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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荒与“借裤子”的尴尬
棉花制品的好处是吸汗、抗静电、手感舒适、透气性好，但牢固性差实在是无法弥补的一大缺憾。平常人家每年冬天缝制的新棉衣，到了春天掏出棉花洗一水，作为夹衣穿到五月份，再扯去里子当作单衣，如此能撑到缝新棉衣的时候就不错了，换作淘气的男孩子这一身衣服早烂成梭梭布条了。我们都处在长身体的年龄，棉布衣物显得格外“不禁穿”。
我因为跳猴皮筋和打乒乓球，再加上拾柴火做饭等，活动量比较大，一年穿破两条裤子、四双带襻的黑条绒鞋和一双球鞋是常有的事，以至于妈妈赌气地说，一定要给我打一双“铁鞋”才行。至于穿露脚指头的袜子更是“比常态还常态”。很多人家都有一种叫“袜楦子”的东西，是一个木制的脚型，补袜子的时候套进去，便于缝补。
那时我们判断棉布质量的好坏只凭一条，就是“结实”程度，基本上没有“美观”的空间，从来都是“实用压倒审美”。况且1949年以后新的审美取向是臃肿而没有腰身的“延安化”，膝盖和肩膀上带补丁被认为是一种艰苦朴素的美德以及向劳动人民看齐的“双美”体现。最夸张的时候，我的一条裤子上打了十多个补丁。当时在洗得发白的裤子膝盖部位打一对补丁的时髦程度，不亚于现在的破洞牛仔裤。为了提高耐穿度，在新衣服上提前打补丁也是常有的事。
记得1967年我十三岁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大多数只有一条裤子，我稍微好一些，也不过是枕头旁多一条换洗的而已。有一次同院的一个姑娘想到池塘里洗裤子，找我借裤子穿，等她自己的晾干了再还给我。在要好的同性朋友中借穿和换穿衣服是常有的事，但是那天就在我刚脱下裤子，只穿着勉强能遮住臀部的破烂小裤衩，正准备把裤子递给等在门口的小伙伴时，就听到她大喊：“裤子，裤子，快穿上！”我在屋里不耐烦地回答：“催什么，这就给你。”
这时只见我十分仰慕的一位高中大哥哥突然推门而入。看见我的狼狈样，他也愣了一下，随后尴尬离去。我们几个小伙伴笑成一团，借裤子的小姑娘还埋怨我说：“提醒你了，叫你赶快穿上。”我说：“我在屋里哪知道，以为是你在催我，等得着急了呢！”以至于后来我看到那位兄长都会脸红。
很多年以后，他还曾为此解释，说当时有事情来向我父亲请教，从外面进来因为室内光线暗，他什么也没看到。我忙摆手说，别解释了，越描越黑，都是因为“借裤子”才闹得这么窘。通过这件小事就足以说明，虽然我们没有达到衣不蔽体的程度，但“布荒”是仅次于“粮荒”的短缺现象。人们会想尽一切方法延长衣服的使用寿命，或者另辟蹊径寻找解决办法。
八仙过海显神通
那时候添置一床被子是一家人的大事，因为被里被面需要用掉两丈四尺布，也就意味着两个人一年没有新衣服穿。我们插队的生产队里，一般人只在娶新媳妇的时候才添置新被子。富裕一点儿的人家盖“毛毡”，是用杠子碾压羊毛而成的毯状物，盖在身上就像钻到一个羊毛桶里，虽然挡风，但是不柔软服帖。穷一些的人家只能靠烧炕取暖，所谓“身下像火炉，身上凉飕飕”，唯一的办法就是像烙煎饼一样，烙熟了这面再反过来烙那一面。
我到上初中的时候，盖的还是小学时候的被子。因为被子太短，常常盖了上面盖不了下面。冬天的时候我总是用皮带把被子从下面扎紧，以防一蹬腿脚丫子露出来。后来母亲下狠心，花费相当于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一条毛毯。（很长一段时期，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和毛毯同步涨价，我们那里戏称大学毕业生是一年可以挣十二条毯子的“毛毯人”。）
这条毛毯一直跟着我走南闯北，夏天垫在下面防潮，冬天盖在上面御寒。结婚以后因为住房条件局促，学校从教工宿舍里分给我们一个十五平方米的单间，我和孩子、小保姆住了，就没有我先生的地方，他只好借住在学生宿舍厕所旁边一间潮湿无比的杂物间里。一天中午吃饭时他把毛毯晾晒在宿舍外的铁丝上，等吃完饭回来，毛毯已不见踪影。我不甘心地在校园里找了半天也未果。
