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西北方言独具特色，在近年的语法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就，时体系统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本文对西北各省区汉语时体系统研究分省区进行综述，总结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为西北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关键词：西北方言;时体系统;时体标记
中图分类号：H109.3 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来，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是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从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算起，汉语时体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90多年的研究历程。目前研究者普遍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为界，将汉语时体研究分为早期和近期两个阶段。早期的体貌研究侧重对西方时体理论的引入和消化，对“时”和“体”概念的界定以及有无“时、体”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近期即八十年代以后，汉语体貌问题的研究在理论和系统上都得到了迅速深化，研究成果也比较集中和突出。汉语方言时体研究最初是作为汉语时体研究的佐证而出现的，后相继出现了汉语“体”范畴的研究和与普通话异同的研究。
西北地处我国语言走廊北段，汉语与民族语言错杂分布，语言资源极为丰富，由于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因素，汉语方言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新时期以来，该地区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汉语方言时体研究作为方言语法研究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度显著提高。本文就我们掌握的相关资料，对西北方言时体系统的研究状况进行简要的综述。
1.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综述
汉语时体系统研究对西北方言时体系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研究是西北方言语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语时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西北方言时体系统研究的开拓以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本文集中了近30年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成果，对西北汉语时体系统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
1.1陕西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
20世纪90年代至今，陕西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逐渐升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研究形式和数量上来看，陕西方言时体系统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数量也比较多。由邢向东主编的《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从书》，系统地调查研究了陕西西安、合阳、韩城、岐山、绥德、吴堡、白河、平利等地汉语方言，其中不乏时体系统的研究。在专著《神木方言研究》（2002）、《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2006）、《秦晋两省沿河方言比较研究》（2012）中都专设章节讨论陕北时体系统，对时体标记的特点、用法及来源作了深入的研究。黑维强师《绥德方言调查研究》（2016）对陕北绥德方言时体系统进行了深入描写，并对一些时体助词的来源做了考察。孙立新《户县方言研究》（2001）《关中方言语法研究》（2013）、林涛的《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2008）、刘珂《陕西三原方言语法研究》和毋效智的《扶风方言》（2005）等通过搜集大量一手资料，对各方言点的时体系统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从单个时体标记的研究扩展到了整个时体系统的描写，从一类时体助词研究到多种时体助词比较研究，如邢向东对神木方言的过去式标记“来”“来该”、将来时“呀”、持续态“着”和经历体“过”等进行了考察分析。而《陕北晋语沿河方言体貌范畴的比较研究》（2004）将陕北晋语沿河方言的体貌分为“体”和“貌”两大类进行描写，《陕北晋语沿河方言时制系统研究》（2005）调查了陕北晋语黄河沿岸七县方言，认为陕北晋语沿河方言存在完整的时制系统，将其分为先事时、当事时和后事时，比较了七县方言的意义、作用及用法。第二，从时体标记的意义、作用及用法的考察到时体标记的来源及语法化的过程，如邢向东《陕北神木话的趋向动词及其语法化》（2011）分析了“上、下、起、开/开来”等趋向动词作体标记的用法，并对它们作体标记进行了区别，文章最后也总结了神木话趋向动词的语法化与普通话的差异。张巍《试论关中方言“下”的完成体和持续体用法——兼及语法化过程及认知解释》（2017）讨论了“下”从“动词+下”这一基本结构逐渐虚化的过程。