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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眼看蒋家王朝大厦将倾，蒋介石开始考虑在惨败之际的退路。4月下旬，蒋介石拍板：撤守台湾，建立“反攻大陆，复兴党国”之基地。蒋介石即使在下野后，也还没有打算将政府迁台，那么他是何时决定迁台的？其决定迁台的原因为何？
蒋介石去台是因为孙中山的“遗训”吗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在全面突破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长江防线”后，占领了其“首都”南京。国民党的江南“半壁江山”已支离破碎，心急如焚的蒋介石立即在浙江定海举行了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便引述了一句所谓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外战不出（四）川，内战不出（台）湾”，以说明自己撤守台湾乃源于先总理事先已确定的“伟大思想”，可谓用心良苦。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拍板：撤守台湾，建立“反攻大陆，复兴党国”之基地。
为此，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命令国民党海空军主力南移，以台湾为中心，把经营的重点放在上海、福建沿海及西南地区。并且早在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任命心腹陈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省党部主任委员，随即，他又加委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和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职。
首先要說明的是，蒋介石决定迁台湾虽不是仓促决定，也不是下野前就已经确定，台湾是蒋介石下野后安排退路的选择之一，但不是唯一的选择。蒋介石曾有过多种打算：其一，将国民党军队转移到西康，建立以西昌为中心，以西南广大地区为依托的根据地；其二，撤退至海南岛，以该岛为中心，以东南沿海地区为凭借，作为国民党的最后坚守阵地；其三，以台湾作为最后的存身之地。
1949年1月17日，蒋介石写信给其妻宋美龄，表示：“政府绝不迁台，兄亦不即刻赴台。”宋美龄此时正在美国积极争取美国的援助。2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提道：近日关于迁都与政府裁员问题，谣诼纷纭，人心动荡，致公务员与社会皆呈紊乱不安之状，乃由行政院院会决议，表明绝不迁都，以辟谣言。
即使在1949年4月23日，蒋介石在离开溪口后电宋美龄谈道：“南京国民党军全部已于今晨撤退，但上海准备固守，绝不放弃。”蒋介石此时是有固守上海及江南的决心的。
其二，蒋介石的部署是多方面进行的，他在引退之前对固守南京之决心，并做若干的军事部署，先守长江，长江不保，全力守上海，上海被占，将重心移东南的广州、西南重庆及台湾。
台湾确实是蒋介石最重视的地区之一，大约在1948年底就已相继安排各项事宜；个人迁台可能是在国共北平谈判失败后，李宗仁一再进逼，加上中共渡江，上海已有立即性的危险，遂决定去台，时间应该是1949年4月底；至于整个政府迁台的决定，应是5月的定海军事会议，而5月16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也再度确定，5月17日蒋经国的日记中提道：“此时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亲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5月18日，台湾省即简化入境申请手续，一些国民党军政机关及人员陆续迁入台湾。台湾固然是蒋介石计划的一部分，但最后政府迁台与蒋介石去台则是经过时局的变迁而下的结果。
蒋经国、陈诚等人建议蒋介石去台湾
蒋介石对台湾印象不错。1946年10月21日，蒋介石偕夫人游台湾，深觉：“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此外，台湾还有其独特的条件，它是中国沿海的最大岛屿，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又有丰富的矿藏。而且在经过日本的长期霸占之后，台湾的经济脱离祖国大陆而独立存在，自成系统，尤其是它与祖国大陆之间隔了一条100多公里宽的海峡，没有现代化的海空军的“共军”是极难横渡的。这一切都给蒋氏夫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陶希圣、张其昀、蒋经国、陈诚等人也建议蒋介石去台湾。当局势危殆之际，左右有建议重视川防，但陶希圣则认为台湾地位重要：“我想从台湾复兴这是将来的希望，因为英美是海权国家，一到台湾以海洋为基地，可与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打交道，这中间还大有可为。”张其昀从地理的角度对蒋介石提出迁台建议：其一，台湾海峡海阔浪高，能暂时阻止没有海军、空军的共军乘胜追击；其二，台湾作为反共复兴基地，比其他地区更具优越之处，因为土地利用率高、粮食农产品可满足军民所需、台湾岛内交通便利，具工业基础，有利经济发展、军事上易于防守，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战略防线衔接，台湾经日本50年的统治对中央政府有一种回归感，且较少共党的组织与活动。这样的分析，对蒋介石迁台自有其影响。