由于凡是沾“棉”的衣物，比如棉背心、秋裤等都要收取一定的布票，那半寸长短的小纸片就格外珍贵，全都由妈妈夹在存折里珍惜使用。有一次因为售货员粗心，多收了她二尺布票，心痛得她一夜辗转反侧自我责备。如果碰到布票减半的棉绸之类物品，大家就会争相转告，排长队购买。有些物品虽不一定要布票，但也要凭购物本供应，比如缝被子的棉线、袜子、洗脸毛巾。
由于需求程度不同，在这方面有些“潜力”可挖。比如有人会反复使用缝被子的棉线;男孩子洗脸基本不用毛巾，于是有些人家就把几条毛巾拼起来当毛巾被用;或者搜罗几个购物本，把几家人的棉线供应集中染色以后编织成线衣。我就曾经用白棉线按照《冯秋萍编织大全》上的花样，给家人各织了一件线背心。
也有些人会偷偷摸摸把节省下来的布票拿到“黑市”上卖掉，希望换取其他紧需物品。倒卖布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罪”和“破坏票证管制罪”，如果被“纠察”抓住是要被办“学习班”或者判刑的，但是票证的地下交易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中国被誉为“丝绸之国”，除了棉之外的丝、毛、麻类用品历史也很久远。但是由于受地域环境的限制和“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这些产品产量少、价格贵而无法大批量供应。丝绸的牢固程度比棉布更差，且轻薄、不易上色，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衣料，无法进入平常百姓人家。
毛纺织品的牢固性要强许多，可是价格昂贵且需凭工业券供应，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属于“奢侈”用品，一般人家很少穿着。毛料衣服还有一个缺点是容易遭虫蛀，所以但凡喜庆节日里，大人们翻出的压箱底的毛料衣服上都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卫生球味。1964年母親花费一百二十张工业券和一百五十元的“巨款”，为父亲缝制了一身毛华达呢制服，这是我们全家两年积攒下来的成果，为的是省下布票给我们用。
摘自《雁过留声》
棉花制品的好处是吸汗、抗静电、手感舒适、透气性好，但牢固性差实在是无法弥补的一大缺憾。平常人家每年冬天缝制的新棉衣，到了春天掏出棉花洗一水，作为夹衣穿到五月份，再扯去里子当作单衣，如此能撑到缝新棉衣的时候就不错了，换作淘气的男孩子这一身衣服早烂成梭梭布条了。我们都处在长身体的年龄，棉布衣物显得格外“不禁穿”。
我因为跳猴皮筋和打乒乓球，再加上拾柴火做饭等，活动量比较大，一年穿破两条裤子、四双带襻的黑条绒鞋和一双球鞋是常有的事，以至于妈妈赌气地说，一定要给我打一双“铁鞋”才行。至于穿露脚指头的袜子更是“比常态还常态”。很多人家都有一种叫“袜楦子”的东西，是一个木制的脚型，补袜子的时候套进去，便于缝补。
那时我们判断棉布质量的好坏只凭一条，就是“结实”程度，基本上没有“美观”的空间，从来都是“实用压倒审美”。况且1949年以后新的审美取向是臃肿而没有腰身的“延安化”，膝盖和肩膀上带补丁被认为是一种艰苦朴素的美德以及向劳动人民看齐的“双美”体现。最夸张的时候，我的一条裤子上打了十多个补丁。当时在洗得发白的裤子膝盖部位打一对补丁的时髦程度，不亚于现在的破洞牛仔裤。为了提高耐穿度，在新衣服上提前打补丁也是常有的事。
记得1967年我十三岁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大多数只有一条裤子，我稍微好一些，也不过是枕头旁多一条换洗的而已。有一次同院的一个姑娘想到池塘里洗裤子，找我借裤子穿，等她自己的晾干了再还给我。在要好的同性朋友中借穿和换穿衣服是常有的事，但是那天就在我刚脱下裤子，只穿着勉强能遮住臀部的破烂小裤衩，正准备把裤子递给等在门口的小伙伴时，就听到她大喊：“裤子，裤子，快穿上！”我在屋里不耐烦地回答：“催什么，这就给你。”
这时只见我十分仰慕的一位高中大哥哥突然推门而入。看见我的狼狈样，他也愣了一下，随后尴尬离去。我们几个小伙伴笑成一团，借裤子的小姑娘还埋怨我说：“提醒你了，叫你赶快穿上。”我说：“我在屋里哪知道，以为是你在催我，等得着急了呢！”以至于后来我看到那位兄长都会脸红。
