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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穆时英作为“新感觉圣手”，在30年代中国文坛上享有独特地位。他小说中关于男女关系的书写更是直接体现了速食主义的爱情观——不问对方姓名来历，只求肉欲上的刺激。这种速食主义的爱情观的始作俑者是他所描写的女性，这些女性综合了东方与西方女人的不同特质，她们的存在是与当时上海容纳百川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的。上海是穆时英的创作的源泉，而他的创作也抽象凝练了上海现代的繁华和物欲的异化。
关键词：情欲速食主义；都市化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115-03
和滌荡着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京派作家不同，新感觉派的作品充斥着中国的先锋文化——高速机械化的“上海气”。他们上承20年代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性爱小说，下启张爱玲之流的沪港市民文学。自新感觉派之后，都市文学的地位被提升。
新感觉派的滥觞者刘呐鸥就这一派所关注的对象做了很好的诠释：电影、摩天楼、舞厅、跑马场，穆时英继承并超过了他，甚至穆时英来在命运上同样戏剧性地继承了这位前辈，由于担任汪伪政府集团下的《文汇报》社长一职被国民党特工杀害，后来又有一说为穆时英实为打入伪政府内部的间谍，他的死亡是被军统特工的误杀。不管怎样，穆时英是属于上海的，他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抒写了上海滩的繁荣、奢华、颓靡、混乱。就连他自己的爱情，也与上海滩融为一体，历经传奇——他单相思地迷恋一个舞女，从上海追着她到香港并最终娶了他。正如他在《公墓》自序中说的一样，“我是忠实于自己的”①，从他小说中的女性特征来看，相信不少元素都是从他爱恋对象的身上而来。
一、新的肖像书写：异域与东方结合尤物的情欲想象
在穆时英第一部小说集《南北极》中并没有体会出太多新感觉的味道，这其中融汇了许多普罗风味的元素，和当下影响颇为广泛的左翼革命文学有着很多的相似。但后来从《被当作消遣的男子》之后，穆时英便渐渐疏离了文学主潮，把笔触伸了向十里洋场的风华，而他的宠儿也就随即变成了游走在歌舞升平中的摩登女郎，因此他小说中速食主义的情欲也都和这些摩登尤物相关。
看《被当作消遣的男子》中对蓉子的描述：
“她有着一个蛇的身子，猫的脑袋，温柔和危险的混合物。穿着红绸的长旗袍儿，站在轻风上似的，飘荡着袍角。这脚一上眼就知道是一双跳舞的脚，践在海棠那么可爱的红缎的高跟儿鞋上。把腰肢当作花瓶的瓶颈，从这上面便开着一枝灿烂的牡丹花……一张会说谎的嘴，一双会骗人的眼。”
红一时的电影明星阮玲玉、胡蝶、周璇等人展现出来的形象和小说中蓉子的形象居然惊人的相似，在不失好莱坞摩登女性的性感同时，展现了东方女性特有的温婉与妩媚。
无独有偶，这种惊人的相似在《白金女体塑像》中对女病人的描述中也可略窥一二：
“这第七位女客穿了暗绿的旗袍，腮帮上有一圈红晕，嘴唇有着一种焦红色，眼皮黑得发紫，脸是一朵惨淡的白莲，一副静默的，黑宝石的长耳坠子，一只静默的，黑宝石的戒指，一只白金手表。”
这一身体描写多少受了同时期上海电影的影响，当时上海电影事业极其繁荣，好莱坞电影的引进改变了人们的审美习惯。美国电影女星葛丽泰?嘉宝极、凯瑟琳?赫本、玛丽莲?梦露等人的海报无处不在，她们性感妖娆的身躯也刺激到了穆时英的思想，但他并没有让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成为好莱坞女星形象的复制品。所以，穆时英笔下的宠儿在展现她们异域风的同时，也不忘把异域风和中国女人的肖像加以融合，这也更满足了读者的欲望——在现实层面下，思想的高度臆想。
“穿着黑褂子，束了条阔腰带，从旁边看过去，她有个高鼻子，精致的嘴角，长的眉梢和没有擦粉的脸。”穆时英在《夜》中对女主人的几笔勾勒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不失现代摩登（黑褂子、阔腰带、高鼻子），但很“中国”的女人（精致的嘴角、细长的眉梢）。