至于蒋经国，自蒋介石下野后，蒋经国一直长侍左右，也多次代表蒋到处处理一些问题，对台湾亦有所了解，甚至也曾建议蒋出国至加拿大，对于局势也曾向蒋作报告，在局势危急之际曾向蒋建议迁台。
另外，陈诚的建议也具有一定的影响。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之后，奉命到京。1949年1月21日，陈诚的飞机抵定海上空，临时接获指示飞杭州，蒋介石下野回奉化途中接见陈诚、陈仪等人。陈诚短暂请示后，到南京谒李宗仁代总统及孙科院长述职；25日返台，返台后即在台准备澎湖二处、台北、阳明山、大溪、日月潭、高雄、四重溪等八个地方，这些处所正是蒋介石去台的路线及暂居之处。3月24日、25日，陈诚再度至溪口报告台湾的情形，并建议蒋驻台湾。
国共和谈无结果后，中共渡江；4月29日，陈诚电蒋请其早日驻跸台湾。5月15日再电：“乞钧座径飞台北，一切不必顾虑。”5月17日，蒋介石即飞抵马公。虽然蒋、陈之间或许存在一些紧张关系，但正如薛化元教授曾针对陈诚主政台湾的问题谈道：“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虽不到一年，但是，无论是解决当时台湾内部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或是消除台湾内部可能挑战（威胁）国民政府统治力量，都有相当的成效，对于政府迁台以后统治体制的巩固，以及其后台湾发展的基调，都有相当关键的影响。”陈诚此时建议蒋介石去台，推断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李宗仁再三逼蒋出国
李宗仁对蒋介石在国内操控政局有如芒刺在背，加以外间好事者乘隙造谣，致隔阂日益加深。早在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前，他即请黄启汉转达意见：“蒋介石留在国内，有碍和谈，促其出国”。3月8日，南京《救国日报》（主笔龚德柏）以“蒋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等标题攻讦蒋；虽然雷震等极力地排解蒋李之间的纷争，甚至还认为应为蒋当今的处境考虑，南京政府对蒋之批评过分穿凿，而至于误会，颇多尖刻之语，有失恕道。王世杰认为逼蒋出国无益局势，且不能使东南、西南之将领接受命令。
逼蒋介石出国的声浪未减反增。4月1日，和谈代表张治中、刘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等飞抵北平。张治中在行前建议蒋出国，并分析其利弊，出国之利：一、可避免成为攻讦目标；二、卸去和战失败之责任；三、使一般将领减少依赖心理；四、可增长见闻；五、可转移人民的观感，恢复人民的怀念。出国之害：安全问题、军事顿失中心、党难免涣散。在北平谈判触礁，张治中仍电请蒋“及时痛下决心，毅然放下一切暂时出国”。面对此局势，蒋介石的态度与逼其下野者不同，一再表示：“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要我亡命就不可以。”李宗仁则一再逼其表态。蒋经国曾记载：
4月间，父亲在上海支撑危局，谁知李宗仁竟写了一封信来，要求父亲离开上海。父亲离开上海的时候，并没有说出要到的目的地，座舰到达舟山，也没登岸，祇是到附近的许多小岛上去视察。前后在海上漂泊了10天，真是乾坤万里，沧海茫茫，处着这样逆境、绝境，无论谁都要心灰意冷、走投无路的，而父亲却泰然处之，在日记上写道：“只要前进，不变其方向，即使无路处，亦可新辟道路，达到目的。”
父亲正当此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准备力挽危局的时候，李宗仁突然从桂林写来了一封信。那时，他不但滞留桂林，不到广州处理公务，而且还要写信来向父亲谈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的黄金，并且要父亲不要再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在这内外夹攻的环境中，父亲的内心沉痛，是不难想象的，因此用坚决的态度，给李宗仁复信，大意是说，“你要求我出国，这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不是军阀，至于要求我不管政事，这是可以答应的，明天起我就可以不管。”
从以上可以看出，李宗仁的要挟的确有影响，因为蒋介石在回信给李宗仁的第二天即离开上海，转到定海及附近的群岛观察，而后即经马公到台湾。总之，环境的变化、时局的判断、安全的考虑、幕僚的建议，加上北平和谈失败之后李宗仁要挟的信函，应是蒋介石迁台的原因。
