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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的離世，讓他作為政治家的崇高一生再一次受到全世界的矚目，對許多中國的普通人來說，他們從曼德拉的故事中看到了一層富有強烈現實感的含義，即一個傑出的少數對建立政治新秩序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於防止社會分裂、維護國家完整的極端重要性。他們呼喚中國的曼德拉和中國的德克勒克。
在南非結束白人統治的時刻，剛剛獲得解放的南非黑人要求復仇，南非右翼白人威脅分裂，流血衝突在各地發生，曼德拉憑著其個人魅力說服黑人放棄了長期壓抑的對壓迫者的深仇大恨，站到內戰和分裂邊緣的南非得以安然無恙。處於變革關口的中國比當年轉折時期的南非要安全嗎？我們想一想，曼德拉說的千千萬萬南非黑人對白人統治者的憤怒產生於“一千次輕蔑，一千次屈辱”，同中國民眾憤怒的原因在性質上是不是驚人的相似？如果是，那他們的憤怒程度是不是也會相差無幾。仇官的情緒估計與當年仇日的情緒可以相提並論。官方媒體頻頻發出“民主分裂中國”、“將比蘇聯還慘”的言論對於社會穩定當然不會有用，因為它不能起到任何紓解社會矛盾、平息民眾憤怒的作用，但它至少表明了官方對社會動盪和國家分裂的可能前景的一種預測。這種預測和擔憂在民間也普遍存在。
民主分裂中國的斷言缺乏事實的有力支持。有人可能舉出民初歷史作為例證，從科學角度上，一個孤例是不能說明什麼的，但歷史倒是反復證明，權力爭鬥不斷使中國陷入四分五裂。“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種分裂與統一的循環，也就是權力的分裂與統一的循環。當一個暴力集團戰勝其他暴力集團天下即合，多個暴力集團鼎足而立天下即分。
由權力集團內部鬥爭而引起分裂，對統治者、對社會都是一個最直接和最大的威脅。歷史上屢見不鮮，當代也不例外，薄熙來事件對上層權力秩序的威脅是三十年來最嚴重的一次，而三十多年前的一次威脅是毛澤東在生命行將終止時感覺到的，他對自己身後的大權是在和平中交接還是在腥風血雨中交接，也只好交給上天去安排了。突然出現的權力真空為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拉開了序幕。王朝世襲制度結束後，對最高權力的繼承失去了法統，老王指定的接班人不具有絕對有效性，死人已無法約束活人，只有實力才是絕對法則。權鬥各派為了爭取力量或者聯合，或者分化對手，相互恐懼促使他們不擇手段。鄧小平那一代黨內元老經歷了1976年驚心動魄的奪權行動，雖身經百戰，仍然深感它的危險性，陳雲只得說“下不為例”，鄧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權力主動交出給年輕一代，扶上馬再送一程。這看似解決了毛留下的權力繼承危機，但它產生的問題可能和解決的問題一樣多，它不但沒能解決指定接班人的絕對有效性的問題，而且帶來新老班子的權力體系交織重疊的問題，繼承者的權威性不足，實力不足，這都是引起變數的因素。
因為前任的整套人馬並不是隨著老王一同退出，新領導人有兩種抉擇，一是保留前任的人馬，這就要忍受前任的干預，甘於弱勢，他的最大風險是被強勢的前任所廢黜，或者招致對手的反對。一是強化自己的權力，實行內部清洗就在所難免，他越是感覺到權力不穩固，就越是可能加緊內部整肅，他的最大風險是內部反對力量針對他而團結起來。朝鮮稚氣未脫、卻表情嚴肅的領導人即使有白頭山血統，但也明顯缺乏安全感，只有不斷地清理一切可疑的和潛在的權力覬覦者。在上臺不到兩年時間內，其父王時代已有將近半數的高官被趕下臺，又剛剛處決了父王的老臣也同為自己的姑父張成澤，並將有更多的人受到牽連。他的所做所為現在很難說是自取滅亡的起點，還是有效地鞏固了權力。他敗了，朝鮮將可能出現改革和暫時的新氣象；他成了，朝鮮民眾將繼續以往的苦難。中國歷史上，政變與改革往往相伴而生，幾次著名的改革都同政變聯繫在一起，王莽奪取劉氏江山，推出新政；慈禧與恭親王聯手發動辛酉事變，有了洋務運動；中共元老派1976年獲勝，開始改革開放。
