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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和赵国决战长平，秦军歼灭赵军主力，并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余万人。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中大兵团作战的罕见记录，也是以最惨烈的形式最大规模“杀降”的典型事件。《史记》详尽记载了长平之战的发生背景、战役进程和胜负结局。白起、廉颇、赵括等著名将领的表现，司马迁也以生动的笔法为后人保留了历史的记忆。
关于长平之战的记载，《史记》可能依据《秦记》原始文献，应当是比较可靠的。而对白起“杀降”行为的批判，在太史公笔下有鲜明的表现。比照项羽新安“杀降”、刘邦不杀子婴事，以及李广对“杀降”的反省，《史记》的记录透露出自战国至秦汉时代生命意识的觉醒。
司马氏家族先祖司马靳从白起“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的事迹，对于太史公有关长平战事史述与史论的形成，应当有特殊的意义。
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前262），秦军猛攻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守将被迫投降，于是韩国上党郡与国都郑（今河南新郑）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上党郡太守冯亭乃与百姓商议“归赵”，以促使“韩赵”合力“当秦”：“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冯亭使人报赵。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合计。平阳君说：“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则认为：“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国于是接受上党郡的归附，封冯亭为华阳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随后，秦军攻克上党。上党民众纷纷流亡，逃奔到赵国。赵国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屯据重兵，以护卫上党流民。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四月，王龁所部秦军进攻长平。秦赵长平之战爆发。秦虽“数败赵军”，但是不久就因赵军名将廉颇“固壁不战”、避其锐气的战术而受到阻滞。“秦数挑战，廉颇不肯。”为了战胜赵国老将廉颇，秦昭襄王任用名将白起为上将军，出任长平秦军的统帅。赵孝成王信“秦之间言”，即“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下令由赵括取代廉颇。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即赵孝成王六年（前260）九月，在长平山地，上将军白起指挥的秦军完成了对赵括属下四十余万赵军的全面包围。被围困的长平赵军，后勤补给已经完全断绝。秦昭襄王亲自前往河内，这是秦国国君巡幸秦国的国土到达最东端的历史记录。《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秦昭襄王进行了史上最高等级的军事动员。战局的演进，“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赵军反复冲击，不能突破秦人的铁围，“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最终，“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
战役的结局终于惨痛的杀戮。如《史记·秦本纪》所说，“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史记·六国年表》记述赵“使廉颇拒秦于长平”，秦军击之，“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
长平之战发生的时代，列强积极参与军事竞争，一时“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史记·六国年表》），强者“追亡逐北”，“宰割天下”（《史记·陈涉世家》）。白起以杰出的军事才能于长平大胜，实现了“昭襄业帝”（《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战略优势。然而对赵军降卒的处置，白起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方式，“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将数十万降卒全数坑杀，只留下240名少年士兵，令其“归赵”，以炫耀秦的军威，实现战争恫吓。考古学者在山西高平发掘的尸骨坑，可能是白起在长平古战场坑杀赵军降卒的现场遗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城市文化局、高平市博物馆：《长平之战遗址永录1号尸骨坑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
对于长平战后白起“杀降”，《史记》多篇予以重复记述。这样的笔法，一方面显现了战国时人就这一严重事件的悲切感受，另一方面表露了太史公内心对这一历史惨剧的特殊重视。
