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为人津津乐道的文选中，北宋范仲淹所写《岳阳楼记》是很突出的一篇，那超越了世俗或喜或悲的览物之情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圣人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令人有高山仰止之慨，斯文承载着国人的修身处世之道。
　　同样写岳阳楼的还有另一篇美文，相映成趣却鲜为人所知——晚明袁中道的《游岳阳楼记》，标题只一字之差，似乎是故意与先贤相互激赏；作为性灵文学有代表性的人物，所写的这篇文章，内涵上又有什么讲究呢？
　　《游岳阳楼记》这篇文章为什么会出现，可以先捋一捋中国文章的两个源流：“文以载道”和“独抒性灵”。
　　中国自古推崇“道德文章”，从读书求学到文艺创作，都注重对人立身处世的指引。最老的古籍《尚书·尧典》有言“诗言志”，所以当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诗经》被用作官方教材后，对它的解释也是尽力往道德志向上来说，如敲动着每一个辗转反侧的有情人之心的“关关雎鸠”的鸣唱，在《诗大序》中，定性为讲“后妃之德”，是为“风天下而正夫妇”来“教以化之”——这也是“教化”一词的由来。具体讲，道德教化和政治、人伦密切相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当然，人性有理性道德的一面，自也有感性抒情的一面，哪怕《诗大序》也无法否定诗歌的源头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晚明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就借着杜丽娘听老塾师用德行讲《关雎》而觉得莫名其妙的反应，来调侃违情的弊病。当诗人一路传唱着人生千姿百态的悲欢离合，抒写着喜怒哀乐来到魏晋，陆机明确提出和“诗言志”相对的另一派理论：“诗缘情”。到南朝刘勰编写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时，提出了“情者文之经”，把言情看作一切文学的特征。对性情的重视与肯定，成为后世文人的共识。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为了不同的目的，会有不同的观点。文学是为道德教化服务，还是只为抒写自我的性情，历来多有争论，潮起潮落，此起彼伏而各有高峰。唐时韩愈有感于声色之文的流弊，发起古文运动，举起“文以明道”的大旗，得到了正统文学家的支持，从此有了“道统”；而在文人习惯说道德之后，又衍生了太多“假道学”的伪作，当明朝正统文人追求“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境界之后，出现了一个逆流——以袁宏道为代表人物，和其兄袁宗道、其弟袁中道共同组成的“公安派”，公安派的核心宗旨，出自袁宏道对弟弟袁中道诗文的评价：“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于是，“独抒性灵”和“文以载道”相并立，成为文心的两座高峰，区分、统领着千古文脉的源流。
　　而今学子在读书生涯中，所学古文以道统为主，如初中必背的诸多先秦诸子文，那振聋发聩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教诲，读过的人不会忘记品尝“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滋味。到高中一系列的正统文章：讲学习重要性的《劝学》，讲圣贤发愤之所为的《报任安书》，以史谏今的《过秦论》《阿房宫赋》《六国论》，讲孝道的《陈情表》……是为教化，起人格塑造之用。表达真性情的文章自然也有，如《归去来兮辞》《兰亭集序》等，更多的存在于诗歌选篇中。
　　道统文章的高峰在唐宋，《岳阳楼记》可为典范。
　　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所树立的“古仁人之心”，将儒家所尊崇的任重道远的家国情怀推到了极致。在面向自我的层面，强调对个人性情的超越，满目萧然不必感极而悲，把酒临风不必其喜洋洋，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面向家国的层面，“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强调个人对苍生百姓、朝堂国君担当责任，以至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而被袁宏道评为写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袁中道，笔下的《游岳阳楼记》，相较之下，多有异同参照之趣。
