟，为美国日后称霸太平洋扫清障碍。其后签订的《九国公约》则规定了门户开放和在华机会均等，是美国外交上的一个大胜利，为美国在远东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这是巴黎和会后的美国不断谋求世界霸权的努力中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巴黎和会上美国的霸权算盘落空，在欧洲的失败使美国开始转向太平洋地区。
面对太平洋的“权力真空”，英国并非不存野心，但“日不落帝国”已今非昔比，正在变成日益“沉没的小岛”，不得不回头整饬国内经济、恢复实力、保持欧洲均势、防止法国坐大，因此需要相对放松远东，在太平洋问题上采取保守的态度。
澳大利亚对太平洋的观念是爱恨交织，甚至有些敌意。澳大利亚对日本成长为大洋上的军事强权感到了威胁，认为英帝国在战略上的安排欠妥。所以，有些人感到有必要促使英帝国对太平洋地区采取新措施。
日本是太平洋上新崛起的岛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对外部资源和市场依赖也比较严重，因此也在谋求对外扩张，向北击俄，向南侵华，直至建立所谓的“太平洋圈”，抢占资源产地和市场。日本的泛亚主义提出了一个口号：日本为把亚洲从欧洲的势力下解放出来而要进行一场圣战。
因此，有人预言说20世纪是太平洋世纪，未来的时代是太平洋时代。太平洋是世界的“权力真空”，新的霸主将崛起于太平洋，太平洋将成为权力争夺的中心，对太平洋的了解成为当务之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促进对太平洋地区各国相互了解为宗旨的民间外交论坛——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成立就是众望所归、水到渠成的事了。
当然，太平洋关系学会之所以肇始于夏威夷地区，还主要归因于“夏威夷梦想”的历史延续和当地基督教青年会领导人的大力推动，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该组织在成立初期对其“民间性论坛”性质的强调。
夏威夷地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的交汇之处，而且从地理上处于太平洋的中心位置，来自东西方的各种哲学理念和思想观念杂陈融汇，各种族、各国籍、各民族的人们杂居共处，使夏威夷成为一个多文化、多种族的社会。在古代夏威夷的颂歌神话中，表达了追求和谐兼容的伊甸园式的文明梦想，这就是传统土著文化的“夏威夷梦想”。到了近代，国际主义运动在夏威夷蓬勃发展，一面提出了多文化“熔炉”和睦共处的理想，一面是希望延续并发展新的“夏威夷梦想”：夏威夷处于世界的中心而 不是世界的边缘；夏威夷负有一种使命感，它将作为前驱，为实现夏威夷的梦想去努力消解日益恶化的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间的紧张关系，为整个太平洋乃至整个世界建立一个更和平、更和谐的美好社会。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成立，便是实现夏威夷梦想的一个颇为成功的尝试。
在使夏威夷梦想转化成现实的国际主义运动的过程中，檀香山的基督教青年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当地的商界和市政领袖，在基督教青年会中担任要职的弗兰克·C·阿瑟顿是一位活跃的领导人物。他坚信太平洋在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为该地区日趋紧张的局势深感忧虑。他认为深刻理解夏威夷的多文化社会机制，才是解决该地区内异国、异民族间矛盾的关键。夏威夷梦想鼓舞着阿瑟顿和他的青年会的统治者，将夏威夷梦想与青年会理想完美结合，他们力图发扬基督精神，借鉴夏威夷社会文化模式，建设一个和平发展的太平洋。
基督教青年会是19世纪时兴起的一个宗教外围团体，1844年由英国青年商人乔治·威廉斯在伦敦创立，并于1851年传至美国。1854年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北美联合会(美加联合)。1855年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19世纪80年代起，由于基督教青年会宣传宗教和改良主义活动对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有利，得到大资本家的大力扶植，不但利用它对职工进行笼络，而且与基督教传教运动配合，竭力支持它向海外扩展势力。进入20世纪后，它由针对个别青年逐步扩大到面向整个社会，推行改良主义，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推广“社会福音”，并逐渐同西方许多政治组织保持联系，广泛参与和推进国际性的政治活动。可以说，基督教青年会在太平洋关系学会成立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会的倡议和筹备工作由基督教青年会完成，成立初期，它的骨干和成员也大部分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官员和会员，而且，历届总书记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官员。
