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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这是1998年于北京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麻风大会的主题,这距第一届国际麻风大会正好100年,人们相信,在下一个百年里,麻风病将被彻底消灭。
然而,21世纪的头10年即将过去,各种数据显示,“彻底消灭”仍是美好愿景。据世界卫生组织官方数据,全球 121个国家和地区登记的麻风患病人数在2009年初为213036例。今年1月至6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麻风病控制中心统计,全国共计发现病人745例,仍有麻风现症病人6603例。另外,还有新的疫点出现,部分地区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人类与麻风的对抗,注定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
古老的恶疾
当埃及木乃伊中出现因麻风病引起的颅骨损害时,有学者认为,早在公元前14世纪,麻风便在非洲出现了。但麻风究竟起于何时何地,已不可考,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它的古老。
在《圣经》旧约中,患麻风的病人远远地站着,撕破衣裳,口里喊着“不洁净!不洁净!”它还出现在《论语》中。孔子探望得了麻风的学生冉耕,却不进屋子,只隔着窗户与冉耕握手:“这样的好人怎么会得这么可怕的病呢?”
眉毛或头发脱落、嘴脸歪斜变形、双目失明、腿脚残疾、指掌全无,因麻风带来的身体残缺扭曲,令这种曾不知病根亦无法医治的“绝症”被恐惧的人们视为“天谴”,患病者被贴上道德有亏或前世作孽的罪人标签。在公元6至7世纪的欧洲,麻风被看成是“魔鬼的助手”,“麻风的存在是上帝愤怒或恩宠的一个表征”,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在其著作《疯癫与文明》中说。
隔离是通常的做法。据统计,中世纪的欧洲有约1.9万处由教会管辖的麻风病禁锢所——很多基督徒认为照顾麻风病人是一种赎罪的体现。在英国,麻风病人被认为是“活死人”,外出时要穿特殊的绿袍,胸前挂牌或是手臂挂铃,以明示身份。他们不能进酒店、磨坊、面包店,不能触摸健康人,不能在溪流中洗澡,死后甚至不能按宗教仪式举行葬礼。
而在中国,秦代便出现了收容身患疠病(即麻风)病人的“疠迁所”,可看作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地。到了唐代,一些寺院也被辟作“疠人坊”。明代沈之问还撰著了麻风病专书《解围元薮》,对麻风病的病因、病机、症状、鉴别诊断、辩证治疗进行了全面论述。
揭秘麻风真身
19世纪中叶,挪威医生丹尼尔逊用麻风病人溃烂的液体给自己接种,甚至将他们的血液和结节也植入自己的皮肤内进行实验,开始了对麻风病的研究。受此激励,他的女婿兼下属汉森,终于在1873年找到了麻风病的病原体——麻风杆菌。这个发现彻底结束了关于麻风病因的各种荒谬说法,确定了它是一种传染病。
1897年,在柏林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麻风大会正式宣布麻风是无可救治的传染病,并强力建议以隔离方式来防疫。此时正值中国清朝末年,麻风患者近百万人之多。有外国医生甚至公开指出,中国人是太平洋地区麻风流行的祸首。
在此之前,由英国人韦尔斯利·贝利成立的国际麻风救济会进入中国,在浙江杭州、湖北孝感等地设立麻风病院。
进入民国时期,为了铲除象征着落后与虚弱、与中国国家形象相联系的麻风病,国民政府也开始建设麻风病院。1926年,中华麻风救济会成立,同年发行《麻风季刊》,每期封面都有一句英文口号:Ridding China of Leprosy (消灭中国的麻风)。
为了早日达到这一目标,某些地方政府甚至不惜使用集体屠杀、活埋等暴力手段。1937年,广东阳江麻风病院的50多名病人被当地军队枪决,病院随后被焚毁。
对麻风的偏见、排斥与歧视,虽历经千年却一直留存下来。
联合化疗的突破
尽管找到麻风杆菌,但除了普遍使用的一种大风子(也称大枫子)油,对麻风病人的治疗一直没有找到特效药。1941年,氨苯砜被研制成功,取得了比大风子油更好的疗效,治愈了部分病人。但是,治疗时间漫长,有的甚至终身服药也未见成效。
新中国建立后,接管了主要由教会创办的麻风病院,并首先进行了调查摸底、培训人才的准备工作。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中国宣布基本消灭性病之后,消除麻风病才被正式提上日程。
1957年,卫生部发布了《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提出“积极防治,控制感染”的原则,采取“边调查、边隔离、边治疗”的防治措施。同年,开始全国性的麻风病大普查,成立专门皮防机构,并在交通不便、没有水电的深山、海岛上修建几百所麻风病院,大规模地收治麻风病人。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较快的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发现率开始下降;四川、贵州、云南在70年代以后,发现率同样呈下降趋势。
隔离治疗尽管客观上起到防治麻风的目的,却仍然加深着人们对麻风的歧视与恐惧。就连医生自己,也要穿戴“全副武装”的隔离服,脚登长筒雨靴,消毒后才敢进入麻风医院。