　　在开篇，介绍岳阳楼的环境格局：“峙于江湖交会之间，朝朝暮暮，以穷其吞吐之变态。”让人以为是在重复范仲淹所写的“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但袁中道不会让人乏味，立马在范仲淹的基础上，对岳阳楼的山水做进一步的品味：如果岳阳楼前只有洞庭湖水而没有君山，如果“无一山以屯蓄之，莽莽洪流，亦复何致”，可见袁中道的用心处比范仲淹的壮阔更显细致，从而总结出“故楼之观，得水而壮，得山而妍也”的结论，提醒读者来这里不仅要登楼、看水，也要看山，而且要看山與水的配合，这很有小品文的风格。
　　然后作者开始具体写自己的此次游历，先是白天“风日清和”，在小船上取酒共酌，感觉“亦甚雄快”——呼应范仲淹写“春和景明”游洞庭会有的“心旷神怡”的积极情感体验；然后到日暮，湖上“猛风大起，湖浪奔腾，雪山汹涌，震撼城郭”，让人“四望惨淡，投箸而起，愀然以悲，泫然不能自已也”——呼应范仲淹写“淫雨霏霏”游洞庭会“忧谗畏讥”“感极而悲”的消极情感体验。
　　如果按范仲淹的逻辑，接下来就要进入写自己超越世俗小我的悲喜，追求博大的心志；袁中道真正区别于范仲淹的，集中在下文。

　　袁中道想起了滕子京当时的遭遇：“昔滕子京以庆帅左迁此地，郁郁不得志，增城楼为岳阳楼。既成，宾僚请大合乐落之，子京曰：‘直须凭栏大哭一番乃快！’范公‘先忧后乐’之语，盖亦有为而发。”读到这里，我们更清楚地明白范仲淹所说的情怀所指，是为了开导滕子京怀才不遇、被贬岳阳而哭，希望他能超越一己之得失荣辱。但袁中道并不赞同范仲淹的意见，下面开始了他的反驳：
　　“夫定州之役，子京增堞籍兵，慰死犒生，边垂以安，而文法吏以耗国议其后。朝廷用人如此，诚不能无慨于心。第以束发登朝，入为名谏议，出为名将帅，已稍稍展布其才；而又有范公为知己，不久报政最矣，有何可哭？” 　　简言之，滕子京已经在定州建功立业，虽然后来遭人构陷弹劾，但年纪轻轻就入朝做官，在朝廷是有名的文臣，出朝廷外出统领军队是知名的武将，年轻时就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又有范仲淹这样的名士做知心好友，贬官不久又政绩卓著，有什么值得哭的呢？
　　可见袁中道认为，滕子京其实没有什么好忧伤的，甚至是值得羡慕的，这与范仲淹要朋友超越一己为天下不相同。我们不由得要怀疑，是不是袁中道胸无大志、格局小了呢？对于自身，袁中道想表达什么呢？这要看文章的收尾：
　　“至若予者，为毛锥子所窘，一往四十余年，不得备国家一亭一障之用。玄鬓已皤，壮心日灰。近来又遭知己骨肉之变，寒雁一影，飘零天末，是则真可哭也，真可哭也！”
　　真相大白，好坏都是在对比中体现出来的，袁中道列举了自己的四个情况来证明自己才是那个最应该哭的人：未得功业；年已半老；骨肉（指二兄袁宏道）病故；飘零在外。——本文从游洞庭湖入手写起，思前人，不为表达对道德教化的感想和追求，只想吐一吐自己心中的苦水，慨叹人生不得志的艰难困顿。
　　袁中道并不想把自己端起来塑造成为一个伟岸的圣贤，不渴望读者从他这篇文章中找到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的法门，只想坦白一个平凡小人物的内心世界。他16岁中秀才，科举考场上几经落第，至34岁时才中举，而考进士又多次名落孙山。“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对诸多像他一样的不得意文人来说，其实很远。
　　所谓“独抒性灵”，就是面向自己的个性，表达小我的真性情。一个“独”字当先，表明他们的文字不求外界他人的簇拥，他们的宗旨也不需要集体观念的认可。公安三袁用他们真实、细腻的文字，给个人的性情做了解放；读他们的文章，一花一水，一山一木，常妙不可言。上文提到的《牡丹亭》（和三袁基本处于同一时代），则是用戏曲的形式，让饱受礼教禁锢的青春女子杜丽娘，在游园惊梦中吟唱着情之不可阻碍。又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中所说的“违己交病”，很多事情、很多观念是世俗安排给我们的，使得“心为形役”。道德成为教化的规章时就有了枷锁，人性如果敢于求真又何尝不是美的？
　　读懂范仲淹与袁中道两篇写岳阳楼的文章，且能辨别它們情感内涵的不同，以此为参照的方法，就可以对古往今来的文选进行源流的区分，并深入了解其主旨。
　　要注意的是，也有很多诗文的思想情感内涵是包含了“情”与“志”的，既有真实小我的抒发，也有道德志向的表达，二者相互交融。比如曹操的《短歌行》，从自己饮酒消愁写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颓废的感觉溢于言表。但转而去渴慕贤才，从对“青青子衿”的设想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将诗意导向正统的抱负，诗境雄伟。
　　所以，“文以载道”和“独抒性灵”，并不是势不两立的双方，不过是各有偏向；文以载道不该成为虚言妄作，独抒性灵自也不是道德败坏之流。人的理性与感性两面，又何曾可以偏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