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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走低,物价涨势见顶,贸易顺差回升,‘两率’(利率和汇率)波澜不惊”。7月24日,“CMRC观察”言简意赅地指出当前中国第3季度经济的宏观走势。
“经济增速走低,物价涨势见顶,贸易顺差回升,‘两率’(利率和汇率)波澜不惊”。7月24日,卢锋教授言简意赅地指出。
此观点是卢锋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22次报告会上综合20多家特约宏观预测机构对2010年第3季度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看法做的预测。
上述所指的“CMRC中国经济观察”是2010年4月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组建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China Macroeconomic Research Center,简称CMRC)。
5年来,“CCER中国经济观察”( CMRC前身)季度研讨会侧重围绕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国内外市场大宗商品供求和价格、与投资环境相关的制度和政策等方面问题进行分析和评论,为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做出了卓越贡献。
据了解,第22次报告会侧重讨论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及经济政策调整、结构转型、短期需求波动等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热点问题。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先生、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徐建国、卢锋教授发表了演讲。
曾湘泉:对当前就业形势几点认识和思考
针对当前就业形势,曾教授给出了几点政策建议: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加大改革力度,缓解结构性失业;提高养老金水平,降低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加大中介服务建设,减少摩擦性失业;工会组织实现专业化和职业化,增强集体谈判能力;建设和发展中小城市,从构建中国未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来思考就业战略;重视劳动科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
2009年至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有几起重大事件。一是民工荒。二是富士康跳楼事件。三是本田罢工事件。四是涨薪潮。基于此,我们来看这四个问题: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是否已经改变,低工资时代是否预计结束,劳资关系的力量对比是否已经改变,以及政策取向应是什么。
我认为首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位空缺仍需高度重视。总体而言,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仍然巨大。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目前的供求矛盾。
其次,就业质量成为新关注点,就业不充分、不稳定成为突出问题。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农民的季节性就业更加突出等。
再次,就业能力是制约转型的最大障碍。据麦肯锡调查,中国每年新培养出约160万名工程师,是美国的9倍。然而,其中只有约16万名具备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
第四,劳资关系受全球经济影响呈现复杂化特征,理论研究和管理措施亟待强化。同时全球劳资关系复杂化,如国家间出现岗位竞争,劳资冲突由民事事件演变为刑事事件等。
周天勇: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拐点
周天勇讨论了当前有关劳动力市场和刘易斯拐点的两大争论。一是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如果已经来了,那中国的就业问题就没有如此严峻,劳动力供需市场就会平衡。二是刘易斯拐点之前是否应该涨工资、提高劳动力成本。
解决争论需要考虑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比如城乡二元结构使人口难以自由流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的勞动力退出存在障碍;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劳动力进入和退出都较为自由,但随着社保制度的完善,退出难度也在增加;工会基本不发挥作用等。而刘易斯拐点暗含的假设是人口自由流动以及劳动力资源能自动合理地分配到各个产业,这与中国的现实并不吻合。
