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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制度自信是对制度效能的积极评价和制度优势的坚定信心。制度自信与制度的探索、建立、发展和完善相伴相生，源于深层制度理论的指导性、创新性，更源于在制度实践中被反复确证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适应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需要，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要求，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奠定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坚实的历史、理论、实践根基。基于建党百年奋斗历程，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生成逻辑与独特优势，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能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关键词：建党100周年;制度自信;中國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制度优势;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1）04-0026-11
一、问题提出与学术期待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党百年奋斗历程中逐步探索、建立、发展起来的，具有深厚生成逻辑、显著独特优势、强大实
践效能的先进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1]。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2]36。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告诫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3]17。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4]66。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新时代，坚定信仰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是我们增强‘四个自信’最坚实的基础”[5]。这些重要论述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和实践依据，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学界掀起了制度自信研究热潮，形成了关于制度自信的内涵实质、根源基础、培育路径等诸多成果。已有研究主要论及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内涵。多数学者从心理分析视角出发，认为制度自信是人们对制度高度肯定的积极评价和心理状态，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制度设计及其优越性的充分肯定”[6]，“实质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7]。二是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来源，形成了“制度优势说”“历史根由说”“实践成就说”“理论基石说”和“国际比较说”等代表性观点。如：韩庆祥教授认为，制度自信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六个方面的独特优势[8];秦宣教授认为，自信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特征的高度认同[9];包心鉴教授提出，自信来自比较，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比较深刻表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10]。三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路径。谢伏瞻教授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坚定制度自信夯实理论根基[11];张雷声教授提出，必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形成、科学认识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2]。也有学者提出要进一步巩固制度基础、完善制度设计、提升制度效能[13]，加强宣传教育[14]，等等。四是基于“四个自信”的分析框架揭示制度自信与其他方面的内在关系，认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不是孤立的，是和道路、理论自信相统一的”[15]。
学界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对制度自信的规律性和本质性认识。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制度自信的本体性阐释，对制度自信的生成性分析和历时性考察较为缺乏，尤其是在建党100周年之际，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视角来全面把握制度自信生成逻辑的最新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鉴于此，笔者立足现有研究基础，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生成逻辑与独特优势，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奋斗历程中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期待从历史、理论、实践的综合性视角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系统性、关联性、逻辑性认识，增强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历史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历史逻辑的最好诠释。
（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近代中国人民于“制度危机”中奋起探寻制度自信 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古人曾创造出国家治理的深厚制度文化，形成内容丰富、影响广泛的国家制度体系，曾一度领先世界，为他国所效仿。然而，近代中国在外部帝国主义入侵和内部腐朽统治的双重绞杀下，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制度危机”。不甘落后的近代中国人面对深重灾难，力图在危机中开新局，向国外学习、对内部革新，寻求救国救民的制度方案。农民阶级起义建立太平天国并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洋务派掀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维新派“以立宪法、改官制、定权制为第一义”变法图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结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力主推动民主共和制。这些制度方案的探索对于近代中国在“制度危机”中破局具有积极意义，但终归没有成功。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制度困局，开启了探寻制度自信的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致力于建設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明确提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16]。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建立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有力推进了消灭封建制度、建立工农民主制度的实践探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17]。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以延安为中心、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了边区政府，继承发展了苏维埃工农民主制度，并成功开展了民主制度新的实践探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按照“三三制”原则，大力推动民主制度实践，在政权人员构成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样的制度安排兼顾各方利益，使边区政治建设更具民主性和代表性，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环境下国家制度建设的重大创造，呈现出未来新型国家制度的基本雏形。1940年，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架构，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英勇的中国人民历经28年浴血奋战，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政治前提，让沉沦百年的中国人看到了新制度的曙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在此基础上逐步生发。
（二）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完成“制度改造”的基础上奠定制度自信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了新中国的总体制度设计与安排。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飞跃，开启了走向制度自信的新篇章。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复杂形势和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迎接挑战，取得了抗美援朝、土地制度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等重大胜利，有力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续前进，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9月，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1953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我国政治、经济领域的根本制度、重大制度明确固定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20]。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不懈努力，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在中国得到全面确立，实现了近代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和“制度改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前提，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这一阶段的制度实践曾遭遇挫折，也影响到我们的制度自信。党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形成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新时期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认识前提和理论准备，有力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础。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制度改革”中锻造制度自信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21]，强调要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会议精神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以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团结和带领人民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加速推进“制度改革”中有力锻造制度自信。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3。同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23]。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使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发生困惑，考验着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明确强调，“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328。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形成科学制度认识的重大问题。