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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对我国控制人口规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此也引发了超低生育率,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人口比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等问题。为缓解低生育问题,我国在2013年10月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又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然而,逐步放开的人口政策并未带来我国生育率的大幅提升,“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两年内我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新生儿出生率从2016年的12.96‰降至2018年的10.94‰。事实上,随着科技进步和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加之中国“崇尚教育”传统的深刻影响,中国家庭孩童教育支出迅速增加。面对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不少家庭仍担心“生不起、养不起”,高昂的孩童抚育成本、特别是孩童教育成本很可能抑制了我国生育意愿的释放,导致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走低。本文将聚焦学龄儿童教育支出,剖析学龄儿童教育支出对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以期为缓解低生育问题、促进我国学龄儿童教育公平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结合宏观理论分析和微观实证分析,探讨了学龄儿童教育支出对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首先本文对人口出生率和学龄儿童教育支出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展示了人口出生率及学龄儿童教育支出的现状和变化趋势;接下来基于贝克尔数量与质量(Q-Q)理论,分析了学龄儿童家庭教育支出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机制;随后基于CFPS2010、2012、2014和2016年数据形成的三期混合横截面数据,建立2SLS实证模型来探讨家庭孩均教育支出对家庭孩童数目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1)家庭孩均教育支出增加将在1%显著性水平下降低我国家庭孩童数目。总体上,孩均教育支出每增加10%,家庭孩童数目将显著下降0.00530;(2)城乡对比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家庭孩童数目对孩均教育支出变化的敏感性较之农村家庭更强;(3)家庭教育分项支出分析发现,家庭孩均课外辅导费对家庭孩童数目的负向影响相对更大,而孩均学杂费对家庭孩童数目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小;(4)家庭中第一个孩子为男孩时,孩均教育支出对家庭孩童数目的负影响比第一个孩子为女孩时大,且农村家庭性别差异比城镇大;(5)当家庭中有孩子处于学前教育阶段时,孩均教育支出对家庭孩童数目的影响最大;低收入家庭的孩童数目更容易受孩均教育支出的影响。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应增大政府教育投入,减轻家庭在学龄儿童教育成本上的负担;注重保障女学生教育权益;考虑孩子所处教育阶段提供差异化政府补贴;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从而促进我国人口出生率回升、保障学龄儿童可平等享有优质教育。
本文结合宏观理论分析和微观实证分析,探讨了学龄儿童教育支出对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首先本文对人口出生率和学龄儿童教育支出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展示了人口出生率及学龄儿童教育支出的现状和变化趋势;接下来基于贝克尔数量与质量(Q-Q)理论,分析了学龄儿童家庭教育支出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机制;随后基于CFPS2010、2012、2014和2016年数据形成的三期混合横截面数据,建立2SLS实证模型来探讨家庭孩均教育支出对家庭孩童数目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1)家庭孩均教育支出增加将在1%显著性水平下降低我国家庭孩童数目。总体上,孩均教育支出每增加10%,家庭孩童数目将显著下降0.00530;(2)城乡对比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家庭孩童数目对孩均教育支出变化的敏感性较之农村家庭更强;(3)家庭教育分项支出分析发现,家庭孩均课外辅导费对家庭孩童数目的负向影响相对更大,而孩均学杂费对家庭孩童数目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小;(4)家庭中第一个孩子为男孩时,孩均教育支出对家庭孩童数目的负影响比第一个孩子为女孩时大,且农村家庭性别差异比城镇大;(5)当家庭中有孩子处于学前教育阶段时,孩均教育支出对家庭孩童数目的影响最大;低收入家庭的孩童数目更容易受孩均教育支出的影响。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应增大政府教育投入,减轻家庭在学龄儿童教育成本上的负担;注重保障女学生教育权益;考虑孩子所处教育阶段提供差异化政府补贴;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从而促进我国人口出生率回升、保障学龄儿童可平等享有优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