刘易斯拐点之前应该涨工资。农民工工资上涨有两点原因。一是国家近年来对农业投入较大。二是随着物价上升和社会保险金缴费的增加,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提高。
工资上涨对经济的作用是双面的,一方面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工资上涨会使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工资成本的上升会迫使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尽快调整与升级。
从劳动力供给方面看,首先,中国目前的人口密度位居世界第11位。其次,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仅高于孟加拉国和越南,位居全世界倒数第3位。第三,虽然农村中许多青壮年已转移到城市,但还有许多老人以及妇女。第四,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也挤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总体而言,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仍然巨大。
在劳动力需求方面,首先分所有制结构看,国有和集体企业在高峰时期曾雇佣1亿3千多万劳动力,现在国有企业雇佣人数不到3千万,集体企业雇佣人数不到5百万,而且还在继续减少。其次分产业结构看,40%劳动力在农业,27%在工业,34%在第三产业。再次从企业规模结构看,地方许多企业都是大型工业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很少。因此,将中国劳动力的供需结合起来看,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观点不能成立。
卢锋:希腊债务危机观察
2009年10月21日希腊政府上调赤字率,导致希腊债券评级下调,希腊危机逐步浮出水面。经过旷日持久讨论,欧盟和IMF在2010年5月上旬危机急剧恶化形势下召开紧急会议并达成一致意见,推出总额7500亿欧元救助计划。此后希腊危机步入调整阶段。
救援计划使危机局面得到控制,然而化解和根治危机仍存在不确定性,后续演变面临三种前景。一是逐步化解的合意前景可能性较大。二是如果危机扩散到其他国家,如果银行流动性困难转变为银行危机,危机可能进一步恶化。三是希腊或若干国家退出欧元区,可能出现欧元动摇甚至更糟糕形势,发生这类情况概率很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五方面因素影响危机演变前景。一是希腊能否协调国内矛盾实施调整?二是德国等需要在财务上施以援手国家,能否有效管理国内利益矛盾和政治压力,维持和巩固欧元区国家之间合作意愿。三是银行流动性困难及其演变为银行危机的潜在风险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和化解。四是欧元区国家之间传染效应能否得到控制。最后是欧元区政治家和公众能否力在建立财政约束和有序退出机制方面取得突破,解决避免未来危机的深层根源。
希腊危机由一系列复杂因素造成,从开放宏观分析视角看,持续“双赤字”以及缺失货币调节手段具有关键影响。希腊增长方式失衡伴随过度赤字和债务。从总需求分解角度看,1990-2008年间希腊经济增长对消费依赖程度高达89%。
希腊服务贸易一直有盈余,但是货物贸易赤字率20多年一直在两位数高位,贸易赤字率从1990年8.7%加剧到2002年14.4%,金融危机前几年在11%-12%高位波动。巨额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匹配成双赤字。
双赤字导致希腊政府负债结构高外债特征。背负“双赤字”重压的希腊经济面对外部冲击处于极为脆弱地位。加入欧元区丧失货币调节手段。希腊政府缺乏足够压力调节过度债务。最终酿成严重危机恶果。
依据国际机构最近预测,如希腊危机就此逐步化解,对全球经济影响比较有限,欧元区、美国、亚洲新兴经济体2010-2014年年均GDP缺口扩大0.4%到0.16%。如危机恶化,则有严重影响:上述经济体年均GDP缺口扩大0.83%到2.15%。全球经济直到2014年底仍处于GDP正缺口的不景气状态。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影响可以从贸易、投资和经济政策等不同方面观察。从贸易角度看,对欧洲主要高负债国家(GIIPS)出口在2009年占我国出口3.5%,对希腊出口仅占0.25%。只要危机不扩散至整个更多国家甚至整个欧元区,危机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应相当有限。
从投资角度看,根据COFER数据,近年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中有约30%投资于欧元资产。考虑我国储备投资比较重视安全性和流动性原则,此前直接投资希腊等国债券规模或许较小。
从经济政策角度看,欧债危机一度使人民币汇率政策更为谨慎。不过长期来看,欧债危机表明巨额外汇储备资产投资具有内生性风险,因此可能有助于我国重新审视当代全球化环境,选择更为灵活人民币汇率体制,避免大国追赶阶段积累过多外汇储备导致内生性风险。另一方面,欧债危机增加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会使中国对全面退出经济刺激政策更为审慎。
还应看到中国经济与欧债危机具有双向影响性质。中国经济增长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有利于希腊和欧洲应对危机。希腊危机对“重温常识”具有多方面启示。欧债危机说明认为只有市场失败才会导致危机看法并不准确。危机提示宏观失衡危害。
