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林新话》，的确当得一个“新”字。作者不随人观场，评说前人作品，每每自出机抒，笔锋凌厉，真有横扫千军之势。又痛诋常州派词论，几不留余地。我虽不免为前贤抱屈，但对作者的论词主张，仍是十分赞同。如谓“填词之道，不必千言万语，只二句足以尽之。曰：说真话，说得明白自然，诚恳切实。前者指内容，后者指表现；前者指质地，后者指技巧”；“凡是真话，深固可贵，浅亦可喜。凡游词遁词，皆是假话，浅既可鄙，深亦无聊”。又道词之佳者，要在“即景传情，缘情述事，就事造境，随境遣怀”，此真可谓“十六字玉尺”矣。
　　词原是歌筵酒席中的即兴之作，它与此前几近程式化的闺情诗、闺怨诗不同，即不再有“感士不遇”的托意与感慨，而是直以丽辞绮语叙写男女欢爱的情事，所谓“绮罗香泽之态”，正其“生香真色”之本色语。余兴也好，余情也好，果然情由心生，真情可感，即可为千古绝唱。虽止“金风玉露一相逢”，但两情相悦，灵犀相通的瞬间，不正“胜却人间无数”么？“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便是纪录这永恒的瞬间了。可以说，初始的词，是独立于诗之外的、一个专意言情的特殊领域。词境的拓展(即以诗入词——将诗的题材写入词中)，促成词风的多变。词不必专意言情，却仍不废言情，而借“情”抒怀，借“情”言志，“情”之用，又不限于儿女矣。至于美人芳草，灵均之思，虽然本来不是词中应有之义，但既然词之含蕴渐广，托意渐深，则“即景传情，缘情述事”之外，也还须“就事造境，随境遣怀”，遂有“寄托”一义。谭献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这里并没有把寄托作为评价词作优劣的唯一标准，只是说，不论作者有无寄托之用心，或只是若有若无，在蕴藉含蓄之间，读者皆不妨“以意逆志”，为作品添加一份阅读感情。但《新话》援引此说之后，却批评道：“随心所欲教人造谣，欺人太甚。实乃对真理的嘲弄，良知的奸污。只要良心未泯，常识尚存，无不可见其妄”，似乎言重。复堂之论，究属正常的文学批评范围，与嘲弄真理，奸污良知，深文周纳，制造文字狱者，应是天渊之别。若《新话》不过有感而发，别存讽喻，那么，倒是令人别有会心的。
　　《新话》认为词史上决无豪放一派，尤不以东坡属豪放派为然。但举苏词《念奴娇》谓：“‘大江东去’是豪放吗？除了写实的自然风物外，古人讨个漂亮的老婆，东坡也要发思古之幽情，这也是豪放，也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吗？”似觉难以悦服。这一首词给人的感觉，总还是风云气多，儿女情少，“美人”只为“英雄”的陪衬。说它“豪放”，亦即言其有放旷之情怀耳。其实“婉约”、“豪放”皆不是词作高下的标定，而只是就词风言之。同写“绮罗香泽”，又何妨“婉约”、“豪放”并存。
　　对历代词家的作品——尤其是名人名作，《新话》有很严格的点评，甚多精到之论。但我涉略少，偶有所疑，敢举一二，求教通人：
　　第249页引梅溪词《双双燕·咏燕》，谓“自‘便忘了’以下，即与燕无关，乃杂凑之句，了无意义。又转入‘画栏独凭’，用燕入人，全篇主题破坏。”此处“便忘了，天涯芳信”一句，似非与燕无关。晏小山《浣溪沙》词有“远信还因归燕误”，梅溪取意正与此同。又歇拍作“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栏独凭”，乃紧承上句，虽言在题外，而意在题内，不可不谓匠心独具的一笔。
　　第271页云“亦峰赞梦窗精于造句，超妙入神。其所举梦窗词句，只是摆弄字样，有何超妙？‘金沙锁骨连环’，不知所云。”按《高阳台·落梅》中的这一句取意于“锁骨菩萨”故事。据传延州有美妇，于金沙滩上施一切淫人，凡与交者，永绝其淫。死葬后，一梵僧来，云：“求我侣。”掘开，乃锁子骨。梵僧以杖挑起，升空而去(见于《续玄怪录》；梅鼎祚编《青泥莲花记》采入，归为禅类)。上句既云“古石埋香”(以石铭“深深葬玉，郁郁埋香”状泥中落梅)，则此句再进一层，以亦仙亦佛之美女，喻丽质仙姿面飘堕“无人野水荒湾”的落梅，正是“仙骨姗姗，洗脱凡艳”，亦峰(陈廷焯)之赞，似非无据。又云“梦窗《祝英台近·除夜立春》首句红情绿意，开后世俗滥恶风，最为可厌。”(第268页)按“剪红情，裁绿意”一句，言立春剪彩为花胜，扣合题意，而字字飞动，言其“可厌”，且为“最”，稍嫌未允。又下曰梦窗《唐多令》“‘垂柳不萦裙带住’，亦劣句，流氓气十足。”按“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云垂柳徒挽行舟，不挽行人，“裙带”代指人，或未宜胶着于字面。