除了上文所引《史记·秦本纪》“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史记·六国年表》“使廉颇拒秦于长平”，“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之外，还有《史记·燕召公世家》：“秦败赵于长平四十余万”，“赵王壮者皆死长平……”《史记·赵世家》：“廉颇将军军长平。”“王悔不听赵豹之计，故有长平之祸焉。”“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史记·韩世家》：“秦拔赵上党，杀马服子卒四十余万于长平。”《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秦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遂围邯郸。”《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白起）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秦赵战于长平，赵不胜。”“长平大败，遂围邯郸，为天下笑。”“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史记·魏公子列传》：“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史记·春申君列传》：“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余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与赵兵相距长平。”《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赵孝成王时，而秦王使白起破赵长平之军前后四十余万，秦兵遂东围邯郸。”对一起事件进行如此重叠繁复的记录，《史记》中是比较罕见的。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新唐书》条说：“史家之文，例无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则当斟酌彼此，有详有略，斯谓之简。”《史记》有关长平之战之文的“重出”，其用意值得我们思考。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又有情节特殊的记述：“秦大破赵于长平，遂围邯郸。”“越韩、魏而攻强赵，北坑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尽之于长平之下，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遂入围邯郸，使秦有帝业。”其叙说尤其具体，而“使秦有帝业”语，可以与《史记·太史公自序》“昭襄业帝”对应。所谓“流血成川，沸声若雷”，使用了生动的文学语言，读来令人印象深刻，足可以当梁启超“叙列之扼要而美妙”（《〈史记〉之题解及其读法》）的赞誉。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追述“司马氏”家世，曾经这样写道：“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司马错之孙司马靳曾经追随白起，在重要的历史关键点上有一致的表现。“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司马靳亲自参与白起坑杀赵军降卒事，“坑赵长平军”，后来与武安侯一起走向悲剧结局，一起“赐死杜邮”，又一起“葬于华池”，真正做到了生死与共。“（司马）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的经历，很可能是太史公形成特殊而深刻的历史记忆的条件。
后人对长平之战的评论，主要基于《史記》的记录。以汉代史论而言，汉明帝就安定羌人颁布诏书，其中写道：“夫长平之暴，非帝者之功。”《后汉书·冯衍传》载冯衍《显志》写道：“疾兵革之浸滋兮，苦征伐之萌生;沈孙武于五湖兮，斩白起于长平。”白起在长平的奇功，是被反战政论家作为反面典型的。《论衡》中说到“长平”凡13次，例如：“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一长平之坑，同命俱死。”“命当压死，故相积于长平。”“长平之中，老少并陷。”“长平之坑，……一宿同填而死。”（《命义》）“（白起）曰：‘……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我诈而尽坑之……’”（《祸虚》）“秦坑赵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俱陷。”（《变动》）“赵军为秦所坑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俱死。”（《辨祟》）人们对“长平之暴”的反省，受到了《史记》的启示。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述了名将白起人生悲剧的结局，关于“赐死杜邮”的最后一幕，有细致的情节：“秦王使王龁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楚、魏援军抵达，战局转折，“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白起就此发表的议论激怒了秦昭襄王。“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应侯请之，不起。”
白起强硬的态度，形成了与君王的直接对抗。“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迁”的处罚，看来并没有切实施行。“武安君病，未能行。”秦昭襄王有所容忍，或许是基于对白起以往军功的尊重，也可能另有其他考虑。然而战事不利，致使秦昭襄王恼羞成怒，又做出新的表态：“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
《史记》中还有另一则秦名将被迫自杀的史例，即蒙恬被秦二世、赵高等逼死的故事。《史记·蒙恬列传》写道，蒙恬也有“我何罪于天”的感慨：“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同样也有“固当死”的说法。“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所谓“我何罪于天”及“固当死”的句式，白起、蒙恬竟然完全相同，不免令人惊异。而秦代名相李斯狱中上书秦二世，也曾经说：“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史记·李斯列传》）“足以死”的说法和蒙恬是相同的。而“罪足以死固久矣”之说，其中“固”字的使用，也与白起、蒙恬临终语相同。
