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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久以来，我们对于《左传》文学性的关注大都局限于其思想内涵、记事艺术上，而对占有较大篇幅的记言则视而不见，或仅做简单的语词分析。其实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几为定论，但《左传》之记言与记事之间存在着各种密切的联系，尤其是记言对其记事艺术有着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记言；记事；《左传》；关系
作者简介：张悦（1992-），男，江苏海门人，扬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02
《左传》以记事为主，这应当是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共识，若无《左传》之记事，面对简陋的《春秋》，则势必会造成“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1]的局面。《汉书·艺文志》亦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2]汉代之公羊和谷梁两派抨击左氏时更说：“不过叙事，于经义毫无发明。”[3]诚然，《左传》之主要目的在于记事，其文学成就亦多体现在记事艺术上，但如果忽略了记言在《左传》记事艺术的实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则势必无法对其成就做一客观的认知。就其对于记事艺术实施的影响而言，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叙事视角的影响；二是对叙事时序的影响。
一、对叙事视角的影响
每一部叙事作品都有其特有的叙事视角。就《左传》而言，大部分使用的都是第三人称旁观者叙述视角，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知型叙述方式。以这种视角叙述故事，通常能使叙述者超脱于作品之外，能够在宏观的把握众多的人物和事件的同时，又窥见常常被人忽视的细节之处，对于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更是娓娓道来，毫无违和之感。比如鲁僖公二十八年的晋楚城濮之战，作者以这样全方位的视角窥视了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对与事件相关的几个国家如曹国、卫国、宋国也一一做了宏观的介绍，在叙述事件时，又因为这种视角的灵活性而不断转换叙述主体，时而展示楚子不欲战争而子玉请战的君臣矛盾；时而展示晋国君臣“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4]的战前谋划；时而又聚焦于“子玉怒，从晋师”的不理智和晋国“退三舍避之”的报恩之举；时而又展示了子玉“今日必无晋矣”的傲慢轻狂和晋文公“少长有礼，其可用也”的深沉老到。整个城濮之战的前因后果、是非曲直、种种细节就在这种自由的视角切换中全方位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左传》采取的这种第三人称旁观者叙述视角，即所谓的全知全能的视角无疑是成功的，这种叙述方式带给了这部作品极大的自由性，带给了作者剪裁和匠心独造的自由。不过，由于《左传》为《春秋》传的特性，以及身为史书的特殊身份，作者在自由剪裁，匠心独运时并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而是受到了其耳闻目睹以及史料记载的限制，所以在采取这种全知全能的视角叙述事件时，便不得不倚仗于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不然便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管得太宽、知得太多的感觉，而漏出虚饰的痕迹。所以，《左传》在进行事件叙述时，在篇章中所展示的便几乎都是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也就是传统所说的记言。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隐前的对答，是不可能真实记录的，钱钟书先生曾直接提出：“上古既无缘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驹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警欺软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5]试想，在作者将这些事件归于人物之口以说出时，仍然被后世怀疑其真伪，若作者自己直接叙述而出，则不免难以圆这个“谎”，难以弥缝虚饰的痕迹。
所以，《左传》的作者选择的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旁观者叙事视角，这种视角极为灵活，能够说清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还能将事件的主线和支线有效的结合；甚至能讲述清楚一些游离于主干之外，但却不是可有可无的细枝末节。但是这种叙事角度的选择不是没有条件的，为了采用这种视角，达到全知全能的效果，作为凡人的作者便只有通过记言（或者是拟言、代言）的方式来弥缝虚构、妄诞的故事情节，以此来让读者餍心息喙。钱钟书先生在论及《左传》“记言”时曾曰：“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6]笔者认为，这种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造语方式，若以历史学的角度言之，则必然要为人所诟病，但从文学的角度言之，正是作者采用了记言的方式，才使得这种全知全能叙事角度的选择成为可能。记言对于记事这一艺术成就可谓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二、对叙事时序的影响
童庆炳先生在论及《左传》的叙事时序问题时曾说：“首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而逆时序的演进少。《左传》的叙事按自然时间演进的占了绝对多数，逆时间的演进，如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7]对于童先生的这一判断，总体上我们应该持支持态度，顺序确实是《左传》最为主要的叙事时序。但诚如童庆炳先生所说：“逆时间的演进，如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可见，虽然顺序是《左传》叙事时序最为主要的成分，但倒叙、插叙也是不容忽视的存在。而且，当我们论及《左传》的叙事艺术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其变化多端的叙事时序。正是这种顺序、倒叙、插叙、预序的合理搭配，综合运用，才使得整部《左传》叙事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充满了文学性。
