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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独立评论》是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创办的一份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论性刊物。以《独立评论》为平台，一批著名学者对当时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乡村建设问题即是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从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入手，思考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提出一些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思路和措施，并对当时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提出不同的看法，引起时人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质疑。综观这场关于乡村建设的论争，它所反映的其实是知识界对处于内外交困的中国乡村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观点，而其中通过发展城市和工业化来救济乡村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关键词：独立评论；乡村问题；乡村建设；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7)02-0088-06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曾兴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过，“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乡村建设运动从一开始就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批评和质疑。以独立、自由著称的《独立评论》是三十年代知识界颇具影响的一份政论性刊物，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当时一批知名学者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见解。以《独立评论》为载体和平台，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如胡适、吴景超、陈序经、董时进等，对中国乡村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用审视的眼光看待当时正在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探讨中国乡村经济发展之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独立评论》对中国乡村问题和乡村建设讨论的背后，反映的是当时知识界对如何挽救中国乡村危机、发展中国经济所持的不同观点。
一、论争的缘起：探讨中国乡村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乡村问题在近代中国随着农村经济的日趋破产而凸显，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根基的稳定，因此受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关注。《独立评论》对中国乡村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农民负担、人口数量、土地分配、天灾人祸、社会组织形态落后和工业化迟缓等几个关键问题上，涵盖了当时中国乡村面临的主要难题。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是：
第一，田赋之外的附加税是造成农民负担重的主要原因。何会源先生指出，“真正病农的，不是田赋本身，而是他的附加税”。他分析了田赋附加的原因，认为是由于农民比较驯良，对于重税不敢反抗；旧税上附加，又比创设新税轻而易举；并且田赋是地方税，他们的税率可以自由增加(1)(P6～9)。董时进对当时的所谓“生产过剩”和谷贱伤农、各地普遍的开办积谷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通过分析，他指出“地亩捐也是与生产过剩间接有重要关系的，重税无疑在无形中又使农民遭受了一种损失。”(2)(P15)赵守愚也以南郑县为例，说明在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苛捐杂税不是农村破产的唯一原因，确是重要原因(3)(P10)。
第二，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不合理的城乡人口比例是乡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吴景超指出所有解决乡村问题的办法，在“我们国内有一个大阻碍，这个阻碍，并非时人所说的‘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而是我们的人口数量”(4)(P13)。巫宝山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也十分关注这一问题。他指出人口密度过高，人民过一种仅仅足以维持生存的生活，造成“人口质量恶劣”。尤其严重的是，“低的生活程度与不健康的人口，在个人是无幸福可言，在整个民族也是一种恶运”。因为人口过多，许多复兴农村的措施成效微弱，虽然说通过乡村建设，乡村“做到境内盗匪绝迹，夜不闭户的境地，但是回头看看老百姓的生活，依然穷苦！依然没有办法。”(5)(P10)
第三，土地分配的不平衡和劳作效率的低下是影响农民生活的又一因素。面对这种农业耕作技术的落后状况，吴景超在一篇文章里就叹息道：“我们因为用了不长进的生产方法，所以大家都可以找一点工作，过一种与禽兽相差无几的生活”。钱实甫提出了进一步的观点，他用“劳动不足”的观念来概括中国农业的问题。他把劳动不足分为两种，一为量的不足，一为质的不足，前者是天灾人祸的结果，破坏了农业生产，使农民生活不安定和农村经济破产，农民走向死亡、失业和转徙；后者为劳动者的个人素质不足，包括劳动技术、劳动知识和劳动生理。他认为农村教育的不适宜、毒品的蔓延等造成了这些不足(6)(P9～12)。
第四，“天灾人祸”加重了乡村问题的严重性。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的水旱灾极为严重，战乱匪患也接连不断。一方面，由于纷争的政治局势与动荡的社会环境，政府当局对灾荒的关注及补救极为有限，加上广大农民由于贫困而缺少积蓄，许多乡村差不多有灾即成荒。对于这种现象，董时进指出：“中国的人口太密，贫民太多…我们的生活靠边界太紧，毫无退步的余地，所以一有变故，便不能生活了。”(7)(P11)张培刚也认为，靠天吃饭，农耕技术的落后，水利的失修是造成这些灾荒的原因(8)(P12～13)。另一方面，由于军阀割据，造成战乱不断，“裁兵是行不通的，中央要维护权威，地方军阀要维持实力，扩充地盘，共产党和国民党要逐鹿中原，都不肯裁兵”(9)(P8)。社会经济的萧条和战争的不断，使得农民的苛捐杂税由于养兵的需要难以消除。
第五，工业化进程的落后和城市的不发达也是中国乡村问题未能解决的重要原因。因为无法发展更多工业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才使乡村问题更为严重。董时进指出，中国乡村问题的原因是农民太多，而农民太多是因为“大家没有别种事可做，只好挤在乡间种田”，而且“只要别种实业发达，农民便会从农业中踊跃地跑出来，同时农业生产技术的改变，也会不成问题。”(10)(P18～19)陶希圣指出当时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现在中国多数的都市还只是商业性的都市。在这种都市里，主要的事业是农村产物与外来的商品的交换。这种都市，在农业繁荣的时候，固然繁荣，但并不一定使农村富庶。他们的繁荣并不促进生产的进步。”(11)(P12)
