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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播州杨氏统治者留心艺文,儒学兴起,宗教、艺术空前发展,土俗为之大变;元明时期,播州官学形成,教育正规化。宗教与政治走向结合,为统治服务,形成繁盛的播州土司文化。
一、唐、五代时期:渐染华风
唐贞观十三年播州建置到两宋以前是播州文化的孕育时期。唐时播州人口稀少,据两《唐书》、《元和郡县志》记载,播州户490、人口2168。播州县虽然人口稀少,但属于唐统治区域的经制州。按唐对经制的统治政策,中央派流官与地方的土官共同治理。随官吏前往播州的还有一定数量的兵丁,先进的中原文化通过官宦、商贾、移民传到播州。唐时的播州同时也是朝廷作为贬斥重臣、流放官员的场所。那些被贬来播州的官吏,大多文化素养较高,并且多为贤良之士,因政治斗争的失败受贬谪,他们来播州深感播州文化的落后,他们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使播州的风俗开始转变,逐渐受到中原文化的冲击。
中原文化的进入,播州的蛮夷风气开始转变。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绥阳知县詹淑在修建旧草公置时挖出一块碑,上刻“汉尹珍讲堂,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祁立”。尹珍是汉代西南人,中国巨儒。播州统治者修建讲堂纪念尹珍,说明他们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已具有一定的变化,尹珍讲堂的出现,使断裂了几百年的汉文化重新在播州发展起来,为汉文化在播州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播州人在生活习俗方面悄然变化。陆羽《茶经》说:(茶)……播州……往昔得之,其味极佳。说明此时播州人不仅饮茶,而且还能制造出令中原人赞赏的茶叶。佛教在此时开始传人播州,唐初有牛腾为群舸建安丞,大布释教于牂牁。据《太平广记》引《纪闻》载:牛腾被“谪为牂牁建安丞,至牂牁,素秉诚信,笃敬佛道……,置道场数处”。佛教传入播州,冲击播州人的思想观念和信仰。这时期播州的少数民族土俗文化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汉文化传播零碎,未形成系统,所涉及面窄,主要是在上层统治者之间接触。就整体而言,播州的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直到北宋后期,播州文化才取得较快发展。
二、两宋时期:留心艺文,土俗大变
两宋时期是播州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此时播州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发展,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密切,与周边地区交流频繁,特别是受巴蜀一带,播州空前得到发展,社会生活方式有很大改变,成就了播州文化在西南的影响力。
首先,播州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播州兴起,播州儒学教育与朝廷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接轨,培养了一批汉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才。两宋时期,宋朝统治者推行“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在中央王朝影响下,杨氏统治者杨选大力发展儒家学说,推动播州人文素质的变化,播州“世转为华俗,渐渍于礼,男女多朴素,人士说诗书。”南宋嘉熙二年到咸淳短短十年的时间里,播州就考上进士8人,这是播州教育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其次,宗教在播州也进一步发展。播州杨氏土司大量修建寺庙,进而宗教更加世俗化。北宋大观年间在真州修建善缘寺,南宋嘉定初在遵义龙山建万寿寺,淳熙年间在桐梓大石板修建高峰寺,宝祐年间在真州修建大志寺等。播州广修佛寺,表明播州杨氏对佛教的推崇。道教的发展同佛教类似,在生活领域比佛教更加深入,这从宋代播州葬墓可以体现。如今仁怀三合镇大沙坝宋墓出土的买地券中有“大宋夔州路播州石粉栅,居黎氏二,今将钱万万余贯,问其皇天后土,五岳山神,贴买巽山下坟穴一所,建立寿堂,至东西南北,青龙白虎,界至分明”的记载。道教文物在播州墓碑中的普遍的出现,说明道教已经深入了播州人民的生活和观念之中。
三、元明时期:土司文化的繁盛
元明两朝在播州提倡尊孔崇儒,推崇程朱理学,以达到教化的目的。在朝廷治国政策的影响下,播州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快速发展。据《元大一统志》卷十载:“(播州军民安抚司)宦户、儒户与汉俗同”。学校教育有利于文化的传播,推动播州杨氏统治,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元代杨汉英时期,特别重视教化,他大治学宫,吸引了很多饱学之士。“南北士来归者众,皆量材用之”。外来的人才,把播州的教育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明代以后,朱元璋把“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明,教化为之先”定为“安边”政策。实行“治国以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
洪武十年(1377),在元代播州路儒学的基础上,播州建立了播州长官司学,这是明代播州官学产生。永乐四年(1466),升为播州宣慰司学。官学的形成使播州学校的教育体制逐步走向完善,教育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元明时期,播州的宗教发展迅速,宗教的教义与土司统治者的统治政策走向结合。元代播州土司修建了若干的佛寺,在真州长官司治东建有普明寺,湘山上建有大德护国寺,元至元间在黄平安抚司治东建有宝湘寺等。到了明代,朝廷在实行土司制度的地方利用僧官制度进行管理,永乐五年(1407年),明朝廷在播州设僧纲司,这是播州宗教和政治统治正式结合,与儒学、僧纲等并列,成立土司统治者的一种统治工具。元明时期播州学校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完善,儒、佛、道的进一步融合,播州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繁盛。
播州身处西南腹地,与中原相比文化发展相对缓慢,但播州人经过唐、宋、元、明等时期不懈努力,创造了辉煌的播州文化。在教育、宗教和艺术方面,都对西南文化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播州土司在中国土司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播州文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与周边文化和中原文明不断交流的过程。是仡佬文化与汉文化逐步融合的过程,是播州少数民族不断汉化的过程。播州文化的发展,推动了黔北地区发展和社会进步,形成了西南独领风骚的黔北文化。