这种中西结合的女性似乎比单纯的外国女人或传统中国女人更能勾起人的原始情欲，使想象与现实的完美结合往往能达到最完美的效果。正是有了与西方摩登女郎的结合，穆时英小说的女主人公才会体现出中国传统女性不可能具备的特点：大胆、放荡、无固定伴侣或恋爱对象。所以在穆时英小说中便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男性欲望在都市中扮演了主体地位，但女性才是真正这种欲望的召唤者。如果女性没有发出挑逗的信号，男人的情欲总是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正如《公墓》中结着轻愁的丁香般的的欧阳玲，她是中国传统病美人，正是缺少了现代都市摩登女郎的特点，她含蓄而温柔，没有给男主人公强烈的暗示，所以知道她病逝，“我”都对她的爱恋深埋在心底。
看看摩登女郎们都是怎么做的吧：“为什么不把来看我这件事也放到工作表里面去呢！来看我一次吧！在校门口等着。”（《被当作消遣的男子》）“等你那么的一个男子哪。”“找个地方儿睡去吧！”（《夜》）“谢先生，我是那么地信仰着你啊！”（《白金女体塑像》）“‘你瞧，这儿也给它抓破了！’忽然撇开睡衣来，把一个抓破了胸兜直抓到奶子上的一条伤痕放在我前面。”（《黑牡丹》）类似的例证在穆时英小说中不难发现，与男性的内敛、“绅士”相比，女性如此直白的挑逗多引发男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男性情欲的想象既含蓄又大胆，这种含蓄是传统的中国气，而大胆更多的是摩登上的海气。在京派文人看来这种文学书写是妨害新文学健康发展的，但穆时英却依旧不褒不贬地进行着，欲望与女性的身体书写成为他小说中的主角。
上海是穆时英作品的全部书写语境，如果没有上海的现代，那么中西结合的摩登女郎便不复存在，继而男性赤裸裸的情欲也无的放矢。试想，让一位贤良淑德的中国女人对男人进行身体上的挑逗，可能吗？或者让一个男人对温良的淑女发出身体的进攻，那位淑女会迎合他吗？答案都是否定的。所以说，对东方女性的异域化书写是小说情欲书写的先决条件。穆时英很聪明，他没有让男性成为情欲发出的施动者，他们有更好地角色扮演——情欲的想象者。
想象是瞬间完成的动作，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能实现，这就说明男性情欲的想象不需要固定的对象，只要这个对象可以给他带来瞬间快感；而女性是发出者，只要他们愿意，她们会给任何人以挑逗性的暗示，任何人也可以接受她们的暗示。施动双方达成了契合，便会完成一次只有身体刺激而任何情感的交媾，杨义先生这种交媾称为“兽欲”不无道理。正是由于这种“兽欲”，穆时英笔下的爱情总是可以冠以速度和欲念，因此，他的爱情模式总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令人无限感动，多数爱情总以分手和死亡结束。
二、新的爱情模式：速食主义消费的爱情
对于爱情，穆时英在某些程度上承袭了郁达夫、张资平等人肉欲的书写，把目光投射在身体欲望的层面上。正是因为有了先前对女性的大胆的异域化摩登的书写，我们读者才不会感觉突兀：还没有体会到爱情带来的缠绵缱绻，爱情已经敲响了祭奠的钟声。在穆时英的小说中，传统浪漫的爱情已经死去，取而代之地是洋场爱——纸醉金迷，过眼烟云。正如他的小说《公墓》题名所暗示的一样，传统浪漫的爱情在公墓中发升，同样在公墓中陨落。杨义先生说“全文柔情脉脉，哀愁缠绵，微妙地把爱情和坟墓联结在一起——爱情的起点在坟墓，爱情的终点又归于坟墓；坟墓是爱情的见证，坟墓又是爱情的香冢。当作家在大都市的夜总会中体会到爱情的空幻之时，他来到郊外清静的坟墓中寻觅爱情的充实，但是这种墓地也是虚无缥缈的。”
新感觉派带给当时文坛一股奇异的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笔下那些在声色场上沉浮着的灵魂的爱情观，这有悖千年中国文化传统，甚至连五四所提倡的性解放都不能消化如此异端——一切都被性意识所掩盖。但正是这种夸张的情欲，才使得新感觉派备受文坛瞩目，当然，他们在受到关注的同时，也引来了京派和左翼革命文学的质疑。新感觉派所表现的爱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夜情”，只有性而没有情。
以《夜》为典型代表，双方因为被生活压扁了的人在舞厅相遇，只为寻求感官刺激，在一夜笙箫之后各自离开，不问姓名，只知道有今晚，知道明天不会再见面。他们之间的情感真正是“哀愁也没有，欢喜也没有——情绪的真空”。
《黑牡丹》中的舞女黑牡丹成为圣五的妻子，圣五继承了一比丰厚的遗产在乡间当起了隐士来。黑牡丹像圣五隐瞒了她作为舞女的身份。看到这里我们读者会以为黑牡丹也许看中了圣五的钱财，会留下做一个真正的妻子，可极度讽刺的是在小说最后，黑牡丹说她闯入圣五的生活“是到这儿休息来的”。圣五在乡间隐士般的生活不属于黑牡丹，最终她一定会离开圣五，会进入高速运动的上海大都市。