针对这些问题，《独立评论》 周围的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主张，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董时进强调，“救济农村根本不在机关之添设，而在其运用。我们最怕的是添设机关来办救济的事情，因为救济不成，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12)(P8)胡适也指出,“救济农村有两条大路，一条是积极的救济——兴利，一条是消极的救济——除弊，”具体来说就是裁官、省事、裁兵三件事，并认为这是救济农村的先务急(13)(P2～3)。
解决乡村问题的第一步是裁撤田赋附加，董时进提出具体的方法，他指出“各省田赋附加是否超过正粮的一倍，暂不管他，但以后无论如何，不再增加新的赋税，以后各省新增田赋赋税，事前必须请准中央政府，方得征收。”(1)(P8)关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吴景超也支持 “耕者有其田”的方案，他认为中国可实行丹麦的政策，即以政府的力量，帮助农民购地(14)(P5～9)。不过捐税的征收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财政紧缺与用款浩繁永远是废除苛杂的障碍，因此吴世昌认为，“在现行的田赋制度下，即使无条件把土地分给农民，他们也纳不起赋来…在田赋问题未解决之前，一切救济农村的工作只怕都是陆象山所谓‘支离事业’而已”(15)(P7)。
中国的人口问题由来已久，只不过到了近代开始外化。巫宝山认为解决中国乡村人口问题有三种途径：振兴工业、节制生育和移民到城市，但他同时指出，“节制生育是解决中国乡村人口问题的最后武器；城市化解决乡村人口问题最困难的是中国大工业发达的可能性如何”(5)(P11)。吴景超也认识到：“我们生活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庞大的人口数量，在这种观点之下，节制生育运动，是中国今日最有意义的一种运动”(4)(P14)。
也有人认为“耕种合作”是解决当时中国乡村经济的又一办法，“盖欲发展中国之农村经济，其根本办法，为须使中国农业耕作机械化，农业经营合理化，农场管理科学化，使中国农业之生产力急速的增加。”(16)(P12～19)在他们看来通过把信用合作与耕种合作相结合，可以解决农村经济问题。这其实是一种仿效苏俄集体农场的方法，当时国内对苏俄有普遍好感，这样具有苏俄社会主义色彩的方案是三十年代知识界欣赏苏俄发展的表现。
大力发展乡村教育也是当时提议较多的一种方案，各种乡村建设方案大多也是从教育出发。对于乡村教育，《独立评论》周围的学者也有自己的看法。任叔永认为：“农业教育的两点重要方面，一是用科学的研究以求农业的进步，二是农业教育的结果，就是他的最大应用。”(17)(P14)董时进的观点更为深入，他认为与士大夫相反，乡下目前最需要的教育是要能够增加他们用脑的本领和做人的资格的教育。即“我们应该使乡下人看见天日，知道世界是怎样的东西，现在是什么时代，使他们了解人生的意义；明白国家、社会、政治是如何构成的；使他们能够重视现代文明的价值，不以为一切是中国的旧东西好。”(18)(P19)
知识分子下乡是当时呼声很高的救济农村的方式，政府和一些研究机构都大力提倡。吴景超看到了这一问题的关键。首先他认为知识分子大多留在城市的原因是工作条件的相对优越性，“知识分子的出路在都市中比乡村中要多若干倍，即乡村中缺乏容纳知识分子的职业，缺乏研究学问的设备，乡村中物质文化太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生活程度的需要”(19)(P8～12)。其次他指出要用政府的力量来引导知识分子下乡，通过设立农政局来推进这一过程。农政局作为知识分子下乡的途径，可以成为为大多数农民服务的机关，可以吸收一些志在改良社会而不在掠夺社会的知识分子(20)(P5～8)。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是当时引起很大争论的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吴景超提出兴办工业、发展交通、扩充金融机关这三种具体的方案。他指出“农业中已无路可走了，我只有希望全国的都市，从发展工业上努力，那么一部分的农民，迁入都市，固然可以有立足之地，就是那些留在乡下的农民，因争食者减少，生活也可略为舒适一点了”。(21)(P5～6)当然，也有人对这种方案提出不同意见。
以上各种方案是各执一词，所以，在1934年无锡举行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后，时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的邹树文就指出 “乡村工作一个个单独分列起来各有长处，若要聚在一起看，只见其支离破碎”。因此，要使“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大家的工作应以“爱国”为目标(22)(P7)。
二、论争的展开：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质疑与辩解
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众多救国运动中是比较有影响的，尤其是以晏阳初等在定县、梁漱溟等在邹平的实验所受关注最多。《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积极关注晏阳初、梁漱溟等人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甚至一些学者深入乡村建设试验内部进行实地考察，用切身感受述说对乡村建设的看法。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引起了一系列的讨论与争议。
(一）对定县实验的讨论
定县实验始于1926年，是晏阳初带领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进行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定县实验以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为主要任务，以“四大教育、三大方式”来解决农民的愚、穷、弱、私的根本问题；是一个从文字教育到乡村教育，进而到乡村建设，最后到县政建设的模式，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其经验曾被称为“定县模式”，为不少乡村建设实验区所效法。因此，各路参观考察者不断。
《独立评论》周围的学者最早对定县进行考察的是吴宪，不过他仅仅指出了定县许多乡村的穷困状况，发出了普及教育、建立强有力政府对于国家兴盛作用的感想(23)(P13～18)。章元善先对定县实验抱有疑惑，在亲自考察之后则对定县的平教会作了大体的肯定。他认为，经济途径是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根本，定县这样的乡村建设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经济和自力更生。另外，他指出定县实验基础还很脆弱，存在三种隐患，即壮丁出关、农民买不起盐和经不起大兵的光临(24)(P7～9)。陈衡哲在参观定县后，对定县实验有忧虑，她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建设定县这样一个小县，对于整个大局是不起作用的，而且“实验是永无完结的时候，定县的实验，若没有一个大规模的推广计划来继其后，则真不免有以手段为目的之讥了”(25)(P25)。任叔永虽然针对社会上对定县实验的批判，为其作了辩护，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乡村事业，用不着做得那样难，使人望而生畏。乡村建设用不着什么高深的学理。”(26)(P10)
巫宝山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从制度层面、经济层面和社会效益层面去论述定县的事业。他认为，定县的平教运动的根本问题在于工作目标不明确、没有重点，缺乏主次缓急，以致建设事业不经济，倍受争议。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一是实验要与其它机关合作，推行实验用专门机关；二是对乡民应进行新的组织、新的训练和新的教育，合作社是直接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三是现实条件下区别对待四大教育，应先集中力量办最关切农民经济利益的事业，其它事业而后次之(27)(P7～11)。