基督教青年会最初的想法是召开太平洋沿岸几国的基督教青年会代表会议，成立一个为太平洋各国家培训基督教青年会的书记或总干事的组织。经基督教青年会官员大会认真讨论，并征求有关负责人的意见，1921年12月，檀香山的基督教青年会受命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泛太平洋基督教青年会大会的计划和筹备工作，大会的宗旨是使基督精神成为太平洋地区人民相互理解的动力和共同基础。在此后举行的世界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会议上，与会的太平洋国家的代表就此进行了认真的磋商。1923年成立了筹委会，12月向澳、加、中、日、朝、新(西兰)、菲和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发出召开泛太平洋大会的倡议。这八国接受了倡议，并派员组成了“总召集委员会”。此时有关大会的计划已发生了重大演变，大家希望建立一个自治、自主的团体，以促进太平洋地区内人民的友谊与合作，避免误解和冲突。这个组织将与基督教青年会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基督教青年会也不再坚持会议由基督教青年会主办。“总召集委员会”于1924年9月在大西洋城召开了会议。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最终酝酿形成了成立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具体计划。
二、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
1925年6月30日至7月14日，在夏威夷檀香山(火奴鲁鲁)的普纳豪学校召开了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成立大会。共有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夏威夷、朝鲜、菲律宾、新西兰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109名代表，以及3名自由代表和31名官方的观察家出席了大会。大会的主要议程包括对新成立的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目的、性质、工作和研究方法进行讨论，就种族、民族国家、资源开发、工业化、移民、宗教和教育等大家关注的问题展开分组讨论，确定学会的组织和领导机构并选举产生各机构领导人等。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大会发表了《太平洋关系学会成立宣言》，并完成了组织的机构建设工作。
在《成立宣言》中，具体规定了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性质、工作和研究方法及其要实现的目标等内容。《宣言》中说：
太平洋关系学会是对太平洋地区深感兴趣的男女所组成的团体组织，他们在此相聚和工作，并不代表他们各自的政府或其他任何组织，而是作为个人来为提高有关民族的福利而工作。
学会将致力于收集和解释具有国际意义的事实，通过它们的影响来指导公众意见，因而可能对有关国家的发展给予建设性的帮助；致力于推动改进现存的有妨碍国际和谐与好感倾向的司法和行政程序；致力于通过个人联系以及对经济、教育、社会、政治、伦理和宗教条件的研究来直接地促进国际友谊。
学会的目标是使其工作切合实际，以便使它能够在消除国际关系中的困难和推进建设性援助措施方面发挥直接的作用。
在机构建设方面，学会确立太平洋理事会为它的最高管理机构，由各国理事会选派一名代表参加，负责大会中的各项事务。斯坦福大学的校长雷·里曼·威尔伯当选为太平洋理事会主席，弗兰克·c·阿瑟顿为副主席。另外，设一个总书记和一个书记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书记处是常设的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学会的日常管理工作及领导和协调各国理事会的工作。默勒·戴维斯和查尔斯·鲁米斯分别当选书记处的总书记和副总书记。
太平洋关系学会成立之初，书记处即确定了目标，集中精力进行组织建设。学会总书记戴维斯甚至亲赴欧洲考察建立各国理事会的计划。到1927年第二届大会时，太平洋关系学会已建立了一套层次分明的机构来处理学会各种事务。
资金筹集是太平洋关系学会工作的另一个重点。太平洋理事会的资金主要来自各国家理事会、个人捐资、基金会和工商业组织赞助。各国家理事会则要求财政自足。在各国理事会中，美国理事会(后改称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始终是筹资最多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对太平洋关系学会施加很强的影响，而且历任总书记都由美国人担任。