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位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五大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党的十六大之后，党中央深刻总结制度建设规律，强调“既要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制度建设和创新，不断完善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又要加强党内制度建设和创新”[24]。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我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5]，表明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已经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这一时期，通过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我们既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又不断推进制度变革，赋予其中国特色，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活力，有力地锻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体系化“制度建构”中升华制度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要求不断增强制度建构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需要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强调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26]22。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27]11，“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27]12。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全面考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系统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战略举措。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28]。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历史定力，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5]。可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贯穿新时代的一条鲜明主线。尤其是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两次全会，共同写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姊妹篇”，显著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理论逻辑
制度自信源于理论上的坚定。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自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生成的理论基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勇于迎击错误理论思潮的挑战，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生成的理论逻辑。
（一）制度自信植根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性的“理论坚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4]4。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建立、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29]8。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就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更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实践性，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生成的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不仅致力于“解释世界”，更致力于“改造世界”，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进行了划时代的设计。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不移地将其与中国制度实践相结合，开创性地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制度自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人民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实际相结合，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3]14-15。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也曾出现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本本化等不良理论倾向，致使事业发展遭遇挫折，影响到党和人民的制度自信。实践表明，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事业发展就会更加顺利，制度自信就会越来越强。什么时候我们犹豫动摇了马克思主义，事业就会面临考验，制度自信也会面临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生成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性的理论坚守。
（二）制度自信生成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建设一种全新社会制度面临的重大理论考验。能否对此做出科学理论解答，将直接检验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能力，考验党和人民的制度自信。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力推进制度理论创新，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律性认识，有力增强了制度自信。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30]。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时，他又指出：“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31]。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结合时代发展变化，信心坚定地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强调，“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2]163。针对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不足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充满信心”[22]206。“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2]337。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际国内严峻复杂的形势，江泽民同志自信地指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发展，增强实力，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33]。步入21世纪，胡锦涛同志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不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万众一心，团结奋斗，自强不息，艰苦创业，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到达现代化的光辉彼岸”[34]。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2]36。回首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有力指导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实践，从根本上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理论支撑。 （三）制度自信彰显于中国共产党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斗争”
探索、建立、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是一个战胜艰难困苦的实践过程，也是一个迎击理论挑战、勇于理论斗争的过程。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只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像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35]。不良社会思潮误导发展方向，错误思想理论消蚀制度自信。对于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任其发展、不能坚决地对其予以回击，就会极大地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刻也没有放松对种种反马克思主义、伪马克思主义等错误思潮的“理论斗争”。面对来自西方世界此起彼伏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不良思想论调，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新安全观”“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代表人类发展进步方向的思想理论，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36]。针对那些为“老路”唱赞歌，认为只有走“老路”才有希望的愚蠢危险论调，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改革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32]128。针对企图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旗帜，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理论，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22]379，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面对外部思想理论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三道四、妄加评论、无理干涉，中国创造性地提出“鞋子理论”，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37]。面对全球疫情下西方国家歪曲事实的“中国病毒论”“武汉病毒论”“疫情甩锅论”等邪恶论调，中国共产党坚持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总体战、阻击战，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维护人类生命安全与共同利益，有力地回击了西方政客的不良论调。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成功开展的这些“理论斗争”，使真理愈明、让自信倍增。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实践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生成有历史和理论的逻辑必然性，更是牢牢立基于制度设计与制度实践的有效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蕴科学的制度安排、完备的制度结构、有效的制度耦合，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坚实的实践来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科学的“制度安排”保障自信