需要重估放弃主权货币工具代价,应是希腊危机提供的最为鲜活生动也最有严肃内涵的认识启示。这对我国如何评估当代国际货币体系以及选择人民币汇率体制具有重要认识借鉴意义。
陈兴动:欧洲大紧缩与中国结构性紧缩
陈兴动阐述了欧洲实施大紧缩政策的必要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并对中国当前结构性紧缩政策进行评价分析及调整建议。
欧洲采取减赤的紧缩政策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2008年以美国为主的次贷危机导致全球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2009年全球政治领袖基本达成共识,要团结一致避免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第二,希腊债务危机给欧洲带来巨大风险。为防范债务危机的扩散,欧洲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政策。这有四种办法,一是发展经济。二是采取高通胀的办法。三采取债务重组,出售国有资产。因而,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幅度减赤。
欧洲通过降低财政赤字而实行紧缩性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导致大量的罢工抗议,未来紧缩性政策将被迫调整,因而,欧洲的问题很难解决。但问题并非无解,关键需要法德两国团结起来,更重要的是德国人能不能拿出钱来。当然,欧洲紧缩政策将对中国产生影响,一是贸易冲突加剧影响中国出口。二是对中国FDI和资本账户开放产生影响。三是对中国海外投资产生影响。
关于中国目前实施结构性紧缩政策的问题,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政策出台太过集中,所有政策交织在一起可能出现负面影响,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下行压力。
总体来看,目前的增长势头已经出现弱化的现象。如果当前的紧缩性政策没有调整,那么不排除未来经济出现较大下滑的可能性。预计后两个季度经济增长将下降到9.5%及8.7%,增长预期最低出现在明年一二季度。
政策调整方面,中国应着力向保增长倾斜,政策调整不是改变政策方向,而是调整政策执行力度,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趋势不可避免,现在要防止的是经济增长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下滑。
高善文: 转型之痒
高善文通过梳理历史数据,总结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基本波动情况,得出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他指出,相隔十年的两轮调控都看到贸易盈余周期性收缩,整个经济政策转向清除产能过剩,同时保增长的压力是政府经济政策调控的重点。
这里有“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实际增速”和能够反映在经济强劲增长时一些关键部门承受压力情况的“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两个数据。从第一个数据的走势可以看出过去20年来固定资本形成增长有兩个高点,分别是1992-1994年和2002-2004年,这两个高点距离整整十年,并且关键原因都是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强硬增长。从第二个数据的走势可以看出1993-1994年以及2003-2004年,发电设备利用小时都经历了非常大的压力。
然后,1993年后,中央严厉控制货币信贷总量;2003年后,中央再次加强对信用的控制。在1995-1997年宏观调控自生周期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对外贸易盈余经历了趋势性的大幅度上升。另外,从对外盈余来看,尽管2000年中国出口的增长恢复得非常强劲,但1999-2001年中国对外盈余趋势上都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下降。同样的,在今年一季度出口大量反弹的情况下,2008年至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对外盈余也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下降。可见,出口的波动对对外盈余的解释从来就不够强。
在上一个经济周期的末端,银行体系不良贷款数量巨大,不良贷款比例大约有20%-40%。另外,A股市场经历了显著的泡沫化,2001年上半年静态市盈率上升接近70倍的水平,随后经历了五年时间清除泡沫。2010年回看这轮经济周期,结构性问题除了产能过剩之外,从银行体系压力来讲,目前最重要是银行体系与地方融资平台的压力。第二个与之联系的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存在相当严重的泡沫。另一个问题是股票市场结构分化达到惊人程度,尽管主板市场估值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但是在中小板、创业板估值水平之高令人震惊。
