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袁世凯死了。前大清帝国总理大臣死了，“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死了，北洋政府第一位军阀统治者死了，龙椅还没坐热的“中华帝国”洪宪皇帝死了。他的死，在后世的诸多记载中读不到悲哀，他的死将他自己定格在了一出闹剧中，他的死成了一个世纪以来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和谈资。
　　小时候学历史，听老师讲到做着皇帝美梦的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觉得大快人心。现在想想，那样一位建立过足以名垂青史的功业的智者，真的糊涂到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蠢到非要有个“皇帝”的名分不可吗？提起袁世凯，许多人都记得他的死和临死前的黄粱一梦，却忘了他竟是中国近代陆军之父，是中国新式教育体系的创建者，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这一切似乎主要就是因为：他想当皇帝。事实上，无论你觉得这个人的死有多可笑，在他背后，以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这个问题为代表的一系列论争，对于那个徘徊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严肃且非常重大的问题。
　　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在1914年5月至1916年5月先后三次发表讨袁的檄文和宣言，号召武装讨袁，以粉碎其皇帝梦。就在袁世凯准备登基改元的时候，曾经在君主立宪、开明专制、虚君共和等国体论中犹疑不定的启蒙者梁启超，彻底丢掉了对大总统的幻想，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驳斥帝制论。不久以后，梁公更以一篇《辟复辟论》与他那力挺君主制的恩师康有为彻底决裂——“死灰复燃，人将溺之。诸公亦何仇于前清之胤，而必蹙之于无噍类而始为快也”（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9—701页）。言辞甚为激烈。反袁的不仅有文人，还有武将。1915年圣诞节那天，曾经多次劝谏袁世凯施行君主立宪的蔡锷联名唐继尧在云南起义，发起护国战争。随后，全国上下掀起反帝制斗争的浪潮。论者谈及这段历史常言“民主共和思想日渐深入人心，而且不可抗拒和逆轉”（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真的是这样吗？这里的“人心”是属于知识分子、时代精英，还是所有民众？当此时，中国的老百姓，对这些政治问题到底是何认知？他们更熟悉“皇帝轮流做”的说辞还是“民主共和”？说袁世凯只是被大权在握一时冲昏头脑、当皇帝只是他的个人迷梦，至少是把问题看得太过简单了。
　　对于国人来说，袁世凯的死似乎为“洪宪事件”画上了颇为圆满的句号。的确，从1906年满清的统治者在仓皇间“宣示预备立宪”“仿行宪政”，到1916年袁世凯的“君主立宪制”皇帝梦破灭，十年之间，宪政、变法、分权、民主、自由、权利等渐次成为权力的角逐者与时代的精英们所关注的话题。然而，在轰轰烈烈的博弈、战火与尘嚣之中，究竟有多少真正的觉醒，有多少政治的投机，又有多少是盲目地被时代裹挟呢？死了袁世凯，又有张勋，更不用说北洋军阀个个都是专制主义者。后来的历史分明告诉我们，皇帝梦依然有人在做，君主政治似乎也并不那么被所有人讨厌。当然，君主制与皇帝独裁并不是一回事。诸如，天皇的存在并没有妨碍东瀛弹丸之地的日本成为“西方”强国；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法治时代的国家的君主，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甚至在全世界拥有众多粉丝。即便在清末，也有许多人“试图从中国传统中寻找近代西方式的宪政制度”“将西方宪政与中国传统进行对接”（李秀清著：《所谓宪政——清末民初立宪理论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然而辛亥革命没有也不会给他们实践的机会。
　　历史的进步不在于有没有皇帝，而在于有没有法制。更进一步说，光有法制还不够，还要有法治，有法制保障下的民主和自由。诚如毛泽东所言：“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36页。）毛泽东批判的是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是年10月5日，直系军阀首领曹锟通过“猪仔国会”当上“贿选总统”，10日即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人称“贿选宪法”。尽管那是民国北京政府唯一一部正式颁布的宪法，但其意义也仅仅至此，因为它并未对专制独裁政权起到任何限制作用。在从清末到民国的中华大地上，类似的事情反复上演，旧政权的垂死挣扎也好，新力量的大胆探索也罢，总之人们在懵懂之中大概知道了应该争取一个怎样的未来，至于如何争取则需“摸着石头过河”了。
　　袁世凯已经死去100年，那些自当年始即被关注的话题似乎在一个世纪以来始终被人们讨论着。若袁公泉下有知，某一日忽闻吾辈已经觅得理想答案，也就死得心服口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