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美国一再出尔反尔，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摩擦的做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层次原因。表面上看，中美贸易摩擦的症结在于双边贸易严重失衡，实际上“贸易失衡”是特朗普政府放出的一个烟雾弹，其真实目的是封锁和遏制中国的崛起，以维护自身在高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的霸权地位。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关键词】贸易摩擦 美国封锁 遏制崛起 维护霸权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就在中美经贸磋商进入“冲刺阶段”，人们热切期盼双方尽快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贸协定之时，美国突然单方面上调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关税，并连出重拳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使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无疑，美方在谈判中的反复无常，漫天要价、威胁讹诈是导致谈判终结的主要原因。“贸易战”没有赢家，这个道理美国心知肚明。那么，美国为何一再出尔反尔，执意升级中美贸易摩擦？为何极力围堵打压中国？这就需要了解美国对华封锁的真实意图。
特朗普总统一上台就放了一个大烟雾弹，即把中美贸易摩擦的症结归罪于贸易不平衡。的确，目前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据统计，201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高达3470亿美元。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虽收获了“百日计划”和2535亿美元的大单，但对华贸易逆差却不降反升，2017年的对华贸易逆差额超过3750亿美元，占其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近一半。于是“贸易失衡”不断被美方当作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采取霸凌主义做法的替罪羊。事实上，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仔细算一笔账的话，在中美看似失衡的贸易中，中国仅获得了顺差之名，美国却收获了利益之实。
从贸易增加值来看，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增加值已经占到了全球贸易的60%以上。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被重复计算的增加值自然就较多。德国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中，来源于全球供应链上其他国家进口的中间品约占37%。若剔除这部分增加值，美国的对华贸易赤字会减少1000亿美元以上。
从产业链分工来看，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61%来自于加工贸易。这意味着在中美产业分工体系中，中国主要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仅从组装等附加值很低的环节获得微薄利润，而美国却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从设计、核心零部件供应到营销等附加值高的环节获益巨大。同时，美国从中国进口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不仅使美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成为最大获益者，也降低了生产成本，维持了低通胀率。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汗水，为美国人民的高人均GDP和高质量且低成本的生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跨国公司来看，2017年在华外资企业对美进出口额占到中国对美进出口总额的55%左右，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59%以上来自在华外资企业。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关联贸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还将大幅下降。如果再加上在华跨国公司所获丰厚利润的话，中美贸易失衡的格局可能发生逆转，因为美国商务部统计表明，2015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华业务总收入超过3500亿美元，而中国在美跨国企业的营业收入仅为200多亿美元，差距之大令人瞠目。
从服务贸易来看，美国始终处于顺差地位。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后，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制造业或向海外转移，或在本土向服务业转移，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超过70%。在中美服务贸易中，美国一直处于顺差状态，2017年的对华服务贸易顺差额达到540亿美元。如果把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额累加计算的话，中美贸易差额又将减少一大截。
可见，中美之间的贸易账是经不起细算的，商人出身且如此精明的美国总统岂有算不清之理。所以，我们只能说贸易失衡并非特朗普政府的所诉目标，即便双方贸易差额归零也满足不了其所愿。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放烟雾弹：中美贸易摩擦绝非“贸易失衡”这么简单，其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已深陷“修昔底德陷阱”思维范式中，以经贸摩擦之名行打压中国之实，目的是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后起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要回应这种威胁。有研究发现，当一国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且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时，美国必定会将其视为对手，千方百计遏制其成长。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外汇储备国。同时，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水平也快速提升。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深深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范式之中，其对华政策也随之进入“质变期”，由原本的“接触”政策调整为“规锁”政策，即把中国从可与美国共同分担国际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看成是需要被规范行为、锁定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的“竞争对手”，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挑战和威胁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内。为此，美国不惜一切代价，运用综合手段，试图塑造中国的发展路径、锁定中国的发展空间。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加快了转型升级的步伐。中國努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以年均增长13.4%的速度迅速跃升为世界上的第二大专利申请国。在信息通信、数字化技术等领域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使中国的创新能力出现了跳跃式发展。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这使美国真正感到了竞争和威胁，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极大担忧。对中国进行“301条款”调查就反映出美国对中国核心技术的担忧。