尽管资本总量在积累,但是在一轮一轮经济周期中资本积累方向是不一样的。这样一种变化本身就体现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体现了制造业复杂程度和经济竞争力的上升。从2009年开始,包括今明两年中国处在新一轮大周期开始的位置,不可能由纺织行业、钢铁行业引领,新一轮周期由哪些行业引领,我们拭目以待。
下半年要着重看房地产市场。经济最终调整会向新一轮经济周期过渡,这仍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仍然需要在体制层面取得一些突破,而且需要进一步的积累。
宋国青:短期需求疲软
宋国青讨论了上半年经济波动中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工资利润的相关情况。这些现象是否隐含了影响潜在生产能力和工资份额长期变化的因素。他的结论是,上半年经济增速下降不是由长期趋势明显变化所引起,而由总需求疲软所导致。
目前所观察到的经济增速下降可能由两方面因素所致。一种可能是总供给方面的因素,另一种可能是总需求方面的因素。从长期看,应该说两方面因素都在作用。最近讨论较多的一种意见是,目前工资上升反映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短缺,工资相对份额上升会使得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第二季度经济下滑可由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的急剧下滑观察到。虽然粗算的二季度GDP环比增长率为8%左右,不算太差,但如果由二季度内各月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推算GDP的月环比增速,六月份很可能只有5%到6%之间。从发电量、钢材产量等指标看,发电量连续两个月负增长,六月份钢材产量也是负增长。
从通货膨胀的情况看,今年4到5月季调后CPI的上升和6月份的下跌主要是由鲜菜价格波动引起。如果把6月份的异常情况去掉再按年率算,6月的非蔬菜通胀大概是2%左右,并不存在高通胀。
从目前掌握的一些数据来看,工资份额尚未上升。比较城镇单位平均劳动报酬和CPI同比增长率的数据,可以发现工资涨幅和CPI增长之间存在很高的同期相关性。
从货币和贷款增长情况看,现在一些意见的主要着眼点是,去年上半年货币供应激增,到现在为止通胀率应该有所反映。在过去宏观调控到类似的状况时,这种看法基本上都会出现,尤其在去年贷款超高增长的背景下。
目前,M3环比增长率已跌至警戒水平。用M2指标看不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股市不景气使得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负债在09下半年以来没有增长,存款性公司债券发行也显著减缓。
因此,从短期波动看,现在各方面情况和过去各次宏观调控使得总需求疲软的状况基本一样。经济的总供给面尚未在短期显现较大变化。
“经济增速走低,物价涨势见顶,贸易顺差回升,‘两率’(利率和汇率)波澜不惊”。7月24日,卢锋教授言简意赅地指出。
此观点是卢锋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22次报告会上综合20多家特约宏观预测机构对2010年第3季度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看法做的预测。
上述所指的“CMRC中国经济观察”是2010年4月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组建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China Macroeconomic Research Center,简称CMRC)。
5年来,“CCER中国经济观察”( CMRC前身)季度研讨会侧重围绕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国内外市场大宗商品供求和价格、与投资环境相关的制度和政策等方面问题进行分析和评论,为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做出了卓越贡献。
据了解,第22次报告会侧重讨论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及经济政策调整、结构转型、短期需求波动等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热点问题。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先生、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徐建国、卢锋教授发表了演讲。
曾湘泉:对当前就业形势几点认识和思考
针对当前就业形势,曾教授给出了几点政策建议: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加大改革力度,缓解结构性失业;提高养老金水平,降低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加大中介服务建设,减少摩擦性失业;工会组织实现专业化和职业化,增强集体谈判能力;建设和发展中小城市,从构建中国未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来思考就业战略;重视劳动科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