制度是由社会成员共同制订并遵守的、有较强程序性要求的办事规程。制度安排是用于管理特定行为主体行动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是否科学直接影响到制度的实践运行和治理效能，也会影响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安排，主要体现为国家有意识地制定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在我国实践层面主要表现为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不可分割，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我们党是先锋队，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38]112。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始终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视为根本之策，形成了以党章为基础和依据的一整套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成立之初，就强调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五大开始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指导原则。党的七大把“四个服从”写入党章，并强调最根本的是全党服从中央。改革开放新时代，党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恢复并实现了党的制度民主化、科学化、程序化。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把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逐步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为主干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能够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形成全体人民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环境，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供制度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辩证统一，既各自发挥作用，又相互协调衔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9]43。面对2020年史无前例的“疫情大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沉着应对，在科学的制度安排保障下领导和指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举全国之力、聚强大合力，创造了疫情防控的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集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备的“制度结构”巩固自信
制度结构通常意指某一特定对象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制度结构决定制度功能，直接影响到制度实践效果。制度结构越是科学完备，制度实践就越为有效，制度优势也将更为突显，制度自信也就越加巩固。在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构，形成了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为架构的密切关联的科学制度体系。在此制度结构中，根本制度是其存在依据，居于决定性地位并具有指导性作用;基本制度居于领域性和运转性层面，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依据和基本规范;重要制度属于派生性的，作用于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具体而言，在根本制度架构中，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是其核心内容，确保中国始终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保证事业发展的正确航向。在基本制度架构中，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等，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这些基本制度决定了我国的基本政治面貌和经济格局。在重要制度架构中，具体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军事国防、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具体制度、体制机制等。正是这些具体制度的相互配合、有效运转，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贯彻落实。居于不同层次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有机衔接、协调有序、高效运行，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科学性和完备性。正是依靠这样一种完备的制度结构，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成功应对了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抗击新冠肺炎等一系列重大挑战，在急难险重的关键时刻极大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有力地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的“制度耦合”强化自信
制度耦合是指制度体系中的各项制度内容为了实现制度功能与目标，有机整合、合力运行，约束行为主体的行为，调节行为主体间关系，使制度系统高效运行的良好状态。制度耦合能确保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高度一致性，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个体的利益需求，进而强化制度自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紧密结合时代发展变化和事业发展要求，坚持“立改废释”并举的建设思路，做好制度的制定修订工作，不断强化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制度运行的針对性和制度实践的有效性，建构起一整套内容科学、体系完备、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在推进制度改革中不断实现制度耦合，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著的独特优势和强大的制度效能。同时，在制度实践中牢牢抓好法治建设工作的基本环节，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立法环节，“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及时反映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人民群众关切期待，对涉及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保障人民生活、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抓紧制定、及时修改”[38]50。在执法环节，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在司法环节，注重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着力破解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加快构建权责一致的司法权运行新机制。在守法环节，注重抓好党员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要求任何组织或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法治制度的紧密配合下，在协同高效的制度耦合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构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坚实实践根基。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中美贸易摩擦叠加，国际环境不确定性陡增等多种不利因素，党中央审时度势、总揽全局，高瞻远瞩、把脉定向，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科学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充分展现出我国于大变局中从容布局的大国风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最好表现。
五、余论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我们要对制度选择的历史逻辑有清晰的制度意识，对制度实践的理论逻辑有深层的理性认知，对制度运行的实践逻辑有科学的实践把握。我们要基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奋斗历程，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寻、奠定、锻造、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历史逻辑。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破解近代中国“制度危机”，完成“制度改造”，推进“制度改革”和创新“制度建构”的伟大历程中，找寻制度自信的历史源头，巩固制度自信的历史根由。我们要基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理论逻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发展阶段实际的结合中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我们要基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伟大实践，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实践逻辑。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耦合”的科学认知中，不断筑牢制度自信的实践根基。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绘就了波澜壮阔的未来发展新蓝图，我们要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生成逻辑与独特优势，抓住机遇、奋勇前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努力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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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generation logic and unique advantages of the self-confidence in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entennial struggle 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ANG Fan
（Research Center of Marxist Theor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P. R. China）
Abstract：
System self-confidence is a positive evalua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system function and a firm confidence in the advantages of system. System self-confidenc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exploration，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guidance and innovation of deep-seated system theory， and also from the scientificity and effectiveness repeatedly confirmed in system practice. In the centennial struggle 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has constantly improved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need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which laid a solid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deep understanding on the generation logic and unique advantages of the self-confidence in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centennial struggle 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n constantly enhance the self-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etter transform the advantages of the system into the efficienc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o as to provide strong system support for effectively coping with the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ot occurred in a century and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100th anniversary of CPC’s founding; system self-confidenc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ystem framework;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system advantages; governance system
