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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官僚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热词，始终牵动着国家民主的事业神经。中国的官僚主义得不到根治，经济体制改革难以顺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更得不到保证，中国的国家、民族就难有光明的未来。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中提出，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因此，消除官僚主义建立更加完善的科层制在当先显的尤为迫切。本文对官僚制度的发展和异化进行研究，即在路径依赖理论指导下，分析古代中国官僚制度变迁中的特点和剖析官僚主义中的异化现象。
关键词：路径依赖；官僚主义；异化
1. 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首先起源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生物学，而后在经济学中得到成熟的发展。在其他领域具有普遍的应用。在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是指现在的制度结果是对以前结果的进化路径的依赖，换而言之，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历史选择的结果。[1]而中国的官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来说是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费正清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是发展得最巧妙最彻底的统治手段。中国官僚政治一向有其特殊性质，纵向来看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制度主要体现在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
1.1制度的延续性。
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和理想的科层制标准存在较大差异。首先是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缺少必要的管理职能分工，很大比例的官员是集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多项权力于一身的。第二，中国古代官员在行政管理能力和理性地制度指导上是营养不良的。第三，除了极少数官员，巨大比例的官僚体制成员都不是因为具备各专业技术资格而被选中的，当然这也是和社会制度的文明程度密切相关的。四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使得组织内部严格的规定、纪律、并未毫无例外地普遍适用。最后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行政生态系统并不具备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列举的条件，体现在制度环境的病态和刚性的制度性构架的缺失。因此，在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中氤氲了与韦伯理性官僚制相矛盾的坚固制度因素，是中国传统官僚制难以转型、成长为现代的理性官僚制的根本原因。
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要摒弃官僚制的，但由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某种程度上这为世袭官僚制度的延续提供了生存空间。[2]在这种空间下生长的制度还强化了传统官僚体制的一些特征。而在市场经济下，整个社会基础性制度的安排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改变，相对改变了“官僚制度同构”原有现象的稳固构成和射态。但总体而言，深层制度结构中的依赖性特征仍占有较大优势，传统官僚体制的影响犹在。目前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实质上就是世袭官僚制度在现代社会的变种。
1.2制度的包容性。
古代中国官僚政治的活动中历来有各种文化现象的密切配合。这些文化现象同时包含了本土的和外来的。囊括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本土的儒道作为两种春秋时代诸子百家的代表理论，尤其是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了整个古代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长期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活动互动并发展。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以孔为尊，并贯穿古代的行政系统，维系整个社会的和谐。外来的宗教以佛教为典型。东汉明帝时期佛教传入汉地，从此在中国本土扎根发芽，也密切的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配合起来。而宗教本身是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在宗教信仰迥异的族际之间，宗教的相互排斥和相互疏远的功能应该更加明显。但是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从元朝开始，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元朝甚至颁行了《敕修百丈清规》，让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与各种文化现象配合的特点更加凸显出来。
1.3制度的贯彻性。