燕树棠则对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作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了平教会的六大不足，否定平教会的所作所为，他认为定县应该维持现状，并申明说他的观点是“依据了定县一般民众的见解”(25)(P3～8)。蒋廷黻先生在该文的《编辑后记》中对这种批判保持了客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是失意绅士和地主的一种反映，并从客观现实角度评价了平教会的事业，指出“在此实验期中，错误是免不了的，因为谁也没有得着此中的秘诀”，“改革的方案总要使一部分人士不满意，因为利害的关系和人们守旧的根性”。他还倡议一般知识分子应对定县这类的实验少做无意义的攻击，希望“我们不到民间去的人，对这种实验只应该有善意的贡献的建议，不应有恶意的破坏。”(29)(P8～11)
人们对定县的实验是毁誉参半，而作为平教会本身来说，他们的工作其实是一种研究，只不过在极力宣传下是有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此就连平教会内部的人也认为，定县只不过是一个世外桃源式的模范县，作为一种乡村建设的模式，“定县平教会以运动机关去研究，可以说是平教运动的根本失败，也可以说是平教运动的唯一出路。”(30)(P18～20)
(二）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争论
《独立评论》里的学人对乡村建设运动本身的争论开始于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陈序经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悲观和大致否定的态度，招致了同情乡村建设人士的众多非议，也引发了知识界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反思。
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中，陈序经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以为凡是稍知道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史的人，都免不得会觉到这种运动已经有了很多失败，而且有不少还正在失败的途上”。然后更进一步指出“乡村建设是一种实际的工作，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工作还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目前“乡村建设固难于建设，就是维持工作人员的生活也成为问题，乡村建设的目标是救济乡村农民，然结果却变为救济工作人员。”(31)(P2～7)接着他又发表《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在工作上之所以少有成效，是由于其在理论上的复古倾向，虽然“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而放弃实验工作，然而实验的工作需要健全的理论”。(32)(P13)这种严厉的批评自然让很多支持乡村建设的学者不满。有学者便指出这是一种过火的言论，他认为陈先生文中所指的只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表面的表现，乡村建设的工作不能使人十分满意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其它各种建设不能配套发展，乡建工作是孤掌难鸣。乡村建设本身是有意义的，不能因噎废食(33)(P15～16)。
对于各种批评，作为邹平乡村建设运动领导者之一的瞿菊农则表现了一种更现实更包容的态度。对于批评他没有正面响应，没有谈大问题，只是讲了工作的具体体会，表现了一种行胜于言的姿态。他认为要在实行中求认识，在实际生活中求问题，“乡村建设运动需要社会的了解，一方面是同情的赞助使这种工作减少困难，一方面是建设的批评使这种工作能够进步”(34)(P5～9)。与此相应，乡村建设运动的宣传刊物《民间》半月刊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农村运动者是最虚心的，他们无论对于农村运动中的同人或社会一般人士的批评都非常愿意接受，也愿意和他们讨论。”(35)而黄省敏也以一个局内人的立场，对陈序经的文章进行纠正，指出理论是工作的副产物，离开工作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36)(P10～18)。
傅葆琛分析了众多学者对乡村建设的争议，他认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与知识界的认识有关，一是乡建运动本来是一个最困难的社会运动，很难马上收效；二是各种实验目标在探寻全国乡村建设的整个解决方案，而近来我国社会人士对于乡建运动期望太殷，而且常常误解了乡建的工作；三是乡建运动不是单靠几个领袖人物便能成功的，要靠学术、政治与社会这三种力量的合作(37)(P5～9)。
面对这种激烈的争论，曹康伯另辟视角，以青岛的乡村建设为例，说明了在都市的发展过程中，利用政治力量和政府机关的人力物力的推动，由都市推广于乡村也是乡村建设的一条道路。他认为都市与乡村是一种互动关系，“在现阶段国内政治、经济同社会的各种条件下，单纯利用乡村固有的力量来从事建设是不可能的”。(38)(P7～10)而陈序经本人也比较赞同这种“都市化式”的乡村建设模式，认为青岛的工作是名实相符的乡村建设(39)(P33)。
当然，综观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从出发点和过程来看，晏阳初、梁漱溟等强调的从根本上挽救中国乡村的乡村建设并非空想，而且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对它的批评与指责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其中的不同实际上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改造国家道路上的不同选择”(40)(P469)。双方的出发点不同，视角不同，便有了相左的意见。在前者看来，挽救中国社会的关键是抓住国家的命脉——农民与农村，他们所怀有的仍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理想；而后者认为这是一种复古的倾向，中国的发展需要向西方学习，以发展工业和都市来带动乡村的发展。
三、论争的实质：反思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独立评论》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不满与质疑，反映的是在当时中国乡村日益破败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对解决中国乡村问题路径的不同思考。当然，《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也对此做了更深入的探讨，一些学者主张以工业化和发展都市带动乡村来解决中国乡村问题；另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完全西方化的主张的，认为应该考虑中国乡村的现实，仅仅发展工业是救济不了农村的。正是他们的争论把对中国乡村建设的探讨引向深入。
主张工业化的代表人物是吴景超、贺岳僧等一批深受西方影响并主张彻底西化的知识分子。吴景超是主张工业化的首倡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来阐述他的观点。在他看来，只有工业化才是唯一的活路，“用机械的生产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产方法。朝这一条路走下去，自然是工业化，自然是商业 ，自然是农业方面的人口减少，而别种实业方面的人口加强。假如在这些成绩之外，还采用一种公平的分配制度，使贫富的距离不致相差过甚，那么工业化的结果一定是大家的生活程度都能平均的加增。”(41)(P2)面对众多的不同意见，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依然认为，“假如从事工业的人都能深刻的反省，都能尽其在我，都能把一切营私舞弊、因循懒散等恶习惯、恶心理都改良了，我们的困难便要减少许多。这是我们可以努力之点，比空喊打倒帝国主义要切实得多。”(42)(P18)贺岳僧也持有与吴景超相同的观点，“我们现在所需要抵抗的不完全是帝国主义，而是促成帝国主义之所以发生的优良的生产方法，我们要尽快利用机械生产来代替手工生产”，“现在中国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复兴农村可以解决得了，而是要尽量的采用机械的生产方法，应用于生产事业，以促进整个事业的繁荣。”(43)(P13～15)吴宪也认为，当时的乡村破产是中国经济困难的一个现象，而不是中国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城市和乡村都应该建设。所以“农民不能增加生产，不能谈乡村建设，增加生产的唯一方法就是兴工业。”(44)(P15～17)