在此时期,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却最早抛弃了这套装备。马海德出生于美国,原名乔治·海德姆,早年投身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性病、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他率领麻风病防治队到各地普查普治,广泛宣传麻风病可防治、不可怕的道理。他曾对学生说:“我要把麻风杆菌踩死在脚下。”
真正“踩死”麻风杆菌的曙光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研究小组正式建议使用联合化疗。氨苯砜、利福平与氯法齐明这三种药物联合起来,一般来说,多菌型麻风治疗两年,少菌型麻风治疗6个月即可治愈。
改革开放的中国很快推广这一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1981年,国家提出力争全国在20世纪末实现基本消灭麻风病。这一年,我国已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消除麻风病”的标准,即在国家层面患病率连续十年低于万分之一。
1982年和1988年,卫生部颁布和修订了《全国麻风病防治管理条例》。1985年,卫生部召开首次全国麻风宣传工作会议,此前一直讳莫如深的“麻风”一词才开始见诸报端。
这之后,麻风病防治策略实现了四个转变,即从单一药物治疗转变为联合化疗;从隔离治疗为主转变为社会防治为主;从单纯抗菌治疗转变为抗菌治疗与康复医疗相结合;从专业队伍的单独作战转变为动员社会力量协同作战。这些转变,标志着中国的麻风病控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麻风病人的人权问题
联合化疗令全球疾病负担大量减少。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麻风病人从1985年的520万例减少到1995年的80.5万例,2009年初为213 036例。
而在我国,经过近60年的积极防治,麻风新病人发现数从1958年发现3.48万例,减少到2009年度发现约1700例。
同时,随着联合化疗的推广、麻风防治策略的转变,新发现的病人一般不再送进麻风病院,而是采用在家治疗的办法(联合化疗可使早期发现的病人在一周内失去传染性)。早期建立的全国600多所麻风病院渐渐完成其历史使命,更接近于残疾康复者的养老院。随着高龄麻风康复者的陆续离世、有自主生活能力的康复者重新融入社会,有的麻风病院仅剩一两位患者,仍在苦苦支撑。
为此,2008年,国家拨款2.2亿元,启动了全国麻风病院(村)建设项目,将全国现有600多个麻风病院(村)改扩建或选址新建,整合为100多个。这一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去年结束的《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2006-2010年)》中期评估结果显示,规划中的三大目标如期实现有困难,即:部分省以县市为单位基本消除麻风病有困难、新发病人畸残率未能控制在20%以下、部分麻风院村改造建设项目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麻风流行在近15年中没有明显改善,流动人口麻风病例增多,278个县(市)麻风患病率至今仍大于1/10万,其中四川、云南、贵州、西藏、湖南尚有46个县(市)患病率大于1/1万。
我国现有麻风病治愈存活者约21万名,其中,约10万名畸残者的身体康复、约2万名滞留在麻风村里的康复残老者的生活保障问题,仍需更多的经费投入。
除此之外,更难消除的,也许是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歧视。
在部分文学艺术作品中,麻风仍然是黑暗与邪恶的代名词。直到今年4月,国务院才决定取消“患有麻风病外国人不许入境”条款。对于麻风,更多的中国人至今仍然闻之色变。
好在经过几千年与麻风病的对抗之后,人们终于在国际范围内意识到了比医学更重要的社会问题。2008年6月1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8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消除对麻风病人、治愈者及其家属的歧视》的决议。决议首次提出,麻风问题不仅是一个医药或健康问题,而且是一个完全侵犯人权的歧视问题,鼓励各国分享打击对麻风病人及其家属歧视的最佳做法,努力实现麻风病人、治愈者及其家属的全面康复。
这或许昭示着,在21世纪,人类将可能真正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
然而,21世纪的头10年即将过去,各种数据显示,“彻底消灭”仍是美好愿景。据世界卫生组织官方数据,全球 121个国家和地区登记的麻风患病人数在2009年初为213036例。今年1月至6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麻风病控制中心统计,全国共计发现病人745例,仍有麻风现症病人6603例。另外,还有新的疫点出现,部分地区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人类与麻风的对抗,注定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
古老的恶疾
当埃及木乃伊中出现因麻风病引起的颅骨损害时,有学者认为,早在公元前14世纪,麻风便在非洲出现了。但麻风究竟起于何时何地,已不可考,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它的古老。
在《圣经》旧约中,患麻风的病人远远地站着,撕破衣裳,口里喊着“不洁净!不洁净!”它还出现在《论语》中。孔子探望得了麻风的学生冉耕,却不进屋子,只隔着窗户与冉耕握手:“这样的好人怎么会得这么可怕的病呢?”