官僚政治的支配力深入中国人的思想深处。中国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虽然是在专制—官僚的政体实现以后更加强化了，但在这以前，却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传统。[3]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与父权是相互为用的。而在欧洲，特别是在早先的罗马社会，个人在家族中的地位是早经相当确定了的。欧美历史学者认定东方的专制统治不适于西方人的气质，也许这是一部分理由，这就至少要使官僚政治在这一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受到限制。
其次，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密切关联着的。纵观人类发展史上，尤其以欧洲最深，一旦人民有了法的认识和素养及形成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的习惯，那就必然成为专制官僚整体的阻碍。在古代中国就有陈胜吴广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已经近代的遭到清朝政府镇压的“维新变法”。都能说明法律和政治是有着密不可分，互相牵制的关系的。
再次，我们得讲到比较狭义上的诸文化事象。如学术、思想、教育等等方面。欧洲在专制官僚政治的历史阶段中曾经发生过启蒙运动和加尔文主义运动。启蒙运动中新思维涌现，理性主义开始指导人民使得这个阶段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成长飞速。启蒙运动为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而加尔文主义的兴起使得拥有基督教信仰的人民更加重视经济、民主制度以及公众教育领域，这也促使了一些民主选举国家的建立。这两种运动是站在封建主义的对立面上的，虽然在某些方面是有维护专制官僚统治方面的理念，但它们在总体上，却是主张自由，强调人权，反对专制主义，反对官僚政治的。换言之，即欧洲专制时代的学术、思想与教育并不像它们以前在所谓政教统治时代那样与政治结合在一起。[4]
2.官僚制度的异化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官是指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概念，是指在剥削姐姐专政的国家中担任一定职务或者向右一定特权的社会集团，是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通知和压迫人民的工具。而官之于当代社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政务和事务的管理者，也就是在国家各级机构中担任职务的人。在这部分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官僚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异化现象。
官僚政治最本质的问题是政府权力全把握在官僚手中。从广义上来讲，这个问题是形成官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和社会是同时产生的，人的基本特征是其社会性。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按照血缘关系组成的各个部落形成相互独立的社会单位，为了对抗自然保护部落利益而形成的公共权力组织具有官僚制最初的特征：利益全局性。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私有制和阶级逐步产生。在阶级社会阶段，国家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化开始出现。这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从人与自然的矛盾转化到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官僚制度作为统治国家的手段之一开始显示出其强大的政治力量。可以说如果官僚主义是个公司，那么权力无疑是拥有绝对控股权力的元素。因此，我们分析官僚主义的形成原因需要从权力入手。 2.1公权力的异化
能够交换的权力是真实的权力，各类权力交换的结果是不同的，私权力交换行为的完成是特定权力关系的解体，即公权力交换的结果则与此不同。[5]公权力不是物，他所表征的是群体、国家或社会的一直。一直本身是不可用于交换，或作为物物交换的媒介的。但是在市场上，公权力被作为一种稀有之物（获取稀有物质的力量）而在商品交换者手中传递，公权力转化成一种商品。
公权力向商品的转化是公权力异化的开始。在公权力的交换过程中，其内部结构的异化主要发生在5个层面上：
（1）权力与职务相分离。职务因权力而设定，权力伴随职务而存在。国家权力的分化产生具体的权力及相应职务。权力和职务发生分离时，它不再是受职务限制的权力，而成为无须公职职务便可独立存在的商品，一种私权力。
（2）权力与主客体的分离。公权力的形式主体是特定的，在公权力游离于公共职务时，公权力与形式主体所代表的那个实质主体发生了分离。它不再是群体、社会、或国家意志的表达，而成为形式主体自己的权力，一种个体的私权力。权力主体发生变更：实质主体消失了，形式主体剥夺了自己原先所代表的实质主体的意志，以个人意志将权力变为自己的消费物或交换物，随着权力与原先的实质主体相脱离，及继而因它被作为交换物出售或转让所发生的与形式主体的脱离，权力摆脱了原先主体的控制，而成为一种独立的、可以自由买卖或转让或赠与的物，一种索取他物的手段。此外，每一种公权力的客体都是特定的。当公权力转到新的主体手中时，由于它被视为一种能增值的商品，因此它便不在仅仅只想某一特定的对象、或不在局限于特定对象的范围内，而扩张为一种能够支配诸多客体的力量。
（3）权力与职能相分离。公权力与公职职务的对等性一经劈坏，受限制的权力变突破原先的界限而成为难以控制的权力。原先的权力的职能是满足形式主体所代表的社会、国家或特定群体需要的一种力量，而现在他们则成为形式主体满足个人私欲的一种手段，对于实质主体（社会、国家或群体）而言，其职能已发生蜕变。
（4）权力体系的分裂。随着公权力与主体、客体、职务、职能的分离，特定的公权力体系本身也分裂为两个部分：抽象的公权力形式地存在着，具体的公权力实质性的被转移，并借助于国家力量的支持而给私人带来利益。
2.2党政关系的异化
我国共产党与政府的关系，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创建于新中国诞生之初，形成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一个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根本原则、以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之间高度整合为主要特征、权力高度集中的党与政府关系模式， 存在着诸多弊端。每当权力高度集中的时候，就会产生任命制度。从而产生在体制中，公职人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负责。官员的权力由谁授予，他就对谁负责。从而出现“吃谁的饭，就听谁的话；拿谁的钱，就替谁办事。”的现象。民主制要求国家主要公职人员由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任命制则要求由上级任命产生。官员的权力由谁授予，他就对谁负责。