当然，三者相较，白起、蒙恬的境遇似乎有更多的接近。而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太史公对于蒙恬“绝地脉”的说法，是发表了否定意见的：“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王子今：《蒙恬悲剧与大一统初期的“地脉”意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4期）对于蒙恬故事，太史公明确否定“绝地脉”说，指责蒙恬“阿意兴功”，以为“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体现出站在“百姓”立场上的政治批判精神。对于白起所谓“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太史公则没有像对蒙恬那样发表这样的驳议。两相对照，似乎可以理解为这位史家对白起“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的自责没有否定性的意见，尽管由于司马靳的深度参与，太史公对于这一历史主题在某种层面上有比较复杂的心理。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写道：“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我们读长平战役“序事”来体会太史公之“指”，应当理解这种史学家的高明之处。
《论衡·命义》写道：“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称之为“长平之坑”，言“长平之坑，同命俱死”，“长平之坑，老少并陷”。秦史又有“新安之坑”。《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秦时）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陈、项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余万。”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巨鹿之战后，项羽率领诸侯联军与章邯秦军投降部众“到新安”的情形。“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于是秦军降吏卒私下疑议。“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侯部队首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等商议：“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战争史上又一起“杀降”惨剧随即发生：“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也记载：“羽诈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人于新安。”又《史记·黥布列传》：“项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史记·淮阴侯列传》也写道：“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
有诗人作《长平箭头歌同穆门》，有“坑赵坑秦同一例”句。以为新安之坑是长平之坑的一种“复仇”形式，称“偿尔新安一半魂”。明人王世贞《项王像赞》也有这样的文句：“於乎！新安之坑，仅可半白起之役;轵道之诛，未足酬六王之一。” 新安之坑是长平之坑的历史延续。《史记》记述新安之坑，三次使用“诈坑”一语，除了前引《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史记·淮阴侯列传》外，《史记·高祖本纪》也可见对“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的指责。所谓“诈坑”，与白起临终感叹“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的“诈而坑之”语意一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与项羽新安“杀降”形成强烈对比，刘邦进军关中，则有沿途受降并充实自己军事力量的史例。秦南阳守退保宛，刘邦接受“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的建议，“乃以宛守为殷侯”，“引其甲卒与之西”。于是，一路“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引兵西，無不下者”。
《史记·高祖本纪》记述了刘邦入关灭秦的情节：“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最高执政者投降。“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出于对秦王朝的仇恨，刘邦的战友或建议“诛秦王”。然而刘邦的表态不仅表现出“宽容”，还显示了处理战争中胜与降之合理方式的先进意识。
“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的理念，是开明的，正当的。这种主张，体现出当时人们生命意识的觉醒。
刘邦不杀秦王子婴，以致有“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的谣言传播。《史记·项羽本纪》和《史记·高祖本纪》都记载了这一激怒项羽的说法。
“秦降王子婴”后来被项羽杀害。《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据《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率诸侯兵进击项羽，“临广武之间”，当面列数其十大罪状，其中包括：“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上文我们引了王世贞的话：“新安之坑，仅可半白起之役;轵道之诛，未足酬六王之一”，也是将“强杀秦降王子婴”和“诈坑”“新安二十万”两件“杀降”事件定为罪行，连在一起指斥的。刘邦“强杀”“诈坑”的用语，其区别也值得玩味。
刘邦所谓“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后人或说“杀降不祥”。如《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孙晧》裴松之注引干宝《晋纪》载张悌语。《资治通鉴》卷八一“晋武帝太康元年”采用此说。唐人王昌龄《吊轵道赋并序》写道：“夫以战国之弊，天下创夷，又困于秦，使无所诉。罪在于政，而戮乎婴。呜呼！杀降不祥，项氏之不仁也。”赋文曰：“五星夜聚，汉瑞秦亡。白马素车，降于道傍。非子婴之罪也，而杀身于项王。悲夫，以暴易乱，莫知其极。”（《全唐文》卷三三一）指出“项氏”杀“子婴”，就是“杀降不祥”的“不仁”行为。