　　第362页引郑叔问《安公子》“梦想铜驼歌哭地”，道“铜驼有泪，未闻能歌。”此处歌哭二字，恐不属铜驼。放翁云“荆棘铜驼使我悲”；(《醉题》)李逊之《三朝野记序》曰：“怀铜驼荆棘之感者，吾且欲凭吊于断简残编之中，相与悲歌当泣也。”叔问词意，殆亦同此。“铜驼”在这里又代指京城，因此词作于闻帝(光绪)薨之耗后，故暗寓京城顿成“歌哭地”，而词人时在江南，只能托诸“梦想”也。
　　第371页谓静安评蕙风《洞仙歌·秋日独游某氏园》等二首曰：“境似清真，集中他作，不能过之”，“此等标榜同人之作，皆夸张溢美，了不足取。况氏二词极勉强做作，且有不通之句。如翻《西厢》‘倩疏林你与我挂住斜阳’，乃情人离别时‘吾令羲和弭节’之意，今独游某园，何得谓‘间几见斜阳疏柳挂’？”按清真词《氏州第一》有“官柳萧疏，甚尚挂、微微残照”，况氏之作从此化出，词境果有相近之处，感慨或亦相通，观堂之评，正为知言，似未可目为“夸张溢美”。
　　语辞辨析，名物考证，是《新话》的兴到之笔，信手拈出，每见佳趣，但或有未遑深考者。如第230页：“稼轩《贺新郎》(肘后俄生柳)下片：‘是我常与我周旋久。’按《南史》有‘周旋人’，见《袁粲传》，盖清客之类。”按《世说新语·品藻篇》：“桓公(温)少与殷侯(浩)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据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204－205页)云：“周旋”乃亲密往来之意。“周旋”之下缀以名词，如“周旋人”，“周旋门生辈”，屡见于史传，五代时犹称朋友曰周旋人，则“周旋人”固不以专指清客也。
　　又第111页引徐昌图《木兰花令》“旋炙银笙双凤语”；第213页引张元干《浣溪沙》“须防银字暖朱唇”，谓“银字”为笙。按杜牧《寄珉笛与宇文舍人》诗有“调高银字声还侧”；毛滂《浣溪沙》有“银字笙策小小童”；段安节《乐府杂录》“篥”条下有“银字管”之称，方以智《通雅》卷三十曰：宋太宗时“北部安国乐有双篥，有银字篥，银字，管也”，则银字当是一种“应律之器”的泛称，似不仅指笙也(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有详考)。
　　又第150页引李元膺《鹧鸪天》“寂寞秋千两绣旗”，云“盖宋时秋千索上有旗，微此词便无人知”。按杨慎《词品》卷二“秋千旗”条：“陆放翁诗云：‘秋千旗下一春忙’；欧阳公《渔家傲》云：‘隔墙遥见秋千侣，绿索红旗双彩柱”，则言秋千索上有旗者，非仅李氏一家。
　　又第169页引周邦彦《荔枝香》“共剪西窗蜜炬”，谓“‘蜜炬’即蜡烛，古人‘蜜’、‘蜡’不分，下引《周礼》、《西京杂记》以证。不过彼时之蜜炬、蜡烛，与后世之蜡烛，却微有不同——一为蜂蜡，一为树蜡也。宋廷《海录碎事》：“仙人烛木似梧桐，以为烛，可延数刻”，此即蜡树。廷宋人，是时吾土尚少树蜡。至《本草纲目》曰：“蜡树四时不凋，五月开白花，其虫大如虮虱，延缘树枝，食汁吐涎，剥取其渣，炼化成蜡”；是明代树蜡已风行，蜂蜡遂废(详见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
　　《附录·诗话》引徐君《共内人夜坐守岁》诗：“酒中挑喜子，粽里觅杨梅”，云“守岁食粽，一奇；粽里有杨梅，二奇；杨梅可藏至冬天，三奇。”按清董岳荐《调鼎集》录有存杨梅法：“红梅一斤、白矾二两，洋糖水入灌，放阴处，至冬不损。”同书“点心部”，云包粽时加果料，“清香”，想入冬之杨梅也可作为果料一种吧。据徐诗，此法当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徐君，梁朝人)。
　　《新话》是一部独具风格的词学批评著作，读来颇有薰风解愠之致。本想记下阅读的快乐，命笔之际，却力不从心，辞不达意，“误读”亦属难免。即所谓“谛毫末者，不见天地之大”吧。想到前人成句“杨柳风前别有情”，遂用来敷衍个题目；虽然，仍是辞不达意。
　　
　　(《词林新话》，吴世昌著，吴令华辑注，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版，〔精〕10.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