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之时，除去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天灾人祸也不断发生，1876年至1878年，北方九省遭遇二百年不遇的旱灾，这场灾难在历史上被称为“丁戊奇荒”，其后也是蝗灾、冰雹、时疫等各种灾难不断，于是民间自发形成了“民捐民办”，即自行组织活动募集经费，并跨地域直接向灾民发放救灾物资。而以“丁戊奇荒”为契机，清末的这种义赈行为在诞生后不久就迅速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并且因晚清时期灾荒的频繁发生，其活动也持续不断，“海内成为风气，一若非义赈不得实惠”。书画家们作为社会成员自然也受这种风气影响。1878年夏天，上海画坛首先发起减润鬻书资助鲁豫灾区的活动。金免痴登报卖画赈灾，成为媒体公开报道书画赈灾的第一人，当时上海最富盛名的画家胡公寿、张子祥、朱梦庐、任伯年、杨伯润、汤埙伯、吴鞠潭也行动起来，组成见心社，“书画纨折扇，照润例的七折发售，润金悉数赈灾”。此后以个人身份与团体身份鬻画赈灾的行为此起彼伏。
　　为了慈善
　　豫园书画善会便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建立起来的。仅从社团的名称就能看出，这是一个致力于慈善事业的社团，书画家处在上海这样一个动荡不安、新旧矛盾冲突极为尖锐的社会中，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感到焦虑和无奈，他们渴望以一个群体的形式更为有力地投入到时代的大浪潮之中。就像豫园书画善会章程中所说的：“沪涣繁会，甲于海内，其间善人之仗义疏财，计抽扶危，名士之提倡风雅、保存国粹者，联袂以来，接踵而起。”而豫园书画善会成立之初的那些参与者中很多是之前就积极参与义卖赈灾的书画家，比如王一亭、吴昌硕等，他们成立豫园书画善会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义卖赈灾，“应纳之润半储会中，存庄生息，遇有善举，公议酌拨，聊尽善与人同之意云耳”。该会的成立，标志着海派书画家的慈善活动已从民间自发活动演变为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社会团体活动。
　　在《创设豫园书画善会事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上海自有书画会始自道光己亥之小蓬莱雅集，同治壬戌复有西城关庙之萍花社。自是而后继起无间。宣统己酉姚君鸿、黄君俊、汪君琨创意发起设书画善会于豫园，偕余就商于高先生邕，以是举为有益与为规划并拟章程，选定赁得得月楼旧址楼上为会所，三月三日成立，开会公推高先生为会长，撝纬谦故辞，爰改推钱先生慧安。”从这段记载中可知，豫园书画善会于宣统元年（1909年）成立，当时的发起人为姚鸿、黄俊、汪琨，画会的地点设在上海豫园九曲桥荷花池畔得月楼，第一任会长为钱惠安。除了会长和发起人，还有杨佩甫、马端西、吴昌硕、黄旭初、蒲作英、杨逸、顾翔生、沈心海、高邕、冯梦华、潘飞声、潘叔河、金巩伯、杨古酝、郁屏翰、马企周、朱紫翔、何诗孙、诚邀生、沙辅卿、王一亭、徐讷甫、洪庶安等一大批当时上海有名的书画家参加，善会“吸引了近二百余人入会参与画会活动，前后活动近四十年，1937年因上海沦陷而一度暂停活动，抗战胜利后又恢复活动了一个时期。”豫园书画善会还在章程中对参加者的身份作了规定，其中第五条即规定参加者必须是“有盛名而乐善愿同减润者”，即为有名的书画家，且热心慈善事业、肯为助赈减润的，这一点也反映出豫园书画善会是一个以慈善为目的的社团。
　　豫园书画善会在成立之初的运作是比较成功的，除每年冬令施米、夏季送药的常规活动，更重要的就是举办画展、募集善款、救援灾区、支持抗战。上海《新闻报》对豫园书画善会有这样的报道：“上海邑庙书画善会创设已及一年，实事求是，中外咸钦。去年冬发行之广善券五百号，业将销罄，定于二月十一日假西门外斜桥西园揭晓，园主人同善为乐……届时联袂往观者必当异常踊跃也。”豫园书画善会在举行展览的时候往往选择发售书画展览券，这种展览券，又经常被称为“广善券”，市民购买此类券，除了可以游园看展览外，还可以参加“抽奖”，奖品就是豫园书画善会会员的作品——从这段报道可以看出，豫园书画善会以广善券的形式，兢兢业业为赈灾筹集款项，并且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而这也为之后同类型社团的出现作了铺垫。