司马迁对于李广深表同情。《史记·李将军列传》的记述是倾注了情感的。其中借汉文帝“子不遇时”语，或许表达了更深层次的心思。《艺文类聚》卷三〇载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或可参考。
《史记·李将军列传》篇末“太史公曰”有这样的说法：“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其赞誉语重心长。
对于李广终不得封侯事的分析评议，《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车，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广和李蔡比较，“不遇”情状已经非常鲜明。而李广属下军官和士兵竟然也多有“封侯”者，即所谓“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这一情形，尤其衬托出李广人生境遇的悲苦色调。就“不得封侯”的因由，李广曾经在与“望气王朔”闲谈时说道：“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李广问道：“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他这里所说的“相”，是说相貌，也就是汉代普遍流行的相人术的观察对象。王朔说：“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李广回答：我曾经任陇西郡太守，羌人反叛，“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心中的“大恨”，只有这件事。王朔说出了他的判断：“祸莫大于杀已降。”这就是“将军所以不得侯”的原因了。
这位“望气王朔”不是等闲人物。《史记·天官书》说：“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又说：“王朔所候，决于日旁。”大概这位“望气王朔”，在他的专业领域内，一时是“首席学术大家”。《史记·封禅书》和《史记·孝武本纪》都有“望气王朔”参与判定最高等级天文与人文对应关系的记载，涉及“封禅”决策：“（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东井。后十余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其星出如瓠，食顷复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
司马迁记录“望气王朔”的“祸莫大于杀已降”的言论，其实也是有关杀降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的判断和表态。《史记》自长平“杀降”至李广“大恨”的相关内容，可以联系起来体会。如清代赵翼所说，秦汉时期曾经发生“前此所未有”的历史演进，“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又说：“天意已另换新局。”考察“秦、汉间”的历史，应当关注此所谓“天之变局”（《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对于生命意义、生命价值的逐步尊重，对于人本身的逐步尊重，是社会进化和文明成熟的表现之一。《史记》有关批判“杀降”的文字，可以说为我们打开了认识秦汉时期这一历史进步的一扇视窗。司马迁“祸莫大于杀已降”的言论，明显体现了社会意识的进步，这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长平之战的记载，《史记》可能依据《秦记》原始文献，应当是比较可靠的。而对白起“杀降”行为的批判，在太史公笔下有鲜明的表现。比照项羽新安“杀降”、刘邦不杀子婴事，以及李广对“杀降”的反省，《史记》的记录透露出自战国至秦汉时代生命意识的觉醒。
司马氏家族先祖司马靳从白起“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的事迹，对于太史公有关长平战事史述与史论的形成，应当有特殊的意义。
一、长平悲剧：“四十余万尽杀之”
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前262），秦军猛攻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守将被迫投降，于是韩国上党郡与国都郑（今河南新郑）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上党郡太守冯亭乃与百姓商议“归赵”，以促使“韩赵”合力“当秦”：“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冯亭使人报赵。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合计。平阳君说：“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则认为：“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国于是接受上党郡的归附，封冯亭为华阳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随后，秦军攻克上党。上党民众纷纷流亡，逃奔到赵国。赵国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屯据重兵，以护卫上党流民。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四月，王龁所部秦军进攻长平。秦赵长平之战爆发。秦虽“数败赵军”，但是不久就因赵军名将廉颇“固壁不战”、避其锐气的战术而受到阻滞。“秦数挑战，廉颇不肯。”为了战胜赵国老将廉颇，秦昭襄王任用名将白起为上将军，出任长平秦军的统帅。赵孝成王信“秦之间言”，即“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下令由赵括取代廉颇。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即赵孝成王六年（前260）九月，在长平山地，上将军白起指挥的秦军完成了对赵括属下四十余万赵军的全面包围。被围困的长平赵军，后勤补给已经完全断绝。秦昭襄王亲自前往河内，这是秦国国君巡幸秦国的国土到达最东端的历史记录。《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秦昭襄王进行了史上最高等级的军事动员。战局的演进，“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赵军反复冲击，不能突破秦人的铁围，“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最终，“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
