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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没有人比戴利家族更了解美国产业变迁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这对父子先后共执掌芝加哥长达43年。当小理查德·戴利接手芝加哥时，面对的是一个人口随着制造业南下而不断外迁的局面，他极力倡导整个密歇根湖区的区域性经济发展理念，更成为对公共资产进行私有化的全国领袖。
2011年从市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后，戴利淡出政治舞台，投身各种有关城市发展的全球讨论中。他成为“全球城市倡议”的标杆人物，为美国的亚特兰大、休斯敦等城市，搭建公共部门、私营领域和公民社会之间的沟通平台。随后的2012年11月，他还第一次把这种机制带到了新兴经济体巴西的圣保罗。
戴利看来，在这一轮的全球城市竞争中，监管体系的透明，以及政策制定中，政府、商界与社会的良好互动，便成为城市是否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与良好居住环境的核心竞争力。
《财经》：“全球城市倡议”的发起初衷是什么呢？
戴利：我们的初衷是寻找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城市发展中所犯下的错误，之后打破这些阻碍因素，以帮助打造城市社区的最佳实践。随着美国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对政治与经济的权力要求不断增加。当探讨经济增长、社会问题和城镇化等问题时，我们必须要看看产业革命，以及大家所犯的错误。因此这些州长、市长们需要将非营利性机构的专业人士引入，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以及私人部门。我们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倾听他们的对话。
有些人会觉得，我们是北京、是上海，问题可能是特殊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美国和全球的城市问题如出一辙，都是要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创造更多的就业。
《财经》：很多大城市的发展经验显示，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出现衰退，特别是资源型城市依靠自身的力量转型非常艰难，你对此有什么样的解决思路？
戴利：我在芝加哥大学教课，给他们介绍毗邻芝加哥的印第安纳州Gary镇。那里原本是美国钢铁重镇，但现在只有8万人口，缺少教育、没有工作，他们可以说是美国不幸的那一部分的代表。我给Gary镇市长的建议是，不要把Gary以一个单一城市概念来发展，城市与外界有多重联系。
在芝加哥所在的那个区域，有一部分是威斯康辛州、有一部分是印第安纳州，应该发展整个区域经济，这样既能避免城市和郊区之间的竞争，也能加强竞争力。同样的道理，达拉斯和休斯敦也要合作，而不能单打独斗。要知道，和我们竞争的不是美国而是整个世界。
《财经》：你在表明区域经济和全球化对城市的带动作用，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全球化，一些产业也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制造业工种正在离开，而这影响了五大湖区的许多城市。
戴利：未来在于技术。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说，你要在工厂工作，他们其实也不愿接受。他们希望的是能够得到在社区大学学习的保障，在技术中心工作，然后顺着经济阶梯往上爬。对于美国现在的工业生产，关键在于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机器的质量。
在那些传统的工业城镇，包括水网等市政设施都是在以前工业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旦这个工业离开，事情就糟糕了。这不仅仅是在美国的底特律，在很多相似的中型规模城市也是如此。然而反观美国的中西部地区，那里也有农业和工业，另一项最重要的资产是它们拥有良好的水资源以及高等教育系统。在你的城市创造学习的环境非常重要，特别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系统。
这也是中国需要看到的问题，如果你回看工业革命的历史，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犯过错误，中国应该注重科技与创新，培养更有竞争力的下一代。
《财经》：你的观点是那些具有地理优势和教育资源优势的城市更有前景？
戴利：我不完全这么认为。不是只有海边的城市才能获得成功。重要的是有吸引人才的能力。得克萨斯首府奥斯丁实际就是一个政府城，但为什么人才络绎不绝地过去？因为它在打造自己的技术驱动力。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也是，正在威斯康辛大学附近建设自己的研究中心和技术中心。
城市永远需要改造自己，不能活在过去，那些活在过去的城市失败了。
《财经》：你刚刚谈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同时一个城市也离不开商业，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吸引商业留下呢？
戴利：首先，政府需要有感激的心态，没有商业就没有经济增长，政府更没有收入。除了税收之外，商业能带来很多贡献，能带来就业机会，让居民享受到经济福利。在我看来，政府的角色是创造一个对商业友善的环境。政府和商业之间应该展开对话，让商业觉得他们在这个城市是受欢迎的。
美国中等规模的商业往往容易错误地理解贸易，认为美国在贸易中失去了所有。虽然在此过程中，我们确实失去了一些工作岗位，但是科技又将一些工作带回来了。例如我们将粮食售往海外，农场主知道他们需要资本、需要市场、需要扩张，同时也需要能够更容易获得政策的好处。
我们发现在例如俄亥俄州或得克萨斯州的中等规模商业来说，如何能够获得联邦政府协助是个挑战。我们有80个不同的项目、不同的政府执行机构，这给企业运营和出口增添了障碍，所以我们给联邦政府的一个建议是整合这些部门，让中型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协助。