如果说《夜》中两人“相恋”的时间很短暂，《黑牡丹》中的两人的“爱慕”的方式有着强烈的肉欲，那么《墨绿衫的小姐》集短暂与肉欲于一身，甚至可以说是荒蛮原始动物身体诉求。在一夜交欢之后，墨绿衫的Serita在第二天上午醒来仅仅留下了一张便笺：“你是个幸福的流氓。昨天我把罗柴里的名字来称呼你，今天我要这样叫你了：ma‘ma’mimi！”虽然之前在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对女性欲望有过大胆地披露，但穆时英对女性欲望的书写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因为有了对这种原欲不加修饰的色情叙述，穆时英小说中的速食主义爱情观才会显得那么合情合理，毫无矫情做作之感，一切来的那么顺理成章，似乎除了这种短暂的稍纵即逝的爱情，再也没有其他爱情模式可以承载这种强烈的，势不可挡的原始欲求。这种欲求建立在多是金钱速度的产物，上海的特质是速度，短短的几分钟甚或几秒钟就可以擦出“爱情的火花”。
《立书画刊》曾经刊登过这样一幅漫画：老先生问爱神丘比特：“你不是爱神吗？干嘛卖香烟呢？”丘比特回答说：“上帝说在这摩登的时代，爱情已经进步成了买卖，我已宣告无用，我不找个小买卖做干什么呢？”②
这幅漫画发表在1941年，画中所描绘的景象正是当时上海的男女爱恋的模式——男人消费女人，女人同样也把男人当作消费品。消费的过程是各取所需，消费的动作瞬间完成。爱神丘比特代表的传统“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爱情观被淘汰，消费型的爱情取代了长久真挚的爱情。穆时英小说《红色的猎女神》对这一点有着也很强烈的暗示——猎神与爱神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猎女神说：“我不是你的，你是我的。”爱神说：“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爱神代表的传统爱情观是封闭的，排他的，只存在于两个人之间；猎神代表的摩登爱情观是开放的，无界限的，没有排他性。东方情感伦理中所倡导的那种忠贞专一、至死不渝的爱情观，在穆时英小说中并不存在。
上海作为“东方巴黎”，融汇了太多西方洋场糜烂腐化的风气，性与情多数是分开的。穆时英正是通过这样一种速度的情欲描写，给我们展示除了一种不同经验爱情观的新的恋爱感觉。爱情就如同去污拭秽的抹布，用清水洗净之后不见其前貌。
除了把爱情建立在“欲”的基础上，对“物”的要求也是这种“新感觉”带给我们的。周作人在《上海气》中说：“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性与金钱交换的游戏在这些摩登的都市男女中时常上演着。
同样是一幅漫画，题名为《爱的结合》：妙龄女子臂腕青年才俊，丘比特爱之箭并没有穿过女人的心，财富的利刃却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幅漫画虽然夸张，但还是能间接反映出当时女人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③
这样的逐流女子在《上海的狐步舞》中也不乏样板的出现了。洋房别墅、花园金表、鞋跟雪茄，这些上流社会的标志性元素在我们的视线里逐一排列开，这些是属于男主人的。紧接着一位“年龄上是他的媳妇，法律上是他的妻子的”女人笑脸相迎地奔向“丈夫”，开口就要三千元的支票，遵循商品交换的原则，她低头将小嘴凑到他的大嘴上，算是那三千支票的回馈吧！女人拿了钱就和“丈夫”的儿子（她名义上的儿子）在“新别克”中完成了一次情欲的揶揄。爱情不需要建立在相知相许之上，只要有钱，找一个可以做父亲的人做丈夫也无伤大雅。“丈夫”给予她金钱，“儿子”给予她情欲，两者可以不是一个人，重要的是，金钱和情欲她同时得到了。
不仅爱情建立在金钱之上，就连爱情诞生的地点也多是声色场所，那里也全是消费的世界。“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亚历山大写点，约翰生酒铺，拉萨罗烟店，德茜音乐铺，朱古力果铺，国泰大戏院，汉密而登旅社……”画面像用了电影中蒙太奇的手法，一个街景和另一个街景依次交替着，全部是现代都市的商品社会下的小单元。这些看似没有任何联系的消费单元事实构成了速食主义爱情观的物质基础，像消费品一样，爱情也可以成为一次性的消费品，也可以成为交换品。