战役的结局终于惨痛的杀戮。如《史记·秦本纪》所说，“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史记·六国年表》记述赵“使廉颇拒秦于长平”，秦军击之，“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
长平之战发生的时代，列强积极参与军事竞争，一时“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史记·六国年表》），强者“追亡逐北”，“宰割天下”（《史记·陈涉世家》）。白起以杰出的军事才能于长平大胜，实现了“昭襄业帝”（《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战略优势。然而对赵军降卒的处置，白起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方式，“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将数十万降卒全数坑杀，只留下240名少年士兵，令其“归赵”，以炫耀秦的军威，实现战争恫吓。考古学者在山西高平发掘的尸骨坑，可能是白起在长平古战场坑杀赵军降卒的现场遗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城市文化局、高平市博物馆：《长平之战遗址永录1号尸骨坑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
二、长平战役及“杀降”事件的反复记述
对于长平战后白起“杀降”，《史记》多篇予以重复记述。这样的笔法，一方面显现了战国时人就这一严重事件的悲切感受，另一方面表露了太史公内心对这一历史惨剧的特殊重视。
除了上文所引《史记·秦本纪》“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史记·六国年表》“使廉颇拒秦于长平”，“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之外，还有《史记·燕召公世家》：“秦败赵于长平四十余万”，“赵王壮者皆死长平……”《史记·赵世家》：“廉颇将军军长平。”“王悔不听赵豹之计，故有长平之祸焉。”“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史记·韩世家》：“秦拔赵上党，杀马服子卒四十余万于长平。”《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秦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遂围邯郸。”《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白起）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秦赵战于长平，赵不胜。”“长平大败，遂围邯郸，为天下笑。”“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史记·魏公子列传》：“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史记·春申君列传》：“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余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与赵兵相距长平。”《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赵孝成王时，而秦王使白起破赵长平之军前后四十余万，秦兵遂东围邯郸。”对一起事件进行如此重叠繁复的记录，《史记》中是比较罕见的。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新唐书》条说：“史家之文，例无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则当斟酌彼此，有详有略，斯谓之简。”《史记》有关长平之战之文的“重出”，其用意值得我们思考。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又有情节特殊的记述：“秦大破赵于长平，遂围邯郸。”“越韩、魏而攻强赵，北坑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尽之于长平之下，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遂入围邯郸，使秦有帝业。”其叙说尤其具体，而“使秦有帝业”语，可以与《史记·太史公自序》“昭襄业帝”对应。所谓“流血成川，沸声若雷”，使用了生动的文学语言，读来令人印象深刻，足可以当梁启超“叙列之扼要而美妙”（《〈史记〉之题解及其读法》）的赞誉。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追述“司马氏”家世，曾经这样写道：“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司马错之孙司马靳曾经追随白起，在重要的历史关键点上有一致的表现。“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司马靳亲自参与白起坑杀赵军降卒事，“坑赵长平军”，后来与武安侯一起走向悲剧结局，一起“赐死杜邮”，又一起“葬于华池”，真正做到了生死与共。“（司马）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的经历，很可能是太史公形成特殊而深刻的历史记忆的条件。
后人对长平之战的评论，主要基于《史記》的记录。以汉代史论而言，汉明帝就安定羌人颁布诏书，其中写道：“夫长平之暴，非帝者之功。”《后汉书·冯衍传》载冯衍《显志》写道：“疾兵革之浸滋兮，苦征伐之萌生;沈孙武于五湖兮，斩白起于长平。”白起在长平的奇功，是被反战政论家作为反面典型的。《论衡》中说到“长平”凡13次，例如：“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一长平之坑，同命俱死。”“命当压死，故相积于长平。”“长平之中，老少并陷。”“长平之坑，……一宿同填而死。”（《命义》）“（白起）曰：‘……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我诈而尽坑之……’”（《祸虚》）“秦坑赵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俱陷。”（《变动》）“赵军为秦所坑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俱死。”（《辨祟》）人们对“长平之暴”的反省，受到了《史记》的启示。