从建国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方式，总的来说，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其发展的必然结果会有以下几种：第一，重复决策，效率低下。由于党政职能不同，工作的角度不同，但又承担着同一范围内的领导责任，所以，同级党政领导班子，难免会就同一个问题进行雷同的研究、决策，即“二重决策”这种决策模式有稳妥的一面，但也在在效率上不适应政务工作节奏的一面。第二、政出多门，容易导致内耗。党政双方承担着同一范围内的领导责任。“政”的一方当然要抓政，“党”的一方也要努力使党的工作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政”的具体实际。这样双方的职能就很难分清。第三、管理机构和干部队伍庞大。两套机构必然会产生两套人马。特别是党的机构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行政化，更加剧了编制的工作压力。
党政不分不能提高加强党的领导，相反却是是降低、削弱了党领导的坏棋，党政不分使党政分散了抓好自身建设的精力，只有党政分开才能真正做到“党要管党”，使党委摆脱各种繁杂事务的干扰，集中力量抓好党建；党政不分使党委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甚至成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党政分开，可以使党处在超脱的、驾驭矛盾和总揽全局的地位，从而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党政不分使党委自己成了行政工作的执行者，党政分开才能使党委真正能够履行监督的职能。[6]
3. 结束语
目前我国官僚主义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对官僚主义的形成原因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综合考虑路径依赖和权力异化对官僚主义的影响并从源头上逐渐消除这种现象，用先进的理论指导我们国家的官僚制度并着手建立更加理性的科层制，这样才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汉民. 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应用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0（2）
[2] 谈志林.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组织制度的演进路径[J].学术探索，2004（6）
[3] 徐增阳. “民工潮”的政治社会学分析[J].政治学研究，2004（1）
[4] 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商务印书馆，2010，43-44
[5] 林喆. 权力的交换与交换中的权力——市场经济中权力现象剖析[J]中国法学，1993（5）
[6] 林喆.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75
作者简介：
武进晔（1990-），男，江苏滨海人，硕士生在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关键词：路径依赖；官僚主义；异化
1. 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首先起源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生物学，而后在经济学中得到成熟的发展。在其他领域具有普遍的应用。在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是指现在的制度结果是对以前结果的进化路径的依赖，换而言之，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历史选择的结果。[1]而中国的官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来说是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费正清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是发展得最巧妙最彻底的统治手段。中国官僚政治一向有其特殊性质，纵向来看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制度主要体现在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
1.1制度的延续性。
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和理想的科层制标准存在较大差异。首先是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缺少必要的管理职能分工，很大比例的官员是集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多项权力于一身的。第二，中国古代官员在行政管理能力和理性地制度指导上是营养不良的。第三，除了极少数官员，巨大比例的官僚体制成员都不是因为具备各专业技术资格而被选中的，当然这也是和社会制度的文明程度密切相关的。四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使得组织内部严格的规定、纪律、并未毫无例外地普遍适用。最后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行政生态系统并不具备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列举的条件，体现在制度环境的病态和刚性的制度性构架的缺失。因此，在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中氤氲了与韦伯理性官僚制相矛盾的坚固制度因素，是中国传统官僚制难以转型、成长为现代的理性官僚制的根本原因。