消费使人情变得冷漠，摩登女郎追逐时尚与商品，绅士们做着各种投机的生意，终日想着怎样拥有更多的金钱。他们对自己价值的肯定往往建立在财富的拥有上。一旦找不到自己作为消费文化的价值，他们就会否定自己的存在。于是金子大王胡均益在破产之后，选择了自杀。（《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三、新的历史语境：大都会背景下的产物
茅盾在《子夜》中对上海的描述仅用了：Light、Heat、Power三个英文单词，但这足矣概括上海的现代、机械和摩登。三十年代的上海人口超过了三百万，成为亚洲第一的大都市，号称“东方巴黎”。这里不仅是国外租界的汇聚地，也是中国重要的同上口岸，各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舶来品在这里被吸收，从这里向中国的其他交流散布。
穆时英是应上海的繁华而生的，他出生富商之家，虽然之后家道败落，但从毕竟从小在上流社会的奢华中成长，对那些环境早已谙熟。他作品中的那些摩登时尚的女郎们，那些霓虹灯下闪耀着的舞厅，糜烂这酒精气温的酒吧，男女之间赤裸裸的情欲表达都是属于上海的。这是个海纳百川的城市，这里有着最现代的机械文明，但也是滋生腐化堕落的温床。
异国化的女性和异化的爱情观与国外电影关系密切。电影是影响并改变上海市民生活的重要媒介，好莱坞电影最早是在上海登陆，看电影成为上海名媛淑女的必修课，她们从电影中模仿西方的时尚：浓妆艳抹的面容，半遮半掩的身体，以及裸露的双腿。相较于外国电影女星们的打扮，舞厅酒吧中的中国女性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女性的装扮中可以瞬间准确把握这个城市的脉搏。她们在模仿西方好莱坞电影明星的穿着打扮的同时，也模仿着她们的情感态度。她们出入歌厅舞厅，毫无顾忌地挑逗男人，说些好听的话，之后就发生关系，最后结束这场游戏。
当然，女性们的改变也与五四以来一直倡导的妇女解放和性解放不无关系。新文化运动发生虽然是在北京，但就其影响的范围来看，上海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战场。性解放在上海率先完成，但在“解放”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对它的概念有了实践性的偏移。“性解放”則意味着男女在性道德规范方面的差距相对缩小，女性的性主动性、性自觉性和性选择性增强。五四倡导的是让女性从男权的窠臼中脱离出来，而摩登女郎们虽然从那之中走了出来，并成为独立的自我，但她们也成为了纵欲滥情、逢场作戏的实践者。
由《性史》一书而引起轩然大波的哲学博士张竞生。他于1921年在《情人制》一文中就提出：“男女的交合本为乐趣，而爱情的范围不仅限于家庭之内，故就时势的推移与人性的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定逐渐消灭，而代为‘情人制’。”这些言论虽是抨击无爱的封建式的婚姻，但却走上了矫枉过正的道路。
上海的大都市化容纳百川的特性无疑是实践这种“情人制”爱情最好的温床。上海的摩登男女们在爱情观上摒弃了忠贞，不具有排他性。这中爱情观并非摩登者的专利，一些当时文化界的名人也为不排他的性道德摇旗助威，如周建人、章锡琛、丁玲等人都曾公开的赞同非婚姻下的性关系。上海注定是传奇的，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总是被后人不厌其烦的诉说，王映霞和郁达夫、陆小曼和徐志摩、茅盾和秦德君、卢隐和李唯建，这一段段传奇的恋情只能在上海孕存，只有上海的“人言”比起其他地方，不那么可畏。
从穆时英的女性形象书写到速食主义的恋爱观，这一切全部都是有上海殖民化的都市文化所衍生的。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别样的上海。这不同于同样以上海为大背景的新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的上海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求新、求变的感觉。虽然新感觉派的命途短暂，但他们在文学史上留下的却是一道奇异的都市风景线。
注释：
①本文小说均引用自《穆时英小说全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10月版。
②《立书画刊》，《天使改行》，王正于作，1941年第142期。
③《十日谈》，《爱的结合》，张义璋作，1934年第36期。
参考文献：