2009年至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有几起重大事件。一是民工荒。二是富士康跳楼事件。三是本田罢工事件。四是涨薪潮。基于此,我们来看这四个问题: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是否已经改变,低工资时代是否预计结束,劳资关系的力量对比是否已经改变,以及政策取向应是什么。
我认为首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位空缺仍需高度重视。总体而言,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仍然巨大。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目前的供求矛盾。
其次,就业质量成为新关注点,就业不充分、不稳定成为突出问题。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农民的季节性就业更加突出等。
再次,就业能力是制约转型的最大障碍。据麦肯锡调查,中国每年新培养出约160万名工程师,是美国的9倍。然而,其中只有约16万名具备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
第四,劳资关系受全球经济影响呈现复杂化特征,理论研究和管理措施亟待强化。同时全球劳资关系复杂化,如国家间出现岗位竞争,劳资冲突由民事事件演变为刑事事件等。
周天勇: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拐点
周天勇讨论了当前有关劳动力市场和刘易斯拐点的两大争论。一是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如果已经来了,那中国的就业问题就没有如此严峻,劳动力供需市场就会平衡。二是刘易斯拐点之前是否应该涨工资、提高劳动力成本。
解决争论需要考虑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比如城乡二元结构使人口难以自由流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的勞动力退出存在障碍;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劳动力进入和退出都较为自由,但随着社保制度的完善,退出难度也在增加;工会基本不发挥作用等。而刘易斯拐点暗含的假设是人口自由流动以及劳动力资源能自动合理地分配到各个产业,这与中国的现实并不吻合。
刘易斯拐点之前应该涨工资。农民工工资上涨有两点原因。一是国家近年来对农业投入较大。二是随着物价上升和社会保险金缴费的增加,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提高。
工资上涨对经济的作用是双面的,一方面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工资上涨会使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工资成本的上升会迫使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尽快调整与升级。
从劳动力供给方面看,首先,中国目前的人口密度位居世界第11位。其次,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仅高于孟加拉国和越南,位居全世界倒数第3位。第三,虽然农村中许多青壮年已转移到城市,但还有许多老人以及妇女。第四,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也挤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总体而言,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仍然巨大。
在劳动力需求方面,首先分所有制结构看,国有和集体企业在高峰时期曾雇佣1亿3千多万劳动力,现在国有企业雇佣人数不到3千万,集体企业雇佣人数不到5百万,而且还在继续减少。其次分产业结构看,40%劳动力在农业,27%在工业,34%在第三产业。再次从企业规模结构看,地方许多企业都是大型工业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很少。因此,将中国劳动力的供需结合起来看,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观点不能成立。
卢锋:希腊债务危机观察
2009年10月21日希腊政府上调赤字率,导致希腊债券评级下调,希腊危机逐步浮出水面。经过旷日持久讨论,欧盟和IMF在2010年5月上旬危机急剧恶化形势下召开紧急会议并达成一致意见,推出总额7500亿欧元救助计划。此后希腊危机步入调整阶段。
救援计划使危机局面得到控制,然而化解和根治危机仍存在不确定性,后续演变面临三种前景。一是逐步化解的合意前景可能性较大。二是如果危机扩散到其他国家,如果银行流动性困难转变为银行危机,危机可能进一步恶化。三是希腊或若干国家退出欧元区,可能出现欧元动摇甚至更糟糕形势,发生这类情况概率很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五方面因素影响危机演变前景。一是希腊能否协调国内矛盾实施调整?二是德国等需要在财务上施以援手国家,能否有效管理国内利益矛盾和政治压力,维持和巩固欧元区国家之间合作意愿。三是银行流动性困难及其演变为银行危机的潜在风险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和化解。四是欧元区国家之间传染效应能否得到控制。最后是欧元区政治家和公众能否力在建立财政约束和有序退出机制方面取得突破,解决避免未来危机的深层根源。