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要摒弃官僚制的，但由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某种程度上这为世袭官僚制度的延续提供了生存空间。[2]在这种空间下生长的制度还强化了传统官僚体制的一些特征。而在市场经济下，整个社会基础性制度的安排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改变，相对改变了“官僚制度同构”原有现象的稳固构成和射态。但总体而言，深层制度结构中的依赖性特征仍占有较大优势，传统官僚体制的影响犹在。目前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实质上就是世袭官僚制度在现代社会的变种。
1.2制度的包容性。
古代中国官僚政治的活动中历来有各种文化现象的密切配合。这些文化现象同时包含了本土的和外来的。囊括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本土的儒道作为两种春秋时代诸子百家的代表理论，尤其是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了整个古代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长期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活动互动并发展。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以孔为尊，并贯穿古代的行政系统，维系整个社会的和谐。外来的宗教以佛教为典型。东汉明帝时期佛教传入汉地，从此在中国本土扎根发芽，也密切的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配合起来。而宗教本身是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在宗教信仰迥异的族际之间，宗教的相互排斥和相互疏远的功能应该更加明显。但是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从元朝开始，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元朝甚至颁行了《敕修百丈清规》，让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与各种文化现象配合的特点更加凸显出来。
1.3制度的贯彻性。
官僚政治的支配力深入中国人的思想深处。中国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虽然是在专制—官僚的政体实现以后更加强化了，但在这以前，却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传统。[3]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与父权是相互为用的。而在欧洲，特别是在早先的罗马社会，个人在家族中的地位是早经相当确定了的。欧美历史学者认定东方的专制统治不适于西方人的气质，也许这是一部分理由，这就至少要使官僚政治在这一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受到限制。
其次，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密切关联着的。纵观人类发展史上，尤其以欧洲最深，一旦人民有了法的认识和素养及形成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的习惯，那就必然成为专制官僚整体的阻碍。在古代中国就有陈胜吴广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已经近代的遭到清朝政府镇压的“维新变法”。都能说明法律和政治是有着密不可分，互相牵制的关系的。
再次，我们得讲到比较狭义上的诸文化事象。如学术、思想、教育等等方面。欧洲在专制官僚政治的历史阶段中曾经发生过启蒙运动和加尔文主义运动。启蒙运动中新思维涌现，理性主义开始指导人民使得这个阶段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成长飞速。启蒙运动为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而加尔文主义的兴起使得拥有基督教信仰的人民更加重视经济、民主制度以及公众教育领域，这也促使了一些民主选举国家的建立。这两种运动是站在封建主义的对立面上的，虽然在某些方面是有维护专制官僚统治方面的理念，但它们在总体上，却是主张自由，强调人权，反对专制主义，反对官僚政治的。换言之，即欧洲专制时代的学术、思想与教育并不像它们以前在所谓政教统治时代那样与政治结合在一起。[4]
2.官僚制度的异化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官是指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概念，是指在剥削姐姐专政的国家中担任一定职务或者向右一定特权的社会集团，是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通知和压迫人民的工具。而官之于当代社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政务和事务的管理者，也就是在国家各级机构中担任职务的人。在这部分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官僚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异化现象。
官僚政治最本质的问题是政府权力全把握在官僚手中。从广义上来讲，这个问题是形成官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和社会是同时产生的，人的基本特征是其社会性。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按照血缘关系组成的各个部落形成相互独立的社会单位，为了对抗自然保护部落利益而形成的公共权力组织具有官僚制最初的特征：利益全局性。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私有制和阶级逐步产生。在阶级社会阶段，国家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化开始出现。这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从人与自然的矛盾转化到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官僚制度作为统治国家的手段之一开始显示出其强大的政治力量。可以说如果官僚主义是个公司，那么权力无疑是拥有绝对控股权力的元素。因此，我们分析官僚主义的形成原因需要从权力入手。 2.1公权力的异化