眉毛或头发脱落、嘴脸歪斜变形、双目失明、腿脚残疾、指掌全无,因麻风带来的身体残缺扭曲,令这种曾不知病根亦无法医治的“绝症”被恐惧的人们视为“天谴”,患病者被贴上道德有亏或前世作孽的罪人标签。在公元6至7世纪的欧洲,麻风被看成是“魔鬼的助手”,“麻风的存在是上帝愤怒或恩宠的一个表征”,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在其著作《疯癫与文明》中说。
隔离是通常的做法。据统计,中世纪的欧洲有约1.9万处由教会管辖的麻风病禁锢所——很多基督徒认为照顾麻风病人是一种赎罪的体现。在英国,麻风病人被认为是“活死人”,外出时要穿特殊的绿袍,胸前挂牌或是手臂挂铃,以明示身份。他们不能进酒店、磨坊、面包店,不能触摸健康人,不能在溪流中洗澡,死后甚至不能按宗教仪式举行葬礼。
而在中国,秦代便出现了收容身患疠病(即麻风)病人的“疠迁所”,可看作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地。到了唐代,一些寺院也被辟作“疠人坊”。明代沈之问还撰著了麻风病专书《解围元薮》,对麻风病的病因、病机、症状、鉴别诊断、辩证治疗进行了全面论述。
揭秘麻风真身
19世纪中叶,挪威医生丹尼尔逊用麻风病人溃烂的液体给自己接种,甚至将他们的血液和结节也植入自己的皮肤内进行实验,开始了对麻风病的研究。受此激励,他的女婿兼下属汉森,终于在1873年找到了麻风病的病原体——麻风杆菌。这个发现彻底结束了关于麻风病因的各种荒谬说法,确定了它是一种传染病。
1897年,在柏林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麻风大会正式宣布麻风是无可救治的传染病,并强力建议以隔离方式来防疫。此时正值中国清朝末年,麻风患者近百万人之多。有外国医生甚至公开指出,中国人是太平洋地区麻风流行的祸首。
在此之前,由英国人韦尔斯利·贝利成立的国际麻风救济会进入中国,在浙江杭州、湖北孝感等地设立麻风病院。
进入民国时期,为了铲除象征着落后与虚弱、与中国国家形象相联系的麻风病,国民政府也开始建设麻风病院。1926年,中华麻风救济会成立,同年发行《麻风季刊》,每期封面都有一句英文口号:Ridding China of Leprosy (消灭中国的麻风)。
为了早日达到这一目标,某些地方政府甚至不惜使用集体屠杀、活埋等暴力手段。1937年,广东阳江麻风病院的50多名病人被当地军队枪决,病院随后被焚毁。
对麻风的偏见、排斥与歧视,虽历经千年却一直留存下来。
联合化疗的突破
尽管找到麻风杆菌,但除了普遍使用的一种大风子(也称大枫子)油,对麻风病人的治疗一直没有找到特效药。1941年,氨苯砜被研制成功,取得了比大风子油更好的疗效,治愈了部分病人。但是,治疗时间漫长,有的甚至终身服药也未见成效。
新中国建立后,接管了主要由教会创办的麻风病院,并首先进行了调查摸底、培训人才的准备工作。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中国宣布基本消灭性病之后,消除麻风病才被正式提上日程。
1957年,卫生部发布了《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提出“积极防治,控制感染”的原则,采取“边调查、边隔离、边治疗”的防治措施。同年,开始全国性的麻风病大普查,成立专门皮防机构,并在交通不便、没有水电的深山、海岛上修建几百所麻风病院,大规模地收治麻风病人。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较快的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发现率开始下降;四川、贵州、云南在70年代以后,发现率同样呈下降趋势。
隔离治疗尽管客观上起到防治麻风的目的,却仍然加深着人们对麻风的歧视与恐惧。就连医生自己,也要穿戴“全副武装”的隔离服,脚登长筒雨靴,消毒后才敢进入麻风医院。
在此时期,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却最早抛弃了这套装备。马海德出生于美国,原名乔治·海德姆,早年投身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性病、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他率领麻风病防治队到各地普查普治,广泛宣传麻风病可防治、不可怕的道理。他曾对学生说:“我要把麻风杆菌踩死在脚下。”
