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朱熹不仅是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还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书法家。他结合儒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看待书法创作，同时以广博的学识和文人的书卷气涵养了其萧散简远、古淡平和的晋人风致，其追求高古的书法境界不仅为时人所重，也被后世推崇。
890年前，北斗七星君降世，人间多了一位圣人，也多了一位书法家。
890年后，我们遥望北斗七星，还能否忆起那位脸上有痣的老者？
天纵奇才 少有大志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先生、考亭先生，祖籍南宋徽州婺源（今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出生于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城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长期生活在武夷山，晚年定居建阳（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考亭。
据说，朱熹出生时右脸上有七颗黑痣，状如北斗七星。命理学上说，如果人身上生有排列如北斗七星的痣，便是北斗七星君降世，为贵相，必有一番作为。我们看朱熹成年后的画像，七颗痣依然存在。
许是真的应了天意，朱熹自幼聪敏过人，刚会说话的时候，便表现出极强的求知欲。一次，朱熹的父亲朱松指着天对他说：“这是天。”他马上反问：“天上有什么？”令朱松惊讶不已。朱熹5岁入学，便能读懂《孝经》，曾经在书额题字“若不如此，便不成人”以自勉。10岁的时候，他已通读“四书”，立志圣贤之学，每读到圣贤与自己有相似之处，便“喜不可言”，到了痴迷的程度。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
朱松曾在福建多地任地方官，后在吏部任职，雅好金石，家中也有一定的收藏，从秉承家学到外部环境，都为朱熹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朱熹年少时便对金石文字情有独钟，跟随父亲及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习字，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也对朱熹早年的书法取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根本魏晋 崇尚传统
朱熹学习书法极其认真，而且崇尚传统。虽然当时南宋书坛依旧是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尚意”书风占据主导地位，但他并不追风，而是保持对书法的独立思考和理解，更加重视对传统的恢复和学习。一方面把握时代风格，与时俱进;另一方面根据自己的喜好，择其善者而从之。遵从前人法度而不被束缚，体会今人经验而不轻弃，复古而不泥古，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独出己意，让书法创作随心而发，达到以心御笔、以“有法为无法”的境界。他主张“字字有法度，方是字”，但又要能“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也就是说，书法一定要能入法而又能出法，笔墨才能表现出自然意态。朱熹的作品有很多既保留着魏晋风骨，又有着尚意书风的痕迹，无意求工而工，传统与创新并存，这与苏、黄等人的“以无法为有法”有着很大的区别。
朱熹对于书法的定位与常人不同。他把书法看成为治学修身服务的工具，实用性放在首位，艺术性次之。因而相较于一些追求艺术变化和强调个性化的书风，他更喜欢魏晋的平正端庄和萧散气韵，认为这才是书法的正统。他甚至对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等人的书法提出过批评。
朱熹早年一心以高古为尚法，从汉魏入手。他曾学曹操，后改攻钟繇楷书和颜真卿行草，得益于钟、颜两家，笔墨丰腴、字法俊逸，大有晋人风致，为其以后形成萧散简远、古淡平和的书风奠定了基础。
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听说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五峰的弟子张栻在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便前往拜访。张栻，字敬夫，是南宋名将张浚之子，宋代著名学者，曾师从胡五峰学习理学，并在妙高峰建城南书院，以供学者交流。朱熹与张栻一边游历城南胜景，一边作诗吟咏唱和，尽兴方归。回来后他选取20首描绘城南风光的和诗，写成长卷，以记其事，这便是《城南唱和诗卷》。此卷凡64行，共462字，通篇笔意从容，灵活自然，无意求工，而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规矩，韵度润逸，苍逸可喜，与钟繇《荐季直表》、颜真卿《争座位帖》风格多有相似之处，被视为朱熹早期书法代表作。
朱熹对颜真卿的行书非常推崇，他的另外一些作品如《与彦修少府帖》《论语集注残稿》，也都明显受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争座位帖》《祭伯父文稿》影响，有些字相似度极高，甚至能以假乱真，可见其对颜书用功之深。
北宋苏、黄、米、蔡四家之中，朱熹最欣赏的是蔡襄。本来他是不主张向今人学习的，但是对蔡襄又自不同。首先，二人均钟情颜体，而蔡襄是在宋仁宗时期学颜第一人;其次，二人在书法上均向往古贤，看重法度，有共同的书法语言。蔡襄的书法唐风醇厚，名满天下，因而朱熹以先贤等同视之，将其看作学书的良师。他在津州做官时，曾苦心孤诣，四处寻访蔡襄的书法墨迹，还特地去仙游登门拜访蔡襄的故居，并为蔡襄的画像作赞，以示敬仰。