能够交换的权力是真实的权力，各类权力交换的结果是不同的，私权力交换行为的完成是特定权力关系的解体，即公权力交换的结果则与此不同。[5]公权力不是物，他所表征的是群体、国家或社会的一直。一直本身是不可用于交换，或作为物物交换的媒介的。但是在市场上，公权力被作为一种稀有之物（获取稀有物质的力量）而在商品交换者手中传递，公权力转化成一种商品。
公权力向商品的转化是公权力异化的开始。在公权力的交换过程中，其内部结构的异化主要发生在5个层面上：
（1）权力与职务相分离。职务因权力而设定，权力伴随职务而存在。国家权力的分化产生具体的权力及相应职务。权力和职务发生分离时，它不再是受职务限制的权力，而成为无须公职职务便可独立存在的商品，一种私权力。
（2）权力与主客体的分离。公权力的形式主体是特定的，在公权力游离于公共职务时，公权力与形式主体所代表的那个实质主体发生了分离。它不再是群体、社会、或国家意志的表达，而成为形式主体自己的权力，一种个体的私权力。权力主体发生变更：实质主体消失了，形式主体剥夺了自己原先所代表的实质主体的意志，以个人意志将权力变为自己的消费物或交换物，随着权力与原先的实质主体相脱离，及继而因它被作为交换物出售或转让所发生的与形式主体的脱离，权力摆脱了原先主体的控制，而成为一种独立的、可以自由买卖或转让或赠与的物，一种索取他物的手段。此外，每一种公权力的客体都是特定的。当公权力转到新的主体手中时，由于它被视为一种能增值的商品，因此它便不在仅仅只想某一特定的对象、或不在局限于特定对象的范围内，而扩张为一种能够支配诸多客体的力量。
（3）权力与职能相分离。公权力与公职职务的对等性一经劈坏，受限制的权力变突破原先的界限而成为难以控制的权力。原先的权力的职能是满足形式主体所代表的社会、国家或特定群体需要的一种力量，而现在他们则成为形式主体满足个人私欲的一种手段，对于实质主体（社会、国家或群体）而言，其职能已发生蜕变。
（4）权力体系的分裂。随着公权力与主体、客体、职务、职能的分离，特定的公权力体系本身也分裂为两个部分：抽象的公权力形式地存在着，具体的公权力实质性的被转移，并借助于国家力量的支持而给私人带来利益。
2.2党政关系的异化
我国共产党与政府的关系，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创建于新中国诞生之初，形成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一个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根本原则、以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之间高度整合为主要特征、权力高度集中的党与政府关系模式， 存在着诸多弊端。每当权力高度集中的时候，就会产生任命制度。从而产生在体制中，公职人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负责。官员的权力由谁授予，他就对谁负责。从而出现“吃谁的饭，就听谁的话；拿谁的钱，就替谁办事。”的现象。民主制要求国家主要公职人员由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任命制则要求由上级任命产生。官员的权力由谁授予，他就对谁负责。
从建国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方式，总的来说，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其发展的必然结果会有以下几种：第一，重复决策，效率低下。由于党政职能不同，工作的角度不同，但又承担着同一范围内的领导责任，所以，同级党政领导班子，难免会就同一个问题进行雷同的研究、决策，即“二重决策”这种决策模式有稳妥的一面，但也在在效率上不适应政务工作节奏的一面。第二、政出多门，容易导致内耗。党政双方承担着同一范围内的领导责任。“政”的一方当然要抓政，“党”的一方也要努力使党的工作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政”的具体实际。这样双方的职能就很难分清。第三、管理机构和干部队伍庞大。两套机构必然会产生两套人马。特别是党的机构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行政化，更加剧了编制的工作压力。
党政不分不能提高加强党的领导，相反却是是降低、削弱了党领导的坏棋，党政不分使党政分散了抓好自身建设的精力，只有党政分开才能真正做到“党要管党”，使党委摆脱各种繁杂事务的干扰，集中力量抓好党建；党政不分使党委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甚至成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党政分开，可以使党处在超脱的、驾驭矛盾和总揽全局的地位，从而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党政不分使党委自己成了行政工作的执行者，党政分开才能使党委真正能够履行监督的职能。[6]
3. 结束语
目前我国官僚主义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对官僚主义的形成原因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综合考虑路径依赖和权力异化对官僚主义的影响并从源头上逐渐消除这种现象，用先进的理论指导我们国家的官僚制度并着手建立更加理性的科层制，这样才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汉民. 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应用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0（2）
[2] 谈志林.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组织制度的演进路径[J].学术探索，2004（6）
[3] 徐增阳. “民工潮”的政治社会学分析[J].政治学研究，2004（1）
[4] 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商务印书馆，2010，43-44
[5] 林喆. 权力的交换与交换中的权力——市场经济中权力现象剖析[J]中国法学，1993（5）
[6] 林喆.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75
作者简介：
武进晔（1990-），男，江苏滨海人，硕士生在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