三、白起“杜邮”的感叹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述了名将白起人生悲剧的结局，关于“赐死杜邮”的最后一幕，有细致的情节：“秦王使王龁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楚、魏援军抵达，战局转折，“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白起就此发表的议论激怒了秦昭襄王。“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应侯请之，不起。”
白起强硬的态度，形成了与君王的直接对抗。“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迁”的处罚，看来并没有切实施行。“武安君病，未能行。”秦昭襄王有所容忍，或许是基于对白起以往军功的尊重，也可能另有其他考虑。然而战事不利，致使秦昭襄王恼羞成怒，又做出新的表态：“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
《史记》中还有另一则秦名将被迫自杀的史例，即蒙恬被秦二世、赵高等逼死的故事。《史记·蒙恬列传》写道，蒙恬也有“我何罪于天”的感慨：“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同样也有“固当死”的说法。“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所谓“我何罪于天”及“固当死”的句式，白起、蒙恬竟然完全相同，不免令人惊异。而秦代名相李斯狱中上书秦二世，也曾经说：“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史记·李斯列传》）“足以死”的说法和蒙恬是相同的。而“罪足以死固久矣”之说，其中“固”字的使用，也与白起、蒙恬临终语相同。
当然，三者相较，白起、蒙恬的境遇似乎有更多的接近。而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太史公对于蒙恬“绝地脉”的说法，是发表了否定意见的：“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王子今：《蒙恬悲剧与大一统初期的“地脉”意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4期）对于蒙恬故事，太史公明确否定“绝地脉”说，指责蒙恬“阿意兴功”，以为“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体现出站在“百姓”立场上的政治批判精神。对于白起所谓“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太史公则没有像对蒙恬那样发表这样的驳议。两相对照，似乎可以理解为这位史家对白起“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的自责没有否定性的意见，尽管由于司马靳的深度参与，太史公对于这一历史主题在某种层面上有比较复杂的心理。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写道：“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我们读长平战役“序事”来体会太史公之“指”，应当理解这种史学家的高明之处。
四、长平之坑与新安之坑的历史比照
《论衡·命义》写道：“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称之为“长平之坑”，言“长平之坑，同命俱死”，“长平之坑，老少并陷”。秦史又有“新安之坑”。《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秦时）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陈、项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余万。”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巨鹿之战后，项羽率领诸侯联军与章邯秦军投降部众“到新安”的情形。“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于是秦军降吏卒私下疑议。“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侯部队首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等商议：“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战争史上又一起“杀降”惨剧随即发生：“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也记载：“羽诈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人于新安。”又《史记·黥布列传》：“项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史记·淮阴侯列传》也写道：“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
有诗人作《长平箭头歌同穆门》，有“坑赵坑秦同一例”句。以为新安之坑是长平之坑的一种“复仇”形式，称“偿尔新安一半魂”。明人王世贞《项王像赞》也有这样的文句：“於乎！新安之坑，仅可半白起之役;轵道之诛，未足酬六王之一。” 新安之坑是长平之坑的历史延续。《史记》记述新安之坑，三次使用“诈坑”一语，除了前引《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史记·淮阴侯列传》外，《史记·高祖本纪》也可见对“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的指责。所谓“诈坑”，与白起临终感叹“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的“诈而坑之”语意一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五、刘邦“杀降”“不祥”说