第三，从方言时体系统的描写到方言时体系统理论的探索，如邢向东《论晋语时制标记的语气功能》（2015）提出在分析表时制和表语气功能同形的词时，应该将二者分开来讨论，在分析时要先将该词定位为时制成分，然后再观察兼表语气的作用，同时作者提倡，在研究方言语法时要避免“普通话眼光”的语言观。在《晋语过去时标记“来”与经历体标记“过”的异同》（2017）中将“时”和“体”分开来讨论，这都是陕西方言时体系统研究的一大突破。与此同时，陕西方言时体系统研究不拘泥于传统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如唐正大等的研究，从语言类型学对关中方言将来时进行分析，对于陕西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陕西方言时体系统的研究中有对时体范畴的共时描写，与普通话进行对比，找出两者之间的异同，也有从历时的角度对一些时体标记的来源、形成过程和演变方法进行考察。这些研究不仅增加了文章的深度，也上升了陕西方言语法研究的高度，为陕西方言研究、汉语方言研究和汉语普通话研究提供了材料。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陕西方言时体系统的研究日趋成熟，已经向更深入的领域发展，对时体范畴的系统性描写越来越多，与周边方言进行比较，探寻方言间的共性和差别，有了理论方面的构建。同时研究者们开始转变研究视角，从语言接触和语言类型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有利于陕西方言语法系统的构建，也为西北方言研究作出了贡献，为汉语方言以及普通话语法研究提供了语言材料，可以说，陕西汉语方言研究已经进入了“繁荣期”。
1.2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
四省区方言时体系统研究重点是方言时体系统的构建和时体系统助词研究两个方面。首先，方言时体系统的构建主要集中于方言语法著作和方言志中，挖掘出不少语言事实，对各方言点的时体系统进行了系统的描写，如莫超的《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语法研究》（2004）是对甘肃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较为系统的，将体貌系统用动词重叠和助词的表现手段分成两类，对白龙江流域五个县十个方言点汉语方言的体貌系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描写;林涛《中卫方言志》（1995）将中卫方言的体分为起始体、持续体、完成体、结果体、经历体、回复体和承接体等;张成材编写的《西寧话音档》（1997）分析了助词“着”和“者”的问题，这一研究也为后来青海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的研究者提供了方向;王景荣的《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体貌助词研究》（2008）系统地研究了乌鲁木齐方言体貌助词，对新疆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来说，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其次，四省区汉语方言时体系统助词研究比较活跃，揭示了不少语言事实，全面描写各类时体的具体表现方式和用法，并且考察了一些时体助词的来源，如罗堃《甘肃宁县方言里“VO开”和“V开O”》（2018）对甘肃宁县方言起始体助词“开”所标记的两类起始结构“VO开”和“V开O”进行了分析;李树俨的《中宁方言的语法特点》（1987）描写了始动体、完成体、持续体等七种动词的“体”，并且指出中宁方言中动词重叠加“子”尾表示短时态;贾晞儒的《青海汉话“着”与青海蒙古语的—d?》（1993）发现青海方言中“着”字除了可以表示“持续外”还可以表示“完成”，并且与青海蒙古语的/-d?/有着明显的趋同性;周磊《乌鲁木齐方言的体貌标记“底”的语法功能》（2006）分析了“底”作为完成体、持续体和方位介词的用法，并且认为“底”是由“着”发展而来的。 新时期甘青宁新四省区汉语方言时体研究，相较于陕西来说是比较滞后的，但在语料搜集和语言事实的揭示上做出很多成果。各省区方言环境有所不同，研究成果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如甘肃汉语方言研究相对于其他省区研究面广，涉及的方言点多，近几年也受到了方言学界的关注。宁夏汉语方言研究整体水平较高，早期如杨子仪和李树俨的研究对宁夏方言语法系统的研究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对方言点的调查研究彻底、描写深入，挖掘出大量的语言事实，但新世纪以来成果较少。青海、新疆时体系统的研究受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着重点在于汉语方言的特殊用法，此类研究在青海、新疆汉语方言研究中占了很大比重，研究者也注重从语言接触的视角挖掘大量语料进行理论探索。
1.3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的其他研究
相对于以上地域分布比较单一，共时研究比较缺乏的情况，还有一些研究是立足于整个西北地区，通过共时研究的，即对某一些方言现象进行系统的共时比较后，得出更有规律性和理据性的研究成果，但这类研究数量较少，需要投入更多关注。例如，在西北方言中“着”和“的”有平行互用的特点，徐丹的《从北京话与西北方言的平行现象看“的”的来源》（1995）通过翔实的语料和严密的逻辑证明“的”的本字是“著”。同样王毅、王晓煜和王森《甘宁青“着”字新探》（2004）也发现“的/得”是“着2”的变体，用法和“着2”一样，表示动作的进行和状态的持续。邢向东的《论现代汉语方言祈使语气词“着”的形成》（2004）也认为“着”因为读音的缘故，写成“的、地、底”等，这种现象在西北汉语方言中比较普遍。周磊在《乌鲁木齐方言的体貌标记“底”的语法功用》中也考察出“底”是由“着”发展而来，“着”的声母清化后读/t/引起入声韵尾脱落，元音弱化，最后读作/ti/了。我们也发现“着”写作“致”的情况，是“这”还是“着”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综观新时期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的研究，其成就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