[1]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杨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杨义.京派海派纵论（图志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5]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6]王德威.如此繁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关键词：情欲速食主义；都市化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115-03
和滌荡着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京派作家不同，新感觉派的作品充斥着中国的先锋文化——高速机械化的“上海气”。他们上承20年代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性爱小说，下启张爱玲之流的沪港市民文学。自新感觉派之后，都市文学的地位被提升。
新感觉派的滥觞者刘呐鸥就这一派所关注的对象做了很好的诠释：电影、摩天楼、舞厅、跑马场，穆时英继承并超过了他，甚至穆时英来在命运上同样戏剧性地继承了这位前辈，由于担任汪伪政府集团下的《文汇报》社长一职被国民党特工杀害，后来又有一说为穆时英实为打入伪政府内部的间谍，他的死亡是被军统特工的误杀。不管怎样，穆时英是属于上海的，他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抒写了上海滩的繁荣、奢华、颓靡、混乱。就连他自己的爱情，也与上海滩融为一体，历经传奇——他单相思地迷恋一个舞女，从上海追着她到香港并最终娶了他。正如他在《公墓》自序中说的一样，“我是忠实于自己的”①，从他小说中的女性特征来看，相信不少元素都是从他爱恋对象的身上而来。
一、新的肖像书写：异域与东方结合尤物的情欲想象
在穆时英第一部小说集《南北极》中并没有体会出太多新感觉的味道，这其中融汇了许多普罗风味的元素，和当下影响颇为广泛的左翼革命文学有着很多的相似。但后来从《被当作消遣的男子》之后，穆时英便渐渐疏离了文学主潮，把笔触伸了向十里洋场的风华，而他的宠儿也就随即变成了游走在歌舞升平中的摩登女郎，因此他小说中速食主义的情欲也都和这些摩登尤物相关。
看《被当作消遣的男子》中对蓉子的描述：
“她有着一个蛇的身子，猫的脑袋，温柔和危险的混合物。穿着红绸的长旗袍儿，站在轻风上似的，飘荡着袍角。这脚一上眼就知道是一双跳舞的脚，践在海棠那么可爱的红缎的高跟儿鞋上。把腰肢当作花瓶的瓶颈，从这上面便开着一枝灿烂的牡丹花……一张会说谎的嘴，一双会骗人的眼。”
红一时的电影明星阮玲玉、胡蝶、周璇等人展现出来的形象和小说中蓉子的形象居然惊人的相似，在不失好莱坞摩登女性的性感同时，展现了东方女性特有的温婉与妩媚。
无独有偶，这种惊人的相似在《白金女体塑像》中对女病人的描述中也可略窥一二：
“这第七位女客穿了暗绿的旗袍，腮帮上有一圈红晕，嘴唇有着一种焦红色，眼皮黑得发紫，脸是一朵惨淡的白莲，一副静默的，黑宝石的长耳坠子，一只静默的，黑宝石的戒指，一只白金手表。”
这一身体描写多少受了同时期上海电影的影响，当时上海电影事业极其繁荣，好莱坞电影的引进改变了人们的审美习惯。美国电影女星葛丽泰?嘉宝极、凯瑟琳?赫本、玛丽莲?梦露等人的海报无处不在，她们性感妖娆的身躯也刺激到了穆时英的思想，但他并没有让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成为好莱坞女星形象的复制品。所以，穆时英笔下的宠儿在展现她们异域风的同时，也不忘把异域风和中国女人的肖像加以融合，这也更满足了读者的欲望——在现实层面下，思想的高度臆想。
“穿着黑褂子，束了条阔腰带，从旁边看过去，她有个高鼻子，精致的嘴角，长的眉梢和没有擦粉的脸。”穆时英在《夜》中对女主人的几笔勾勒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不失现代摩登（黑褂子、阔腰带、高鼻子），但很“中国”的女人（精致的嘴角、细长的眉梢）。
这种中西结合的女性似乎比单纯的外国女人或传统中国女人更能勾起人的原始情欲，使想象与现实的完美结合往往能达到最完美的效果。正是有了与西方摩登女郎的结合，穆时英小说的女主人公才会体现出中国传统女性不可能具备的特点：大胆、放荡、无固定伴侣或恋爱对象。所以在穆时英小说中便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男性欲望在都市中扮演了主体地位，但女性才是真正这种欲望的召唤者。如果女性没有发出挑逗的信号，男人的情欲总是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正如《公墓》中结着轻愁的丁香般的的欧阳玲，她是中国传统病美人，正是缺少了现代都市摩登女郎的特点，她含蓄而温柔，没有给男主人公强烈的暗示，所以知道她病逝，“我”都对她的爱恋深埋在心底。
