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做“北漂”时，常给《晨报·副镌》投稿，但是编辑总是把他的稿子摆在办公桌上作为茶点时间的笑资。后来徐志摩到《晨报》做编辑，无意中在被作为垃圾扔掉的旧稿堆里，发现了一批让他眼睛一亮的作品，作者是沈从文。于是徐志摩一个月中连发了沈从文3篇散文，即《一天是这样过的》《夜渔》《卖糖复卖蔗》。第二个月，徐志摩居然破例一口气给沈从文发表了7篇作品。沈从文后来说：没有徐志摩，“我这时节……不到北平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1931年11月21日下午，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得到徐志摩空难的消息，连夜坐车奔赴北平欲再见恩人最后一面。那天，沈从文一夜未眠。
　　梅贻琦  情书惜墨如金
　　清华校长梅贻琦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即使是情书也惜墨如金。他在快30岁的时候，经严修介绍，与在南开幼儿园任教的韩咏华交往。梅贻琦写信给韩咏华，以示求爱。韩咏华将信拿给父亲看，韩父看到措辞平淡、寥寥数语的“情书”，便说“不理他”。韩咏华遵父命没有回信。梅贻琦等不到回信，又写信，责怪道：“写了信没有回音，不知是不愿意，不可能，还是不屑于……”韩咏华接到信后又拿去给父亲看，这次，韩父读过信后说：“好！好！文章写得不错。”数月后，两人订婚。韩咏华的一位同学听到消息后，急忙跑来韩家告诫韩咏华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咏华故作豪迈地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王士珍  保故宫巧劝张作霖
　　1926年10月26日，王士珍出任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当时故宫成为多方势力角逐的焦点，王士珍利用其社会声望及与张作霖的特殊关系，极力维护故宫博物院的利益。
　　1928年6月，张作霖决定出关的前几天，到王士珍家中拜望。他俩谈了一些时局问题后，张作霖突然对王士珍说：“故宫的事现在谁管？清廷遗留下来的东西我得带走，不能让蒋介石来了拿去卖给外国人，买枪买炮打我啊！”
　　王士珍回答说：“钥匙在我这里，您如需要可以拿去。不过，我想大元帅为护法而来，如果那样办，岂不让人家说是为了那些东西进关的，恐与盛名有损吧？况且故宫里的东西经过这些年的人事变迁，也没有什么宝贵重要的了。钥匙是在我这里，请您三思而行。”
　　张作霖沉吟了一会儿，说：“您老人家的话也有道理，那我就不动它了。”王士珍保护故宫宝物的努力，后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充分肯定。
　　王世襄  用英语给《末代皇帝》挑错
　　有一次，某电视台拍摄有关老北京的英语节目，导演请王世襄讲北京人养蝈蝈儿、斗蛐蛐儿的事。王世襄用中文讲，一位漂亮的女主持当同声翻译。女主持刚翻译了几句，王世襄就不耐烦了，问道：“我能不能自己用英语讲？”导演大为惊诧，没想到这个老头儿居然会讲英语。王世襄就从养蝈蝈儿的葫芦讲起。他说：“国产电视剧《末代皇帝》有个镜头表现溥仪从怀里掏出一只葫芦，一只蝈蝈儿从里边跑了出來。”王世襄对着摄影机镜头，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他说：“这个镜头设计得挺合理，表现溥仪玩物丧志，可是他拿的那个镶象牙口的葫芦不大对头，那不是养蝈蝈儿的，而是养油葫芦的。”“油葫芦”是一种类似蟋蟀的鸣虫，一般寄生在老房子的墙缝里，比蟋蟀笨拙，容易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