（責任编辑 彭建国）
关键词：建党100周年;制度自信;中國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制度优势;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1）04-0026-11
一、问题提出与学术期待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党百年奋斗历程中逐步探索、建立、发展起来的，具有深厚生成逻辑、显著独特优势、强大实
践效能的先进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1]。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2]36。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告诫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3]17。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4]66。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新时代，坚定信仰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是我们增强‘四个自信’最坚实的基础”[5]。这些重要论述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和实践依据，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学界掀起了制度自信研究热潮，形成了关于制度自信的内涵实质、根源基础、培育路径等诸多成果。已有研究主要论及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内涵。多数学者从心理分析视角出发，认为制度自信是人们对制度高度肯定的积极评价和心理状态，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制度设计及其优越性的充分肯定”[6]，“实质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7]。二是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来源，形成了“制度优势说”“历史根由说”“实践成就说”“理论基石说”和“国际比较说”等代表性观点。如：韩庆祥教授认为，制度自信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六个方面的独特优势[8];秦宣教授认为，自信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特征的高度认同[9];包心鉴教授提出，自信来自比较，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比较深刻表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10]。三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路径。谢伏瞻教授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坚定制度自信夯实理论根基[11];张雷声教授提出，必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形成、科学认识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2]。也有学者提出要进一步巩固制度基础、完善制度设计、提升制度效能[13]，加强宣传教育[14]，等等。四是基于“四个自信”的分析框架揭示制度自信与其他方面的内在关系，认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不是孤立的，是和道路、理论自信相统一的”[15]。
学界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对制度自信的规律性和本质性认识。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制度自信的本体性阐释，对制度自信的生成性分析和历时性考察较为缺乏，尤其是在建党100周年之际，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视角来全面把握制度自信生成逻辑的最新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鉴于此，笔者立足现有研究基础，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生成逻辑与独特优势，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奋斗历程中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期待从历史、理论、实践的综合性视角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系统性、关联性、逻辑性认识，增强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历史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历史逻辑的最好诠释。
（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近代中国人民于“制度危机”中奋起探寻制度自信 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古人曾创造出国家治理的深厚制度文化，形成内容丰富、影响广泛的国家制度体系，曾一度领先世界，为他国所效仿。然而，近代中国在外部帝国主义入侵和内部腐朽统治的双重绞杀下，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制度危机”。不甘落后的近代中国人面对深重灾难，力图在危机中开新局，向国外学习、对内部革新，寻求救国救民的制度方案。农民阶级起义建立太平天国并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洋务派掀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维新派“以立宪法、改官制、定权制为第一义”变法图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结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力主推动民主共和制。这些制度方案的探索对于近代中国在“制度危机”中破局具有积极意义，但终归没有成功。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制度困局，开启了探寻制度自信的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致力于建設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明确提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16]。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建立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有力推进了消灭封建制度、建立工农民主制度的实践探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17]。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以延安为中心、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了边区政府，继承发展了苏维埃工农民主制度，并成功开展了民主制度新的实践探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按照“三三制”原则，大力推动民主制度实践，在政权人员构成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样的制度安排兼顾各方利益，使边区政治建设更具民主性和代表性，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环境下国家制度建设的重大创造，呈现出未来新型国家制度的基本雏形。1940年，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架构，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英勇的中国人民历经28年浴血奋战，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政治前提，让沉沦百年的中国人看到了新制度的曙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在此基础上逐步生发。
（二）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完成“制度改造”的基础上奠定制度自信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了新中国的总体制度设计与安排。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飞跃，开启了走向制度自信的新篇章。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复杂形势和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迎接挑战，取得了抗美援朝、土地制度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等重大胜利，有力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续前进，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9月，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1953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我国政治、经济领域的根本制度、重大制度明确固定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20]。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不懈努力，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在中国得到全面确立，实现了近代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和“制度改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前提，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这一阶段的制度实践曾遭遇挫折，也影响到我们的制度自信。党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形成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新时期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认识前提和理论准备，有力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础。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制度改革”中锻造制度自信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21]，强调要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会议精神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以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团结和带领人民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加速推进“制度改革”中有力锻造制度自信。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3。同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23]。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使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发生困惑，考验着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明确强调，“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328。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形成科学制度认识的重大问题。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位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五大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党的十六大之后，党中央深刻总结制度建设规律，强调“既要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制度建设和创新，不断完善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又要加强党内制度建设和创新”[24]。