看看摩登女郎们都是怎么做的吧：“为什么不把来看我这件事也放到工作表里面去呢！来看我一次吧！在校门口等着。”（《被当作消遣的男子》）“等你那么的一个男子哪。”“找个地方儿睡去吧！”（《夜》）“谢先生，我是那么地信仰着你啊！”（《白金女体塑像》）“‘你瞧，这儿也给它抓破了！’忽然撇开睡衣来，把一个抓破了胸兜直抓到奶子上的一条伤痕放在我前面。”（《黑牡丹》）类似的例证在穆时英小说中不难发现，与男性的内敛、“绅士”相比，女性如此直白的挑逗多引发男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男性情欲的想象既含蓄又大胆，这种含蓄是传统的中国气，而大胆更多的是摩登上的海气。在京派文人看来这种文学书写是妨害新文学健康发展的，但穆时英却依旧不褒不贬地进行着，欲望与女性的身体书写成为他小说中的主角。
上海是穆时英作品的全部书写语境，如果没有上海的现代，那么中西结合的摩登女郎便不复存在，继而男性赤裸裸的情欲也无的放矢。试想，让一位贤良淑德的中国女人对男人进行身体上的挑逗，可能吗？或者让一个男人对温良的淑女发出身体的进攻，那位淑女会迎合他吗？答案都是否定的。所以说，对东方女性的异域化书写是小说情欲书写的先决条件。穆时英很聪明，他没有让男性成为情欲发出的施动者，他们有更好地角色扮演——情欲的想象者。
想象是瞬间完成的动作，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能实现，这就说明男性情欲的想象不需要固定的对象，只要这个对象可以给他带来瞬间快感；而女性是发出者，只要他们愿意，她们会给任何人以挑逗性的暗示，任何人也可以接受她们的暗示。施动双方达成了契合，便会完成一次只有身体刺激而任何情感的交媾，杨义先生这种交媾称为“兽欲”不无道理。正是由于这种“兽欲”，穆时英笔下的爱情总是可以冠以速度和欲念，因此，他的爱情模式总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令人无限感动，多数爱情总以分手和死亡结束。
二、新的爱情模式：速食主义消费的爱情
对于爱情，穆时英在某些程度上承袭了郁达夫、张资平等人肉欲的书写，把目光投射在身体欲望的层面上。正是因为有了先前对女性的大胆的异域化摩登的书写，我们读者才不会感觉突兀：还没有体会到爱情带来的缠绵缱绻，爱情已经敲响了祭奠的钟声。在穆时英的小说中，传统浪漫的爱情已经死去，取而代之地是洋场爱——纸醉金迷，过眼烟云。正如他的小说《公墓》题名所暗示的一样，传统浪漫的爱情在公墓中发升，同样在公墓中陨落。杨义先生说“全文柔情脉脉，哀愁缠绵，微妙地把爱情和坟墓联结在一起——爱情的起点在坟墓，爱情的终点又归于坟墓；坟墓是爱情的见证，坟墓又是爱情的香冢。当作家在大都市的夜总会中体会到爱情的空幻之时，他来到郊外清静的坟墓中寻觅爱情的充实，但是这种墓地也是虚无缥缈的。”
新感觉派带给当时文坛一股奇异的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笔下那些在声色场上沉浮着的灵魂的爱情观，这有悖千年中国文化传统，甚至连五四所提倡的性解放都不能消化如此异端——一切都被性意识所掩盖。但正是这种夸张的情欲，才使得新感觉派备受文坛瞩目，当然，他们在受到关注的同时，也引来了京派和左翼革命文学的质疑。新感觉派所表现的爱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夜情”，只有性而没有情。
以《夜》为典型代表，双方因为被生活压扁了的人在舞厅相遇，只为寻求感官刺激，在一夜笙箫之后各自离开，不问姓名，只知道有今晚，知道明天不会再见面。他们之间的情感真正是“哀愁也没有，欢喜也没有——情绪的真空”。
《黑牡丹》中的舞女黑牡丹成为圣五的妻子，圣五继承了一比丰厚的遗产在乡间当起了隐士来。黑牡丹像圣五隐瞒了她作为舞女的身份。看到这里我们读者会以为黑牡丹也许看中了圣五的钱财，会留下做一个真正的妻子，可极度讽刺的是在小说最后，黑牡丹说她闯入圣五的生活“是到这儿休息来的”。圣五在乡间隐士般的生活不属于黑牡丹，最终她一定会离开圣五，会进入高速运动的上海大都市。