与此相对，也有学者对这种工业化的可能提出疑问，认为农村复兴在工业化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复兴农村不仅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也是工业化的前提。姚溥荪指出，“中国农村没落，即不足以激进工商业之发展，而消弭匪患，安定生活，澄平政治，又都为一般贫民迫切之要求” ；“复兴农村则不独可以提高农村的购买力，帮助工业化……似为治本之要图”(45)(P13～16)。当然，这也正是乡村建设者大力宣传的，梁漱溟便指出吴景超等的主张“中国社会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是个人好尚、主观的梦想。因为“中国工业不是没有起来的问题(欧战期间有显著的抬头)，而是起来之后又被摧残的问题”，“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唯一可能的路”(46)(P801)。
也有学者提出必须发展中国自己的乡村工业，即走“第三条路”。郑林庄提出了走第三条路的主张，认为在当时所处的局面下，中国不容易立刻从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个崭新的工业经济的阶段里去。所以只能把农村工业的发展作为过渡，“我们应该在农业上想工业化的办法，应该在农村里建设工业的基础……我们己不能在农业之外另建立大规模的都市工业，但我们却可以在农村里面培植小规模的农村工业。”(47)(P16～19)张培刚认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在他看来受到洋货倾销的影响，考虑到国际情形，“把农村工业当为中国经济建设的路径，不但在理论上近乎开倒车，在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48)(P15～18)。
随着论争的不断深入，《独立评论》对中国乡村建设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人们的讨论进而从前述几种方案之争发展到胡适所谓“现代化与先务急”的探讨上来，即发展工业和城市是现代化的要求，但振兴农村却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对于乡村建设运动者本身来说，他们注意的是“先务急”，正如王子建所指出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社会不但以往是建筑在农业上的，就是将来也应当永久建筑在农业上。所以他们要建设农村，因为那是中国社会的本位；所以他们要振兴农业以引发小工业和家庭工业，因为那是建设乡村的原动力。”(46)(P738)但是他们“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主张，“要‘引发的’工业却既不是重工业，也不是机器生产的轻工业，而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在本质上是反工业化的。”(40)(P437)而对于吴景超等来说，他们是站在国民经济将来的永久之积极发展的立场，所以只有“必须使中国国民经济之机构彻底的工业化，始能将现存的弱势之前资本主义的农村经济之基础变革，而转变为工业经济中心之优势的高度的国民经济。”(46)(P789)可是，他们的观点却是依据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道路，依据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没有看清楚中国当时具体的时代要求是救急，缺乏对中国农业社会传统和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的认识。如同漆琪生所指出的，他们是“拘泥于机械的学理，不从中国经济实际的情况着想，徒唱高调，不分当前中国经济危机的缓急轻重，而眩惑于欧美的工业经济之繁荣，于是舍急务缓，去重就轻，错误至甚。”(46)(P793)
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中国的乡村问题，知识分子基于不同的背景和立场，进行了思考和探索。有的把对乡村问题的关注付诸实际，深入乡村，用实际行动来努力使这一现实困境有所改观；有的积极思考，用自己的理性和观察来关注现实批评现实。虽然二者有一定的分歧、争论甚至偏见，甚至“所有这些不同意见背后其实都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化的制约”(49)(P12)，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现实困境的关注是相同的，他们都希望能解决中国乡村的危机，希望国家能够逐步现代化。尽管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他们微弱的努力最终未能挽救时局。但《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对于乡村建设的论争也并不是过眼烟云，人们最终逐步认识到工业化和都市发展城市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也最终意识到进行乡村建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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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涛鸣.此路不通［J］.独立评论209号.1936.7.12.
〔45)姚溥荪.不复兴农村中国也可以工业化吗［J］.独立评论137号.1935-01-27.
〔46)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47)郑林庄.我们可走第三条路［J］.137号.1935-01-26.
〔48)张培刚. 第三条路走得通吗［J］.独立评论138号.1935-02-17.
〔49)温铁军. 我们还需要乡村建设［J］.开放时代.2005，(6）.
The Debate between Independent Critique and the Countryside Building Movement In 1930s
LIU Rong-zheng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tellectuals around the “independent review” thought of the road ofChinese economic growth, which started with studying the Chinese country problem. They brought forward a few thought and measure which resolving Chinese country problems. And they held on different view which arouses question to the country construction motion which had brought forward to that time. Make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debate which about the building country, what its reports acutely is that intellectuals have different viewpoi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which being in nonpluss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viewpoint develop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city to relieve the country has aroused very big effect on that time.