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我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5]，表明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已经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这一时期，通过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我们既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又不断推进制度变革，赋予其中国特色，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活力，有力地锻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体系化“制度建构”中升华制度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要求不断增强制度建构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需要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强调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26]22。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27]11，“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27]12。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全面考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系统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战略举措。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28]。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历史定力，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5]。可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贯穿新时代的一条鲜明主线。尤其是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两次全会，共同写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姊妹篇”，显著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理论逻辑
制度自信源于理论上的坚定。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自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生成的理论基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勇于迎击错误理论思潮的挑战，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生成的理论逻辑。
（一）制度自信植根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性的“理论坚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4]4。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建立、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29]8。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就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更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实践性，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生成的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不仅致力于“解释世界”，更致力于“改造世界”，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进行了划时代的设计。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不移地将其与中国制度实践相结合，开创性地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制度自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人民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实际相结合，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3]14-15。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也曾出现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本本化等不良理论倾向，致使事业发展遭遇挫折，影响到党和人民的制度自信。实践表明，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事业发展就会更加顺利，制度自信就会越来越强。什么时候我们犹豫动摇了马克思主义，事业就会面临考验，制度自信也会面临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生成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性的理论坚守。
（二）制度自信生成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建设一种全新社会制度面临的重大理论考验。能否对此做出科学理论解答，将直接检验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能力，考验党和人民的制度自信。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力推进制度理论创新，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律性认识，有力增强了制度自信。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30]。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时，他又指出：“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31]。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结合时代发展变化，信心坚定地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强调，“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2]163。针对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不足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充满信心”[22]206。“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2]337。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际国内严峻复杂的形势，江泽民同志自信地指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发展，增强实力，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33]。步入21世纪，胡锦涛同志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不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万众一心，团结奋斗，自强不息，艰苦创业，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到达现代化的光辉彼岸”[34]。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2]36。回首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有力指导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实践，从根本上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理论支撑。 （三）制度自信彰显于中国共产党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斗争”
探索、建立、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是一个战胜艰难困苦的实践过程，也是一个迎击理论挑战、勇于理论斗争的过程。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只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像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35]。不良社会思潮误导发展方向，错误思想理论消蚀制度自信。对于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任其发展、不能坚决地对其予以回击，就会极大地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刻也没有放松对种种反马克思主义、伪马克思主义等错误思潮的“理论斗争”。面对来自西方世界此起彼伏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不良思想论调，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新安全观”“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代表人类发展进步方向的思想理论，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36]。针对那些为“老路”唱赞歌，认为只有走“老路”才有希望的愚蠢危险论调，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改革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32]128。针对企图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旗帜，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理论，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22]379，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面对外部思想理论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三道四、妄加评论、无理干涉，中国创造性地提出“鞋子理论”，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37]。面对全球疫情下西方国家歪曲事实的“中国病毒论”“武汉病毒论”“疫情甩锅论”等邪恶论调，中国共产党坚持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总体战、阻击战，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维护人类生命安全与共同利益，有力地回击了西方政客的不良论调。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成功开展的这些“理论斗争”，使真理愈明、让自信倍增。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实践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生成有历史和理论的逻辑必然性，更是牢牢立基于制度设计与制度实践的有效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蕴科学的制度安排、完备的制度结构、有效的制度耦合，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坚实的实践来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科学的“制度安排”保障自信