很多年以后，他还曾为此解释，说当时有事情来向我父亲请教，从外面进来因为室内光线暗，他什么也没看到。我忙摆手说，别解释了，越描越黑，都是因为“借裤子”才闹得这么窘。通过这件小事就足以说明，虽然我们没有达到衣不蔽体的程度，但“布荒”是仅次于“粮荒”的短缺现象。人们会想尽一切方法延长衣服的使用寿命，或者另辟蹊径寻找解决办法。
八仙过海显神通
那时候添置一床被子是一家人的大事，因为被里被面需要用掉两丈四尺布，也就意味着两个人一年没有新衣服穿。我们插队的生产队里，一般人只在娶新媳妇的时候才添置新被子。富裕一点儿的人家盖“毛毡”，是用杠子碾压羊毛而成的毯状物，盖在身上就像钻到一个羊毛桶里，虽然挡风，但是不柔软服帖。穷一些的人家只能靠烧炕取暖，所谓“身下像火炉，身上凉飕飕”，唯一的办法就是像烙煎饼一样，烙熟了这面再反过来烙那一面。
我到上初中的时候，盖的还是小学时候的被子。因为被子太短，常常盖了上面盖不了下面。冬天的时候我总是用皮带把被子从下面扎紧，以防一蹬腿脚丫子露出来。后来母亲下狠心，花费相当于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一条毛毯。（很长一段时期，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和毛毯同步涨价，我们那里戏称大学毕业生是一年可以挣十二条毯子的“毛毯人”。）
这条毛毯一直跟着我走南闯北，夏天垫在下面防潮，冬天盖在上面御寒。结婚以后因为住房条件局促，学校从教工宿舍里分给我们一个十五平方米的单间，我和孩子、小保姆住了，就没有我先生的地方，他只好借住在学生宿舍厕所旁边一间潮湿无比的杂物间里。一天中午吃饭时他把毛毯晾晒在宿舍外的铁丝上，等吃完饭回来，毛毯已不见踪影。我不甘心地在校园里找了半天也未果。
由于凡是沾“棉”的衣物，比如棉背心、秋裤等都要收取一定的布票，那半寸长短的小纸片就格外珍贵，全都由妈妈夹在存折里珍惜使用。有一次因为售货员粗心，多收了她二尺布票，心痛得她一夜辗转反侧自我责备。如果碰到布票减半的棉绸之类物品，大家就会争相转告，排长队购买。有些物品虽不一定要布票，但也要凭购物本供应，比如缝被子的棉线、袜子、洗脸毛巾。
由于需求程度不同，在这方面有些“潜力”可挖。比如有人会反复使用缝被子的棉线;男孩子洗脸基本不用毛巾，于是有些人家就把几条毛巾拼起来当毛巾被用;或者搜罗几个购物本，把几家人的棉线供应集中染色以后编织成线衣。我就曾经用白棉线按照《冯秋萍编织大全》上的花样，给家人各织了一件线背心。
也有些人会偷偷摸摸把节省下来的布票拿到“黑市”上卖掉，希望换取其他紧需物品。倒卖布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罪”和“破坏票证管制罪”，如果被“纠察”抓住是要被办“学习班”或者判刑的，但是票证的地下交易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中国被誉为“丝绸之国”，除了棉之外的丝、毛、麻类用品历史也很久远。但是由于受地域环境的限制和“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这些产品产量少、价格贵而无法大批量供应。丝绸的牢固程度比棉布更差，且轻薄、不易上色，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衣料，无法进入平常百姓人家。
毛纺织品的牢固性要强许多，可是价格昂贵且需凭工业券供应，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属于“奢侈”用品，一般人家很少穿着。毛料衣服还有一个缺点是容易遭虫蛀，所以但凡喜庆节日里，大人们翻出的压箱底的毛料衣服上都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卫生球味。1964年母親花费一百二十张工业券和一百五十元的“巨款”，为父亲缝制了一身毛华达呢制服，这是我们全家两年积攒下来的成果，为的是省下布票给我们用。
摘自《雁过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