一、唐、五代时期:渐染华风
唐贞观十三年播州建置到两宋以前是播州文化的孕育时期。唐时播州人口稀少,据两《唐书》、《元和郡县志》记载,播州户490、人口2168。播州县虽然人口稀少,但属于唐统治区域的经制州。按唐对经制的统治政策,中央派流官与地方的土官共同治理。随官吏前往播州的还有一定数量的兵丁,先进的中原文化通过官宦、商贾、移民传到播州。唐时的播州同时也是朝廷作为贬斥重臣、流放官员的场所。那些被贬来播州的官吏,大多文化素养较高,并且多为贤良之士,因政治斗争的失败受贬谪,他们来播州深感播州文化的落后,他们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使播州的风俗开始转变,逐渐受到中原文化的冲击。
中原文化的进入,播州的蛮夷风气开始转变。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绥阳知县詹淑在修建旧草公置时挖出一块碑,上刻“汉尹珍讲堂,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祁立”。尹珍是汉代西南人,中国巨儒。播州统治者修建讲堂纪念尹珍,说明他们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已具有一定的变化,尹珍讲堂的出现,使断裂了几百年的汉文化重新在播州发展起来,为汉文化在播州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播州人在生活习俗方面悄然变化。陆羽《茶经》说:(茶)……播州……往昔得之,其味极佳。说明此时播州人不仅饮茶,而且还能制造出令中原人赞赏的茶叶。佛教在此时开始传人播州,唐初有牛腾为群舸建安丞,大布释教于牂牁。据《太平广记》引《纪闻》载:牛腾被“谪为牂牁建安丞,至牂牁,素秉诚信,笃敬佛道……,置道场数处”。佛教传入播州,冲击播州人的思想观念和信仰。这时期播州的少数民族土俗文化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汉文化传播零碎,未形成系统,所涉及面窄,主要是在上层统治者之间接触。就整体而言,播州的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直到北宋后期,播州文化才取得较快发展。
二、两宋时期:留心艺文,土俗大变
两宋时期是播州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此时播州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发展,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密切,与周边地区交流频繁,特别是受巴蜀一带,播州空前得到发展,社会生活方式有很大改变,成就了播州文化在西南的影响力。
首先,播州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播州兴起,播州儒学教育与朝廷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接轨,培养了一批汉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才。两宋时期,宋朝统治者推行“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在中央王朝影响下,杨氏统治者杨选大力发展儒家学说,推动播州人文素质的变化,播州“世转为华俗,渐渍于礼,男女多朴素,人士说诗书。”南宋嘉熙二年到咸淳短短十年的时间里,播州就考上进士8人,这是播州教育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其次,宗教在播州也进一步发展。播州杨氏土司大量修建寺庙,进而宗教更加世俗化。北宋大观年间在真州修建善缘寺,南宋嘉定初在遵义龙山建万寿寺,淳熙年间在桐梓大石板修建高峰寺,宝祐年间在真州修建大志寺等。播州广修佛寺,表明播州杨氏对佛教的推崇。道教的发展同佛教类似,在生活领域比佛教更加深入,这从宋代播州葬墓可以体现。如今仁怀三合镇大沙坝宋墓出土的买地券中有“大宋夔州路播州石粉栅,居黎氏二,今将钱万万余贯,问其皇天后土,五岳山神,贴买巽山下坟穴一所,建立寿堂,至东西南北,青龙白虎,界至分明”的记载。道教文物在播州墓碑中的普遍的出现,说明道教已经深入了播州人民的生活和观念之中。
三、元明时期:土司文化的繁盛
元明两朝在播州提倡尊孔崇儒,推崇程朱理学,以达到教化的目的。在朝廷治国政策的影响下,播州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快速发展。据《元大一统志》卷十载:“(播州军民安抚司)宦户、儒户与汉俗同”。学校教育有利于文化的传播,推动播州杨氏统治,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元代杨汉英时期,特别重视教化,他大治学宫,吸引了很多饱学之士。“南北士来归者众,皆量材用之”。外来的人才,把播州的教育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明代以后,朱元璋把“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明,教化为之先”定为“安边”政策。实行“治国以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
洪武十年(1377),在元代播州路儒学的基础上,播州建立了播州长官司学,这是明代播州官学产生。永乐四年(1466),升为播州宣慰司学。官学的形成使播州学校的教育体制逐步走向完善,教育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元明时期,播州的宗教发展迅速,宗教的教义与土司统治者的统治政策走向结合。元代播州土司修建了若干的佛寺,在真州长官司治东建有普明寺,湘山上建有大德护国寺,元至元间在黄平安抚司治东建有宝湘寺等。到了明代,朝廷在实行土司制度的地方利用僧官制度进行管理,永乐五年(1407年),明朝廷在播州设僧纲司,这是播州宗教和政治统治正式结合,与儒学、僧纲等并列,成立土司统治者的一种统治工具。元明时期播州学校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完善,儒、佛、道的进一步融合,播州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繁盛。
播州身处西南腹地,与中原相比文化发展相对缓慢,但播州人经过唐、宋、元、明等时期不懈努力,创造了辉煌的播州文化。在教育、宗教和艺术方面,都对西南文化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播州土司在中国土司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播州文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与周边文化和中原文明不断交流的过程。是仡佬文化与汉文化逐步融合的过程,是播州少数民族不断汉化的过程。播州文化的发展,推动了黔北地区发展和社会进步,形成了西南独领风骚的黔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