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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中纪委成立后的第一任书记
朱德任中纪委第一任书记后，亲自监督了一批典型案件的查办，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纪凯夫案”。
1950年9月，中央收到一封武汉医务部门人员写的匿名信，举报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工作失职。中央把信转给武汉市委，要求严肃处理。武汉市委又把信转到市卫生局党委，结果落到了宋瑛手上。宋瑛认定是纪凯夫等人所写，跑去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正巧，第二医院公款被盗，宋瑛就和副市长周季方一起，把盗窃罪名嫁祸给纪凯夫。事情越闹越大，引起了朱德的重视，经过调查，证实了纪凯夫的清白。
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到医院慰问纪凯夫：“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种人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1952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纪委处理周季方、宋瑛等阴谋陷害案的消息。
董必武：在困难重重中依然发挥了“打虎”的作用
1955年，中央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简称中监委），取代中纪委，由董必武出任书记。此后的10余年里，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可谓困难重重，但中监委依然发挥了“打虎”的作用。1969年4月，中共九大撤销中监委。
陈云：“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
中央纪委恢复重建时，“文革”结束刚刚两年，党和国家正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同全党一样，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当时，陈云已经73岁了，且身体不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
什么是最必要的工作？1979年1月初，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到陈云家中请示中央纪委的工作方针，陈云当即回答：“抓党风。”1979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上，陈云明确指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在恢复重建后刚刚起步的关键时刻，陈云的讲话为中央纪委开展工作廓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中纪委集中整治“三招三转一住”中的不正之风。“三招三转一住”，即招工、招干、招生，农转非、农村青年转城市下乡知识青年、临时工或合同工或民办教师转国家正式职工，以及职工住房建设和分配中的问题，这些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反映也最为强烈。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声音，有人把抓党风党纪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提出要在执行纪律上给干部“松绑”的口号，认为纪检部门手伸太长了，是改革的“顶门杠”、绊脚石，甚至还出现了“防火防盗防纪委”的说法。
针对这些错误思想，陈云明确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他还说，“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違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
乔石：建立信访机制，重视群众监督力量
1987年，十三大召开，乔石接棒陈云成为中纪委书记。乔石任职期间，中纪委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信访机制，重视群众监督力量。其中，原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和罗云光两只“大老虎”的贪腐案就是从举报信中发现的线索。
1988年，中纪委信访部门陆续收到许多举报线索，检举张辛泰以权谋私，中纪委十分重视。没多久，铁道部另一名副部长罗云光的严重失职和受贿问题被发现，中纪委要求张辛泰赴郑州，协助调查罗云光案。张辛泰居然顶风作案，表面上“协助调查”，暗地里先后3次潜回北京，接受他人贿赂。
1990年5月，办完罗云光案后，中纪委集中调查张辛泰的受贿线索，张辛泰自以为天衣无缝：“送礼人送东西时，我当时不在北京，现在正要向组织说明。”最终，中纪委工作人员在郑州查到了张辛泰潜返北京受贿的证据，拆穿了其谎言，张辛泰终告落马。
尉健行：派人蹲饭店门口抄车牌
2014年8月25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并作与反腐工作有关的报告。王岐山特意提到了中纪委原书记尉健行：“过去，北京东华门有家专门做潮州菜的JNN餐厅，很好吃。中纪委那时候是尉健行同志抓，他就派人在门口蹲守，拍车牌子，曝光，抄了三个月车牌以后，这个店关张了。”
1992年，十四大召开，尉健行成为新任中纪委书记。1993年，他推动中纪委和监察部的合署办公，实行“一班人马、两块牌子”，把党的纪检职能和国家的行政监察职能统一起来。此后，纪检工作进入一个新高潮。
吴官正：定位纪委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
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次年2月，十六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召开。会议有两大亮点：一是对各级纪委的职能做出定位，将其定位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二是提出“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这次会议后不久，5个巡视组组建成功。
吴官正任内查办的大案中，原十六届中央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案，十分引人注目。
2001年8月，审计部门在一次常规审计中，发现负责贵州公路建设的许多公司都是外地的“空壳公司”。纪检部门随后跟进，查出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有重大嫌疑。卢万里随即仓皇外逃，2003年才被缉拿归案。
卢万里为减轻罪责，向纪检机关举报了刘方仁。卢万里供称，1999年8月，在国外经商的亲戚来找他帮忙，他便将亲戚引荐给刘方仁。该亲戚将一对价值10.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送给了刘方仁。
纪检部门从这对名表入手，开始调查刘方仁，发现刘方仁本人及亲属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官商勾结，收受贿赂。刘方仁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走上法庭的省委书记。2004年6月，他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秦城监狱。
