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开创地。这里涌现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蔡先生提出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
　　什么叫先驱者呢？当几万万同胞还生活在当下的时候，他们在思考这个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甚至贡献了宝贵的生命。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自己，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就牵扯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考虑未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都像探照灯一样，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一样，要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
　　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另外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我觉得大家最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民族最缺什么。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就挖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很多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缺什么？缺远见。
　　大家开始在另外一个大学起步的时候，有两句话你千万不要相信。一句是“世界上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世界是可以投机的；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这句话不成立，世界上是有近路可走的。投机分子走近路，因此成功的人很多。但他们得到的利益只属于他们自己。希望你们牢记：要做“笨人”。这个民族不缺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我有两个特别好的人生导师。
　　一个是我的外祖母。我外祖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她不识字，个子只有一米五六。她在方圆几十里都是个明星。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田里，她割麦子是速度最快的，当她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也比不过她。
　　当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一次炉边谈话。我问她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她说：“我割得不比任何人快，只是我只要扎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想直一次腰的时候，你就会想直十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时候割得比别人更快一点。”
　　还有一个是我的舅舅。他是一个木匠，脸上有一些麻子，所以大家都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在周围40里卖得最好，所以渐渐地我们周边就没有木匠了，就剩刘麻子一个人了。所有的木匠说刘麻子这个人毒，所有的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特别好。
　　他晚年的时候，我问他：“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說：“别人说你毒、说你好，并不能使你成为一个好木匠，唯一使我能成为好木匠的是，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我比他做得更好。”
　　接着他又说：“只花六天时间还不是一个好的木匠，我是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闻做木匠活刨出来的刨子花的味道。但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也当不好木匠，有时候我看到一棵树，如果它是松木、柏木或楠木，我会想：这要是给哪家出嫁的姑娘打个箱子该多好；如果它是一棵杨树，我想只能打个小板凳。”
　　我觉得刘麻子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是他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生的水平。
　　所以最后我送在座的师妹和师弟两句话：“一句是做人要做刘麻子”，另一句是“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