书贵自然 技进于道
身为一代鸿儒，朱熹虽然不以书法为业，但他的作品还是声名远播。这固然与他在理学方面崇高的威望有关，而其书法造诣也确实深厚，并不比专业书法家逊色。明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说：“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可见其书法受欢迎程度。
朱熹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为主，代表作有《书翰文稿》《秋深帖》等，大字墨迹很少，如《书易系辞册》。《书易系辞册》是朱熹存世仅见的大字真迹，共14开，102字，每行仅书写2字，字字结构紧凑，结体上重下轻，笔画劲健有力，笔势深沉稳重，行笔果断迅捷，大有快剑斫阵之势，墨色黝黑，时现飞白效果，通篇气势雄阔。朱熹的大字与张即之的大字楷书有相近之处，但是笔画更加厚重，敦厚淳朴中蕴含高古之气，是古代传世大字书法中的佳作。
《书翰文稿》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为朱熹行草书代表作。该卷分为两段：前段为《允夫帖》（又称《七月六日帖》），纵33.5厘米，横45.3厘米，用笔圆转，融合了草书和篆书笔意，笔势连绵，萦丝牵带，气韵流畅。后段纵28.2厘米，横113.6厘米，行笔参合隶书，方笔较多，更具萧散古雅趣味。两件作品具有明显的共性特征—字距密集，甚至叠加纠缠在一起，密不透风;行距宽松，气韵通畅，疏可走马。二者均强调书写的气势，如流云飞瀑，一泻而下，不事雕琢，却有一种自然之美。《秋深帖》与《书翰文稿》风格类似，下笔迅捷，点画圆润，线条沉着而顺畅，整体行气连贯，呈现出洒脱自然的意趣。
在朱熹71年的人生里，他为官时间只有9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著书立说和讲学。書法作为日常著述需求或生活调剂，也占据了相当多的时间，他勤于翰墨，精于探索，从未间断。综观其一生的书法活动，不仅有深厚家学渊源的熏陶，还有魏晋风韵的奠基，以及钟繇、颜真卿与蔡襄等书法家的影响，所有这些不断丰富完善着朱熹的书法观。同时，这些观点也不可避免受到其理学意识形态的影响。
朱熹以人品论书品，把人的胸怀意趣、品行气质看成书法艺术特征形成的根源和决定因素。他从强调书家性情、胸襟对法度影响的立场出发，既反对拘守于法，又反对游离于法。这与他“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朱子语类》）、“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与汪尚书书》）的思想观点是一致的。他把书法、为文、治学、做人看成是相通的，主张“书字时甚敬”，强调正心正念，以正确的态度怀着崇敬心去创作。这是当今依旧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
朱熹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书法观，并开始把书法与理学思想结合起来，技进于道，达到一重至高艺术境界。
相较于在理学和思想教育方面的成就，朱熹的书法虽然为其光芒所掩，但依旧是可以照亮艺术天空的一颗明星，光华闪烁。
890年前，北斗七星君降世，人间多了一位圣人，也多了一位书法家。
890年后，我们遥望北斗七星，还能否忆起那位脸上有痣的老者？
天纵奇才 少有大志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先生、考亭先生，祖籍南宋徽州婺源（今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出生于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城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长期生活在武夷山，晚年定居建阳（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考亭。
据说，朱熹出生时右脸上有七颗黑痣，状如北斗七星。命理学上说，如果人身上生有排列如北斗七星的痣，便是北斗七星君降世，为贵相，必有一番作为。我们看朱熹成年后的画像，七颗痣依然存在。
许是真的应了天意，朱熹自幼聪敏过人，刚会说话的时候，便表现出极强的求知欲。一次，朱熹的父亲朱松指着天对他说：“这是天。”他马上反问：“天上有什么？”令朱松惊讶不已。朱熹5岁入学，便能读懂《孝经》，曾经在书额题字“若不如此，便不成人”以自勉。10岁的时候，他已通读“四书”，立志圣贤之学，每读到圣贤与自己有相似之处，便“喜不可言”，到了痴迷的程度。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
朱松曾在福建多地任地方官，后在吏部任职，雅好金石，家中也有一定的收藏，从秉承家学到外部环境，都为朱熹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朱熹年少时便对金石文字情有独钟，跟随父亲及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习字，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也对朱熹早年的书法取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根本魏晋 崇尚传统
朱熹学习书法极其认真，而且崇尚传统。虽然当时南宋书坛依旧是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尚意”书风占据主导地位，但他并不追风，而是保持对书法的独立思考和理解，更加重视对传统的恢复和学习。一方面把握时代风格，与时俱进;另一方面根据自己的喜好，择其善者而从之。遵从前人法度而不被束缚，体会今人经验而不轻弃，复古而不泥古，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独出己意，让书法创作随心而发，达到以心御笔、以“有法为无法”的境界。他主张“字字有法度，方是字”，但又要能“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也就是说，书法一定要能入法而又能出法，笔墨才能表现出自然意态。朱熹的作品有很多既保留着魏晋风骨，又有着尚意书风的痕迹，无意求工而工，传统与创新并存，这与苏、黄等人的“以无法为有法”有着很大的区别。