縱觀歷史和現實，不管是權力鬥爭導致的局勢失控，還是群眾上街導致的局勢失控，還是兩者共同作用導致了局勢失控，都可能是社會變革的序幕，之後出現不同程度的社會動盪是必然的，是一場牌之後的重新洗牌，是一次棋局之後的重新佈局，是實現公平的必要階段。對於長期遭受權力欺壓、期盼變革已久的群眾，在變革時刻終於到來時，要求他們所有人都保持理性和克制具有相當大的難度，這個時刻，保證社會和平就是變革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它和變革本身同等重要。
網上輿論在紀念曼德拉的同時也給予德克勒克的高度讚揚，後者曾作為南非白人政權的總統與曼德拉共同推動了種族制度的廢除，兩人分享了199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我也注意到，網友對中國不但出不了曼德拉也出不了德克勒克這樣的人物而失望，並由此對中國的未來而悲觀。金氏父子常有，而曼德拉不常有，德克勒克也不常有。曼德拉和德克勒克構成人類解放史上的雙壁實際上是法治文明的產物，幻想他們降臨到根本沒有法治基因、權力從來都放縱不羈的社會，以期一舉解決幾十年沒有進展的轉型難題，除了自怨自艾自尋苦惱，沒有其他意義。
不論是民主政體，還是專制政體，所有政體的運作都要依靠少數人，而變革中的社會，少數人的作用尤其重要，從引導變革，到把全民參與的大眾政治納入理性的法治軌道，最終完成變革，必須是政治精英疏導和運用政治智慧的結果。一般的政治精英可能沒有偉大人物如曼德拉那樣由於為人民自由作出巨大犧牲在大眾中享有一言九鼎的絕對威望，但他們應該是獲得公眾信任的代言人，可能沒有偉大人物由於自身的道德感召力而讓人民服從的絕對權威，但他們應該能夠準確表達公眾的希望，公正地代表民意，從而成功地說服和疏導公眾站到法律之下。
精英政治的基本特徵是選舉、辯論和引導。公開選舉不但是產生民意代表的最佳方式，也是產生政治精英的最佳方式，他們在選舉過程中要面對選民的詰問，回答選民的問題，現場反應能力、邏輯思維能力，語言組織能力，都會得到體現。丁書苗這樣的農村婦女只有在完全沒有公開的選拔程序下才能獲得超強的能量——為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活動省委書記之職。她對錢更感興趣，如果她有志於從政的話，憑她的能量使自己成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想必不在話下。她不是唯一的特例，她只是一個例子。一個選舉產生、由一個龐大的無法賄賂的群體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比依靠私人關係、依附關係、買賣關係、小範圍秘密確定產生的人民公僕肯定更適合從事政治職業。精英政治是自由辯論的政治，它區別於千人諾諾的強權政治，法律和政策產生於協商和論證，產生於對事實和經驗的掌握及瞭解。議院辯論是政治決策最精彩的部分，這是個充分體現個人能力的地方，在自由辯論中，一個人的能力就是他的說服力和影響力，也就是他的權威和權力，比那些只能端坐在主席臺上宣讀講稿或者一言堂式的講話，誰更有能力和更有魅力，不是一清二楚嗎。在那裡，“一把手”自始至終掌控者整個會議的流程和內容，其他參加會議的人是他的隨從和手下，恭敬地聽他發言，作指示，然後表示完全贊成，非常同意。沒有真實的討論。在這樣的場合人們是看不到精英的，即使其中有少數精英，他們也只能在場奉陪。政治處於國家和社會生活的中樞地帶，政治對塑造社會和公民有突出作用，政府行為應當為公共生活提供精緻的樣板，精英政治對社會的領導是通過引導實現的，實際上所有的領導都是以自身行為進行引導。腐敗的政府官員必定引導社會腐敗。