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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孩,她出生在德国,却被视为荷兰人的骄傲, 至今仍然有无数荷兰公民强烈要求政府追认她的荷兰国籍。虽然她不是荷兰人,因为荷兰法律不允许死后追授国籍,但2004年荷兰KRO电视台评选10大荷兰伟人,她却当选,名列第八。她就是以一本日记震撼世界的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这本风靡全球的日记叫做《安妮日记》。
《安妮日记》是全球最多人阅读的100本书之一。自1947年发表以来,以65种语言版本在全世界发行了3000多万册,成为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大的“二战文学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束69年之后,直接和间接描述二战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历经沉淀和淘汰后,《安妮日记》依然闪烁着独特的光辉,这就更加弥足珍贵。2009年7月30日,《安妮日记》被正式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这样一本具有不可替代的真实意义的文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小安妮对历史的记忆做出了杰出的真实记录。
阴森密室中绽放出太阳的光芒
安妮· 弗兰克1929年6月12日生于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1933年希特勒上台,在德国掀起迫害犹太人的浪潮,安妮一家被迫迁居荷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占领了荷兰,在这里避难的犹太人同样遭到残酷迫害。为了逃避生离死别的命运,安妮一家躲进了父亲公司大楼。这栋楼房离市中心不远,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主楼, 面向运河,另一部分是后屋,隐藏在主楼后面, 四面被楼房包围。从主楼进入,经过一道狭窄的木梯,来到一个小小的楼梯间。楼梯间左右两侧都有门。左边的门通向库房、阁楼和顶楼,右边的门后来改造成可转动的木制书柜,这就是后屋的秘密入口。谁也想不到,在这个不起眼的书柜后面还会有这么多房间。安妮一家人和另外4名犹太人就在这后屋楼上不足50平米的密室里躲藏了两年一个月。
八个犹太人与世隔绝,生活在阴森的密室里,不能打开窗帘,怕别人看见,必须保持绝对安静,因为楼下的办公室和库房白天都有人工作。他们在这种名副其实暗无天日的境况中生活了两年多。小安妮就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成长起来的。
1942年6月12日是安妮的13岁生日。她收到的生日礼物中有一本日记簿。从这一天起,安妮开始写日记。除了开头那一部分,日记都是写于后屋密室。安妮在日记中记下了她全部的心理活动、她的思想和感受、她的孤独苦闷心情,当然也包括后屋中的日常生活、她和这个临时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 青春期的骚动与渴望、心理压抑的郁闷与苦恼、初恋的甜密与颤栗,都在日记中得到了真实的记载。这本日记成了她的知心好友和精神支柱。
在这本朴实无华的日记中,人们可以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恐怖统治如何在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女心理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可以看到一个少女对纳粹摧残、扭曲人性的控诉。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她在日记中吐露了与母亲不断发生冲突的困惑以及对性的好奇。在种族歧视和战争迫害的社会大环境中,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的密室生活在她朴实流畅的笔下深深地揪动着每一个读者的心。
安妮想成为记者和作家,可这个美丽的愿望在当时就像室外蓝天那样可望而不可及。但是苦难生活并没有把安妮压垮,她始终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她乐观坚强,心中怀着不可泯灭的希望。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常常心情沮丧,可是从不绝望。”(1944.?5.3.)“每当我仰视苍天,我就会想,一切都会重新好转,这种苦难的生活也一定会有尽头,和平和安宁将毁重新回到世界秩序中来。在此期间,我必须保持我的理想,也许有那么一天,这些理想还能实现!(1944.7.15.)“自己幸福的人,也会使别人幸福。有勇气和信心的人,不会被苦难压垮!” (1944.?3.?7.)“只要还有这阳光,无云的蓝天,只要我能看到这些,我就不会忧伤。”(1944.?2.?23.)
经过密室中无数个漫漫日夜,安妮由一个任性、少不更事的女孩蜕变为一名成熟的少女。面对残酷的战争、暗无天日的生活、扭曲的人际关系和青春期的种种苦闷,安妮有着自己的坚持和思考。她在1944年3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在内心却比同龄少女要大得多。虽然我只有14岁,但我已很明白自己要什么,能分清谁是谁非,我有自己的意见、看法和原则。”
她的性格和她所处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她对战争的观察和思考要比同龄人更加深沉,有着常人无法达到的思考深度。1944年5月3日她在日记中写道:“究竟为什么要打仗?人类为什么不能和平相处呢?…… 我不相信战争只是大人物、统治者和资本家搞出来的。不, 老百姓也是有责任的,否则各国人民早就会起来造反了!人心中有着一种毁灭的欲望,有一种杀人和破坏的欲望,只要全人类没有例外不经过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就会有战争,建设、培植和生长的一切就会又被中断、被破坏,然后又从头来过!”