同时，在1927年大会上确立了学会的基本工作方式——每两年召开一届的太平洋关系学会代表大会。会前由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国际项目委员会和书记处与各国理事会协商拟定大会讨论议题，选择包括当代本地区问题在内的主题为大会论题。由各国理事会先就议题进行精心准备，然后由各国理事会派代表团参加大会的讨论。代表们通过书记处和本国理事会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其他背景材料来准备、研究，然后参加大会讨论。大会通常持续两个星期左右。大会主题的各专题由讨论的负责人进行秘密的协商讨论，会议不对新闻界开放，也不保存明确的会议记录，只有不标出发言者的一般性的总记录。大会是太平洋关系学会最重要的活动，即使在二战中也未停止举行。
在大会进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会议论坛模式，由此发展出一种新的论坛外交概念，后为其他组织所遵循。在二三十年代欧洲仍作为世界中心的局势下，这种大会论坛方式发展了一种看待亚洲和太平洋的新观念；另一方面，来自亚洲的代表 和成员们与西方的代表和成员在这里平等相处、互相尊重。这在当时的种族社会中仍是较为罕见的。不仅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相互敬重、和睦共处，而且不同地位、不同职业、不同观点的人们，也通过互相交流探讨而逐渐互相理解。
最为关键的是，太平洋关系学会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学会要严格限制介入政治和国际争端，即所谓的“严格观点”。默勒·戴维斯在1927年第二届大会报告中强调太平洋关系学会是“非宗派的、非争议性的、非宣传性的”。这反映了太平洋关系学会初期的领导者和多数檀香山代表们的观点，即太平洋关系学会就其根本而言，是跨文化联系和交往的一种工具，是交流个人观点的民间机构。
然而，随着太平洋关系学会组织建设的不断完善，成员队伍日益壮大，也带来了很多不同意见，对学会“严格观点”的批评尤为突出。例如，英国代表莱昂纳尔·柯蒂斯曾在纽约与美国理事会的所有成员晤谈，后又从大西洋彼岸写来了一封长信，提议重组太平洋关系学会。戴维斯认为柯蒂斯并不理解学会的观念和指导思想，“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组织”。
作为坚持严格观点的代表，戴维斯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是在1927年的第二届大会结束后，对戴维斯的批评和对总部设在夏威夷的不满如潮涌而至。默勒·戴维斯从小生长在日本，在基督教青年会十分活跃，在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创建和初期活动中，戴维斯颇得美、英、澳、日的高层官员的肯定和信任。当选总书记后，戴维斯积极筹备大会，并投入大量精力在亚洲和北美建立了六个国家理事会和十二个地方机构，同时力争在欧洲国家如英国、荷兰等成立理事会。尽管如此，对他的“严格观点”的批评仍不断增多。
当时的美国理事会书记爱德华·卡特也反对严格观点。卡特1926年加入太平洋关系学会并任美国理事会书记，此前他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位颇有才干的官员。卡特190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02-1908年和1911-1917年他在印度任基督教青年会的书记，1917-1919年担任美国远征军的基督教青年会的书记，1920-1922年在伦敦任基督教青年会的国际书记。
卡特认为，戴维斯等学会“奠基前辈们”的观点过于狭隘，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大会讨论不应回避当时的政治问题。他未与美国理事会和学会的研究委员会商妥，便敦促纽约基金会提出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新研究计划；卡特还提出了增加工作人员等改革方案。
到1929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届大会前夕，卡特与戴维斯之间的观点冲突和个人摩擦迅速加剧。大家对戴维斯群起而攻之。最后也是最大的打击来自财政方面——1929年10月爆发的股票市场的大崩溃，这对学会的财务无疑是雪上加霜。戴维斯迫于来自人事、财务等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向理事会提交了辞呈。
戴维斯在1930年离开檀香山，赴日内瓦担任国际联盟新职前，写信给格林尼，阐述他辞职的原因和他对学会目标的观念。他说他辞职的三个原因是：学会的工作重点已开始从文化和经济事务转向政治事务了；而他又失去了太平洋理事会的支持；缺乏财政控制权。他认为学会最初的理想已经濒临危机，但他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来自太平洋地区外部(指英国)影响的后果，他希望学会不要变成“一个大西洋的太平洋关系学会”。