由政治精英組成的政府，以其服從民意的明智態度、對待異議和批評的理性行為、進退有度的工作方式影響著民眾的觀念和行為方式。精英政治並不是高難的政治，在中國已完全有足夠的精英人才，可以使它順利運轉起來。 不管你是有權無權，也不管你是有錢無錢，不管你地位是高是低，只要你敢於為自由擔負責任，你就是政治精英。政治精英與權力、地位、財富沒有必然聯繫，你可以一無所有，但必須要有對自由的責任心。每個人都熱愛自己的自由，但不是每個人都熱愛平等的自由。當一個人準備為自由承擔義務的時候，他的自由觀一定是普遍的自由，即所有人同等的自由。沒有每個人的自由，任何個人的自由都是虛假的，即使金正恩擁有殺戮自由也只是暫時，他只會生活在恐懼之中。曼德拉“讓囚犯和看守同獲自由”（奧巴馬語），為自由事業做出了真理般的詮釋，應該成為衡量自由的標準和爭取自由的指南。
對自由的擔當需要一點點勇氣，不一定是完全無畏，但也絕不是無所作為的看客。當你還只是反反復複從官方決議、決定中尋找改革希望的時候，或者指望非常之人橫空出世包辦改革，自己則站在改革之外，等待改革，說明你還沒有做好為自由承擔責任的心理準備。擔當的本義就是行動，自由不是別人的事情，而是有自己的一份。在改革上迷信權力，迷信上層，就是對自我的那份責任的放棄。即使上層革命也同樣需要民眾的推動，改革的餡餅不會從天而降。對於社會轉型，任何個人的力量都非常渺小，但任何個人的力量都非常重要。
對自由有所擔當的人要過的第一關是獲得自己內心的自由。內心自由在我們的現實中並不是輕易獲得的，更不是當然就有的。特權社會中的每個人的內心都經受著特權觀和特權欲的煎熬和考驗。我們很難超凡脫俗。當你在內心裡還羡慕一官半職帶來的特權，你就還沒有獲得內心的自由，你還沒有準備真正擁抱自由，而是隨時準備為一點特權而擁抱奴役，因為這種特權以接受奴役為前提——接受物質的奴役、上司的奴役和集團的奴役。
不管你是有權無權，也不管你是有錢無錢，不管你地位是高是低，只要你敢於為自己的良心負責，你就是政治精英。出於良心的責任在一個健全的社會本應是基本的社會倫理，但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人們的責任感已變得相當薄弱，而極端利己主義則在權力的保護下堂而皇之招搖過市。這一邊是權力對民眾利益的大肆侵奪，那一邊是極力壓制社會的不滿言論，另一邊是建議人大立法限制思維自由。只要是針對公民權利，在每一個方面都可以毫無顧忌，膽大妄為，想做就做。
良心不過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良心是對個人自利的適當限制，是人與人之間得以溝通、和諧共處的基礎。我們完全有能力對發生的事情採取不偏不倚的理性立場，從而形成正確的判斷和有關普遍利益的普遍價值觀。所謂普世價值，就是人們從良心出發，而不是單純地從各自的利益和需要出發，就共同倫理和規範達成一致的觀念。因為良心，我們才會對遠離我們的朝鮮人民的苦難深表同情，而不是漠不關心，對給他們製造苦難的獨裁者感到憤怒。我們與朝鮮人民持有相同的幸福觀。我們不能從表面上看朝鮮民眾向獨裁者歡呼就認為他們與其他人類相比有自己獨特的幸福觀和從壓迫獲得幸福的特殊能力。很多普通的朝鮮人逃往中國的事實就表明他們對壓迫的厭惡。否認普世價值的人，必定把自身的特殊利益放在第一位，用自己的特殊利益否定和反對社會的普遍利益。
社會一旦進入變革時期，各種不同的利益都將得到釋放，如何協調各種特殊利益，是社會和平的核心任務。一部中國政治史都是以一個特殊利益集團取代另一個特殊利益集團，依靠暴力獲得的和平只是為下一場暴力做準備，以普遍利益為指針的變革，是以普遍利益和普遍價值規範特殊利益和特殊價值，而不是否定特殊利益和特殊價值，它否定的只是淩駕於普遍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政治精英需要對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其中包括自身利益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場，並通過它獲得對社會普遍利益的明確認識。