1）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比较早期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的研究成果，新时期以来西北时体系统研究的成果可谓是百花齐放。
2）在时体系统研究方法上不拘泥于传统研究方法，除了从音义上对时体标记的来源进行研究外，还从语法化的角度对时体系统进行了分析，使得各类时体标记的演变轨迹更加具体、生动。注重语料的对比与分析，深入研究了个别时体助词的特点和用法。
3）研究视角不断开拓，一些学者从语言类型学、语言接触和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讨论西北汉语方言，使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更加深入。
2.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以上从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作了简要回顾，西北方言时体系统研究的热度呈现上升趋势，各类著作和论文逐渐增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加强，研究内容以点到面，由单一的时体标记研究到时体系统的综合研究，还进行了时体理论的探索，研究视角也逐渐转移到跨方言比较、语言类型学和语言接触上，说明研究者对西北方言语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已有的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当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完善。
1.不足
关于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首先是研究内容的不平衡性，各地区对时体助词的研究，比较深入彻底，但是在时体系统构建和理论的探索上，还相对缺乏。其次是地域上的不平衡性，各方言区局限于对单点方言的描写，缺乏对大方言区时体系统的比较研究。各省的研究集中于个别方言点，部分有价值的方言点研究尚属空白。最后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不平衡性，大部分研究以方言点的孤立研究为主、缺乏与普通话的对比和与周边各方言的对比。研究方法大都偏向于描写，对于历时演变和成因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视角上有少部分研究从语言接触和语言类型学上对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进行研究，但不深入不广泛，需要进一步开拓研究视角。
2.展望
建立与周边方言的共时比较，形成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研究体系，加强对时体系统的考察。现有的时体系统研究以时体助词的个案研究的方式呈现，加强系统性地考察可以从宏观上把握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的特点，甚至把握汉语时体系统的特点。
深入时体系统研究内容，构建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理论，目前西北方言时体系统坚持“时体分离”、“体貌分离”的模式，大部分研究都按照“体”“貌”分离的模式对各方言点的时体系统进行研究，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索，构建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理论系统。
不断扩大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的研究视角，除了语言接触和语言类型学视角外，还可以引入认知语言学等多视角的时体系统研究，才能更好地拓展汉语方言语法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使西北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为汉语方言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徐丹.从北京话与西北方言的平行现象看“的”的来源[J].方言，1995（04）.
[2]邢向东.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3]李树俨，李倩.宁夏方言研究论集[C].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4]邢向东.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王毅，王晓煜，王森.甘宁青方言“着”字新探[A].载邢向东主编，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邢向东.陕西省的汉语方言.[J].方言，2007（04）.
[7]卢小群，李蓝.汉语方言时体问题新探索[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
[8]卢小群.新时期以来汉语方言时体问题研究述评[J].现代语文，2014（07）.
[9]邢向东.西北方言重点调查研究刍议—以甘宁青新四省区为主[J].清华大学学报，2014（05）.
[10]吴鹏.近代汉语体貌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01）
[11]荣景.近代汉语语法体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励耘语言学刊，2018（124—140）.