《左传》这种多变的叙事视角，是其记事艺术的集中体现，更是其文学艺术成就这个王冠上的一颗珍珠。刘知几曾盛赞《左传》的叙事艺术曰：“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8]这种艺术成就的取得，其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顺叙、倒叙、插叙、预序等各种叙事视角的交叉运用，是《左传》取得如此叙事艺术成就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如上所言，多样的叙事时序对于《左传》之记事极为重要，但这种多样化的选择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其实施也有赖于记言这种独特的方式。如宣公十五年的“结草报恩”故事，在论述其原因时曰：“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尓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9]在这段带有回忆性质的叙述中，记言占了较大的篇幅，其获杜回的前因后果也在梦里言语中得到了清晰的答案。若无此等之记言，则势难将此前后因果交代清楚，那么倒叙这一叙事时序则也难以付诸实践。纵观《左传》全書，虽然不能说所有的倒叙和插叙都必然与记言相关联，但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记言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若无记言，则《左传》之倒叙和插叙势必要逊色不少。 如果说，记言对于倒叙、插叙两种叙事视角的影响还不够典型，还能找出不少特例的话，那么其对于预序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何为预序？预序即“叙述者提前叙述以后将要发生的事件。”[10]相较于倒叙和插叙，《左传》更为喜欢运用预序的手法，尤其是在战争篇章的叙事中，其总爱在战争结局尚未出现之前，便已预告了结局，这是《左传》的惯用手法。读《左传》，我们不难发现，其预序方式一般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人为预言，即借某些人物之口，预言战争的结局；一是天象占卜预兆，借天象和妖异灾变以及占卜来预兆战事的发展和结果；一是通过梦境来预示情节的发展和战争的结局。[11]但無论是哪一种方式都无法脱离记言，若没有记言的支撑，则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实施。如成公十六年的鄢陵之战，其预序主要是通过孟献子：“晋有胜矣。”[12]申叔时：“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读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谁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复见子矣。”[13]姚句耳：“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懼不可用也。”[14]等言语对答进行。无此言语，则无此预序，无此预序，则《左传》之叙事艺术不张。则《左传》之记事艺术鲜而少矣，又哪里谈得上是什么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和开端呢！
总之，记言对于丰富《左传》的叙事时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记言，《左传》可以灵活的在倒叙、插叙、预叙甚至补叙之间来回切换，自由搭配组合，从而使《左传》之记事时而悬念突生、时而结果明朗、时而又掺杂他事，看似凌乱却又结构完整、看似无关紧要却又前后照应、看似邪乎却又事事在理。若脱离了记言这一重要成分，则《左传》之叙事时序必然要受到极大的限制，必然只能进行简单的顺序（或不那么出彩的倒叙、插叙），那如城濮之战、鄢陵之战、邲之战等卓越的战争叙事篇章，又怎能自由灵活地将叙事重心或多放于战争前的准备，或多放于战争中的双方表现，或多放于战后各方的“工作”上，而形成皆写战争却各有不同的艺术特色，展现出《左传》高超的记事本领呢！
注释：
[1]桓谭：《新论·正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页。
[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15页。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类·存目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9页。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57-458页。
[5]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4-165页。
[6]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
[7]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46页。
[8]刘知几撰，赵吕甫校注：《史通》，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
[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64页。
[10]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11]韩红芹：《〈左传〉战争篇章的叙事艺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08年4月，第15页。
[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80页。
[1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81页。
[14]同上书，第881-882页。
参考文献：
[1]刘知几撰，赵吕甫校注.史通[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2]桓谭.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类·存目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胡亚敏.叙事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46.