戴维斯的辞职是一个分水岭。从此，太平洋关系学会开始向一种特殊的地区性国际组织转变，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区内民间组织。学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逐渐脱离了最初的理想，开始介入国际政治中，学会自此卷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旋涡：中日战争、二战、冷战，麦卡锡时代……再也没能摆脱出来。
太平洋关系学会在建立初期强调严格的民间性和区域性，目的在于避免介入政治，而陷入国家间利益中无法自拔，导致一国对另一国的文化霸权，对它国进行文化“同化”。因此，它强调成员首先是个人的，然后才是国家的。但是从一开始，学会就强调要发挥个人的影响，由民间领域的交流和跨文化理解而导向地区的和平，所以政府是他们努力要影响的一方，不与官方发生密切关系无法达到此目的。所以，学会所力求的只是不与政府发生直接的关系，保持不隶属、不交叉的平行的独立关系，借助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和大会论坛对政府的决策发挥作用。显然其宗旨和组织性质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另外，它的宗旨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文化交流中完全的对等几乎是不存在的，学会创始时期以基督精神为指引的宗旨本身也带有文化扩张的霸权性质，尽管它同时也在强调基督的平等博爱精神。
太平洋关系学会作为该地区最早的一个地区间的国际组织，被奉为APEC、PECC和PBEC等组织的前身，其开拓性的先驱地位毋庸怀疑，它创造的会议论坛的工作方式，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关于地区发展和非政府组织的新概念，一直被其他组织奉为圭臬。学会通过大会论坛广泛研讨，以求同存异，努力建立一个地区对话机制，这种机制尽管也存在缺陷，但时至今天，这种努力仍在继续。学会利用大会的论坛和民间交流的优势，创新了一种所谓的非政府的“大会外交”方式，作为一种全新的外交机制，成为政府间官方外交之外的有益的补充渠道。而且从IPR到PBEC、PAFFAD和PECC再到APEC也反映了从学术论坛、民间组织到半官方、官方组织这样一种地区合作组织的必然发展历程。
作者简介
王纯，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关键词]太平洋关系学会，历史根源，夏威夷梦想
[中图分类号]D8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034-05
太平洋关系学会是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民间区域性交流论坛，是最早提出“太平洋意识”和地区合作发展构思的国际组织，它不仅提出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概念，提升了亚太地区的地位，促进了对该地区国家的跨文化理解，而且它创立了一套为后来的亚太区域合作组织奉为圭桌的合作模式和工作方式。所以，在“太平洋时代”即将来临的21世纪，对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历史考察，便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拟简要介绍太平洋关系学会建立的历史背景和初期的发展，借以证实该组织的先驱地位，以为引起学术讨论的引玉之砖。
一、太平洋关系学会成立的历史根源
1925年6月30日至7月14日，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夏威夷、朝鲜、菲律宾、新西兰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109名代表，以及3名自由代表和31名官方的观察家在夏威夷的檀香山(火奴鲁鲁)召开大会，共同探讨成立一个促进太平洋地区民间外交的常设论坛的问题。最终，会议发表了《太平洋关系学会成立宣言》，宣布太平洋关系学会正式成立。
太平洋关系学会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绝非偶然，它是太平洋地区，尤其是美国国内一系列重要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太平洋关系学会的问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亚太政策发展的产物。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欧洲列强在战时损失惨重，实力大打折扣；而美国则未直接受到战火荼毒，又大发了战争横财。此消彼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此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感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着手谋求国际政治的领袖地位。威尔逊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和建立国际联盟的主张，就是美国称霸世界的一份蓝图。