关键词：西北方言;时体系统;时体标记
中图分类号：H109.3 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来，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是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从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算起，汉语时体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90多年的研究历程。目前研究者普遍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为界，将汉语时体研究分为早期和近期两个阶段。早期的体貌研究侧重对西方时体理论的引入和消化，对“时”和“体”概念的界定以及有无“时、体”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近期即八十年代以后，汉语体貌问题的研究在理论和系统上都得到了迅速深化，研究成果也比较集中和突出。汉语方言时体研究最初是作为汉语时体研究的佐证而出现的，后相继出现了汉语“体”范畴的研究和与普通话异同的研究。
西北地处我国语言走廊北段，汉语与民族语言错杂分布，语言资源极为丰富，由于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因素，汉语方言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新时期以来，该地区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汉语方言时体研究作为方言语法研究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度显著提高。本文就我们掌握的相关资料，对西北方言时体系统的研究状况进行简要的综述。
1.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综述
汉语时体系统研究对西北方言时体系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研究是西北方言语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语时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西北方言时体系统研究的开拓以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本文集中了近30年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成果，对西北汉语时体系统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
1.1陕西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
20世纪90年代至今，陕西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逐渐升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研究形式和数量上来看，陕西方言时体系统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数量也比较多。由邢向东主编的《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从书》，系统地调查研究了陕西西安、合阳、韩城、岐山、绥德、吴堡、白河、平利等地汉语方言，其中不乏时体系统的研究。在专著《神木方言研究》（2002）、《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2006）、《秦晋两省沿河方言比较研究》（2012）中都专设章节讨论陕北时体系统，对时体标记的特点、用法及来源作了深入的研究。黑维强师《绥德方言调查研究》（2016）对陕北绥德方言时体系统进行了深入描写，并对一些时体助词的来源做了考察。孙立新《户县方言研究》（2001）《关中方言语法研究》（2013）、林涛的《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2008）、刘珂《陕西三原方言语法研究》和毋效智的《扶风方言》（2005）等通过搜集大量一手资料，对各方言点的时体系统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从单个时体标记的研究扩展到了整个时体系统的描写，从一类时体助词研究到多种时体助词比较研究，如邢向东对神木方言的过去式标记“来”“来该”、将来时“呀”、持续态“着”和经历体“过”等进行了考察分析。而《陕北晋语沿河方言体貌范畴的比较研究》（2004）将陕北晋语沿河方言的体貌分为“体”和“貌”两大类进行描写，《陕北晋语沿河方言时制系统研究》（2005）调查了陕北晋语黄河沿岸七县方言，认为陕北晋语沿河方言存在完整的时制系统，将其分为先事时、当事时和后事时，比较了七县方言的意义、作用及用法。第二，从时体标记的意义、作用及用法的考察到时体标记的来源及语法化的过程，如邢向东《陕北神木话的趋向动词及其语法化》（2011）分析了“上、下、起、开/开来”等趋向动词作体标记的用法，并对它们作体标记进行了区别，文章最后也总结了神木话趋向动词的语法化与普通话的差异。张巍《试论关中方言“下”的完成体和持续体用法——兼及语法化过程及认知解释》（2017）讨论了“下”从“动词+下”这一基本结构逐渐虚化的过程。第三，从方言时体系统的描写到方言时体系统理论的探索，如邢向东《论晋语时制标记的语气功能》（2015）提出在分析表时制和表语气功能同形的词时，应该将二者分开来讨论，在分析时要先将该词定位为时制成分，然后再观察兼表语气的作用，同时作者提倡，在研究方言语法时要避免“普通话眼光”的语言观。在《晋语过去时标记“来”与经历体标记“过”的异同》（2017）中将“时”和“体”分开来讨论，这都是陕西方言时体系统研究的一大突破。