不管你是有權無權，也不管你是有錢無錢，不管你地位是高是低，只要你具有包容不同意見的真誠之心，你就是政治精英。打擊異見者，封鎖自己不喜歡的言論，直至以言治罪，種種劣行不但不絕于史，在今天也司空見慣，它們就是我們的歷史和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文化革命把無數的人們帶入到怒氣衝天的大批判中，把對方批倒批臭是一種革命的美德，對對手的寬容就是對自己的犯罪。它也影響到我們的私人生活和個性，使我們缺少容忍的精神，缺少尊重對手觀點的雅量。包容是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事情，我從來不敢高估自己包容之心，只能竭力去做得好一些。今天很多網友實際上都在這樣要求自己，就正如經常有網友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尊重你說話的權利”。我們不寬容的文化可以一點一滴的加以改造。
當我們意識到需要尊重他人說話權利的時候，就表明了討論的必要和可能。不同意對方的觀點，可能在經過討論後會同意對方的觀點，或者部分同意對方的觀點。彌合意見分歧的唯一可接受的方法是討論。關於中國未來的意見各種各樣，但只要秉持理性展開討論，就能得到能被廣泛接受的結果。得出正確結果的討論只能是平等討論，平等的代表之間充分協商，會淘汰那些站不住腳的觀點。沒有人可以憑靠權力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觀點獲勝不是靠聲色俱厲，而是靠觀點本身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政府發言人式的強硬語氣不但不會為自己的觀點加分，只能暴露自己的觀點軟弱無力和辯護上的無能。討論未必就是妥協。妥協有妥協的原則，曼德拉堅持不能把犧牲自由作為向專制妥協的條件。討論是讓人認識真理，讓人在充分開放的環境中看清真相，明辨是非，進行選擇和取捨。
在南非結束白人統治的時刻，剛剛獲得解放的南非黑人要求復仇，南非右翼白人威脅分裂，流血衝突在各地發生，曼德拉憑著其個人魅力說服黑人放棄了長期壓抑的對壓迫者的深仇大恨，站到內戰和分裂邊緣的南非得以安然無恙。處於變革關口的中國比當年轉折時期的南非要安全嗎？我們想一想，曼德拉說的千千萬萬南非黑人對白人統治者的憤怒產生於“一千次輕蔑，一千次屈辱”，同中國民眾憤怒的原因在性質上是不是驚人的相似？如果是，那他們的憤怒程度是不是也會相差無幾。仇官的情緒估計與當年仇日的情緒可以相提並論。官方媒體頻頻發出“民主分裂中國”、“將比蘇聯還慘”的言論對於社會穩定當然不會有用，因為它不能起到任何紓解社會矛盾、平息民眾憤怒的作用，但它至少表明了官方對社會動盪和國家分裂的可能前景的一種預測。這種預測和擔憂在民間也普遍存在。
民主分裂中國的斷言缺乏事實的有力支持。有人可能舉出民初歷史作為例證，從科學角度上，一個孤例是不能說明什麼的，但歷史倒是反復證明，權力爭鬥不斷使中國陷入四分五裂。“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種分裂與統一的循環，也就是權力的分裂與統一的循環。當一個暴力集團戰勝其他暴力集團天下即合，多個暴力集團鼎足而立天下即分。