如果说《夜》中两人“相恋”的时间很短暂，《黑牡丹》中的两人的“爱慕”的方式有着强烈的肉欲，那么《墨绿衫的小姐》集短暂与肉欲于一身，甚至可以说是荒蛮原始动物身体诉求。在一夜交欢之后，墨绿衫的Serita在第二天上午醒来仅仅留下了一张便笺：“你是个幸福的流氓。昨天我把罗柴里的名字来称呼你，今天我要这样叫你了：ma‘ma’mimi！”虽然之前在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对女性欲望有过大胆地披露，但穆时英对女性欲望的书写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因为有了对这种原欲不加修饰的色情叙述，穆时英小说中的速食主义爱情观才会显得那么合情合理，毫无矫情做作之感，一切来的那么顺理成章，似乎除了这种短暂的稍纵即逝的爱情，再也没有其他爱情模式可以承载这种强烈的，势不可挡的原始欲求。这种欲求建立在多是金钱速度的产物，上海的特质是速度，短短的几分钟甚或几秒钟就可以擦出“爱情的火花”。
《立书画刊》曾经刊登过这样一幅漫画：老先生问爱神丘比特：“你不是爱神吗？干嘛卖香烟呢？”丘比特回答说：“上帝说在这摩登的时代，爱情已经进步成了买卖，我已宣告无用，我不找个小买卖做干什么呢？”②
这幅漫画发表在1941年，画中所描绘的景象正是当时上海的男女爱恋的模式——男人消费女人，女人同样也把男人当作消费品。消费的过程是各取所需，消费的动作瞬间完成。爱神丘比特代表的传统“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爱情观被淘汰，消费型的爱情取代了长久真挚的爱情。穆时英小说《红色的猎女神》对这一点有着也很强烈的暗示——猎神与爱神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猎女神说：“我不是你的，你是我的。”爱神说：“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爱神代表的传统爱情观是封闭的，排他的，只存在于两个人之间；猎神代表的摩登爱情观是开放的，无界限的，没有排他性。东方情感伦理中所倡导的那种忠贞专一、至死不渝的爱情观，在穆时英小说中并不存在。
上海作为“东方巴黎”，融汇了太多西方洋场糜烂腐化的风气，性与情多数是分开的。穆时英正是通过这样一种速度的情欲描写，给我们展示除了一种不同经验爱情观的新的恋爱感觉。爱情就如同去污拭秽的抹布，用清水洗净之后不见其前貌。
除了把爱情建立在“欲”的基础上，对“物”的要求也是这种“新感觉”带给我们的。周作人在《上海气》中说：“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性与金钱交换的游戏在这些摩登的都市男女中时常上演着。
同样是一幅漫画，题名为《爱的结合》：妙龄女子臂腕青年才俊，丘比特爱之箭并没有穿过女人的心，财富的利刃却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幅漫画虽然夸张，但还是能间接反映出当时女人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③
这样的逐流女子在《上海的狐步舞》中也不乏样板的出现了。洋房别墅、花园金表、鞋跟雪茄，这些上流社会的标志性元素在我们的视线里逐一排列开，这些是属于男主人的。紧接着一位“年龄上是他的媳妇，法律上是他的妻子的”女人笑脸相迎地奔向“丈夫”，开口就要三千元的支票，遵循商品交换的原则，她低头将小嘴凑到他的大嘴上，算是那三千支票的回馈吧！女人拿了钱就和“丈夫”的儿子（她名义上的儿子）在“新别克”中完成了一次情欲的揶揄。爱情不需要建立在相知相许之上，只要有钱，找一个可以做父亲的人做丈夫也无伤大雅。“丈夫”给予她金钱，“儿子”给予她情欲，两者可以不是一个人，重要的是，金钱和情欲她同时得到了。
不仅爱情建立在金钱之上，就连爱情诞生的地点也多是声色场所，那里也全是消费的世界。“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亚历山大写点，约翰生酒铺，拉萨罗烟店，德茜音乐铺，朱古力果铺，国泰大戏院，汉密而登旅社……”画面像用了电影中蒙太奇的手法，一个街景和另一个街景依次交替着，全部是现代都市的商品社会下的小单元。这些看似没有任何联系的消费单元事实构成了速食主义爱情观的物质基础，像消费品一样，爱情也可以成为一次性的消费品，也可以成为交换品。
消费使人情变得冷漠，摩登女郎追逐时尚与商品，绅士们做着各种投机的生意，终日想着怎样拥有更多的金钱。他们对自己价值的肯定往往建立在财富的拥有上。一旦找不到自己作为消费文化的价值，他们就会否定自己的存在。于是金子大王胡均益在破产之后，选择了自杀。（《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三、新的历史语境：大都会背景下的产物