朱熹对于书法的定位与常人不同。他把书法看成为治学修身服务的工具，实用性放在首位，艺术性次之。因而相较于一些追求艺术变化和强调个性化的书风，他更喜欢魏晋的平正端庄和萧散气韵，认为这才是书法的正统。他甚至对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等人的书法提出过批评。
朱熹早年一心以高古为尚法，从汉魏入手。他曾学曹操，后改攻钟繇楷书和颜真卿行草，得益于钟、颜两家，笔墨丰腴、字法俊逸，大有晋人风致，为其以后形成萧散简远、古淡平和的书风奠定了基础。
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听说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五峰的弟子张栻在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便前往拜访。张栻，字敬夫，是南宋名将张浚之子，宋代著名学者，曾师从胡五峰学习理学，并在妙高峰建城南书院，以供学者交流。朱熹与张栻一边游历城南胜景，一边作诗吟咏唱和，尽兴方归。回来后他选取20首描绘城南风光的和诗，写成长卷，以记其事，这便是《城南唱和诗卷》。此卷凡64行，共462字，通篇笔意从容，灵活自然，无意求工，而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规矩，韵度润逸，苍逸可喜，与钟繇《荐季直表》、颜真卿《争座位帖》风格多有相似之处，被视为朱熹早期书法代表作。
朱熹对颜真卿的行书非常推崇，他的另外一些作品如《与彦修少府帖》《论语集注残稿》，也都明显受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争座位帖》《祭伯父文稿》影响，有些字相似度极高，甚至能以假乱真，可见其对颜书用功之深。
北宋苏、黄、米、蔡四家之中，朱熹最欣赏的是蔡襄。本来他是不主张向今人学习的，但是对蔡襄又自不同。首先，二人均钟情颜体，而蔡襄是在宋仁宗时期学颜第一人;其次，二人在书法上均向往古贤，看重法度，有共同的书法语言。蔡襄的书法唐风醇厚，名满天下，因而朱熹以先贤等同视之，将其看作学书的良师。他在津州做官时，曾苦心孤诣，四处寻访蔡襄的书法墨迹，还特地去仙游登门拜访蔡襄的故居，并为蔡襄的画像作赞，以示敬仰。
书贵自然 技进于道
身为一代鸿儒，朱熹虽然不以书法为业，但他的作品还是声名远播。这固然与他在理学方面崇高的威望有关，而其书法造诣也确实深厚，并不比专业书法家逊色。明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说：“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可见其书法受欢迎程度。
朱熹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为主，代表作有《书翰文稿》《秋深帖》等，大字墨迹很少，如《书易系辞册》。《书易系辞册》是朱熹存世仅见的大字真迹，共14开，102字，每行仅书写2字，字字结构紧凑，结体上重下轻，笔画劲健有力，笔势深沉稳重，行笔果断迅捷，大有快剑斫阵之势，墨色黝黑，时现飞白效果，通篇气势雄阔。朱熹的大字与张即之的大字楷书有相近之处，但是笔画更加厚重，敦厚淳朴中蕴含高古之气，是古代传世大字书法中的佳作。
《书翰文稿》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为朱熹行草书代表作。该卷分为两段：前段为《允夫帖》（又称《七月六日帖》），纵33.5厘米，横45.3厘米，用笔圆转，融合了草书和篆书笔意，笔势连绵，萦丝牵带，气韵流畅。后段纵28.2厘米，横113.6厘米，行笔参合隶书，方笔较多，更具萧散古雅趣味。两件作品具有明显的共性特征—字距密集，甚至叠加纠缠在一起，密不透风;行距宽松，气韵通畅，疏可走马。二者均强调书写的气势，如流云飞瀑，一泻而下，不事雕琢，却有一种自然之美。《秋深帖》与《书翰文稿》风格类似，下笔迅捷，点画圆润，线条沉着而顺畅，整体行气连贯，呈现出洒脱自然的意趣。
在朱熹71年的人生里，他为官时间只有9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著书立说和讲学。書法作为日常著述需求或生活调剂，也占据了相当多的时间，他勤于翰墨，精于探索，从未间断。综观其一生的书法活动，不仅有深厚家学渊源的熏陶，还有魏晋风韵的奠基，以及钟繇、颜真卿与蔡襄等书法家的影响，所有这些不断丰富完善着朱熹的书法观。同时，这些观点也不可避免受到其理学意识形态的影响。
朱熹以人品论书品，把人的胸怀意趣、品行气质看成书法艺术特征形成的根源和决定因素。他从强调书家性情、胸襟对法度影响的立场出发，既反对拘守于法，又反对游离于法。这与他“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朱子语类》）、“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与汪尚书书》）的思想观点是一致的。他把书法、为文、治学、做人看成是相通的，主张“书字时甚敬”，强调正心正念，以正确的态度怀着崇敬心去创作。这是当今依旧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
朱熹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书法观，并开始把书法与理学思想结合起来，技进于道，达到一重至高艺术境界。
相较于在理学和思想教育方面的成就，朱熹的书法虽然为其光芒所掩，但依旧是可以照亮艺术天空的一颗明星，光华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