（摘自《1949大撤退》，林桶法著，九州出版社）
蒋介石去台是因为孙中山的“遗训”吗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在全面突破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长江防线”后，占领了其“首都”南京。国民党的江南“半壁江山”已支离破碎，心急如焚的蒋介石立即在浙江定海举行了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便引述了一句所谓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外战不出（四）川，内战不出（台）湾”，以说明自己撤守台湾乃源于先总理事先已确定的“伟大思想”，可谓用心良苦。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拍板：撤守台湾，建立“反攻大陆，复兴党国”之基地。
为此，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命令国民党海空军主力南移，以台湾为中心，把经营的重点放在上海、福建沿海及西南地区。并且早在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任命心腹陈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省党部主任委员，随即，他又加委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和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职。
首先要說明的是，蒋介石决定迁台湾虽不是仓促决定，也不是下野前就已经确定，台湾是蒋介石下野后安排退路的选择之一，但不是唯一的选择。蒋介石曾有过多种打算：其一，将国民党军队转移到西康，建立以西昌为中心，以西南广大地区为依托的根据地；其二，撤退至海南岛，以该岛为中心，以东南沿海地区为凭借，作为国民党的最后坚守阵地；其三，以台湾作为最后的存身之地。
1949年1月17日，蒋介石写信给其妻宋美龄，表示：“政府绝不迁台，兄亦不即刻赴台。”宋美龄此时正在美国积极争取美国的援助。2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提道：近日关于迁都与政府裁员问题，谣诼纷纭，人心动荡，致公务员与社会皆呈紊乱不安之状，乃由行政院院会决议，表明绝不迁都，以辟谣言。
即使在1949年4月23日，蒋介石在离开溪口后电宋美龄谈道：“南京国民党军全部已于今晨撤退，但上海准备固守，绝不放弃。”蒋介石此时是有固守上海及江南的决心的。
其二，蒋介石的部署是多方面进行的，他在引退之前对固守南京之决心，并做若干的军事部署，先守长江，长江不保，全力守上海，上海被占，将重心移东南的广州、西南重庆及台湾。
台湾确实是蒋介石最重视的地区之一，大约在1948年底就已相继安排各项事宜；个人迁台可能是在国共北平谈判失败后，李宗仁一再进逼，加上中共渡江，上海已有立即性的危险，遂决定去台，时间应该是1949年4月底；至于整个政府迁台的决定，应是5月的定海军事会议，而5月16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也再度确定，5月17日蒋经国的日记中提道：“此时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亲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5月18日，台湾省即简化入境申请手续，一些国民党军政机关及人员陆续迁入台湾。台湾固然是蒋介石计划的一部分，但最后政府迁台与蒋介石去台则是经过时局的变迁而下的结果。
蒋经国、陈诚等人建议蒋介石去台湾
蒋介石对台湾印象不错。1946年10月21日，蒋介石偕夫人游台湾，深觉：“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此外，台湾还有其独特的条件，它是中国沿海的最大岛屿，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又有丰富的矿藏。而且在经过日本的长期霸占之后，台湾的经济脱离祖国大陆而独立存在，自成系统，尤其是它与祖国大陆之间隔了一条100多公里宽的海峡，没有现代化的海空军的“共军”是极难横渡的。这一切都给蒋氏夫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陶希圣、张其昀、蒋经国、陈诚等人也建议蒋介石去台湾。当局势危殆之际，左右有建议重视川防，但陶希圣则认为台湾地位重要：“我想从台湾复兴这是将来的希望，因为英美是海权国家，一到台湾以海洋为基地，可与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打交道，这中间还大有可为。”张其昀从地理的角度对蒋介石提出迁台建议：其一，台湾海峡海阔浪高，能暂时阻止没有海军、空军的共军乘胜追击；其二，台湾作为反共复兴基地，比其他地区更具优越之处，因为土地利用率高、粮食农产品可满足军民所需、台湾岛内交通便利，具工业基础，有利经济发展、军事上易于防守，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战略防线衔接，台湾经日本50年的统治对中央政府有一种回归感，且较少共党的组织与活动。这样的分析，对蒋介石迁台自有其影响。
