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的龙泉县，以生产青瓷著名，万山深处，留有大量的遗址废墟。南宋后期，因为粉青、梅子青釉的出现，龙泉窑精品瓷器，釉色温润，造型典雅，深受后世文人雅士、古董贩子的青睐。
　　宋元精品瓷器，在龙泉境内，有三大产地：大窑、金村、溪口。传说宋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善治瓷业。哥哥章生一所出青瓷，黑胎，粉青厚釉，釉面多冰裂纹，称“哥窑”;章生二所出，白胎，釉面无纹，称“弟窑”。故事之真伪，无从判断，但南宋龙泉窑当真分为黑胎、白胎两种——黑胎“哥窑”瓷，产量尤其小，产地集中于溪口，格外珍贵。
　　201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溪口发掘瓦窑垟窑址，揭露了两条龙窑。窑炉既长且大，可是瓷片却很少，除了指甲盖般大小的片子，看不到稍大片的黑胎瓷。发掘者推测，这边的窑址在民国时期已遭严重盗掘，翻了个底朝天。
　　推测是可信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万里先生曾经“九下龙泉，八上大窑”调查青瓷，写下《龙泉访古》等考察笔记。每次他来大窑，总能见到遗址现场一片狼藉，遭人挖掘过的地方，处处陷为大坑，来自上海、温州的古董商人甚至在遗址现场收购，乡人把新鲜出土的器物就地叫卖。1935年，陈万里路过大窑高漈头，山坡上正在发掘，亲见现场出土的香炉“以百十元之高价”交易，那是个缺了一块的破碎器物。
　　这股盗掘窑址的风气肇始于清末，民国以来愈演愈烈，瓷器卖到温州、上海可换钱，卖给外国人更值钱。满山的窑址，老乡随便一挖，就能赚个千数八百，收成比种庄稼强多了。可惜“飞钱只当飞钱用”，挖古董赚来的钱不是钱，吃喝嫖赌，用得精光，只好继续上山，接着挖掘。
　　残器诚可贵，整器价更高，一旦挖到精美的龙虎瓶，那就发财了。但遗址里的器物，即所谓“窑底货”，都是古人就地抛弃的残次品，不是搭釉、窑风，就是有各种瑕疵。龙虎瓶最值钱，这是浙南山乡特有的随葬冥器，完整器也只应坟墓中有。一时间，龙泉及其邻县福建浦城，盗墓盛行，人心大坏。1940年，浦城县政府下令驱逐古董商，派警察到汽车站搜查，发现古物，当即没收，很多古董贩子逃到龙泉来。
　　古董贩子，云集龙泉，稍稍完整的白胎瓷器，漫天要价。至于“物以稀为贵”的黑胎瓷，更是奇货可居。陈万里先生说“不问物品如何，但系黑胎，一律出以高价，贩之沪上，可获巨利”。1941年法币贬值后，更有涨价的理由，溪口出土的“黑胎标本，动辄数十金”。
　　利之所在，熙来攘往。溪口瓦窑垟等地的黑胎青瓷窑场，几十年间，不知被翻搅过多少回，稍大一点的瓷片早已扫地而尽。2011年，主持瓦窑垟窑址发掘的同事运气不错，居然捡到指甲盖般大小的瓷片，吉光片羽，弥足珍贵，那是旧社会的劫余，侥幸留到新时代。
　　这就是旧社会的乱象。当然也不能说，龙泉出土的瓷器都卖到了外地，20世纪40年代龙泉本地也有大收藏家，比如龍泉乡绅吴梓培，他是1944年重修《龙泉县志》的总纂，据说“收藏了大批哥窑、弟窑及一般龙泉窑，珍贵稀有，为全国独一无二之物”。
　　1950年土地改革后，吴梓培家的土地、财产被没收，瓷器不知下落。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作为文物保护管理机构，曾经发文追查文物下落。龙泉地方政府答复说，“在土改中把这些瓷器都被当作家具处理分配给群众”了。文管会专家认为，吴家收藏多为“窑底货”，残破不合实用，不可能当成日用器皿分配。1953年特地委派工作人员前往吴梓培老家调查，据调查得知，古瓷确实并未分配给农民，大家看到吴家布匹、粮食很多，忙着分田分地分粮食，谁都顾不上破烂瓷器。地主家当然也不敢索回这些象征腐朽生活方式的古董，大概随其自生自灭，不久散失殆尽。
　　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赏玩瓷器不再是风雅事业，贩卖古董更非正经行业。随着古董贩子的散去，龙泉窑遗址的盗掘乱象，终于得以根本性的遏制。这是龙泉窑遗址保护史上的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