由權力集團內部鬥爭而引起分裂，對統治者、對社會都是一個最直接和最大的威脅。歷史上屢見不鮮，當代也不例外，薄熙來事件對上層權力秩序的威脅是三十年來最嚴重的一次，而三十多年前的一次威脅是毛澤東在生命行將終止時感覺到的，他對自己身後的大權是在和平中交接還是在腥風血雨中交接，也只好交給上天去安排了。突然出現的權力真空為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拉開了序幕。王朝世襲制度結束後，對最高權力的繼承失去了法統，老王指定的接班人不具有絕對有效性，死人已無法約束活人，只有實力才是絕對法則。權鬥各派為了爭取力量或者聯合，或者分化對手，相互恐懼促使他們不擇手段。鄧小平那一代黨內元老經歷了1976年驚心動魄的奪權行動，雖身經百戰，仍然深感它的危險性，陳雲只得說“下不為例”，鄧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權力主動交出給年輕一代，扶上馬再送一程。這看似解決了毛留下的權力繼承危機，但它產生的問題可能和解決的問題一樣多，它不但沒能解決指定接班人的絕對有效性的問題，而且帶來新老班子的權力體系交織重疊的問題，繼承者的權威性不足，實力不足，這都是引起變數的因素。
因為前任的整套人馬並不是隨著老王一同退出，新領導人有兩種抉擇，一是保留前任的人馬，這就要忍受前任的干預，甘於弱勢，他的最大風險是被強勢的前任所廢黜，或者招致對手的反對。一是強化自己的權力，實行內部清洗就在所難免，他越是感覺到權力不穩固，就越是可能加緊內部整肅，他的最大風險是內部反對力量針對他而團結起來。朝鮮稚氣未脫、卻表情嚴肅的領導人即使有白頭山血統，但也明顯缺乏安全感，只有不斷地清理一切可疑的和潛在的權力覬覦者。在上臺不到兩年時間內，其父王時代已有將近半數的高官被趕下臺，又剛剛處決了父王的老臣也同為自己的姑父張成澤，並將有更多的人受到牽連。他的所做所為現在很難說是自取滅亡的起點，還是有效地鞏固了權力。他敗了，朝鮮將可能出現改革和暫時的新氣象；他成了，朝鮮民眾將繼續以往的苦難。中國歷史上，政變與改革往往相伴而生，幾次著名的改革都同政變聯繫在一起，王莽奪取劉氏江山，推出新政；慈禧與恭親王聯手發動辛酉事變，有了洋務運動；中共元老派1976年獲勝，開始改革開放。
縱觀歷史和現實，不管是權力鬥爭導致的局勢失控，還是群眾上街導致的局勢失控，還是兩者共同作用導致了局勢失控，都可能是社會變革的序幕，之後出現不同程度的社會動盪是必然的，是一場牌之後的重新洗牌，是一次棋局之後的重新佈局，是實現公平的必要階段。對於長期遭受權力欺壓、期盼變革已久的群眾，在變革時刻終於到來時，要求他們所有人都保持理性和克制具有相當大的難度，這個時刻，保證社會和平就是變革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它和變革本身同等重要。
網上輿論在紀念曼德拉的同時也給予德克勒克的高度讚揚，後者曾作為南非白人政權的總統與曼德拉共同推動了種族制度的廢除，兩人分享了199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我也注意到，網友對中國不但出不了曼德拉也出不了德克勒克這樣的人物而失望，並由此對中國的未來而悲觀。金氏父子常有，而曼德拉不常有，德克勒克也不常有。曼德拉和德克勒克構成人類解放史上的雙壁實際上是法治文明的產物，幻想他們降臨到根本沒有法治基因、權力從來都放縱不羈的社會，以期一舉解決幾十年沒有進展的轉型難題，除了自怨自艾自尋苦惱，沒有其他意義。
不論是民主政體，還是專制政體，所有政體的運作都要依靠少數人，而變革中的社會，少數人的作用尤其重要，從引導變革，到把全民參與的大眾政治納入理性的法治軌道，最終完成變革，必須是政治精英疏導和運用政治智慧的結果。一般的政治精英可能沒有偉大人物如曼德拉那樣由於為人民自由作出巨大犧牲在大眾中享有一言九鼎的絕對威望，但他們應該是獲得公眾信任的代言人，可能沒有偉大人物由於自身的道德感召力而讓人民服從的絕對權威，但他們應該能夠準確表達公眾的希望，公正地代表民意，從而成功地說服和疏導公眾站到法律之下。