希腊危机由一系列复杂因素造成,从开放宏观分析视角看,持续“双赤字”以及缺失货币调节手段具有关键影响。希腊增长方式失衡伴随过度赤字和债务。从总需求分解角度看,1990-2008年间希腊经济增长对消费依赖程度高达89%。
希腊服务贸易一直有盈余,但是货物贸易赤字率20多年一直在两位数高位,贸易赤字率从1990年8.7%加剧到2002年14.4%,金融危机前几年在11%-12%高位波动。巨额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匹配成双赤字。
双赤字导致希腊政府负债结构高外债特征。背负“双赤字”重压的希腊经济面对外部冲击处于极为脆弱地位。加入欧元区丧失货币调节手段。希腊政府缺乏足够压力调节过度债务。最终酿成严重危机恶果。
依据国际机构最近预测,如希腊危机就此逐步化解,对全球经济影响比较有限,欧元区、美国、亚洲新兴经济体2010-2014年年均GDP缺口扩大0.4%到0.16%。如危机恶化,则有严重影响:上述经济体年均GDP缺口扩大0.83%到2.15%。全球经济直到2014年底仍处于GDP正缺口的不景气状态。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影响可以从贸易、投资和经济政策等不同方面观察。从贸易角度看,对欧洲主要高负债国家(GIIPS)出口在2009年占我国出口3.5%,对希腊出口仅占0.25%。只要危机不扩散至整个更多国家甚至整个欧元区,危机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应相当有限。
从投资角度看,根据COFER数据,近年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中有约30%投资于欧元资产。考虑我国储备投资比较重视安全性和流动性原则,此前直接投资希腊等国债券规模或许较小。
从经济政策角度看,欧债危机一度使人民币汇率政策更为谨慎。不过长期来看,欧债危机表明巨额外汇储备资产投资具有内生性风险,因此可能有助于我国重新审视当代全球化环境,选择更为灵活人民币汇率体制,避免大国追赶阶段积累过多外汇储备导致内生性风险。另一方面,欧债危机增加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会使中国对全面退出经济刺激政策更为审慎。
还应看到中国经济与欧债危机具有双向影响性质。中国经济增长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有利于希腊和欧洲应对危机。希腊危机对“重温常识”具有多方面启示。欧债危机说明认为只有市场失败才会导致危机看法并不准确。危机提示宏观失衡危害。
需要重估放弃主权货币工具代价,应是希腊危机提供的最为鲜活生动也最有严肃内涵的认识启示。这对我国如何评估当代国际货币体系以及选择人民币汇率体制具有重要认识借鉴意义。
陈兴动:欧洲大紧缩与中国结构性紧缩
陈兴动阐述了欧洲实施大紧缩政策的必要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并对中国当前结构性紧缩政策进行评价分析及调整建议。
欧洲采取减赤的紧缩政策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2008年以美国为主的次贷危机导致全球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2009年全球政治领袖基本达成共识,要团结一致避免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第二,希腊债务危机给欧洲带来巨大风险。为防范债务危机的扩散,欧洲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政策。这有四种办法,一是发展经济。二是采取高通胀的办法。三采取债务重组,出售国有资产。因而,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幅度减赤。
欧洲通过降低财政赤字而实行紧缩性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导致大量的罢工抗议,未来紧缩性政策将被迫调整,因而,欧洲的问题很难解决。但问题并非无解,关键需要法德两国团结起来,更重要的是德国人能不能拿出钱来。当然,欧洲紧缩政策将对中国产生影响,一是贸易冲突加剧影响中国出口。二是对中国FDI和资本账户开放产生影响。三是对中国海外投资产生影响。
关于中国目前实施结构性紧缩政策的问题,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政策出台太过集中,所有政策交织在一起可能出现负面影响,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下行压力。
总体来看,目前的增长势头已经出现弱化的现象。如果当前的紧缩性政策没有调整,那么不排除未来经济出现较大下滑的可能性。预计后两个季度经济增长将下降到9.5%及8.7%,增长预期最低出现在明年一二季度。
政策调整方面,中国应着力向保增长倾斜,政策调整不是改变政策方向,而是调整政策执行力度,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趋势不可避免,现在要防止的是经济增长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下滑。
高善文: 转型之痒
高善文通过梳理历史数据,总结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基本波动情况,得出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他指出,相隔十年的两轮调控都看到贸易盈余周期性收缩,整个经济政策转向清除产能过剩,同时保增长的压力是政府经济政策调控的重点。
