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霍洛维茨教授是创伤研究领域的世界级顶尖专家，他把人类抚平心理创伤的过程划分为下列五个阶段：痛哭，麻木和抗拒，入侵式回忆，理解创伤，抚平创伤。
　　然而，这五个阶段不是固定不变的，并非所有人都会照此顺序走完自己的心路历程。有人可能会跳过其中几步，或者代之以其他途径。
　　痛哭
　　很多人在经历创伤之后，都会立即进入“痛哭”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人常会惊惶不安。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女士琳恩，她当时刚好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
　　有一天，她在结束漫长的工作之后终于能回家了，却赶上糟糕的交通，最终走进家门时，已经筋疲力竭。她把挎包扔在门口，径直走向冰箱，给自己倒上一杯酒，才发现丈夫还没有回家，家里出奇的冷清。她打开取暖设备，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但她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她走进厨房，发现桌上有张字条，是丈夫留给她的。他说，他曾经是那么爱她，但他不能再继续维持这段婚姻了，他爱上了别人。他在当天早些时候已经搬走了。
　　琳恩至今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觉得脚下的地板忽然张开大口，心脏开始狂跳，甚至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心脏病发作了！这让她吓坏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琳恩一直像母亲腹中的胎儿一样蜷缩在床上，有时流泪痛哭，有时大声尖叫。“我甚至都无法站起来。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在那几天里，我一直昏昏沉沉的，无法相信这一切。有时候，我会长久地坐在那里，眼光呆滞，盯着一片虚空；有时候，我会忽然想起，他离开我了。”
　　“痛哭”阶段过去之后，与创伤有关的想法、影像和记忆，会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它们是如此令人沮丧，以致大脑会自动开启防御机制，将它们挡在意识之外。于是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阶段：“麻木和抗拒”。
　　麻木和抗拒
　　麻木和抗拒，是重要的自我保护机制。有人在回忆创伤事件的时候，就好像一个自己在演舞台剧，而另一个自己从远处冷眼旁观；又或者如同做梦一般。上述反应都是我们在面对巨大心理压力时的自我保护方式。自我保护还表现为感情麻木。正如一位女士所说的：“我感到自己心如铁石。我把自己的内心完全封闭起来……在周围筑起一道耶利哥之墙。对我来说，这是应对创伤的唯一方式。”
　　有时候创伤事件给人带来的打击实在太大，以至于早在痛哭阶段之前，有人可能就已经开始抗拒事实。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基蒂·哈特这样描述自己刚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表现出的抗拒：
　　“我耳目所及的，只有尖叫、死亡和喷着浓烟的焚尸炉。黑沉的煤渣和焚尸的气味充满空气……这就像是一场可怕的噩梦。过了好几个星期以后，我才能真正相信这发生的一切。”
　　但是，抗拒和麻木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就算我们能暂时将记忆封闭，不让它流入认知，但我们的记忆实在太过强大，它总有一刻会突破封锁。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压制记忆，不去积极处理，总有一天它会把我们的意志击溃。如果我们刻意压制负面感觉，反而可能会提升它出现的频率———这就是所谓的“回跳效应”，也就是霍洛维茨所说的第三阶段：“入侵式回忆”。
　　入侵式回忆
　　假设某栋公寓楼里住着一群租客，他们集体同意将其中一个房客赶出去。有一天，他们趁这个不受欢迎的家伙出门的时候换了大门的门锁。他回来后发现进不去，于是用力敲门。门里的人假装没听见。他怕自己的动静不够大，就越发用力，但无济于事。最后他敲累了，坐在门前台阶上睡着了。其他房客听见外面安静下来，都认为他已经走了。
　　但是过了不久，敲门声又重新响起，而且比以前更大，不久后门外又归于沉寂。其他房客心想：这下可好了，讨厌的家伙终于走了！但是安静并没有持续太久，那个不受欢迎的房客突然打破窗户冲了进来！回忆是痛苦的，但如果我们不想让回跳发生，就必须勇敢直面。
　　人们常会在抗拒和入侵式回忆这两个阶段之间来回摇摆。大多数人都能鼓起勇气，尝试把与创伤有关的信息存入长期记忆，但是这个过程实在太过痛苦，一次只能完成一小步。想起一点，就忘记一点———这就是所谓的“理解创伤”。
　　理解、抚平创伤
　　“理解创伤”阶段开始之后，人们似乎把自己的感觉隔离起来。他们就好像化身为旁观者，从远处遥望自己经历过的创伤事件，或者仿佛身在梦中———也许大脑是在通过这种方式调节创伤压力，避免一时之间给人造成太大冲击。我们不断努力理解创伤的同时，先前的抗拒心理和入侵式回憶逐渐褪去。
　　于是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抚平创伤”。储存在短期记忆中的创伤回忆，在此阶段终于被转存为长期记忆。大多数人都能成功度过回避和入侵式回忆阶段，但有人在最开始的痛哭阶段就卡住了，也有人卡在了回避或入侵式回忆阶段，或是在二者之间来回摇摆。
　　人们难免会为此感到烦恼和恐惧，如果他们不明白自己出了什么状况，困境只会更加严重，可能会觉得自己要发疯了。创伤后心理压力其实是一种正常而自然的认知过程，人需要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理解创伤、整合记忆。
　　（摘自《创伤后成长心理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图/付业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