Key words: debate; countryside building; industrialization
〔责任编辑： 袁国友)
关键词：独立评论；乡村问题；乡村建设；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7)02-0088-06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曾兴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过，“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乡村建设运动从一开始就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批评和质疑。以独立、自由著称的《独立评论》是三十年代知识界颇具影响的一份政论性刊物，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当时一批知名学者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见解。以《独立评论》为载体和平台，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如胡适、吴景超、陈序经、董时进等，对中国乡村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用审视的眼光看待当时正在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探讨中国乡村经济发展之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独立评论》对中国乡村问题和乡村建设讨论的背后，反映的是当时知识界对如何挽救中国乡村危机、发展中国经济所持的不同观点。
一、论争的缘起：探讨中国乡村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乡村问题在近代中国随着农村经济的日趋破产而凸显，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根基的稳定，因此受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关注。《独立评论》对中国乡村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农民负担、人口数量、土地分配、天灾人祸、社会组织形态落后和工业化迟缓等几个关键问题上，涵盖了当时中国乡村面临的主要难题。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是：
第一，田赋之外的附加税是造成农民负担重的主要原因。何会源先生指出，“真正病农的，不是田赋本身，而是他的附加税”。他分析了田赋附加的原因，认为是由于农民比较驯良，对于重税不敢反抗；旧税上附加，又比创设新税轻而易举；并且田赋是地方税，他们的税率可以自由增加(1)(P6～9)。董时进对当时的所谓“生产过剩”和谷贱伤农、各地普遍的开办积谷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通过分析，他指出“地亩捐也是与生产过剩间接有重要关系的，重税无疑在无形中又使农民遭受了一种损失。”(2)(P15)赵守愚也以南郑县为例，说明在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苛捐杂税不是农村破产的唯一原因，确是重要原因(3)(P10)。
第二，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不合理的城乡人口比例是乡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吴景超指出所有解决乡村问题的办法，在“我们国内有一个大阻碍，这个阻碍，并非时人所说的‘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而是我们的人口数量”(4)(P13)。巫宝山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也十分关注这一问题。他指出人口密度过高，人民过一种仅仅足以维持生存的生活，造成“人口质量恶劣”。尤其严重的是，“低的生活程度与不健康的人口，在个人是无幸福可言，在整个民族也是一种恶运”。因为人口过多，许多复兴农村的措施成效微弱，虽然说通过乡村建设，乡村“做到境内盗匪绝迹，夜不闭户的境地，但是回头看看老百姓的生活，依然穷苦！依然没有办法。”(5)(P10)
第三，土地分配的不平衡和劳作效率的低下是影响农民生活的又一因素。面对这种农业耕作技术的落后状况，吴景超在一篇文章里就叹息道：“我们因为用了不长进的生产方法，所以大家都可以找一点工作，过一种与禽兽相差无几的生活”。钱实甫提出了进一步的观点，他用“劳动不足”的观念来概括中国农业的问题。他把劳动不足分为两种，一为量的不足，一为质的不足，前者是天灾人祸的结果，破坏了农业生产，使农民生活不安定和农村经济破产，农民走向死亡、失业和转徙；后者为劳动者的个人素质不足，包括劳动技术、劳动知识和劳动生理。他认为农村教育的不适宜、毒品的蔓延等造成了这些不足(6)(P9～12)。
第四，“天灾人祸”加重了乡村问题的严重性。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的水旱灾极为严重，战乱匪患也接连不断。一方面，由于纷争的政治局势与动荡的社会环境，政府当局对灾荒的关注及补救极为有限，加上广大农民由于贫困而缺少积蓄，许多乡村差不多有灾即成荒。对于这种现象，董时进指出：“中国的人口太密，贫民太多…我们的生活靠边界太紧，毫无退步的余地，所以一有变故，便不能生活了。”(7)(P11)张培刚也认为，靠天吃饭，农耕技术的落后，水利的失修是造成这些灾荒的原因(8)(P12～13)。另一方面，由于军阀割据，造成战乱不断，“裁兵是行不通的，中央要维护权威，地方军阀要维持实力，扩充地盘，共产党和国民党要逐鹿中原，都不肯裁兵”(9)(P8)。社会经济的萧条和战争的不断，使得农民的苛捐杂税由于养兵的需要难以消除。
第五，工业化进程的落后和城市的不发达也是中国乡村问题未能解决的重要原因。因为无法发展更多工业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才使乡村问题更为严重。董时进指出，中国乡村问题的原因是农民太多，而农民太多是因为“大家没有别种事可做，只好挤在乡间种田”，而且“只要别种实业发达，农民便会从农业中踊跃地跑出来，同时农业生产技术的改变，也会不成问题。”(10)(P18～19)陶希圣指出当时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现在中国多数的都市还只是商业性的都市。在这种都市里，主要的事业是农村产物与外来的商品的交换。这种都市，在农业繁荣的时候，固然繁荣，但并不一定使农村富庶。他们的繁荣并不促进生产的进步。”(11)(P12)
针对这些问题，《独立评论》 周围的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主张，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董时进强调，“救济农村根本不在机关之添设，而在其运用。我们最怕的是添设机关来办救济的事情，因为救济不成，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12)(P8)胡适也指出,“救济农村有两条大路，一条是积极的救济——兴利，一条是消极的救济——除弊，”具体来说就是裁官、省事、裁兵三件事，并认为这是救济农村的先务急(13)(P2～3)。
解决乡村问题的第一步是裁撤田赋附加，董时进提出具体的方法，他指出“各省田赋附加是否超过正粮的一倍，暂不管他，但以后无论如何，不再增加新的赋税，以后各省新增田赋赋税，事前必须请准中央政府，方得征收。”(1)(P8)关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吴景超也支持 “耕者有其田”的方案，他认为中国可实行丹麦的政策，即以政府的力量，帮助农民购地(14)(P5～9)。不过捐税的征收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财政紧缺与用款浩繁永远是废除苛杂的障碍，因此吴世昌认为，“在现行的田赋制度下，即使无条件把土地分给农民，他们也纳不起赋来…在田赋问题未解决之前，一切救济农村的工作只怕都是陆象山所谓‘支离事业’而已”(15)(P7)。