精英政治的基本特徵是選舉、辯論和引導。公開選舉不但是產生民意代表的最佳方式，也是產生政治精英的最佳方式，他們在選舉過程中要面對選民的詰問，回答選民的問題，現場反應能力、邏輯思維能力，語言組織能力，都會得到體現。丁書苗這樣的農村婦女只有在完全沒有公開的選拔程序下才能獲得超強的能量——為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活動省委書記之職。她對錢更感興趣，如果她有志於從政的話，憑她的能量使自己成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想必不在話下。她不是唯一的特例，她只是一個例子。一個選舉產生、由一個龐大的無法賄賂的群體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比依靠私人關係、依附關係、買賣關係、小範圍秘密確定產生的人民公僕肯定更適合從事政治職業。精英政治是自由辯論的政治，它區別於千人諾諾的強權政治，法律和政策產生於協商和論證，產生於對事實和經驗的掌握及瞭解。議院辯論是政治決策最精彩的部分，這是個充分體現個人能力的地方，在自由辯論中，一個人的能力就是他的說服力和影響力，也就是他的權威和權力，比那些只能端坐在主席臺上宣讀講稿或者一言堂式的講話，誰更有能力和更有魅力，不是一清二楚嗎。在那裡，“一把手”自始至終掌控者整個會議的流程和內容，其他參加會議的人是他的隨從和手下，恭敬地聽他發言，作指示，然後表示完全贊成，非常同意。沒有真實的討論。在這樣的場合人們是看不到精英的，即使其中有少數精英，他們也只能在場奉陪。政治處於國家和社會生活的中樞地帶，政治對塑造社會和公民有突出作用，政府行為應當為公共生活提供精緻的樣板，精英政治對社會的領導是通過引導實現的，實際上所有的領導都是以自身行為進行引導。腐敗的政府官員必定引導社會腐敗。由政治精英組成的政府，以其服從民意的明智態度、對待異議和批評的理性行為、進退有度的工作方式影響著民眾的觀念和行為方式。精英政治並不是高難的政治，在中國已完全有足夠的精英人才，可以使它順利運轉起來。 不管你是有權無權，也不管你是有錢無錢，不管你地位是高是低，只要你敢於為自由擔負責任，你就是政治精英。政治精英與權力、地位、財富沒有必然聯繫，你可以一無所有，但必須要有對自由的責任心。每個人都熱愛自己的自由，但不是每個人都熱愛平等的自由。當一個人準備為自由承擔義務的時候，他的自由觀一定是普遍的自由，即所有人同等的自由。沒有每個人的自由，任何個人的自由都是虛假的，即使金正恩擁有殺戮自由也只是暫時，他只會生活在恐懼之中。曼德拉“讓囚犯和看守同獲自由”（奧巴馬語），為自由事業做出了真理般的詮釋，應該成為衡量自由的標準和爭取自由的指南。
對自由的擔當需要一點點勇氣，不一定是完全無畏，但也絕不是無所作為的看客。當你還只是反反復複從官方決議、決定中尋找改革希望的時候，或者指望非常之人橫空出世包辦改革，自己則站在改革之外，等待改革，說明你還沒有做好為自由承擔責任的心理準備。擔當的本義就是行動，自由不是別人的事情，而是有自己的一份。在改革上迷信權力，迷信上層，就是對自我的那份責任的放棄。即使上層革命也同樣需要民眾的推動，改革的餡餅不會從天而降。對於社會轉型，任何個人的力量都非常渺小，但任何個人的力量都非常重要。
對自由有所擔當的人要過的第一關是獲得自己內心的自由。內心自由在我們的現實中並不是輕易獲得的，更不是當然就有的。特權社會中的每個人的內心都經受著特權觀和特權欲的煎熬和考驗。我們很難超凡脫俗。當你在內心裡還羡慕一官半職帶來的特權，你就還沒有獲得內心的自由，你還沒有準備真正擁抱自由，而是隨時準備為一點特權而擁抱奴役，因為這種特權以接受奴役為前提——接受物質的奴役、上司的奴役和集團的奴役。
不管你是有權無權，也不管你是有錢無錢，不管你地位是高是低，只要你敢於為自己的良心負責，你就是政治精英。出於良心的責任在一個健全的社會本應是基本的社會倫理，但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人們的責任感已變得相當薄弱，而極端利己主義則在權力的保護下堂而皇之招搖過市。這一邊是權力對民眾利益的大肆侵奪，那一邊是極力壓制社會的不滿言論，另一邊是建議人大立法限制思維自由。只要是針對公民權利，在每一個方面都可以毫無顧忌，膽大妄為，想做就做。