然而，威尔逊的冒进计划很快就遭到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反对而失败。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受到了英、法、意等欧洲传统强国的抵制，美国迅速称霸世界的梦想因而受挫。在国内，威尔逊的计划则遭到了以洛奇为首的共和党强硬派的反对，和约未获国会的通过，威尔逊所设想的称霸世界的梦想随之化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外交传统所强调的徐图渐进的扩张计划，再一次成为美国外交的主旋律，而这一计划当时的中心目标就是谋求海上霸权，称雄太平洋地区。
事实上，早在美国内战爆发以前，威廉·亨利·西沃德就提出了向太平洋扩张的主张。他曾预言说，美国人“注定将要把他们不可抗拒的浪潮滚滚推向北部冰封的屏障，并将在太平洋岸边与东方文明碰头”。西沃德指出，三千多年来，世界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向西移动，并“持续向西发展直到世界新兴文明和日趋衰落的文明在太平洋沿岸相遇为止”。但西沃德的主张由于美国“羽翼未丰”而并未得以实施。
进入19世纪后期，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经济实力日益强盛，为垄断资本向海外扩张服务的新使命观沉渣泛起，特纳的“边疆论”和马汉的“海上实力论”相继出笼，为美国的海外扩张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曾预言道：“地中海是昔日的海洋，大西洋是当今的海洋，太平洋是明天的海洋。”同时，美国又通过美西战争把帝国扩张到了太平洋地区，又吞并了夏威夷，占领威克岛，瓜分东萨摩亚的重要岛屿，由此形成了虎视远东和太平洋的态势。所以，巴黎和会的受挫很自然地使美国将其谋求霸权地位的“现实”目光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仅仅作为美洲的霸主不足以与欧洲列强抗衡，只有成为太平洋的盟主才可于大西洋争夺世界总盟主地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于1921年首倡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以重新确定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权力体系。到1922年2月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五强海军条约》、《四强公约》和《九国公约》，确立了远东和太平洋的华盛顿体系。
会议首先通过的限制海军方案削弱了英国的海上霸权，以逐步将英国排除出太平洋，《四强公约》拆散了英日同盟，为美国日后称霸太平洋扫清障碍。其后签订的《九国公约》则规定了门户开放和在华机会均等，是美国外交上的一个大胜利，为美国在远东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这是巴黎和会后的美国不断谋求世界霸权的努力中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巴黎和会上美国的霸权算盘落空，在欧洲的失败使美国开始转向太平洋地区。
面对太平洋的“权力真空”，英国并非不存野心，但“日不落帝国”已今非昔比，正在变成日益“沉没的小岛”，不得不回头整饬国内经济、恢复实力、保持欧洲均势、防止法国坐大，因此需要相对放松远东，在太平洋问题上采取保守的态度。
澳大利亚对太平洋的观念是爱恨交织，甚至有些敌意。澳大利亚对日本成长为大洋上的军事强权感到了威胁，认为英帝国在战略上的安排欠妥。所以，有些人感到有必要促使英帝国对太平洋地区采取新措施。
日本是太平洋上新崛起的岛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对外部资源和市场依赖也比较严重，因此也在谋求对外扩张，向北击俄，向南侵华，直至建立所谓的“太平洋圈”，抢占资源产地和市场。日本的泛亚主义提出了一个口号：日本为把亚洲从欧洲的势力下解放出来而要进行一场圣战。
因此，有人预言说20世纪是太平洋世纪，未来的时代是太平洋时代。太平洋是世界的“权力真空”，新的霸主将崛起于太平洋，太平洋将成为权力争夺的中心，对太平洋的了解成为当务之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促进对太平洋地区各国相互了解为宗旨的民间外交论坛——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成立就是众望所归、水到渠成的事了。
当然，太平洋关系学会之所以肇始于夏威夷地区，还主要归因于“夏威夷梦想”的历史延续和当地基督教青年会领导人的大力推动，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该组织在成立初期对其“民间性论坛”性质的强调。
