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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迄今整整30年了。1977年冬天，来自各个行业的570万“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奔向沉寂了11年的高考考场时，有谁能想到这一重大事件将改写共和国的历史，改变一代人的命运。我作为其中的一员，每每想起这一时刻，就心潮汹涌，激动万分。是邓小平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圆了我的人生之梦。
高考圆我大学梦
上大学本应是我学业的自然延续，但“文革”浩劫却使它成为我梦寐以求的奢望。
1966年小学毕业的我在经历了4年停课闹革命后，1973年完成了初高中学业，当时正赶上教育回潮，大家兴高釆烈地奔走相告：我们能考大学了!结果这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我只能毫不犹豫地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虽然我在知青点上表现优秀，但连续两次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都因插队时间不满两年而失去机会，公社书记曾给我许诺，要我继续在农村劳动一年，明年一定推荐我上大学。
但是阴差阳错，我稀里糊涂地在回城风中到山西人民广播电台食堂当了一名炊事员。偌大的省级机关人才济济，我一个小小的炊事员无论怎样表现出色都不会被人注意。我曾被后勤上的工人们选为团支部书记、先进工作者，但都因食堂在机关的地位而被否定了，希望通过推荐上大学的梦想也就破灭了，那是我人生最困惑、最痛苦的两年半时间。
1977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进我们闭塞的厨房时，离考试只有两个月了。同学们早已八仙过海，四处求师，借书复习了，而在食堂工作的我不但不能请假，连晚上开会也必须参加。
我本来喜欢文科，中学时就读过《共产党宣言》、《实践论》、《矛盾论》，插队期间我又看完了废纸堆里找到的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知青丛书《政治经济学读本》。但高考文科的历史地理我从来没学过，也来不及找史地教材，只能报考理科了。
离校已近5年，中学速成的数理化早已忘得差不多，两个月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于复习数理化，经常晚上8点下班后听说哪个学校有辅导班，就飞快地冲进教室，没头没尾地听上一半节课，回来整理笔记到凌晨三四点，五点半就又去食堂上早班了。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虽苦虽累，但心中还是充满希望。
1977年12月5日，我坐在太原四中考场上，看到“为四化做贡献”的作文题目，竟然激动得双手颤抖，我思如泉涌，一气呵成。考政治时，监考老师久久站在背后看我答题，考完后他才说我的答卷几乎无懈可击。果然我成绩不错，政治98分，语文85分，总分288.5分，超出当年录取线48.5分，但由于我报的是理科，数学不及格未被录取。
接到录取通知的同学一个个报到入学了，在我彻底失望的无奈之际，突然意外地得到消息，说“文革”前在省委党校招收的山西大学政治系要恢复招生了，我不顾一切地找到省委党校有关领导，说明了我的情况和意愿。那个平易近人的校长当即留下我的考号、姓名，说党校正想要我这样文科成绩好的考生。
不出一周时间，我顺利地被山西大学省委党校大学班录取，我真是喜出望外，兴奋万分，我真的能上大学了。
1978年6月5日，我终于踏进了省委党校那鲜花盛开、绿树成荫的美丽校园，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4年大学生活。
高考圆我入党梦
我从18岁在高中期间就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尽管我在中学期间一直担任红卫兵和团干部，学习成绩优秀，在各项活动中都表现积极，但由于学生党员名额有限，到毕业也没发展一个学生党员。
插队以后我立刻给所在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争取入党。插队3个月，我就成了大队干部，我一人身兼统计、记工员、广播员数职，还负责分粮分菜分饲料，但仍然坚持田间参加劳动，割麦、插秧、挖河、打场、薅谷、喷药，什么农活都干过，并且只领取一份补助工分，每到春节，全村每户人家大大小小的春联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写。我曾被评为所在县区的模范知青，工作得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但入党的事却因为名额冻结迟迟没有解决，带着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的歉疚和遗憾，我回城了。
在电台食堂工作期间，我是后勤部门文化水平最高的工人，我把年轻人聚集的食堂学习氛围搞得生动活泼，饭菜花色多种多样，餐厅环境干净整洁，但入党的愿望不被所在部门的领导理解和接受，他们甚至觉得可笑，一个食堂的小丫头入什么党，做你的饭伺候好人就行了。
进入大学后，全班80多位同学，个个基础扎实、多才多艺、勤奋努力、积极向上，且入学前多是干部、教师、记者，最差也是企业里的工人阶级，还有许多老三届的高中生。我感到自己是社会地位最低、基础最差的了，更不敢奢望在这人才济济的群体中能早日入党。
但没想到在这令人奋进的环境和温暖的集体中，在自己的努力和老师同学的信任中，我居然于1979年5月第一批加入了党组织，在庄严神圣的支部大会上，我立下誓言，永远不会辜负培育我的党组织和亲爱的党校。
高考圆我工作梦
4年大学生活结束了，面临毕业分配的选择。理论教学、理论宣传、理论研究，这就是我们的去向。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校从事理论教学工作，毕业分配对我来说一帆风顺，我如愿以偿地在省委党校当了一名理论教师。
我感到非常的满足和幸福。如果没有高考，我能从事这样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吗?