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对相关产品加征关税来打压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进而遏制中国的发展。从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对华加征关税的清单看，瞄准的大多是高新技术领域，包括高性能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新材料、农机装备、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空技术和高铁装备等。针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未来发展进行精准打击，反映出美国对中国赶超的焦虑和不安。 从之前对中兴，目前对华为的围追堵截中，也可以看出美国打压中国科技进步的罪恶意图。华为不仅是一家5G网络和智能手机的供应商，同时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和云服务等方面均具备相当实力，形成了端、管、云的综合数字能力。其业务已经涵盖智慧城市、智能家居、智能制造、智能汽车等众多领域。据统计，2018年华为海思在全球芯片设计企业中排名第5位。华为的快速崛起，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觉，因此把打压矛头直指华为，大有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之势。美国还试图让其他国家共同限制与华为的技术合作，甚至通过收紧签证等方式，对来自中国的学生和研究者赴美学习和研究加以限制。
可见，美国发起的经贸摩擦，实际上是其针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阻击，根本目的在于阻止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维持自身在全球高技术产业的霸主地位。
长期以来，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成全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美元霸权源于二战后，美国取代了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获得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霸主地位，美元也获得了基于黄金储备的稳固的世界货币地位，成为美国从全球获得稳定物资供应的根本保障，成为美国操纵全球贸易和金融的最具性价比的手段。这是因为美国既不需要承担维持汇率稳定的责任，又能够使美元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汇率，从而为美国资本和商品的向外输出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为了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可谓是煞费苦心。然而，中国的崛起使美国长期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的“野心”遭遇挑战。近年来，中国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人民币的影响力，初步建立起了人民币的“币缘体系”。同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强调实现的“五通”，其中包括了资金融通。中国的行为和做法被美国当成是对其美元霸权地位的直接挑战，美国再也无法“淡定”了，决意通过开启对华经贸摩擦遏制中国经济增长势头。
为此，美国采取了加息缩表的方式，意在吸引在华外资企业资本回流，引发人民币的汇率风险。若中国守不住相对固定的人民币汇率，则极易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其意图非常险恶。
中美贸易原来是一种互补型贸易，中国位居价值链的中低端，美国占据价值链的高端。但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型升级，中国产业越来越向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迈进。据统计，当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机械设备仪器以及杂项制品、纺织品、金属制品等，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则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仪器、运输设备、化工产品、塑料及橡胶制品等。中美贸易结构正在从互补向竞争转变。
中国崛起的全球化红利，使美国萌发了要刨全球化红利“根”的念头，试图解構之并重组之。为了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阻断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脚步，美国不惜采取破坏全球供应链的方式。美国总统前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曾公开表示，应该把中国踢出全球供应链。尽管可能对其自身造成很大损失，但美国也要不惜付出巨大代价这样做。
为此，美国采取的主要做法有三。一是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美国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和中国不遵守WTO承诺为由，于2018年6月15日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2019年5月10日对 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加征关税的做法使在华本土和跨国企业失去盈利空间甚至生存空间，而被迫转移至第三国投资设厂或者将企业迁至美国，实现其“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二是通过降低美国本地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吸引跨国企业回流。经过税改后，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率由15%—35%累进税率降至21%的单一税率，综合税负水平由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排名的第67位，下降至第149位，在38个发达国家的排名由第16位下降至第30位。三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高技术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限制上下游企业与中国企业合作，从而扼住中国企业的咽喉，遏制中国产业向中高端前进。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特别是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均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很多关键性的核心技术均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手中。一旦美国通过禁运或制裁的手段使中国企业参与的价值链遭到破坏，中国的很多产业可能陷于瘫痪状态，甚至被踢出价值链，美国遏制中国赶超的目的就得以实现了。
上述美国无视国际规则、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的霸凌主义行为，反映了美国对中国进军高科技领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对其在高科技领域和金融领域的霸权垄断地位的日益担忧。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实力的迅速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加速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和一系列国际风险挑战，中国有信心、有能力积极应对，取得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因此，中美经贸摩擦表面上看是为纠正贸易失衡而展开的，实质却是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霸凌主义行径。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清醒的认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
②倪月菊：《促进中美贸易平衡需双方共同努力》，《经济日报》，2017年5月29日。