[10]韩红芹.〈左传〉战争篇章的叙事艺术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
关键词：记言；记事；《左传》；关系
作者简介：张悦（1992-），男，江苏海门人，扬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02
《左传》以记事为主，这应当是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共识，若无《左传》之记事，面对简陋的《春秋》，则势必会造成“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1]的局面。《汉书·艺文志》亦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2]汉代之公羊和谷梁两派抨击左氏时更说：“不过叙事，于经义毫无发明。”[3]诚然，《左传》之主要目的在于记事，其文学成就亦多体现在记事艺术上，但如果忽略了记言在《左传》记事艺术的实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则势必无法对其成就做一客观的认知。就其对于记事艺术实施的影响而言，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叙事视角的影响；二是对叙事时序的影响。
一、对叙事视角的影响
每一部叙事作品都有其特有的叙事视角。就《左传》而言，大部分使用的都是第三人称旁观者叙述视角，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知型叙述方式。以这种视角叙述故事，通常能使叙述者超脱于作品之外，能够在宏观的把握众多的人物和事件的同时，又窥见常常被人忽视的细节之处，对于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更是娓娓道来，毫无违和之感。比如鲁僖公二十八年的晋楚城濮之战，作者以这样全方位的视角窥视了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对与事件相关的几个国家如曹国、卫国、宋国也一一做了宏观的介绍，在叙述事件时，又因为这种视角的灵活性而不断转换叙述主体，时而展示楚子不欲战争而子玉请战的君臣矛盾；时而展示晋国君臣“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4]的战前谋划；时而又聚焦于“子玉怒，从晋师”的不理智和晋国“退三舍避之”的报恩之举；时而又展示了子玉“今日必无晋矣”的傲慢轻狂和晋文公“少长有礼，其可用也”的深沉老到。整个城濮之战的前因后果、是非曲直、种种细节就在这种自由的视角切换中全方位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左传》采取的这种第三人称旁观者叙述视角，即所谓的全知全能的视角无疑是成功的，这种叙述方式带给了这部作品极大的自由性，带给了作者剪裁和匠心独造的自由。不过，由于《左传》为《春秋》传的特性，以及身为史书的特殊身份，作者在自由剪裁，匠心独运时并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而是受到了其耳闻目睹以及史料记载的限制，所以在采取这种全知全能的视角叙述事件时，便不得不倚仗于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不然便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管得太宽、知得太多的感觉，而漏出虚饰的痕迹。所以，《左传》在进行事件叙述时，在篇章中所展示的便几乎都是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也就是传统所说的记言。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隐前的对答，是不可能真实记录的，钱钟书先生曾直接提出：“上古既无缘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驹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警欺软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5]试想，在作者将这些事件归于人物之口以说出时，仍然被后世怀疑其真伪，若作者自己直接叙述而出，则不免难以圆这个“谎”，难以弥缝虚饰的痕迹。
所以，《左传》的作者选择的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旁观者叙事视角，这种视角极为灵活，能够说清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还能将事件的主线和支线有效的结合；甚至能讲述清楚一些游离于主干之外，但却不是可有可无的细枝末节。但是这种叙事角度的选择不是没有条件的，为了采用这种视角，达到全知全能的效果，作为凡人的作者便只有通过记言（或者是拟言、代言）的方式来弥缝虚构、妄诞的故事情节，以此来让读者餍心息喙。钱钟书先生在论及《左传》“记言”时曾曰：“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6]笔者认为，这种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造语方式，若以历史学的角度言之，则必然要为人所诟病，但从文学的角度言之，正是作者采用了记言的方式，才使得这种全知全能叙事角度的选择成为可能。记言对于记事这一艺术成就可谓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二、对叙事时序的影响
童庆炳先生在论及《左传》的叙事时序问题时曾说：“首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而逆时序的演进少。《左传》的叙事按自然时间演进的占了绝对多数，逆时间的演进，如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7]对于童先生的这一判断，总体上我们应该持支持态度，顺序确实是《左传》最为主要的叙事时序。但诚如童庆炳先生所说：“逆时间的演进，如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可见，虽然顺序是《左传》叙事时序最为主要的成分，但倒叙、插叙也是不容忽视的存在。而且，当我们论及《左传》的叙事艺术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其变化多端的叙事时序。正是这种顺序、倒叙、插叙、预序的合理搭配，综合运用，才使得整部《左传》叙事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充满了文学性。
