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独具色彩，光辉灿烂，绵延数千载而不间断，依靠的正是中华民族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格外重视。传说在三皇五帝时代，就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大学”—“成均”，成为后世传颂不已的理想教育形式。夏、商、周三代，又有“庠”“序”“校”等教育机构，国家教育制度逐渐走向成熟。然而这一时期的教育体制属于“学在官府”性质，教育权、受教育权被统治阶级掌握，平民难有惠及。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在“士”阶层的推动下，学术开始向下层扩散，造就了“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黄金期，中华文明进入群星璀璨的“轴心时代”。
　　尊师重教：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
　　诸子百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当属孔子，他“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打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使得平民也有了受教育的权利，这在当时属于教育体制的一场革命。孔门教学以培养德行兼备的“君子”为目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是儒家精神的有力彰显。在儒家精神的塑造下，原本作为阶层身份的称谓—“士”，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涵，在后世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代称。这些有理想、有担当的读书人继承了孔子开创的私人讲学传统，在一代代的讲学授受中完成了文化的延续、文明的传承。
　　在汉代，儒家士人开始建立“精舍”“精庐”作为私人讲读之所，如东汉名士李充就曾“立精舍讲学”。由于汉代用来选官用人的察举、征辟制度逐渐为门阀士族掌控，寒门士人难以通过诵读经典施展抱负，这些零星设立的精舍因而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佛教盛行之时，精舍成为佛家讲经、译经的场所，改变了精舍的原初之意，儒家文化一度面临传承断绝的危机。
　　书院的形成与规范
　　自隋朝创立科举制度以来，读书应举成为选官用人的主要依据。科举以其公平性及开放性的原则，使得“田舍郎”亦有机会成为“天子门生”，改变了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的局面，成为实现阶层上下流动的重要途径。至宋代已有“科举社会”之称，“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即出自宋真宗赵恒之口。这时，读书的重要性空前提高，由此产生了对书籍以及教育事业广泛的社会需求，一种适应新时代变化的文化教育制度呼之欲出。
　　此时，科技的进步推动了文化教育体制的革新。借助“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与印刷术，纸本雕版印刷书籍以其低廉的成本与良好的阅读体验迅速取代简帛，广泛流通于社会，使得文化开始变得“廉价”而亲民。官府与私人大量存贮典籍已逐渐普遍，民间士人也有条件通过印刷书籍完成文化的生产与流通。因此在这一时期，围绕书籍的生产、流通和收藏的组织机构开始出现，“书院”一词逐渐成为指代这类机构约定俗成的称谓。
　　关于中国书院的起源，历来有不同的看法。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书院起源于唐玄宗时朝廷设立的丽正、集贤书院。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丽正、集贤以前，民间已有零星的书院存在。书院源于私人治学的书斋与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应当有官府与民间两大源头。因此，从唐代诞生时起，书院就得到了官方与民间两种力量的支持，两者共同助推了书院这一新兴的文化教育组织在全国的普及。不过，书院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世儒家精神的旗帜，应当归功于南宋理学家的努力。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走向规范的时期，而朱熹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提出的书院理想以及实际兴复白鹿洞书院的举措，成为后世书院建设运动的取法对象。朱熹针对当时士人醉心于科举利禄之学的状况，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宣扬新的教育理念。他认为，古昔圣贤所教人之学，不外乎五教五伦，因此士人的为学目的和进学之法也应当据此而定。在朱熹看来，学的最终目标应落实到对人伦秩序的明晰与维持上，为此则必须格物穷理、笃行实践。具体而言，为学之方应分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大方面，缺一不可。随着程朱之学逐渐成为正统学说，以及宋理宗将《白鹿洞书院揭示》颁行天下的政治举措，朱熹宣扬的新教育理念得到认可与推广，其影响甚至超出了书院，成为官学、私学普遍的精神指导。
　　传统中国教育、文化的新格局
　　南宋以后，书院与儒家传统学术的发展、传播密不可分，成为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乾嘉汉学等学术发展与传承的重要场所。各个学派皆有标志性的书院作为其存续的见证，甚至成为学派的代称。如宋代湖湘学派以岳麓书院为基地，后世即以“岳麓诸儒”称之;明代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派，其得名来自于學派赖以讲学的东林书院;阳明学派则借助水西书院、天真精舍等大开讲会，传扬师说，使得明代书院取得“相望于远近”的历史成就;而清代乾嘉汉学的传播，离不开诂经精舍、学海堂、南菁书院等机构的倡导。如此种种，不胜枚举。书院与传统学术的一体化，于兹尽现。
　　书院虽源出于中国，却又不仅限于中国。从明代开始，书院随着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逐渐在海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院向海外移植的第一站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东国朝鲜。李朝世宗即位之初，大致相当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是朝鲜书院450余年历史的开端。当时，“东国朱子”李滉提出全面引进中国书院制度的建议。经过多年的发展，朝鲜书院已是“比邑相望”，助推了朝鲜儒学“黄金时代”的到来。
　　除朝鲜外，日本到江户时代，也开始了中国书院文化的传播、接受史。其中，《白鹿洞书院揭示》随着朱子学东传日本而引起了各学派，如朱子学派、阳明学派、考证学派的重视，不少学者为之详作集注，以广流传。有研究者统计，日本围绕《白鹿洞书院揭示》而编纂著作至少50种。其他地区如欧洲、美洲，在清代以降也相继有了中国书院的身影。这些移植于海外的书院，与中国本土的传统书院血脉相承，传扬中国文化的功效保持不变，在异域风土的环境下又灵活变通其规制，从而成为连接中西文化的桥梁。
　　作为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书院历经唐、宋、元、明、清1300余年的发展，遍布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为传统教育、学术、文化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为伦常观念的养成等做出了巨大贡献。19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明之间交流、冲突程度的加深，书院在动荡的局势与多层次的文化教育需求下，追随时代的变趋，引进“新学”“西学”，调整、改革其教育理念与制度，开始了从古代走向近现代的转型历程。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朝廷改书院为学堂的诏令之下，各省、府、州县书院被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民国以后，学堂又改制为学校，使得中国的教育制度经由书院而得以贯通今古，书院在后世的大学、中学、小学中得以永存。
　　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赵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