夏威夷地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的交汇之处，而且从地理上处于太平洋的中心位置，来自东西方的各种哲学理念和思想观念杂陈融汇，各种族、各国籍、各民族的人们杂居共处，使夏威夷成为一个多文化、多种族的社会。在古代夏威夷的颂歌神话中，表达了追求和谐兼容的伊甸园式的文明梦想，这就是传统土著文化的“夏威夷梦想”。到了近代，国际主义运动在夏威夷蓬勃发展，一面提出了多文化“熔炉”和睦共处的理想，一面是希望延续并发展新的“夏威夷梦想”：夏威夷处于世界的中心而 不是世界的边缘；夏威夷负有一种使命感，它将作为前驱，为实现夏威夷的梦想去努力消解日益恶化的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间的紧张关系，为整个太平洋乃至整个世界建立一个更和平、更和谐的美好社会。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成立，便是实现夏威夷梦想的一个颇为成功的尝试。
在使夏威夷梦想转化成现实的国际主义运动的过程中，檀香山的基督教青年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当地的商界和市政领袖，在基督教青年会中担任要职的弗兰克·C·阿瑟顿是一位活跃的领导人物。他坚信太平洋在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为该地区日趋紧张的局势深感忧虑。他认为深刻理解夏威夷的多文化社会机制，才是解决该地区内异国、异民族间矛盾的关键。夏威夷梦想鼓舞着阿瑟顿和他的青年会的统治者，将夏威夷梦想与青年会理想完美结合，他们力图发扬基督精神，借鉴夏威夷社会文化模式，建设一个和平发展的太平洋。
基督教青年会是19世纪时兴起的一个宗教外围团体，1844年由英国青年商人乔治·威廉斯在伦敦创立，并于1851年传至美国。1854年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北美联合会(美加联合)。1855年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19世纪80年代起，由于基督教青年会宣传宗教和改良主义活动对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有利，得到大资本家的大力扶植，不但利用它对职工进行笼络，而且与基督教传教运动配合，竭力支持它向海外扩展势力。进入20世纪后，它由针对个别青年逐步扩大到面向整个社会，推行改良主义，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推广“社会福音”，并逐渐同西方许多政治组织保持联系，广泛参与和推进国际性的政治活动。可以说，基督教青年会在太平洋关系学会成立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会的倡议和筹备工作由基督教青年会完成，成立初期，它的骨干和成员也大部分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官员和会员，而且，历届总书记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官员。
基督教青年会最初的想法是召开太平洋沿岸几国的基督教青年会代表会议，成立一个为太平洋各国家培训基督教青年会的书记或总干事的组织。经基督教青年会官员大会认真讨论，并征求有关负责人的意见，1921年12月，檀香山的基督教青年会受命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泛太平洋基督教青年会大会的计划和筹备工作，大会的宗旨是使基督精神成为太平洋地区人民相互理解的动力和共同基础。在此后举行的世界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会议上，与会的太平洋国家的代表就此进行了认真的磋商。1923年成立了筹委会，12月向澳、加、中、日、朝、新(西兰)、菲和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发出召开泛太平洋大会的倡议。这八国接受了倡议，并派员组成了“总召集委员会”。此时有关大会的计划已发生了重大演变，大家希望建立一个自治、自主的团体，以促进太平洋地区内人民的友谊与合作，避免误解和冲突。这个组织将与基督教青年会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基督教青年会也不再坚持会议由基督教青年会主办。“总召集委员会”于1924年9月在大西洋城召开了会议。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最终酝酿形成了成立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具体计划。
二、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