中国的人口问题由来已久，只不过到了近代开始外化。巫宝山认为解决中国乡村人口问题有三种途径：振兴工业、节制生育和移民到城市，但他同时指出，“节制生育是解决中国乡村人口问题的最后武器；城市化解决乡村人口问题最困难的是中国大工业发达的可能性如何”(5)(P11)。吴景超也认识到：“我们生活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庞大的人口数量，在这种观点之下，节制生育运动，是中国今日最有意义的一种运动”(4)(P14)。
也有人认为“耕种合作”是解决当时中国乡村经济的又一办法，“盖欲发展中国之农村经济，其根本办法，为须使中国农业耕作机械化，农业经营合理化，农场管理科学化，使中国农业之生产力急速的增加。”(16)(P12～19)在他们看来通过把信用合作与耕种合作相结合，可以解决农村经济问题。这其实是一种仿效苏俄集体农场的方法，当时国内对苏俄有普遍好感，这样具有苏俄社会主义色彩的方案是三十年代知识界欣赏苏俄发展的表现。
大力发展乡村教育也是当时提议较多的一种方案，各种乡村建设方案大多也是从教育出发。对于乡村教育，《独立评论》周围的学者也有自己的看法。任叔永认为：“农业教育的两点重要方面，一是用科学的研究以求农业的进步，二是农业教育的结果，就是他的最大应用。”(17)(P14)董时进的观点更为深入，他认为与士大夫相反，乡下目前最需要的教育是要能够增加他们用脑的本领和做人的资格的教育。即“我们应该使乡下人看见天日，知道世界是怎样的东西，现在是什么时代，使他们了解人生的意义；明白国家、社会、政治是如何构成的；使他们能够重视现代文明的价值，不以为一切是中国的旧东西好。”(18)(P19)
知识分子下乡是当时呼声很高的救济农村的方式，政府和一些研究机构都大力提倡。吴景超看到了这一问题的关键。首先他认为知识分子大多留在城市的原因是工作条件的相对优越性，“知识分子的出路在都市中比乡村中要多若干倍，即乡村中缺乏容纳知识分子的职业，缺乏研究学问的设备，乡村中物质文化太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生活程度的需要”(19)(P8～12)。其次他指出要用政府的力量来引导知识分子下乡，通过设立农政局来推进这一过程。农政局作为知识分子下乡的途径，可以成为为大多数农民服务的机关，可以吸收一些志在改良社会而不在掠夺社会的知识分子(20)(P5～8)。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是当时引起很大争论的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吴景超提出兴办工业、发展交通、扩充金融机关这三种具体的方案。他指出“农业中已无路可走了，我只有希望全国的都市，从发展工业上努力，那么一部分的农民，迁入都市，固然可以有立足之地，就是那些留在乡下的农民，因争食者减少，生活也可略为舒适一点了”。(21)(P5～6)当然，也有人对这种方案提出不同意见。
以上各种方案是各执一词，所以，在1934年无锡举行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后，时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的邹树文就指出 “乡村工作一个个单独分列起来各有长处，若要聚在一起看，只见其支离破碎”。因此，要使“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大家的工作应以“爱国”为目标(22)(P7)。
二、论争的展开：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质疑与辩解
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众多救国运动中是比较有影响的，尤其是以晏阳初等在定县、梁漱溟等在邹平的实验所受关注最多。《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积极关注晏阳初、梁漱溟等人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甚至一些学者深入乡村建设试验内部进行实地考察，用切身感受述说对乡村建设的看法。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引起了一系列的讨论与争议。
(一）对定县实验的讨论
定县实验始于1926年，是晏阳初带领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进行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定县实验以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为主要任务，以“四大教育、三大方式”来解决农民的愚、穷、弱、私的根本问题；是一个从文字教育到乡村教育，进而到乡村建设，最后到县政建设的模式，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其经验曾被称为“定县模式”，为不少乡村建设实验区所效法。因此，各路参观考察者不断。
《独立评论》周围的学者最早对定县进行考察的是吴宪，不过他仅仅指出了定县许多乡村的穷困状况，发出了普及教育、建立强有力政府对于国家兴盛作用的感想(23)(P13～18)。章元善先对定县实验抱有疑惑，在亲自考察之后则对定县的平教会作了大体的肯定。他认为，经济途径是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根本，定县这样的乡村建设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经济和自力更生。另外，他指出定县实验基础还很脆弱，存在三种隐患，即壮丁出关、农民买不起盐和经不起大兵的光临(24)(P7～9)。陈衡哲在参观定县后，对定县实验有忧虑，她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建设定县这样一个小县，对于整个大局是不起作用的，而且“实验是永无完结的时候，定县的实验，若没有一个大规模的推广计划来继其后，则真不免有以手段为目的之讥了”(25)(P25)。任叔永虽然针对社会上对定县实验的批判，为其作了辩护，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乡村事业，用不着做得那样难，使人望而生畏。乡村建设用不着什么高深的学理。”(26)(P10)
巫宝山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从制度层面、经济层面和社会效益层面去论述定县的事业。他认为，定县的平教运动的根本问题在于工作目标不明确、没有重点，缺乏主次缓急，以致建设事业不经济，倍受争议。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一是实验要与其它机关合作，推行实验用专门机关；二是对乡民应进行新的组织、新的训练和新的教育，合作社是直接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三是现实条件下区别对待四大教育，应先集中力量办最关切农民经济利益的事业，其它事业而后次之(27)(P7～11)。
燕树棠则对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作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了平教会的六大不足，否定平教会的所作所为，他认为定县应该维持现状，并申明说他的观点是“依据了定县一般民众的见解”(25)(P3～8)。蒋廷黻先生在该文的《编辑后记》中对这种批判保持了客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是失意绅士和地主的一种反映，并从客观现实角度评价了平教会的事业，指出“在此实验期中，错误是免不了的，因为谁也没有得着此中的秘诀”，“改革的方案总要使一部分人士不满意，因为利害的关系和人们守旧的根性”。他还倡议一般知识分子应对定县这类的实验少做无意义的攻击，希望“我们不到民间去的人，对这种实验只应该有善意的贡献的建议，不应有恶意的破坏。”(29)(P8～11)
人们对定县的实验是毁誉参半，而作为平教会本身来说，他们的工作其实是一种研究，只不过在极力宣传下是有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此就连平教会内部的人也认为，定县只不过是一个世外桃源式的模范县，作为一种乡村建设的模式，“定县平教会以运动机关去研究，可以说是平教运动的根本失败，也可以说是平教运动的唯一出路。”(30)(P18～20)
(二）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争论