高考圆我爱情梦
哪一个青年男女不渴望甜蜜的爱情，可是当我进入婚恋的年龄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从农村回城时我就已二十多岁了，正当婚恋年龄，可是我自幼好强，怎么也不甘心就此进入围城，我想上大学、想入党、想调个好工作，总之我需先立业，再成家。在食堂期间，后勤上同龄的工人们有许多对我表示友好，我对这视而不见；好心的师傅们在外面给我介绍对象，我婉言谢绝；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不愿见人，几乎和中学的同学断绝来往。
进入大学后，同学们如饥似渴地在知识的海洋中荡漾，谁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个人问题。转眼到了3年级第二学期，我已是28岁的大龄青年了，班主任老师特别关心我们几个大龄女青年的个人问题，托老三届的师兄们帮我们物色对象，结果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经历了甜蜜的爱情，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高考是我人生的转折，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赶上改革开放的时代快车，我成为我们这代人中的幸运者。
责编 卫清萍
高考圆我大学梦
上大学本应是我学业的自然延续，但“文革”浩劫却使它成为我梦寐以求的奢望。
1966年小学毕业的我在经历了4年停课闹革命后，1973年完成了初高中学业，当时正赶上教育回潮，大家兴高釆烈地奔走相告：我们能考大学了!结果这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我只能毫不犹豫地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虽然我在知青点上表现优秀，但连续两次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都因插队时间不满两年而失去机会，公社书记曾给我许诺，要我继续在农村劳动一年，明年一定推荐我上大学。
但是阴差阳错，我稀里糊涂地在回城风中到山西人民广播电台食堂当了一名炊事员。偌大的省级机关人才济济，我一个小小的炊事员无论怎样表现出色都不会被人注意。我曾被后勤上的工人们选为团支部书记、先进工作者，但都因食堂在机关的地位而被否定了，希望通过推荐上大学的梦想也就破灭了，那是我人生最困惑、最痛苦的两年半时间。
1977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进我们闭塞的厨房时，离考试只有两个月了。同学们早已八仙过海，四处求师，借书复习了，而在食堂工作的我不但不能请假，连晚上开会也必须参加。
我本来喜欢文科，中学时就读过《共产党宣言》、《实践论》、《矛盾论》，插队期间我又看完了废纸堆里找到的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知青丛书《政治经济学读本》。但高考文科的历史地理我从来没学过，也来不及找史地教材，只能报考理科了。
离校已近5年，中学速成的数理化早已忘得差不多，两个月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于复习数理化，经常晚上8点下班后听说哪个学校有辅导班，就飞快地冲进教室，没头没尾地听上一半节课，回来整理笔记到凌晨三四点，五点半就又去食堂上早班了。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虽苦虽累，但心中还是充满希望。
1977年12月5日，我坐在太原四中考场上，看到“为四化做贡献”的作文题目，竟然激动得双手颤抖，我思如泉涌，一气呵成。考政治时，监考老师久久站在背后看我答题，考完后他才说我的答卷几乎无懈可击。果然我成绩不错，政治98分，语文85分，总分288.5分，超出当年录取线48.5分，但由于我报的是理科，数学不及格未被录取。
接到录取通知的同学一个个报到入学了，在我彻底失望的无奈之际，突然意外地得到消息，说“文革”前在省委党校招收的山西大学政治系要恢复招生了，我不顾一切地找到省委党校有关领导，说明了我的情况和意愿。那个平易近人的校长当即留下我的考号、姓名，说党校正想要我这样文科成绩好的考生。