真正“踩死”麻风杆菌的曙光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研究小组正式建议使用联合化疗。氨苯砜、利福平与氯法齐明这三种药物联合起来,一般来说,多菌型麻风治疗两年,少菌型麻风治疗6个月即可治愈。
改革开放的中国很快推广这一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1981年,国家提出力争全国在20世纪末实现基本消灭麻风病。这一年,我国已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消除麻风病”的标准,即在国家层面患病率连续十年低于万分之一。
1982年和1988年,卫生部颁布和修订了《全国麻风病防治管理条例》。1985年,卫生部召开首次全国麻风宣传工作会议,此前一直讳莫如深的“麻风”一词才开始见诸报端。
这之后,麻风病防治策略实现了四个转变,即从单一药物治疗转变为联合化疗;从隔离治疗为主转变为社会防治为主;从单纯抗菌治疗转变为抗菌治疗与康复医疗相结合;从专业队伍的单独作战转变为动员社会力量协同作战。这些转变,标志着中国的麻风病控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麻风病人的人权问题
联合化疗令全球疾病负担大量减少。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麻风病人从1985年的520万例减少到1995年的80.5万例,2009年初为213 036例。
而在我国,经过近60年的积极防治,麻风新病人发现数从1958年发现3.48万例,减少到2009年度发现约1700例。
同时,随着联合化疗的推广、麻风防治策略的转变,新发现的病人一般不再送进麻风病院,而是采用在家治疗的办法(联合化疗可使早期发现的病人在一周内失去传染性)。早期建立的全国600多所麻风病院渐渐完成其历史使命,更接近于残疾康复者的养老院。随着高龄麻风康复者的陆续离世、有自主生活能力的康复者重新融入社会,有的麻风病院仅剩一两位患者,仍在苦苦支撑。
为此,2008年,国家拨款2.2亿元,启动了全国麻风病院(村)建设项目,将全国现有600多个麻风病院(村)改扩建或选址新建,整合为100多个。这一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去年结束的《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2006-2010年)》中期评估结果显示,规划中的三大目标如期实现有困难,即:部分省以县市为单位基本消除麻风病有困难、新发病人畸残率未能控制在20%以下、部分麻风院村改造建设项目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麻风流行在近15年中没有明显改善,流动人口麻风病例增多,278个县(市)麻风患病率至今仍大于1/10万,其中四川、云南、贵州、西藏、湖南尚有46个县(市)患病率大于1/1万。
我国现有麻风病治愈存活者约21万名,其中,约10万名畸残者的身体康复、约2万名滞留在麻风村里的康复残老者的生活保障问题,仍需更多的经费投入。
除此之外,更难消除的,也许是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歧视。
在部分文学艺术作品中,麻风仍然是黑暗与邪恶的代名词。直到今年4月,国务院才决定取消“患有麻风病外国人不许入境”条款。对于麻风,更多的中国人至今仍然闻之色变。
好在经过几千年与麻风病的对抗之后,人们终于在国际范围内意识到了比医学更重要的社会问题。2008年6月1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8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消除对麻风病人、治愈者及其家属的歧视》的决议。决议首次提出,麻风问题不仅是一个医药或健康问题,而且是一个完全侵犯人权的歧视问题,鼓励各国分享打击对麻风病人及其家属歧视的最佳做法,努力实现麻风病人、治愈者及其家属的全面康复。
这或许昭示着,在21世纪,人类将可能真正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