《左传》这种多变的叙事视角，是其记事艺术的集中体现，更是其文学艺术成就这个王冠上的一颗珍珠。刘知几曾盛赞《左传》的叙事艺术曰：“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8]这种艺术成就的取得，其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顺叙、倒叙、插叙、预序等各种叙事视角的交叉运用，是《左传》取得如此叙事艺术成就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如上所言，多样的叙事时序对于《左传》之记事极为重要，但这种多样化的选择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其实施也有赖于记言这种独特的方式。如宣公十五年的“结草报恩”故事，在论述其原因时曰：“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尓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9]在这段带有回忆性质的叙述中，记言占了较大的篇幅，其获杜回的前因后果也在梦里言语中得到了清晰的答案。若无此等之记言，则势难将此前后因果交代清楚，那么倒叙这一叙事时序则也难以付诸实践。纵观《左传》全書，虽然不能说所有的倒叙和插叙都必然与记言相关联，但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记言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若无记言，则《左传》之倒叙和插叙势必要逊色不少。 如果说，记言对于倒叙、插叙两种叙事视角的影响还不够典型，还能找出不少特例的话，那么其对于预序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何为预序？预序即“叙述者提前叙述以后将要发生的事件。”[10]相较于倒叙和插叙，《左传》更为喜欢运用预序的手法，尤其是在战争篇章的叙事中，其总爱在战争结局尚未出现之前，便已预告了结局，这是《左传》的惯用手法。读《左传》，我们不难发现，其预序方式一般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人为预言，即借某些人物之口，预言战争的结局；一是天象占卜预兆，借天象和妖异灾变以及占卜来预兆战事的发展和结果；一是通过梦境来预示情节的发展和战争的结局。[11]但無论是哪一种方式都无法脱离记言，若没有记言的支撑，则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实施。如成公十六年的鄢陵之战，其预序主要是通过孟献子：“晋有胜矣。”[12]申叔时：“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读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谁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复见子矣。”[13]姚句耳：“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懼不可用也。”[14]等言语对答进行。无此言语，则无此预序，无此预序，则《左传》之叙事艺术不张。则《左传》之记事艺术鲜而少矣，又哪里谈得上是什么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和开端呢！
总之，记言对于丰富《左传》的叙事时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记言，《左传》可以灵活的在倒叙、插叙、预叙甚至补叙之间来回切换，自由搭配组合，从而使《左传》之记事时而悬念突生、时而结果明朗、时而又掺杂他事，看似凌乱却又结构完整、看似无关紧要却又前后照应、看似邪乎却又事事在理。若脱离了记言这一重要成分，则《左传》之叙事时序必然要受到极大的限制，必然只能进行简单的顺序（或不那么出彩的倒叙、插叙），那如城濮之战、鄢陵之战、邲之战等卓越的战争叙事篇章，又怎能自由灵活地将叙事重心或多放于战争前的准备，或多放于战争中的双方表现，或多放于战后各方的“工作”上，而形成皆写战争却各有不同的艺术特色，展现出《左传》高超的记事本领呢！
注释：
[1]桓谭：《新论·正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页。
[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15页。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类·存目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9页。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57-458页。
[5]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4-165页。
[6]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
[7]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46页。
[8]刘知几撰，赵吕甫校注：《史通》，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
[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64页。
[10]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11]韩红芹：《〈左传〉战争篇章的叙事艺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08年4月，第15页。
[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80页。
[1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81页。
[14]同上书，第881-882页。
参考文献：
[1]刘知几撰，赵吕甫校注.史通[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2]桓谭.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类·存目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胡亚敏.叙事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46.
[10]韩红芹.〈左传〉战争篇章的叙事艺术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