《独立评论》里的学人对乡村建设运动本身的争论开始于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陈序经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悲观和大致否定的态度，招致了同情乡村建设人士的众多非议，也引发了知识界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反思。
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中，陈序经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以为凡是稍知道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史的人，都免不得会觉到这种运动已经有了很多失败，而且有不少还正在失败的途上”。然后更进一步指出“乡村建设是一种实际的工作，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工作还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目前“乡村建设固难于建设，就是维持工作人员的生活也成为问题，乡村建设的目标是救济乡村农民，然结果却变为救济工作人员。”(31)(P2～7)接着他又发表《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在工作上之所以少有成效，是由于其在理论上的复古倾向，虽然“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而放弃实验工作，然而实验的工作需要健全的理论”。(32)(P13)这种严厉的批评自然让很多支持乡村建设的学者不满。有学者便指出这是一种过火的言论，他认为陈先生文中所指的只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表面的表现，乡村建设的工作不能使人十分满意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其它各种建设不能配套发展，乡建工作是孤掌难鸣。乡村建设本身是有意义的，不能因噎废食(33)(P15～16)。
对于各种批评，作为邹平乡村建设运动领导者之一的瞿菊农则表现了一种更现实更包容的态度。对于批评他没有正面响应，没有谈大问题，只是讲了工作的具体体会，表现了一种行胜于言的姿态。他认为要在实行中求认识，在实际生活中求问题，“乡村建设运动需要社会的了解，一方面是同情的赞助使这种工作减少困难，一方面是建设的批评使这种工作能够进步”(34)(P5～9)。与此相应，乡村建设运动的宣传刊物《民间》半月刊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农村运动者是最虚心的，他们无论对于农村运动中的同人或社会一般人士的批评都非常愿意接受，也愿意和他们讨论。”(35)而黄省敏也以一个局内人的立场，对陈序经的文章进行纠正，指出理论是工作的副产物，离开工作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36)(P10～18)。
傅葆琛分析了众多学者对乡村建设的争议，他认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与知识界的认识有关，一是乡建运动本来是一个最困难的社会运动，很难马上收效；二是各种实验目标在探寻全国乡村建设的整个解决方案，而近来我国社会人士对于乡建运动期望太殷，而且常常误解了乡建的工作；三是乡建运动不是单靠几个领袖人物便能成功的，要靠学术、政治与社会这三种力量的合作(37)(P5～9)。
面对这种激烈的争论，曹康伯另辟视角，以青岛的乡村建设为例，说明了在都市的发展过程中，利用政治力量和政府机关的人力物力的推动，由都市推广于乡村也是乡村建设的一条道路。他认为都市与乡村是一种互动关系，“在现阶段国内政治、经济同社会的各种条件下，单纯利用乡村固有的力量来从事建设是不可能的”。(38)(P7～10)而陈序经本人也比较赞同这种“都市化式”的乡村建设模式，认为青岛的工作是名实相符的乡村建设(39)(P33)。
当然，综观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从出发点和过程来看，晏阳初、梁漱溟等强调的从根本上挽救中国乡村的乡村建设并非空想，而且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对它的批评与指责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其中的不同实际上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改造国家道路上的不同选择”(40)(P469)。双方的出发点不同，视角不同，便有了相左的意见。在前者看来，挽救中国社会的关键是抓住国家的命脉——农民与农村，他们所怀有的仍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理想；而后者认为这是一种复古的倾向，中国的发展需要向西方学习，以发展工业和都市来带动乡村的发展。
三、论争的实质：反思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独立评论》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不满与质疑，反映的是在当时中国乡村日益破败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对解决中国乡村问题路径的不同思考。当然，《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也对此做了更深入的探讨，一些学者主张以工业化和发展都市带动乡村来解决中国乡村问题；另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完全西方化的主张的，认为应该考虑中国乡村的现实，仅仅发展工业是救济不了农村的。正是他们的争论把对中国乡村建设的探讨引向深入。
主张工业化的代表人物是吴景超、贺岳僧等一批深受西方影响并主张彻底西化的知识分子。吴景超是主张工业化的首倡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来阐述他的观点。在他看来，只有工业化才是唯一的活路，“用机械的生产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产方法。朝这一条路走下去，自然是工业化，自然是商业 ，自然是农业方面的人口减少，而别种实业方面的人口加强。假如在这些成绩之外，还采用一种公平的分配制度，使贫富的距离不致相差过甚，那么工业化的结果一定是大家的生活程度都能平均的加增。”(41)(P2)面对众多的不同意见，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依然认为，“假如从事工业的人都能深刻的反省，都能尽其在我，都能把一切营私舞弊、因循懒散等恶习惯、恶心理都改良了，我们的困难便要减少许多。这是我们可以努力之点，比空喊打倒帝国主义要切实得多。”(42)(P18)贺岳僧也持有与吴景超相同的观点，“我们现在所需要抵抗的不完全是帝国主义，而是促成帝国主义之所以发生的优良的生产方法，我们要尽快利用机械生产来代替手工生产”，“现在中国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复兴农村可以解决得了，而是要尽量的采用机械的生产方法，应用于生产事业，以促进整个事业的繁荣。”(43)(P13～15)吴宪也认为，当时的乡村破产是中国经济困难的一个现象，而不是中国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城市和乡村都应该建设。所以“农民不能增加生产，不能谈乡村建设，增加生产的唯一方法就是兴工业。”(44)(P15～17)
与此相对，也有学者对这种工业化的可能提出疑问，认为农村复兴在工业化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复兴农村不仅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也是工业化的前提。姚溥荪指出，“中国农村没落，即不足以激进工商业之发展，而消弭匪患，安定生活，澄平政治，又都为一般贫民迫切之要求” ；“复兴农村则不独可以提高农村的购买力，帮助工业化……似为治本之要图”(45)(P13～16)。当然，这也正是乡村建设者大力宣传的，梁漱溟便指出吴景超等的主张“中国社会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是个人好尚、主观的梦想。因为“中国工业不是没有起来的问题(欧战期间有显著的抬头)，而是起来之后又被摧残的问题”，“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唯一可能的路”(46)(P801)。