这里有“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实际增速”和能够反映在经济强劲增长时一些关键部门承受压力情况的“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两个数据。从第一个数据的走势可以看出过去20年来固定资本形成增长有兩个高点,分别是1992-1994年和2002-2004年,这两个高点距离整整十年,并且关键原因都是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强硬增长。从第二个数据的走势可以看出1993-1994年以及2003-2004年,发电设备利用小时都经历了非常大的压力。
然后,1993年后,中央严厉控制货币信贷总量;2003年后,中央再次加强对信用的控制。在1995-1997年宏观调控自生周期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对外贸易盈余经历了趋势性的大幅度上升。另外,从对外盈余来看,尽管2000年中国出口的增长恢复得非常强劲,但1999-2001年中国对外盈余趋势上都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下降。同样的,在今年一季度出口大量反弹的情况下,2008年至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对外盈余也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下降。可见,出口的波动对对外盈余的解释从来就不够强。
在上一个经济周期的末端,银行体系不良贷款数量巨大,不良贷款比例大约有20%-40%。另外,A股市场经历了显著的泡沫化,2001年上半年静态市盈率上升接近70倍的水平,随后经历了五年时间清除泡沫。2010年回看这轮经济周期,结构性问题除了产能过剩之外,从银行体系压力来讲,目前最重要是银行体系与地方融资平台的压力。第二个与之联系的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存在相当严重的泡沫。另一个问题是股票市场结构分化达到惊人程度,尽管主板市场估值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但是在中小板、创业板估值水平之高令人震惊。
尽管资本总量在积累,但是在一轮一轮经济周期中资本积累方向是不一样的。这样一种变化本身就体现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体现了制造业复杂程度和经济竞争力的上升。从2009年开始,包括今明两年中国处在新一轮大周期开始的位置,不可能由纺织行业、钢铁行业引领,新一轮周期由哪些行业引领,我们拭目以待。
下半年要着重看房地产市场。经济最终调整会向新一轮经济周期过渡,这仍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仍然需要在体制层面取得一些突破,而且需要进一步的积累。
宋国青:短期需求疲软
宋国青讨论了上半年经济波动中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工资利润的相关情况。这些现象是否隐含了影响潜在生产能力和工资份额长期变化的因素。他的结论是,上半年经济增速下降不是由长期趋势明显变化所引起,而由总需求疲软所导致。
目前所观察到的经济增速下降可能由两方面因素所致。一种可能是总供给方面的因素,另一种可能是总需求方面的因素。从长期看,应该说两方面因素都在作用。最近讨论较多的一种意见是,目前工资上升反映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短缺,工资相对份额上升会使得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第二季度经济下滑可由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的急剧下滑观察到。虽然粗算的二季度GDP环比增长率为8%左右,不算太差,但如果由二季度内各月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推算GDP的月环比增速,六月份很可能只有5%到6%之间。从发电量、钢材产量等指标看,发电量连续两个月负增长,六月份钢材产量也是负增长。
从通货膨胀的情况看,今年4到5月季调后CPI的上升和6月份的下跌主要是由鲜菜价格波动引起。如果把6月份的异常情况去掉再按年率算,6月的非蔬菜通胀大概是2%左右,并不存在高通胀。
从目前掌握的一些数据来看,工资份额尚未上升。比较城镇单位平均劳动报酬和CPI同比增长率的数据,可以发现工资涨幅和CPI增长之间存在很高的同期相关性。
从货币和贷款增长情况看,现在一些意见的主要着眼点是,去年上半年货币供应激增,到现在为止通胀率应该有所反映。在过去宏观调控到类似的状况时,这种看法基本上都会出现,尤其在去年贷款超高增长的背景下。
目前,M3环比增长率已跌至警戒水平。用M2指标看不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股市不景气使得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负债在09下半年以来没有增长,存款性公司债券发行也显著减缓。
因此,从短期波动看,现在各方面情况和过去各次宏观调控使得总需求疲软的状况基本一样。经济的总供给面尚未在短期显现较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