③周宏春：《美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思维范式》，《中国商界》，2018年第10期。
【关键词】贸易摩擦 美国封锁 遏制崛起 维护霸权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就在中美经贸磋商进入“冲刺阶段”，人们热切期盼双方尽快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贸协定之时，美国突然单方面上调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关税，并连出重拳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使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无疑，美方在谈判中的反复无常，漫天要价、威胁讹诈是导致谈判终结的主要原因。“贸易战”没有赢家，这个道理美国心知肚明。那么，美国为何一再出尔反尔，执意升级中美贸易摩擦？为何极力围堵打压中国？这就需要了解美国对华封锁的真实意图。
“贸易失衡”是一个烟雾弹，美国意图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
特朗普总统一上台就放了一个大烟雾弹，即把中美贸易摩擦的症结归罪于贸易不平衡。的确，目前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据统计，201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高达3470亿美元。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虽收获了“百日计划”和2535亿美元的大单，但对华贸易逆差却不降反升，2017年的对华贸易逆差额超过3750亿美元，占其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近一半。于是“贸易失衡”不断被美方当作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采取霸凌主义做法的替罪羊。事实上，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仔细算一笔账的话，在中美看似失衡的贸易中，中国仅获得了顺差之名，美国却收获了利益之实。
从贸易增加值来看，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增加值已经占到了全球贸易的60%以上。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被重复计算的增加值自然就较多。德国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中，来源于全球供应链上其他国家进口的中间品约占37%。若剔除这部分增加值，美国的对华贸易赤字会减少1000亿美元以上。
从产业链分工来看，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61%来自于加工贸易。这意味着在中美产业分工体系中，中国主要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仅从组装等附加值很低的环节获得微薄利润，而美国却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从设计、核心零部件供应到营销等附加值高的环节获益巨大。同时，美国从中国进口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不仅使美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成为最大获益者，也降低了生产成本，维持了低通胀率。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汗水，为美国人民的高人均GDP和高质量且低成本的生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跨国公司来看，2017年在华外资企业对美进出口额占到中国对美进出口总额的55%左右，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59%以上来自在华外资企业。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关联贸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还将大幅下降。如果再加上在华跨国公司所获丰厚利润的话，中美贸易失衡的格局可能发生逆转，因为美国商务部统计表明，2015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华业务总收入超过3500亿美元，而中国在美跨国企业的营业收入仅为200多亿美元，差距之大令人瞠目。
从服务贸易来看，美国始终处于顺差地位。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后，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制造业或向海外转移，或在本土向服务业转移，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超过70%。在中美服务贸易中，美国一直处于顺差状态，2017年的对华服务贸易顺差额达到540亿美元。如果把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额累加计算的话，中美贸易差额又将减少一大截。
可见，中美之间的贸易账是经不起细算的，商人出身且如此精明的美国总统岂有算不清之理。所以，我们只能说贸易失衡并非特朗普政府的所诉目标，即便双方贸易差额归零也满足不了其所愿。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放烟雾弹：中美贸易摩擦绝非“贸易失衡”这么简单，其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已深陷“修昔底德陷阱”思维范式中，以经贸摩擦之名行打压中国之实，目的是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后起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要回应这种威胁。有研究发现，当一国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且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时，美国必定会将其视为对手，千方百计遏制其成长。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外汇储备国。同时，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水平也快速提升。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深深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范式之中，其对华政策也随之进入“质变期”，由原本的“接触”政策调整为“规锁”政策，即把中国从可与美国共同分担国际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看成是需要被规范行为、锁定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的“竞争对手”，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挑战和威胁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内。为此，美国不惜一切代价，运用综合手段，试图塑造中国的发展路径、锁定中国的发展空间。
意图之一：打压中国高科技行业的发展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加快了转型升级的步伐。中國努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以年均增长13.4%的速度迅速跃升为世界上的第二大专利申请国。在信息通信、数字化技术等领域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使中国的创新能力出现了跳跃式发展。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这使美国真正感到了竞争和威胁，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极大担忧。对中国进行“301条款”调查就反映出美国对中国核心技术的担忧。
