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从改革和发展的全局出发，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召开中央全会来着重研究、部署构建和谐社会问题，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反映了中共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统揽全局的领导能力，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六中全会正确地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全会号召全党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正视矛盾，化解矛盾，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这个提法反映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直面矛盾的优良作风和勇气，体现了党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把它作为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的决心和信心。
　　社会和谐需要通过社会矛盾的正确解决、社会问题的合理处理、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妥善协调来实现。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其中，正视现实社会矛盾和问题是前提。“正视”就是不要忽视、轻视、无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是要看得准确，不要看偏；要看得全面，不要片面；要抓住主要矛盾，不要芝麻西瓜一起抓。
　　目前，中国的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是好的。我们的确有一大批执政为民、办事公道、深得民心的好干部。这也是我党突出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所拥有的有利条件之一。
　　六中全会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保证。这个“保证”是否坚强有力，起决定性的是能否保持党同民众的血肉联系。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社会关系方方面面，矛盾各种各样，但我们必须抓住党群、干群关系或者说政府（泛指党政机关）与民众、官与民这个足以影响全局、牵动全局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的廉政建设尚不到位，个别官员腐败，这也是当前社会问题的一个症结。
　　中国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是贫富差距过大。富的一端有一小部分是为官不正，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少数官员；也有一小部分为富不仁，非法暴富的商家。后者以前者为靠山。
　　少数官员的腐败引起民怨，激起民愤，是近年来集中表现在“土地纠纷”问题上诱发“群体冲突”事件的主要原因。
　　 “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还表现在城乡“困难群体”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其中特困者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公共事业（社保、教育、公共卫生）投入不足。
　　而另一方面，政府行政开支在财政总支出中占的比例过大。把上述问题归结起来，可以说是廉政问题，我认为应该把建设廉洁的、服务型的政府（指党政机关）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的、骨干的工程来抓。
　　六中全会公报说得好，“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因此，廉政建设从根本上说是民主政治制度和法制的建设，是政治体制改革。
　　在这个建设和改革中，要把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体制和机制放在突出地位。决策的失误比腐败更可怕，违反民主的决策本身就是权力的腐败。应该加大权力机关、决策机构中相关民众代表的比例。
　　关键还是干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健全。要把党管干部的原则与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民主不足，腐败难除。
　　建设服务型政府，就要从体制上改变政府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既是管理者，又是监督者的不正常现象，从体制上杜绝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特别是加大各级人大对财政开支、资源配置的决定权和监督权。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央政府要有权威；但现在存在的问题，损害了这种权威。只要通过体制的改革和建设，才能进一步加强这种权威。
　　政治体制改革要逐步推行，要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推进；但只有通过改革，逐步化解矛盾，才能达到真正的政通人和，社会和谐。（作者系北京大学世界社会主义所所长、社会科学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