也有学者提出必须发展中国自己的乡村工业，即走“第三条路”。郑林庄提出了走第三条路的主张，认为在当时所处的局面下，中国不容易立刻从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个崭新的工业经济的阶段里去。所以只能把农村工业的发展作为过渡，“我们应该在农业上想工业化的办法，应该在农村里建设工业的基础……我们己不能在农业之外另建立大规模的都市工业，但我们却可以在农村里面培植小规模的农村工业。”(47)(P16～19)张培刚认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在他看来受到洋货倾销的影响，考虑到国际情形，“把农村工业当为中国经济建设的路径，不但在理论上近乎开倒车，在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48)(P15～18)。
随着论争的不断深入，《独立评论》对中国乡村建设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人们的讨论进而从前述几种方案之争发展到胡适所谓“现代化与先务急”的探讨上来，即发展工业和城市是现代化的要求，但振兴农村却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对于乡村建设运动者本身来说，他们注意的是“先务急”，正如王子建所指出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社会不但以往是建筑在农业上的，就是将来也应当永久建筑在农业上。所以他们要建设农村，因为那是中国社会的本位；所以他们要振兴农业以引发小工业和家庭工业，因为那是建设乡村的原动力。”(46)(P738)但是他们“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主张，“要‘引发的’工业却既不是重工业，也不是机器生产的轻工业，而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在本质上是反工业化的。”(40)(P437)而对于吴景超等来说，他们是站在国民经济将来的永久之积极发展的立场，所以只有“必须使中国国民经济之机构彻底的工业化，始能将现存的弱势之前资本主义的农村经济之基础变革，而转变为工业经济中心之优势的高度的国民经济。”(46)(P789)可是，他们的观点却是依据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道路，依据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没有看清楚中国当时具体的时代要求是救急，缺乏对中国农业社会传统和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的认识。如同漆琪生所指出的，他们是“拘泥于机械的学理，不从中国经济实际的情况着想，徒唱高调，不分当前中国经济危机的缓急轻重，而眩惑于欧美的工业经济之繁荣，于是舍急务缓，去重就轻，错误至甚。”(46)(P793)
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中国的乡村问题，知识分子基于不同的背景和立场，进行了思考和探索。有的把对乡村问题的关注付诸实际，深入乡村，用实际行动来努力使这一现实困境有所改观；有的积极思考，用自己的理性和观察来关注现实批评现实。虽然二者有一定的分歧、争论甚至偏见，甚至“所有这些不同意见背后其实都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化的制约”(49)(P12)，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现实困境的关注是相同的，他们都希望能解决中国乡村的危机，希望国家能够逐步现代化。尽管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他们微弱的努力最终未能挽救时局。但《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对于乡村建设的论争也并不是过眼烟云，人们最终逐步认识到工业化和都市发展城市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也最终意识到进行乡村建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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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黄省敏.读“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敬答陈序经先生［J］.独立评论.216号.1936-08-30.
〔37)傅葆琛.众目睽睽下的乡建运动［J］.独立评论.199号.1936-05-03.
〔38)曹康伯.乡村建设的一个方面［J］.独立评论.234号.1937-05-16.
〔39)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M］.大东书局，1946.
〔40)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M］.上海三联书店，1995.
〔41)吴景超.我们没有歧路［J］.独立评论125号.1934-11-04.
〔42)吴景超.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J］.独立评论136号.1935-01-20.
〔43)贺岳僧.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应走的路［J］.独立评论131号.1934-12-16.
〔44)涛鸣.此路不通［J］.独立评论209号.1936.7.12.
〔45)姚溥荪.不复兴农村中国也可以工业化吗［J］.独立评论137号.1935-01-27.
〔46)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47)郑林庄.我们可走第三条路［J］.137号.1935-01-26.
〔48)张培刚. 第三条路走得通吗［J］.独立评论138号.1935-02-17.
〔49)温铁军. 我们还需要乡村建设［J］.开放时代.2005，(6）.
The Debate between Independent Critique and the Countryside Building Movement In 1930s
LIU Rong-zheng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tellectuals around the “independent review” thought of the road ofChinese economic growth, which started with studying the Chinese country problem. They brought forward a few thought and measure which resolving Chinese country problems. And they held on different view which arouses question to the country construction motion which had brought forward to that time. Make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debate which about the building country, what its reports acutely is that intellectuals have different viewpoi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which being in nonpluss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viewpoint develop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city to relieve the country has aroused very big effect on that time.
Key words: debate; countryside building; industrialization
〔责任编辑： 袁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