制度是由社会成员共同制订并遵守的、有较强程序性要求的办事规程。制度安排是用于管理特定行为主体行动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是否科学直接影响到制度的实践运行和治理效能，也会影响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安排，主要体现为国家有意识地制定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在我国实践层面主要表现为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不可分割，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我们党是先锋队，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38]112。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始终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视为根本之策，形成了以党章为基础和依据的一整套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成立之初，就强调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五大开始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指导原则。党的七大把“四个服从”写入党章，并强调最根本的是全党服从中央。改革开放新时代，党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恢复并实现了党的制度民主化、科学化、程序化。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把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逐步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为主干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能够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形成全体人民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环境，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供制度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辩证统一，既各自发挥作用，又相互协调衔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9]43。面对2020年史无前例的“疫情大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沉着应对，在科学的制度安排保障下领导和指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举全国之力、聚强大合力，创造了疫情防控的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集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备的“制度结构”巩固自信
制度结构通常意指某一特定对象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制度结构决定制度功能，直接影响到制度实践效果。制度结构越是科学完备，制度实践就越为有效，制度优势也将更为突显，制度自信也就越加巩固。在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构，形成了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为架构的密切关联的科学制度体系。在此制度结构中，根本制度是其存在依据，居于决定性地位并具有指导性作用;基本制度居于领域性和运转性层面，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依据和基本规范;重要制度属于派生性的，作用于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具体而言，在根本制度架构中，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是其核心内容，确保中国始终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保证事业发展的正确航向。在基本制度架构中，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等，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这些基本制度决定了我国的基本政治面貌和经济格局。在重要制度架构中，具体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军事国防、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具体制度、体制机制等。正是这些具体制度的相互配合、有效运转，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贯彻落实。居于不同层次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有机衔接、协调有序、高效运行，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科学性和完备性。正是依靠这样一种完备的制度结构，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成功应对了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抗击新冠肺炎等一系列重大挑战，在急难险重的关键时刻极大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有力地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的“制度耦合”强化自信
制度耦合是指制度体系中的各项制度内容为了实现制度功能与目标，有机整合、合力运行，约束行为主体的行为，调节行为主体间关系，使制度系统高效运行的良好状态。制度耦合能确保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高度一致性，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个体的利益需求，进而强化制度自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紧密结合时代发展变化和事业发展要求，坚持“立改废释”并举的建设思路，做好制度的制定修订工作，不断强化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制度运行的針对性和制度实践的有效性，建构起一整套内容科学、体系完备、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在推进制度改革中不断实现制度耦合，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著的独特优势和强大的制度效能。同时，在制度实践中牢牢抓好法治建设工作的基本环节，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立法环节，“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及时反映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人民群众关切期待，对涉及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保障人民生活、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抓紧制定、及时修改”[38]50。在执法环节，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在司法环节，注重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着力破解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加快构建权责一致的司法权运行新机制。在守法环节，注重抓好党员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要求任何组织或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法治制度的紧密配合下，在协同高效的制度耦合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构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坚实实践根基。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中美贸易摩擦叠加，国际环境不确定性陡增等多种不利因素，党中央审时度势、总揽全局，高瞻远瞩、把脉定向，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科学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充分展现出我国于大变局中从容布局的大国风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最好表现。
五、余论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我们要对制度选择的历史逻辑有清晰的制度意识，对制度实践的理论逻辑有深层的理性认知，对制度运行的实践逻辑有科学的实践把握。我们要基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奋斗历程，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寻、奠定、锻造、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历史逻辑。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破解近代中国“制度危机”，完成“制度改造”，推进“制度改革”和创新“制度建构”的伟大历程中，找寻制度自信的历史源头，巩固制度自信的历史根由。我们要基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理论逻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发展阶段实际的结合中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我们要基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伟大实践，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实践逻辑。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耦合”的科学认知中，不断筑牢制度自信的实践根基。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绘就了波澜壮阔的未来发展新蓝图，我们要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生成逻辑与独特优势，抓住机遇、奋勇前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努力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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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generation logic and unique advantages of the self-confidence in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entennial struggle 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ANG Fan
（Research Center of Marxist Theor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P. R. China）
Abstract：
System self-confidence is a positive evalua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system function and a firm confidence in the advantages of system. System self-confidenc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exploration，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guidance and innovation of deep-seated system theory， and also from the scientificity and effectiveness repeatedly confirmed in system practice. In the centennial struggle 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has constantly improved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need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which laid a solid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deep understanding on the generation logic and unique advantages of the self-confidence in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centennial struggle 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n constantly enhance the self-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etter transform the advantages of the system into the efficienc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o as to provide strong system support for effectively coping with the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ot occurred in a century and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100th anniversary of CPC’s founding; system self-confidenc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ystem framework;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system advantages; governance system
（責任编辑 彭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