要理解这一段话,就要了解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人民对统治者发动的战争持怎样的态度。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当政的时候,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是支持政府的。在有组织的疯狂屠杀犹太人的行动中,很多是来自德国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如果仅仅把战争罪恶归咎于统治阶级,就无法实现民族的反省,人民没有反思,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战争的再次发生。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他的《德国人:一个双重历史的国家》一书中谈及二战时说:“所有这些陈述,都没有涉及德国人民应当负什么罪责。但是在国内深入一步追究这场世界大战的罪责,就会直接指向德国人民。德国人民多年来以默许的态度对待这场罪恶,这是徒劳的。”同样,在日本侵华期间的所有的烧杀奸掠也都是普通日本人干的,日本人对那场战争不仅默许,而且积极地拥护并参与了侵略和屠杀。日本人民不是无辜的,他们也是施害者,对这场战争,他们也是有责任的。日本人民只看到自己民族经历了战争苦难,而没有深刻认识他们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制造的苦难。习惯说法一般是把战争说成政客和资本家的利益之争。我们也习惯上把战争作为一小撮政客资本家出于私欲而造成的罪恶,而忽视了人民应当负的责任。这在安妮那样具体的受害者看来,是难以接受的。把人直接赶进毒气室或是对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开枪,在一个城市制造几十万人的大屠杀等,都不是政客或是资本家亲手所为,而是各个国家普通的劳动者以及来自民众的普通士兵做出的。安妮作为纳粹排犹的受害者,她这样思考是深刻的。 如果因此就断定安妮认为人的内心世界是邪恶的,那也不符合她的思想逻辑。世界虽然这样,但安妮还是相信人在内心里其实是善良的。她相信战争的罪恶必将终止,人民也将觉醒,从她的一家在逃亡前后所获得的帮助,从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她认为正义能够战胜邪恶,善良能够战胜野蛮。她在日记中写道:“真奇怪,我还没有放弃我的全部希望 ……因为我还一直相信人的善良本性…… 每当我仰视沧天,我就会想,一切都会重新好转,这种苦难的生活也一定会有尽头,和平和安宁将重新回到世界秩序中来。”(1944.7.15.)?
在安妮的15岁生日时,她已将自己的反省提高到了社会层次,开始思考男女平等等社会问题了:“令我苦思冥想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在各个民族中女人过去而且到现在还常常比男人的地位低得多……现代妇女想要完全独立的权利。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妇女必须获得尊重…… 我相信,生孩子是女人的义务的观念在下一世纪定会改变。取而代之的是对女人的尊重和赞赏。”(1944.6.13.)身居密室接近两年的15岁少女居然能如此真知灼见地谈起男女平等这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不能不令人感叹!
逆境中的成长,绽放出了太阳的光芒;困境中的坚持,为希望指明了方向。从《安妮日记》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无情的战争、残酷的种族迫害和成长的烦恼,我们还看到了安妮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性的关怀和对未来的憧憬!这是她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我们也要怀着一颗永不气馁不屈服的心,去面对人生当中未知的困难和危险。
日记出版后的故事
日记从1942年6月12日写到1944年8月1日。8月4日,盖世太保冲进后屋,逮捕了所有隐藏的人并把他们送进集中营。后屋中值钱的东西被抢掠一空。后来米普和艾莉在被盖世太保忽视的书籍、杂志和报纸中间发现了安妮的日记。战后,八人中只有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一人得以生还。安妮于1945年3月解放前的两个月,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去世。那时她还不到16岁。一个含苞欲放、才华横溢的少女就这样夭折了。
战争结束后,奥托·弗兰克回到阿姆斯特丹。米普将安妮的日记交给他。奥托·弗兰克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完成已去世女儿的宿愿,以书的形式出版日记。1947年,题名为《后屋——安妮·弗兰克日记》首次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不久,英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版也相继问世。各国读者反响热烈。