与项羽新安“杀降”形成强烈对比，刘邦进军关中，则有沿途受降并充实自己军事力量的史例。秦南阳守退保宛，刘邦接受“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的建议，“乃以宛守为殷侯”，“引其甲卒与之西”。于是，一路“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引兵西，無不下者”。
《史记·高祖本纪》记述了刘邦入关灭秦的情节：“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最高执政者投降。“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出于对秦王朝的仇恨，刘邦的战友或建议“诛秦王”。然而刘邦的表态不仅表现出“宽容”，还显示了处理战争中胜与降之合理方式的先进意识。
“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的理念，是开明的，正当的。这种主张，体现出当时人们生命意识的觉醒。
刘邦不杀秦王子婴，以致有“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的谣言传播。《史记·项羽本纪》和《史记·高祖本纪》都记载了这一激怒项羽的说法。
“秦降王子婴”后来被项羽杀害。《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据《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率诸侯兵进击项羽，“临广武之间”，当面列数其十大罪状，其中包括：“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上文我们引了王世贞的话：“新安之坑，仅可半白起之役;轵道之诛，未足酬六王之一”，也是将“强杀秦降王子婴”和“诈坑”“新安二十万”两件“杀降”事件定为罪行，连在一起指斥的。刘邦“强杀”“诈坑”的用语，其区别也值得玩味。
刘邦所谓“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后人或说“杀降不祥”。如《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孙晧》裴松之注引干宝《晋纪》载张悌语。《资治通鉴》卷八一“晋武帝太康元年”采用此说。唐人王昌龄《吊轵道赋并序》写道：“夫以战国之弊，天下创夷，又困于秦，使无所诉。罪在于政，而戮乎婴。呜呼！杀降不祥，项氏之不仁也。”赋文曰：“五星夜聚，汉瑞秦亡。白马素车，降于道傍。非子婴之罪也，而杀身于项王。悲夫，以暴易乱，莫知其极。”（《全唐文》卷三三一）指出“项氏”杀“子婴”，就是“杀降不祥”的“不仁”行为。
六、李广的“大恨”与“祸莫大于杀已降”的理念
司马迁对于李广深表同情。《史记·李将军列传》的记述是倾注了情感的。其中借汉文帝“子不遇时”语，或许表达了更深层次的心思。《艺文类聚》卷三〇载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或可参考。
《史记·李将军列传》篇末“太史公曰”有这样的说法：“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其赞誉语重心长。
对于李广终不得封侯事的分析评议，《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车，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广和李蔡比较，“不遇”情状已经非常鲜明。而李广属下军官和士兵竟然也多有“封侯”者，即所谓“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这一情形，尤其衬托出李广人生境遇的悲苦色调。就“不得封侯”的因由，李广曾经在与“望气王朔”闲谈时说道：“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李广问道：“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他这里所说的“相”，是说相貌，也就是汉代普遍流行的相人术的观察对象。王朔说：“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李广回答：我曾经任陇西郡太守，羌人反叛，“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心中的“大恨”，只有这件事。王朔说出了他的判断：“祸莫大于杀已降。”这就是“将军所以不得侯”的原因了。
这位“望气王朔”不是等闲人物。《史记·天官书》说：“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又说：“王朔所候，决于日旁。”大概这位“望气王朔”，在他的专业领域内，一时是“首席学术大家”。《史记·封禅书》和《史记·孝武本纪》都有“望气王朔”参与判定最高等级天文与人文对应关系的记载，涉及“封禅”决策：“（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东井。后十余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其星出如瓠，食顷复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
司马迁记录“望气王朔”的“祸莫大于杀已降”的言论，其实也是有关杀降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的判断和表态。《史记》自长平“杀降”至李广“大恨”的相关内容，可以联系起来体会。如清代赵翼所说，秦汉时期曾经发生“前此所未有”的历史演进，“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又说：“天意已另换新局。”考察“秦、汉间”的历史，应当关注此所谓“天之变局”（《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对于生命意义、生命价值的逐步尊重，对于人本身的逐步尊重，是社会进化和文明成熟的表现之一。《史记》有关批判“杀降”的文字，可以说为我们打开了认识秦汉时期这一历史进步的一扇视窗。司马迁“祸莫大于杀已降”的言论，明显体现了社会意识的进步，这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