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对相关产品加征关税来打压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进而遏制中国的发展。从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对华加征关税的清单看，瞄准的大多是高新技术领域，包括高性能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新材料、农机装备、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空技术和高铁装备等。针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未来发展进行精准打击，反映出美国对中国赶超的焦虑和不安。 从之前对中兴，目前对华为的围追堵截中，也可以看出美国打压中国科技进步的罪恶意图。华为不仅是一家5G网络和智能手机的供应商，同时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和云服务等方面均具备相当实力，形成了端、管、云的综合数字能力。其业务已经涵盖智慧城市、智能家居、智能制造、智能汽车等众多领域。据统计，2018年华为海思在全球芯片设计企业中排名第5位。华为的快速崛起，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觉，因此把打压矛头直指华为，大有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之势。美国还试图让其他国家共同限制与华为的技术合作，甚至通过收紧签证等方式，对来自中国的学生和研究者赴美学习和研究加以限制。
可见，美国发起的经贸摩擦，实际上是其针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阻击，根本目的在于阻止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维持自身在全球高技术产业的霸主地位。
意图之二：维护美元霸权地位
长期以来，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成全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美元霸权源于二战后，美国取代了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获得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霸主地位，美元也获得了基于黄金储备的稳固的世界货币地位，成为美国从全球获得稳定物资供应的根本保障，成为美国操纵全球贸易和金融的最具性价比的手段。这是因为美国既不需要承担维持汇率稳定的责任，又能够使美元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汇率，从而为美国资本和商品的向外输出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为了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可谓是煞费苦心。然而，中国的崛起使美国长期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的“野心”遭遇挑战。近年来，中国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人民币的影响力，初步建立起了人民币的“币缘体系”。同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强调实现的“五通”，其中包括了资金融通。中国的行为和做法被美国当成是对其美元霸权地位的直接挑战，美国再也无法“淡定”了，决意通过开启对华经贸摩擦遏制中国经济增长势头。
为此，美国采取了加息缩表的方式，意在吸引在华外资企业资本回流，引发人民币的汇率风险。若中国守不住相对固定的人民币汇率，则极易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其意图非常险恶。
意图之三：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
中美贸易原来是一种互补型贸易，中国位居价值链的中低端，美国占据价值链的高端。但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型升级，中国产业越来越向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迈进。据统计，当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机械设备仪器以及杂项制品、纺织品、金属制品等，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则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仪器、运输设备、化工产品、塑料及橡胶制品等。中美贸易结构正在从互补向竞争转变。
中国崛起的全球化红利，使美国萌发了要刨全球化红利“根”的念头，试图解構之并重组之。为了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阻断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脚步，美国不惜采取破坏全球供应链的方式。美国总统前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曾公开表示，应该把中国踢出全球供应链。尽管可能对其自身造成很大损失，但美国也要不惜付出巨大代价这样做。
为此，美国采取的主要做法有三。一是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美国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和中国不遵守WTO承诺为由，于2018年6月15日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2019年5月10日对 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加征关税的做法使在华本土和跨国企业失去盈利空间甚至生存空间，而被迫转移至第三国投资设厂或者将企业迁至美国，实现其“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二是通过降低美国本地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吸引跨国企业回流。经过税改后，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率由15%—35%累进税率降至21%的单一税率，综合税负水平由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排名的第67位，下降至第149位，在38个发达国家的排名由第16位下降至第30位。三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高技术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限制上下游企业与中国企业合作，从而扼住中国企业的咽喉，遏制中国产业向中高端前进。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特别是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均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很多关键性的核心技术均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手中。一旦美国通过禁运或制裁的手段使中国企业参与的价值链遭到破坏，中国的很多产业可能陷于瘫痪状态，甚至被踢出价值链，美国遏制中国赶超的目的就得以实现了。
上述美国无视国际规则、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的霸凌主义行为，反映了美国对中国进军高科技领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对其在高科技领域和金融领域的霸权垄断地位的日益担忧。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实力的迅速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加速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和一系列国际风险挑战，中国有信心、有能力积极应对，取得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因此，中美经贸摩擦表面上看是为纠正贸易失衡而展开的，实质却是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霸凌主义行径。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清醒的认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
②倪月菊：《促进中美贸易平衡需双方共同努力》，《经济日报》，2017年5月29日。
③周宏春：《美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思维范式》，《中国商界》，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