朱德任中纪委第一任书记后，亲自监督了一批典型案件的查办，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纪凯夫案”。
1950年9月，中央收到一封武汉医务部门人员写的匿名信，举报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工作失职。中央把信转给武汉市委，要求严肃处理。武汉市委又把信转到市卫生局党委，结果落到了宋瑛手上。宋瑛认定是纪凯夫等人所写，跑去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正巧，第二医院公款被盗，宋瑛就和副市长周季方一起，把盗窃罪名嫁祸给纪凯夫。事情越闹越大，引起了朱德的重视，经过调查，证实了纪凯夫的清白。
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到医院慰问纪凯夫：“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种人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1952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纪委处理周季方、宋瑛等阴谋陷害案的消息。
董必武：在困难重重中依然发挥了“打虎”的作用
1955年，中央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简称中监委），取代中纪委，由董必武出任书记。此后的10余年里，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可谓困难重重，但中监委依然发挥了“打虎”的作用。1969年4月，中共九大撤销中监委。
陈云：“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
中央纪委恢复重建时，“文革”结束刚刚两年，党和国家正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同全党一样，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当时，陈云已经73岁了，且身体不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
什么是最必要的工作？1979年1月初，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到陈云家中请示中央纪委的工作方针，陈云当即回答：“抓党风。”1979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上，陈云明确指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在恢复重建后刚刚起步的关键时刻，陈云的讲话为中央纪委开展工作廓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中纪委集中整治“三招三转一住”中的不正之风。“三招三转一住”，即招工、招干、招生，农转非、农村青年转城市下乡知识青年、临时工或合同工或民办教师转国家正式职工，以及职工住房建设和分配中的问题，这些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反映也最为强烈。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声音，有人把抓党风党纪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提出要在执行纪律上给干部“松绑”的口号，认为纪检部门手伸太长了，是改革的“顶门杠”、绊脚石，甚至还出现了“防火防盗防纪委”的说法。
针对这些错误思想，陈云明确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他还说，“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違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
乔石：建立信访机制，重视群众监督力量
1987年，十三大召开，乔石接棒陈云成为中纪委书记。乔石任职期间，中纪委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信访机制，重视群众监督力量。其中，原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和罗云光两只“大老虎”的贪腐案就是从举报信中发现的线索。
1988年，中纪委信访部门陆续收到许多举报线索，检举张辛泰以权谋私，中纪委十分重视。没多久，铁道部另一名副部长罗云光的严重失职和受贿问题被发现，中纪委要求张辛泰赴郑州，协助调查罗云光案。张辛泰居然顶风作案，表面上“协助调查”，暗地里先后3次潜回北京，接受他人贿赂。
1990年5月，办完罗云光案后，中纪委集中调查张辛泰的受贿线索，张辛泰自以为天衣无缝：“送礼人送东西时，我当时不在北京，现在正要向组织说明。”最终，中纪委工作人员在郑州查到了张辛泰潜返北京受贿的证据，拆穿了其谎言，张辛泰终告落马。
尉健行：派人蹲饭店门口抄车牌
2014年8月25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并作与反腐工作有关的报告。王岐山特意提到了中纪委原书记尉健行：“过去，北京东华门有家专门做潮州菜的JNN餐厅，很好吃。中纪委那时候是尉健行同志抓，他就派人在门口蹲守，拍车牌子，曝光，抄了三个月车牌以后，这个店关张了。”
1992年，十四大召开，尉健行成为新任中纪委书记。1993年，他推动中纪委和监察部的合署办公，实行“一班人马、两块牌子”，把党的纪检职能和国家的行政监察职能统一起来。此后，纪检工作进入一个新高潮。
吴官正：定位纪委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
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次年2月，十六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召开。会议有两大亮点：一是对各级纪委的职能做出定位，将其定位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二是提出“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这次会议后不久，5个巡视组组建成功。
吴官正任内查办的大案中，原十六届中央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案，十分引人注目。
2001年8月，审计部门在一次常规审计中，发现负责贵州公路建设的许多公司都是外地的“空壳公司”。纪检部门随后跟进，查出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有重大嫌疑。卢万里随即仓皇外逃，2003年才被缉拿归案。
卢万里为减轻罪责，向纪检机关举报了刘方仁。卢万里供称，1999年8月，在国外经商的亲戚来找他帮忙，他便将亲戚引荐给刘方仁。该亲戚将一对价值10.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送给了刘方仁。
纪检部门从这对名表入手，开始调查刘方仁，发现刘方仁本人及亲属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官商勾结，收受贿赂。刘方仁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走上法庭的省委书记。2004年6月，他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秦城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