1925年6月30日至7月14日，在夏威夷檀香山(火奴鲁鲁)的普纳豪学校召开了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成立大会。共有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夏威夷、朝鲜、菲律宾、新西兰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109名代表，以及3名自由代表和31名官方的观察家出席了大会。大会的主要议程包括对新成立的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目的、性质、工作和研究方法进行讨论，就种族、民族国家、资源开发、工业化、移民、宗教和教育等大家关注的问题展开分组讨论，确定学会的组织和领导机构并选举产生各机构领导人等。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大会发表了《太平洋关系学会成立宣言》，并完成了组织的机构建设工作。
在《成立宣言》中，具体规定了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性质、工作和研究方法及其要实现的目标等内容。《宣言》中说：
太平洋关系学会是对太平洋地区深感兴趣的男女所组成的团体组织，他们在此相聚和工作，并不代表他们各自的政府或其他任何组织，而是作为个人来为提高有关民族的福利而工作。
学会将致力于收集和解释具有国际意义的事实，通过它们的影响来指导公众意见，因而可能对有关国家的发展给予建设性的帮助；致力于推动改进现存的有妨碍国际和谐与好感倾向的司法和行政程序；致力于通过个人联系以及对经济、教育、社会、政治、伦理和宗教条件的研究来直接地促进国际友谊。
学会的目标是使其工作切合实际，以便使它能够在消除国际关系中的困难和推进建设性援助措施方面发挥直接的作用。
在机构建设方面，学会确立太平洋理事会为它的最高管理机构，由各国理事会选派一名代表参加，负责大会中的各项事务。斯坦福大学的校长雷·里曼·威尔伯当选为太平洋理事会主席，弗兰克·c·阿瑟顿为副主席。另外，设一个总书记和一个书记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书记处是常设的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学会的日常管理工作及领导和协调各国理事会的工作。默勒·戴维斯和查尔斯·鲁米斯分别当选书记处的总书记和副总书记。
太平洋关系学会成立之初，书记处即确定了目标，集中精力进行组织建设。学会总书记戴维斯甚至亲赴欧洲考察建立各国理事会的计划。到1927年第二届大会时，太平洋关系学会已建立了一套层次分明的机构来处理学会各种事务。
资金筹集是太平洋关系学会工作的另一个重点。太平洋理事会的资金主要来自各国家理事会、个人捐资、基金会和工商业组织赞助。各国家理事会则要求财政自足。在各国理事会中，美国理事会(后改称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始终是筹资最多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对太平洋关系学会施加很强的影响，而且历任总书记都由美国人担任。
同时，在1927年大会上确立了学会的基本工作方式——每两年召开一届的太平洋关系学会代表大会。会前由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国际项目委员会和书记处与各国理事会协商拟定大会讨论议题，选择包括当代本地区问题在内的主题为大会论题。由各国理事会先就议题进行精心准备，然后由各国理事会派代表团参加大会的讨论。代表们通过书记处和本国理事会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其他背景材料来准备、研究，然后参加大会讨论。大会通常持续两个星期左右。大会主题的各专题由讨论的负责人进行秘密的协商讨论，会议不对新闻界开放，也不保存明确的会议记录，只有不标出发言者的一般性的总记录。大会是太平洋关系学会最重要的活动，即使在二战中也未停止举行。
在大会进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会议论坛模式，由此发展出一种新的论坛外交概念，后为其他组织所遵循。在二三十年代欧洲仍作为世界中心的局势下，这种大会论坛方式发展了一种看待亚洲和太平洋的新观念；另一方面，来自亚洲的代表 和成员们与西方的代表和成员在这里平等相处、互相尊重。这在当时的种族社会中仍是较为罕见的。不仅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相互敬重、和睦共处，而且不同地位、不同职业、不同观点的人们，也通过互相交流探讨而逐渐互相理解。
最为关键的是，太平洋关系学会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学会要严格限制介入政治和国际争端，即所谓的“严格观点”。默勒·戴维斯在1927年第二届大会报告中强调太平洋关系学会是“非宗派的、非争议性的、非宣传性的”。这反映了太平洋关系学会初期的领导者和多数檀香山代表们的观点，即太平洋关系学会就其根本而言，是跨文化联系和交往的一种工具，是交流个人观点的民间机构。
然而，随着太平洋关系学会组织建设的不断完善，成员队伍日益壮大，也带来了很多不同意见，对学会“严格观点”的批评尤为突出。例如，英国代表莱昂纳尔·柯蒂斯曾在纽约与美国理事会的所有成员晤谈，后又从大西洋彼岸写来了一封长信，提议重组太平洋关系学会。戴维斯认为柯蒂斯并不理解学会的观念和指导思想，“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组织”。