与此同时，陕西方言时体系统研究不拘泥于传统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如唐正大等的研究，从语言类型学对关中方言将来时进行分析，对于陕西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陕西方言时体系统的研究中有对时体范畴的共时描写，与普通话进行对比，找出两者之间的异同，也有从历时的角度对一些时体标记的来源、形成过程和演变方法进行考察。这些研究不仅增加了文章的深度，也上升了陕西方言语法研究的高度，为陕西方言研究、汉语方言研究和汉语普通话研究提供了材料。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陕西方言时体系统的研究日趋成熟，已经向更深入的领域发展，对时体范畴的系统性描写越来越多，与周边方言进行比较，探寻方言间的共性和差别，有了理论方面的构建。同时研究者们开始转变研究视角，从语言接触和语言类型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有利于陕西方言语法系统的构建，也为西北方言研究作出了贡献，为汉语方言以及普通话语法研究提供了语言材料，可以说，陕西汉语方言研究已经进入了“繁荣期”。
1.2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
四省区方言时体系统研究重点是方言时体系统的构建和时体系统助词研究两个方面。首先，方言时体系统的构建主要集中于方言语法著作和方言志中，挖掘出不少语言事实，对各方言点的时体系统进行了系统的描写，如莫超的《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语法研究》（2004）是对甘肃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较为系统的，将体貌系统用动词重叠和助词的表现手段分成两类，对白龙江流域五个县十个方言点汉语方言的体貌系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描写;林涛《中卫方言志》（1995）将中卫方言的体分为起始体、持续体、完成体、结果体、经历体、回复体和承接体等;张成材编写的《西寧话音档》（1997）分析了助词“着”和“者”的问题，这一研究也为后来青海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的研究者提供了方向;王景荣的《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体貌助词研究》（2008）系统地研究了乌鲁木齐方言体貌助词，对新疆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来说，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其次，四省区汉语方言时体系统助词研究比较活跃，揭示了不少语言事实，全面描写各类时体的具体表现方式和用法，并且考察了一些时体助词的来源，如罗堃《甘肃宁县方言里“VO开”和“V开O”》（2018）对甘肃宁县方言起始体助词“开”所标记的两类起始结构“VO开”和“V开O”进行了分析;李树俨的《中宁方言的语法特点》（1987）描写了始动体、完成体、持续体等七种动词的“体”，并且指出中宁方言中动词重叠加“子”尾表示短时态;贾晞儒的《青海汉话“着”与青海蒙古语的—d?》（1993）发现青海方言中“着”字除了可以表示“持续外”还可以表示“完成”，并且与青海蒙古语的/-d?/有着明显的趋同性;周磊《乌鲁木齐方言的体貌标记“底”的语法功能》（2006）分析了“底”作为完成体、持续体和方位介词的用法，并且认为“底”是由“着”发展而来的。 新时期甘青宁新四省区汉语方言时体研究，相较于陕西来说是比较滞后的，但在语料搜集和语言事实的揭示上做出很多成果。各省区方言环境有所不同，研究成果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如甘肃汉语方言研究相对于其他省区研究面广，涉及的方言点多，近几年也受到了方言学界的关注。宁夏汉语方言研究整体水平较高，早期如杨子仪和李树俨的研究对宁夏方言语法系统的研究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对方言点的调查研究彻底、描写深入，挖掘出大量的语言事实，但新世纪以来成果较少。青海、新疆时体系统的研究受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着重点在于汉语方言的特殊用法，此类研究在青海、新疆汉语方言研究中占了很大比重，研究者也注重从语言接触的视角挖掘大量语料进行理论探索。
1.3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的其他研究
相对于以上地域分布比较单一，共时研究比较缺乏的情况，还有一些研究是立足于整个西北地区，通过共时研究的，即对某一些方言现象进行系统的共时比较后，得出更有规律性和理据性的研究成果，但这类研究数量较少，需要投入更多关注。例如，在西北方言中“着”和“的”有平行互用的特点，徐丹的《从北京话与西北方言的平行现象看“的”的来源》（1995）通过翔实的语料和严密的逻辑证明“的”的本字是“著”。同样王毅、王晓煜和王森《甘宁青“着”字新探》（2004）也发现“的/得”是“着2”的变体，用法和“着2”一样，表示动作的进行和状态的持续。邢向东的《论现代汉语方言祈使语气词“着”的形成》（2004）也认为“着”因为读音的缘故，写成“的、地、底”等，这种现象在西北汉语方言中比较普遍。周磊在《乌鲁木齐方言的体貌标记“底”的语法功用》中也考察出“底”是由“着”发展而来，“着”的声母清化后读/t/引起入声韵尾脱落，元音弱化，最后读作/ti/了。我们也发现“着”写作“致”的情况，是“这”还是“着”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综观新时期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的研究，其成就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