茅盾在《子夜》中对上海的描述仅用了：Light、Heat、Power三个英文单词，但这足矣概括上海的现代、机械和摩登。三十年代的上海人口超过了三百万，成为亚洲第一的大都市，号称“东方巴黎”。这里不仅是国外租界的汇聚地，也是中国重要的同上口岸，各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舶来品在这里被吸收，从这里向中国的其他交流散布。
穆时英是应上海的繁华而生的，他出生富商之家，虽然之后家道败落，但从毕竟从小在上流社会的奢华中成长，对那些环境早已谙熟。他作品中的那些摩登时尚的女郎们，那些霓虹灯下闪耀着的舞厅，糜烂这酒精气温的酒吧，男女之间赤裸裸的情欲表达都是属于上海的。这是个海纳百川的城市，这里有着最现代的机械文明，但也是滋生腐化堕落的温床。
异国化的女性和异化的爱情观与国外电影关系密切。电影是影响并改变上海市民生活的重要媒介，好莱坞电影最早是在上海登陆，看电影成为上海名媛淑女的必修课，她们从电影中模仿西方的时尚：浓妆艳抹的面容，半遮半掩的身体，以及裸露的双腿。相较于外国电影女星们的打扮，舞厅酒吧中的中国女性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女性的装扮中可以瞬间准确把握这个城市的脉搏。她们在模仿西方好莱坞电影明星的穿着打扮的同时，也模仿着她们的情感态度。她们出入歌厅舞厅，毫无顾忌地挑逗男人，说些好听的话，之后就发生关系，最后结束这场游戏。
当然，女性们的改变也与五四以来一直倡导的妇女解放和性解放不无关系。新文化运动发生虽然是在北京，但就其影响的范围来看，上海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战场。性解放在上海率先完成，但在“解放”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对它的概念有了实践性的偏移。“性解放”則意味着男女在性道德规范方面的差距相对缩小，女性的性主动性、性自觉性和性选择性增强。五四倡导的是让女性从男权的窠臼中脱离出来，而摩登女郎们虽然从那之中走了出来，并成为独立的自我，但她们也成为了纵欲滥情、逢场作戏的实践者。
由《性史》一书而引起轩然大波的哲学博士张竞生。他于1921年在《情人制》一文中就提出：“男女的交合本为乐趣，而爱情的范围不仅限于家庭之内，故就时势的推移与人性的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定逐渐消灭，而代为‘情人制’。”这些言论虽是抨击无爱的封建式的婚姻，但却走上了矫枉过正的道路。
上海的大都市化容纳百川的特性无疑是实践这种“情人制”爱情最好的温床。上海的摩登男女们在爱情观上摒弃了忠贞，不具有排他性。这中爱情观并非摩登者的专利，一些当时文化界的名人也为不排他的性道德摇旗助威，如周建人、章锡琛、丁玲等人都曾公开的赞同非婚姻下的性关系。上海注定是传奇的，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总是被后人不厌其烦的诉说，王映霞和郁达夫、陆小曼和徐志摩、茅盾和秦德君、卢隐和李唯建，这一段段传奇的恋情只能在上海孕存，只有上海的“人言”比起其他地方，不那么可畏。
从穆时英的女性形象书写到速食主义的恋爱观，这一切全部都是有上海殖民化的都市文化所衍生的。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别样的上海。这不同于同样以上海为大背景的新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的上海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求新、求变的感觉。虽然新感觉派的命途短暂，但他们在文学史上留下的却是一道奇异的都市风景线。
注释：
①本文小说均引用自《穆时英小说全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10月版。
②《立书画刊》，《天使改行》，王正于作，1941年第142期。
③《十日谈》，《爱的结合》，张义璋作，1934年第36期。
参考文献：
[1]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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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6]王德威.如此繁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