至于蒋经国，自蒋介石下野后，蒋经国一直长侍左右，也多次代表蒋到处处理一些问题，对台湾亦有所了解，甚至也曾建议蒋出国至加拿大，对于局势也曾向蒋作报告，在局势危急之际曾向蒋建议迁台。
另外，陈诚的建议也具有一定的影响。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之后，奉命到京。1949年1月21日，陈诚的飞机抵定海上空，临时接获指示飞杭州，蒋介石下野回奉化途中接见陈诚、陈仪等人。陈诚短暂请示后，到南京谒李宗仁代总统及孙科院长述职；25日返台，返台后即在台准备澎湖二处、台北、阳明山、大溪、日月潭、高雄、四重溪等八个地方，这些处所正是蒋介石去台的路线及暂居之处。3月24日、25日，陈诚再度至溪口报告台湾的情形，并建议蒋驻台湾。
国共和谈无结果后，中共渡江；4月29日，陈诚电蒋请其早日驻跸台湾。5月15日再电：“乞钧座径飞台北，一切不必顾虑。”5月17日，蒋介石即飞抵马公。虽然蒋、陈之间或许存在一些紧张关系，但正如薛化元教授曾针对陈诚主政台湾的问题谈道：“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虽不到一年，但是，无论是解决当时台湾内部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或是消除台湾内部可能挑战（威胁）国民政府统治力量，都有相当的成效，对于政府迁台以后统治体制的巩固，以及其后台湾发展的基调，都有相当关键的影响。”陈诚此时建议蒋介石去台，推断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李宗仁再三逼蒋出国
李宗仁对蒋介石在国内操控政局有如芒刺在背，加以外间好事者乘隙造谣，致隔阂日益加深。早在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前，他即请黄启汉转达意见：“蒋介石留在国内，有碍和谈，促其出国”。3月8日，南京《救国日报》（主笔龚德柏）以“蒋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等标题攻讦蒋；虽然雷震等极力地排解蒋李之间的纷争，甚至还认为应为蒋当今的处境考虑，南京政府对蒋之批评过分穿凿，而至于误会，颇多尖刻之语，有失恕道。王世杰认为逼蒋出国无益局势，且不能使东南、西南之将领接受命令。
逼蒋介石出国的声浪未减反增。4月1日，和谈代表张治中、刘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等飞抵北平。张治中在行前建议蒋出国，并分析其利弊，出国之利：一、可避免成为攻讦目标；二、卸去和战失败之责任；三、使一般将领减少依赖心理；四、可增长见闻；五、可转移人民的观感，恢复人民的怀念。出国之害：安全问题、军事顿失中心、党难免涣散。在北平谈判触礁，张治中仍电请蒋“及时痛下决心，毅然放下一切暂时出国”。面对此局势，蒋介石的态度与逼其下野者不同，一再表示：“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要我亡命就不可以。”李宗仁则一再逼其表态。蒋经国曾记载：
4月间，父亲在上海支撑危局，谁知李宗仁竟写了一封信来，要求父亲离开上海。父亲离开上海的时候，并没有说出要到的目的地，座舰到达舟山，也没登岸，祇是到附近的许多小岛上去视察。前后在海上漂泊了10天，真是乾坤万里，沧海茫茫，处着这样逆境、绝境，无论谁都要心灰意冷、走投无路的，而父亲却泰然处之，在日记上写道：“只要前进，不变其方向，即使无路处，亦可新辟道路，达到目的。”
父亲正当此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准备力挽危局的时候，李宗仁突然从桂林写来了一封信。那时，他不但滞留桂林，不到广州处理公务，而且还要写信来向父亲谈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的黄金，并且要父亲不要再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在这内外夹攻的环境中，父亲的内心沉痛，是不难想象的，因此用坚决的态度，给李宗仁复信，大意是说，“你要求我出国，这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不是军阀，至于要求我不管政事，这是可以答应的，明天起我就可以不管。”
从以上可以看出，李宗仁的要挟的确有影响，因为蒋介石在回信给李宗仁的第二天即离开上海，转到定海及附近的群岛观察，而后即经马公到台湾。总之，环境的变化、时局的判断、安全的考虑、幕僚的建议，加上北平和谈失败之后李宗仁要挟的信函，应是蒋介石迁台的原因。
（摘自《1949大撤退》，林桶法著，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