不出一周时间，我顺利地被山西大学省委党校大学班录取，我真是喜出望外，兴奋万分，我真的能上大学了。
1978年6月5日，我终于踏进了省委党校那鲜花盛开、绿树成荫的美丽校园，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4年大学生活。
高考圆我入党梦
我从18岁在高中期间就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尽管我在中学期间一直担任红卫兵和团干部，学习成绩优秀，在各项活动中都表现积极，但由于学生党员名额有限，到毕业也没发展一个学生党员。
插队以后我立刻给所在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争取入党。插队3个月，我就成了大队干部，我一人身兼统计、记工员、广播员数职，还负责分粮分菜分饲料，但仍然坚持田间参加劳动，割麦、插秧、挖河、打场、薅谷、喷药，什么农活都干过，并且只领取一份补助工分，每到春节，全村每户人家大大小小的春联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写。我曾被评为所在县区的模范知青，工作得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但入党的事却因为名额冻结迟迟没有解决，带着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的歉疚和遗憾，我回城了。
在电台食堂工作期间，我是后勤部门文化水平最高的工人，我把年轻人聚集的食堂学习氛围搞得生动活泼，饭菜花色多种多样，餐厅环境干净整洁，但入党的愿望不被所在部门的领导理解和接受，他们甚至觉得可笑，一个食堂的小丫头入什么党，做你的饭伺候好人就行了。
进入大学后，全班80多位同学，个个基础扎实、多才多艺、勤奋努力、积极向上，且入学前多是干部、教师、记者，最差也是企业里的工人阶级，还有许多老三届的高中生。我感到自己是社会地位最低、基础最差的了，更不敢奢望在这人才济济的群体中能早日入党。
但没想到在这令人奋进的环境和温暖的集体中，在自己的努力和老师同学的信任中，我居然于1979年5月第一批加入了党组织，在庄严神圣的支部大会上，我立下誓言，永远不会辜负培育我的党组织和亲爱的党校。
高考圆我工作梦
4年大学生活结束了，面临毕业分配的选择。理论教学、理论宣传、理论研究，这就是我们的去向。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校从事理论教学工作，毕业分配对我来说一帆风顺，我如愿以偿地在省委党校当了一名理论教师。
我感到非常的满足和幸福。如果没有高考，我能从事这样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吗?
高考圆我爱情梦
哪一个青年男女不渴望甜蜜的爱情，可是当我进入婚恋的年龄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从农村回城时我就已二十多岁了，正当婚恋年龄，可是我自幼好强，怎么也不甘心就此进入围城，我想上大学、想入党、想调个好工作，总之我需先立业，再成家。在食堂期间，后勤上同龄的工人们有许多对我表示友好，我对这视而不见；好心的师傅们在外面给我介绍对象，我婉言谢绝；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不愿见人，几乎和中学的同学断绝来往。
进入大学后，同学们如饥似渴地在知识的海洋中荡漾，谁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个人问题。转眼到了3年级第二学期，我已是28岁的大龄青年了，班主任老师特别关心我们几个大龄女青年的个人问题，托老三届的师兄们帮我们物色对象，结果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经历了甜蜜的爱情，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高考是我人生的转折，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赶上改革开放的时代快车，我成为我们这代人中的幸运者。
责编 卫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