同时，政府要成为商业团体和非营利机构的合作伙伴，例如新加坡商界和政府之间有一个旋转门，那些曾在商界摸爬滚打过的部长们也能把过去的一些专长带到政府机构中，这可以帮助他们更有效地解决政府所遇到的问题。
2011年从市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后，戴利淡出政治舞台，投身各种有关城市发展的全球讨论中。他成为“全球城市倡议”的标杆人物，为美国的亚特兰大、休斯敦等城市，搭建公共部门、私营领域和公民社会之间的沟通平台。随后的2012年11月，他还第一次把这种机制带到了新兴经济体巴西的圣保罗。
戴利看来，在这一轮的全球城市竞争中，监管体系的透明，以及政策制定中，政府、商界与社会的良好互动，便成为城市是否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与良好居住环境的核心竞争力。
《财经》：“全球城市倡议”的发起初衷是什么呢？
戴利：我们的初衷是寻找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城市发展中所犯下的错误，之后打破这些阻碍因素，以帮助打造城市社区的最佳实践。随着美国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对政治与经济的权力要求不断增加。当探讨经济增长、社会问题和城镇化等问题时，我们必须要看看产业革命，以及大家所犯的错误。因此这些州长、市长们需要将非营利性机构的专业人士引入，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以及私人部门。我们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倾听他们的对话。
有些人会觉得，我们是北京、是上海，问题可能是特殊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美国和全球的城市问题如出一辙，都是要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创造更多的就业。
《财经》：很多大城市的发展经验显示，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出现衰退，特别是资源型城市依靠自身的力量转型非常艰难，你对此有什么样的解决思路？
戴利：我在芝加哥大学教课，给他们介绍毗邻芝加哥的印第安纳州Gary镇。那里原本是美国钢铁重镇，但现在只有8万人口，缺少教育、没有工作，他们可以说是美国不幸的那一部分的代表。我给Gary镇市长的建议是，不要把Gary以一个单一城市概念来发展，城市与外界有多重联系。
在芝加哥所在的那个区域，有一部分是威斯康辛州、有一部分是印第安纳州，应该发展整个区域经济，这样既能避免城市和郊区之间的竞争，也能加强竞争力。同样的道理，达拉斯和休斯敦也要合作，而不能单打独斗。要知道，和我们竞争的不是美国而是整个世界。
《财经》：你在表明区域经济和全球化对城市的带动作用，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全球化，一些产业也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制造业工种正在离开，而这影响了五大湖区的许多城市。
戴利：未来在于技术。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说，你要在工厂工作，他们其实也不愿接受。他们希望的是能够得到在社区大学学习的保障，在技术中心工作，然后顺着经济阶梯往上爬。对于美国现在的工业生产，关键在于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机器的质量。
在那些传统的工业城镇，包括水网等市政设施都是在以前工业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旦这个工业离开，事情就糟糕了。这不仅仅是在美国的底特律，在很多相似的中型规模城市也是如此。然而反观美国的中西部地区，那里也有农业和工业，另一项最重要的资产是它们拥有良好的水资源以及高等教育系统。在你的城市创造学习的环境非常重要，特别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系统。
这也是中国需要看到的问题，如果你回看工业革命的历史，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犯过错误，中国应该注重科技与创新，培养更有竞争力的下一代。
《财经》：你的观点是那些具有地理优势和教育资源优势的城市更有前景？
戴利：我不完全这么认为。不是只有海边的城市才能获得成功。重要的是有吸引人才的能力。得克萨斯首府奥斯丁实际就是一个政府城，但为什么人才络绎不绝地过去？因为它在打造自己的技术驱动力。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也是，正在威斯康辛大学附近建设自己的研究中心和技术中心。
城市永远需要改造自己，不能活在过去，那些活在过去的城市失败了。
《财经》：你刚刚谈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同时一个城市也离不开商业，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吸引商业留下呢？
戴利：首先，政府需要有感激的心态，没有商业就没有经济增长，政府更没有收入。除了税收之外，商业能带来很多贡献，能带来就业机会，让居民享受到经济福利。在我看来，政府的角色是创造一个对商业友善的环境。政府和商业之间应该展开对话，让商业觉得他们在这个城市是受欢迎的。
美国中等规模的商业往往容易错误地理解贸易，认为美国在贸易中失去了所有。虽然在此过程中，我们确实失去了一些工作岗位，但是科技又将一些工作带回来了。例如我们将粮食售往海外，农场主知道他们需要资本、需要市场、需要扩张，同时也需要能够更容易获得政策的好处。
我们发现在例如俄亥俄州或得克萨斯州的中等规模商业来说，如何能够获得联邦政府协助是个挑战。我们有80个不同的项目、不同的政府执行机构，这给企业运营和出口增添了障碍，所以我们给联邦政府的一个建议是整合这些部门，让中型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协助。
同时，政府要成为商业团体和非营利机构的合作伙伴，例如新加坡商界和政府之间有一个旋转门，那些曾在商界摸爬滚打过的部长们也能把过去的一些专长带到政府机构中，这可以帮助他们更有效地解决政府所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