作为坚持严格观点的代表，戴维斯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是在1927年的第二届大会结束后，对戴维斯的批评和对总部设在夏威夷的不满如潮涌而至。默勒·戴维斯从小生长在日本，在基督教青年会十分活跃，在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创建和初期活动中，戴维斯颇得美、英、澳、日的高层官员的肯定和信任。当选总书记后，戴维斯积极筹备大会，并投入大量精力在亚洲和北美建立了六个国家理事会和十二个地方机构，同时力争在欧洲国家如英国、荷兰等成立理事会。尽管如此，对他的“严格观点”的批评仍不断增多。
当时的美国理事会书记爱德华·卡特也反对严格观点。卡特1926年加入太平洋关系学会并任美国理事会书记，此前他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位颇有才干的官员。卡特190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02-1908年和1911-1917年他在印度任基督教青年会的书记，1917-1919年担任美国远征军的基督教青年会的书记，1920-1922年在伦敦任基督教青年会的国际书记。
卡特认为，戴维斯等学会“奠基前辈们”的观点过于狭隘，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大会讨论不应回避当时的政治问题。他未与美国理事会和学会的研究委员会商妥，便敦促纽约基金会提出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新研究计划；卡特还提出了增加工作人员等改革方案。
到1929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届大会前夕，卡特与戴维斯之间的观点冲突和个人摩擦迅速加剧。大家对戴维斯群起而攻之。最后也是最大的打击来自财政方面——1929年10月爆发的股票市场的大崩溃，这对学会的财务无疑是雪上加霜。戴维斯迫于来自人事、财务等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向理事会提交了辞呈。
戴维斯在1930年离开檀香山，赴日内瓦担任国际联盟新职前，写信给格林尼，阐述他辞职的原因和他对学会目标的观念。他说他辞职的三个原因是：学会的工作重点已开始从文化和经济事务转向政治事务了；而他又失去了太平洋理事会的支持；缺乏财政控制权。他认为学会最初的理想已经濒临危机，但他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来自太平洋地区外部(指英国)影响的后果，他希望学会不要变成“一个大西洋的太平洋关系学会”。
戴维斯的辞职是一个分水岭。从此，太平洋关系学会开始向一种特殊的地区性国际组织转变，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区内民间组织。学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逐渐脱离了最初的理想，开始介入国际政治中，学会自此卷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旋涡：中日战争、二战、冷战，麦卡锡时代……再也没能摆脱出来。
太平洋关系学会在建立初期强调严格的民间性和区域性，目的在于避免介入政治，而陷入国家间利益中无法自拔，导致一国对另一国的文化霸权，对它国进行文化“同化”。因此，它强调成员首先是个人的，然后才是国家的。但是从一开始，学会就强调要发挥个人的影响，由民间领域的交流和跨文化理解而导向地区的和平，所以政府是他们努力要影响的一方，不与官方发生密切关系无法达到此目的。所以，学会所力求的只是不与政府发生直接的关系，保持不隶属、不交叉的平行的独立关系，借助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和大会论坛对政府的决策发挥作用。显然其宗旨和组织性质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另外，它的宗旨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文化交流中完全的对等几乎是不存在的，学会创始时期以基督精神为指引的宗旨本身也带有文化扩张的霸权性质，尽管它同时也在强调基督的平等博爱精神。
太平洋关系学会作为该地区最早的一个地区间的国际组织，被奉为APEC、PECC和PBEC等组织的前身，其开拓性的先驱地位毋庸怀疑，它创造的会议论坛的工作方式，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关于地区发展和非政府组织的新概念，一直被其他组织奉为圭臬。学会通过大会论坛广泛研讨，以求同存异，努力建立一个地区对话机制，这种机制尽管也存在缺陷，但时至今天，这种努力仍在继续。学会利用大会的论坛和民间交流的优势，创新了一种所谓的非政府的“大会外交”方式，作为一种全新的外交机制，成为政府间官方外交之外的有益的补充渠道。而且从IPR到PBEC、PAFFAD和PECC再到APEC也反映了从学术论坛、民间组织到半官方、官方组织这样一种地区合作组织的必然发展历程。
作者简介
王纯，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