　　价廉以求量销
　　为了能够更多地筹集到善款，社团常是以低廉的润笔出售画家们的作品，《上海书画善会合作润例并附章程》中对润例是这样规定的：
　　“书例：四尺整张直幅一羊，四尺外加一尺加半羊，纸过六尺另议。对开条幅整张例七折，横幅照直幅条幅例加半。手卷每尺册页每张各半羊，纨折扇同上，镜屏加倍。匾对及碑版寿屏书篆不能合作者归专件例润论。画例照书例加倍，点品、工细、长题及金笺绫绢，均照例加倍。其余书画各件另议。
　　创设此会时，已早议定：书则钟鼎、小篆、八分、六朝、行楷、狂草，画则山水、花卉、须眉、仕女、飞禽、走兽，咸应合作，即偶有独坐之件，亦必另手题款，不仅别开生面，而且可各尽所长，但书画家大半都仗砚田，因须先筹公私两全法，庶可共坚始终乐善之诚，今亦拟定所收之润，半归会中，半归作者。如遇指名专件，仍照个人自有润例，概归本人，与会无涉。”
　　这里的羊同“洋”，即宣统元年清政府发行的银币。画家将自己的作品交由善会定价出售，所得款项再按章程分配。但这个润例的标准并不是最准确的市场价格，而是往往要低于市场价格。豫园书画善会所定书例为“四尺一羊”，“画例加倍”，即是四尺两元，查阅相关文献，画家顾乐之的润例与之相仿，一幅山水堂幅可以卖到四尺两元，但这个价格在上海画家群中是偏低的，据记载，画家顾墨彝的山水人物堂幅就能卖到四尺三元，超出善会润例一元，而杨伯润的山水堂幅四尺卖到十二元，倪墨耕的仕女堂幅四尺则卖到了二十元，即使像1909年春刚到上海的黄宾虹，他的堂幅每尺价格也有三元。可以看出豫园书画善会的合作润例在市场中处于怎样的水平，与名气不大或不太出名的画家相比，这润例都是相当低的了。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教师，一月工资约为四十元，购买一件书画作品大致就相当于家庭一月里的一项较为重大的开支，这是能够为中等收入的家庭所承受的，而豫园书画善会所定的润例较市场价格更为低廉，普通市民是完全消费得起的。善会此举的目的在于调动起整个市民阶层，动员起社会大众，而不只是依靠社会富裕阶层的力量。除去对市场方面的考量，善会还希望能在社会上引起更大反响，使善会的义举更具广泛性、更深入人心。
　　海派的榜样
　　在豫园书画善会的带动下，类似的社团相继成立。举办慈善事业是当时上海多数书画社团都具有的功能，如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始终不遗余力地进行书画赈灾，活动也做得颇具规模。1920年11月3日，题襟馆在静安寺路松茂阁楼发起书画义卖助赈华北灾区，发售南北义赈券，“购券者极为踊跃”。但是他们并没有像豫园书画善会一样以这项功能为主来经营社团，仍是以发扬艺术为宗旨，以经济活动为目标。其他如1916年由犹太人哈同出资成立的广仓学会，也曾多次举办这样的活动。1926年初，宛米山房、停云社等海上社团与书画善会一起联合举行书画筹赈展。1931年夏，国内数省发生严重水灾，蜜蜂画社在《申报》刊载征集书画助赈启事：“所有画件不限社友，不拘大小，多多益善……出售之件，一切收入概归赈灾，所有费用由发起人担任之。”
　　豫园书画善会是上海活动时间最长的书画社团之一，其间经历过巅峰，也遭遇过低谷，但无论境况怎样潦倒，善会的负责人始终坚持章程中所允诺的，每个月的余钱半数“存庄生息”，作为善举的储备资金。即使如此，书画家们仍自谦地认为并未为社会做太大贡献，“碌碌吾徒，附庸翰墨，硁硁自守，耕耨砚田。既不克与识时之俊杰共辅维新，复不能博济夫饥寒广行阴鸷。同居江海，窃自恩焉。因念广厦大裘，固足庇其风雨，微尘涓露，或亦补乎海山。虽解推之力巨细不同，扮其见义勇为之举，同是当仁不让之心”，且他们只是希望“书画之余，纵谈古今，陶淑后生”，“聊尽善与人同”。他们为救助同胞、抵御外敌所作出的贡献是为后人所敬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