1）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比较早期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的研究成果，新时期以来西北时体系统研究的成果可谓是百花齐放。
2）在时体系统研究方法上不拘泥于传统研究方法，除了从音义上对时体标记的来源进行研究外，还从语法化的角度对时体系统进行了分析，使得各类时体标记的演变轨迹更加具体、生动。注重语料的对比与分析，深入研究了个别时体助词的特点和用法。
3）研究视角不断开拓，一些学者从语言类型学、语言接触和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讨论西北汉语方言，使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更加深入。
2.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以上从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作了简要回顾，西北方言时体系统研究的热度呈现上升趋势，各类著作和论文逐渐增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加强，研究内容以点到面，由单一的时体标记研究到时体系统的综合研究，还进行了时体理论的探索，研究视角也逐渐转移到跨方言比较、语言类型学和语言接触上，说明研究者对西北方言语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已有的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当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完善。
1.不足
关于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研究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首先是研究内容的不平衡性，各地区对时体助词的研究，比较深入彻底，但是在时体系统构建和理论的探索上，还相对缺乏。其次是地域上的不平衡性，各方言区局限于对单点方言的描写，缺乏对大方言区时体系统的比较研究。各省的研究集中于个别方言点，部分有价值的方言点研究尚属空白。最后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不平衡性，大部分研究以方言点的孤立研究为主、缺乏与普通话的对比和与周边各方言的对比。研究方法大都偏向于描写，对于历时演变和成因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视角上有少部分研究从语言接触和语言类型学上对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进行研究，但不深入不广泛，需要进一步开拓研究视角。
2.展望
建立与周边方言的共时比较，形成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研究体系，加强对时体系统的考察。现有的时体系统研究以时体助词的个案研究的方式呈现，加强系统性地考察可以从宏观上把握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的特点，甚至把握汉语时体系统的特点。
深入时体系统研究内容，构建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理论，目前西北方言时体系统坚持“时体分离”、“体貌分离”的模式，大部分研究都按照“体”“貌”分离的模式对各方言点的时体系统进行研究，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索，构建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理论系统。
不断扩大西北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的研究视角，除了语言接触和语言类型学视角外，还可以引入认知语言学等多视角的时体系统研究，才能更好地拓展汉语方言语法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使西北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为汉语方言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徐丹.从北京话与西北方言的平行现象看“的”的来源[J].方言，1995（04）.
[2]邢向东.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3]李树俨，李倩.宁夏方言研究论集[C].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4]邢向东.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王毅，王晓煜，王森.甘宁青方言“着”字新探[A].载邢向东主编，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邢向东.陕西省的汉语方言.[J].方言，2007（04）.
[7]卢小群，李蓝.汉语方言时体问题新探索[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
[8]卢小群.新时期以来汉语方言时体问题研究述评[J].现代语文，2014（07）.
[9]邢向东.西北方言重点调查研究刍议—以甘宁青新四省区为主[J].清华大学学报，2014（05）.
[10]吴鹏.近代汉语体貌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01）
[11]荣景.近代汉语语法体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励耘语言学刊，2018（124—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