良心不過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良心是對個人自利的適當限制，是人與人之間得以溝通、和諧共處的基礎。我們完全有能力對發生的事情採取不偏不倚的理性立場，從而形成正確的判斷和有關普遍利益的普遍價值觀。所謂普世價值，就是人們從良心出發，而不是單純地從各自的利益和需要出發，就共同倫理和規範達成一致的觀念。因為良心，我們才會對遠離我們的朝鮮人民的苦難深表同情，而不是漠不關心，對給他們製造苦難的獨裁者感到憤怒。我們與朝鮮人民持有相同的幸福觀。我們不能從表面上看朝鮮民眾向獨裁者歡呼就認為他們與其他人類相比有自己獨特的幸福觀和從壓迫獲得幸福的特殊能力。很多普通的朝鮮人逃往中國的事實就表明他們對壓迫的厭惡。否認普世價值的人，必定把自身的特殊利益放在第一位，用自己的特殊利益否定和反對社會的普遍利益。
社會一旦進入變革時期，各種不同的利益都將得到釋放，如何協調各種特殊利益，是社會和平的核心任務。一部中國政治史都是以一個特殊利益集團取代另一個特殊利益集團，依靠暴力獲得的和平只是為下一場暴力做準備，以普遍利益為指針的變革，是以普遍利益和普遍價值規範特殊利益和特殊價值，而不是否定特殊利益和特殊價值，它否定的只是淩駕於普遍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政治精英需要對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其中包括自身利益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場，並通過它獲得對社會普遍利益的明確認識。
不管你是有權無權，也不管你是有錢無錢，不管你地位是高是低，只要你具有包容不同意見的真誠之心，你就是政治精英。打擊異見者，封鎖自己不喜歡的言論，直至以言治罪，種種劣行不但不絕于史，在今天也司空見慣，它們就是我們的歷史和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文化革命把無數的人們帶入到怒氣衝天的大批判中，把對方批倒批臭是一種革命的美德，對對手的寬容就是對自己的犯罪。它也影響到我們的私人生活和個性，使我們缺少容忍的精神，缺少尊重對手觀點的雅量。包容是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事情，我從來不敢高估自己包容之心，只能竭力去做得好一些。今天很多網友實際上都在這樣要求自己，就正如經常有網友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尊重你說話的權利”。我們不寬容的文化可以一點一滴的加以改造。
當我們意識到需要尊重他人說話權利的時候，就表明了討論的必要和可能。不同意對方的觀點，可能在經過討論後會同意對方的觀點，或者部分同意對方的觀點。彌合意見分歧的唯一可接受的方法是討論。關於中國未來的意見各種各樣，但只要秉持理性展開討論，就能得到能被廣泛接受的結果。得出正確結果的討論只能是平等討論，平等的代表之間充分協商，會淘汰那些站不住腳的觀點。沒有人可以憑靠權力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觀點獲勝不是靠聲色俱厲，而是靠觀點本身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政府發言人式的強硬語氣不但不會為自己的觀點加分，只能暴露自己的觀點軟弱無力和辯護上的無能。討論未必就是妥協。妥協有妥協的原則，曼德拉堅持不能把犧牲自由作為向專制妥協的條件。討論是讓人認識真理，讓人在充分開放的環境中看清真相，明辨是非，進行選擇和取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