最引人注目的反应来自德国。1950年,海德堡Lambert Schneider出版社出版了德文版日记,第一次只印了4500册。当时很多书店还不敢把这本书陈列在橱窗里。德国是制造这场人类悲剧的罪魁祸首。战后几年,德国政府试图教育国民认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罪恶本质,却总是收效甚微。然而,这次,安妮的日记却使他们大大震动了,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1956年10月1日,话剧《安妮日记》在东德、西德、奥地利和瑞士这四个德语国家七大城市同时上演。上演后,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与反省之中。一位评论家说:“《安妮·弗兰克》一剧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使观众理解了历史。我们观看这出戏就像观看一份用最谦卑而可怜的措辞写的控诉书,控诉那些人丧失人性。没有人因我们是德国人而谴责我们,我们自己谴责自己。”一位前纳粹党党员来信说:“我曾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党党员,但直到那天夜里看这出戏之前一直不知道纳粹意味着什么。”
《安妮日记》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1955年,根据日记改编的舞台剧在纽约首次公演,获得巨大成功,后来赢得普利策奖。1959年又拍成电影,女主角Shelley Winters获得奥斯卡金象奖,后来她将其奖金全部捐献给安妮故居博物馆。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在美国发行的英文版前言中写道:“在我读过的书籍中,这是对战争影响描述最为现实和聪慧的记载之一。”希拉里·克林顿指出,安妮日记“唤醒我们不要再做出愚蠢的歧视行为”。1999年6月,美国《时代》杂志将安妮·弗兰克评为“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之一。编者罗森布拉特对她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安妮日记燃起了所有人对她的热情,她使人们认识到大屠杀、反犹太主义,也使人们认识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为现代世界的精神象征——不仅是在受着各式各样影响的个人精神道德上,或是在坚定人类对生存的渴望与对未来的憧憬上。”他同时表示:“当人们敬重安妮的勇气与实事求事的态度时,同时她对自身的分析能力与写作能力亦使人钦佩……她的声誉所以能长存不朽,主要是因为她具有高度文学水平。不论甚么年龄来看,她都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作家,能在当时残酷的现实环境下写出了如此优秀的作品。”
在法国,日记由乔治纳孚改编成剧本,演出轰动了整个巴黎。法国著名女作家爱尔莎·特丽奥莱弗写道:“安妮·兰克如果还活着,也许会成为作家、诗人。安妮·弗兰克的日记透露出一种早熟的才能,一种勾魂摄魄的感染力。”
在荷兰,朱丽安娜女王观看了演出。《纽约时报》报道了演出情况:“当演出达到高潮和结尾——德国盖世太保猛击后屋的声音响起时,剧场中发出一阵压抑着的凄泣声。幕落下好几分钟,观众仍寂静无声。皇室成员离开剧场后,大家才站起来。没有鼓掌。”
1952年日记译成日文出版,次年即位列畅销书榜首。据以色列海法大学日本历史文化研究专家罗泰姆·卡瓦纳说,《安妮日记》在日本非常受欢迎,销量仅次于美国。他指出, 在日本读者眼里,该书超越了犹太人主题,更多地象征着年轻人为生命而奋斗的精神。
1994年,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接受安妮·弗兰克基金会颁发的人权奖时说,他在狱中读过安妮的日记,从中获得更多的鼓励。
2002年,英国作家兼儿童文学理论家艾登·钱伯斯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在颁奖会上,其获奖感言完全出人意料,居然主要是谈《安妮日记》。 钱伯斯开门见山地发问:“当我以儿童的代言人身份写作小说时,我到底以为自己在干什么?你们今天把这个宝贵的奖颁发给我,你们是在奖励什么?” 他认为这两个问题是所有儿童文学作家从事创作的实质性问题, 而这两个问题在《安妮日记》里都能找到答案,那就是:“我们都应该像13岁的安妮那样去写作,她的作品是少年儿童写出的最伟大的作品。” 此后,日记的受欢迎程度与日俱增,在德国、美国等国被列入学校课程。 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许多学校和街道以她的名字命名。后世也创作了大量以她为参考或以她为主题的文学、音乐、电视及其它媒体作品。1995年,一颗编号为5535 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安妮·弗兰克之星”。
二战结束后,安妮藏身的楼房已经人去楼空,破旧不堪。1955年,一家荷兰公司申请在此地修建办公大楼。阿姆斯特丹市民听到这消息后非常生气,他们自发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找到阿姆斯特丹市市长。其中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家还表示愿意出资建立一个基金会,把安妮故居改建成 一个博物馆。1960年,安妮故居博物馆“安妮之家”成立。在博物馆开门的最初10年里,欧洲大陆极少有人去参观,主要的参观者来自英美以及那些没有被纳粹占领过的国家。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大屠杀,他们希望通过《安妮日记》来了解一些过去的历史。上世纪70年代, 每年参观者约有20万。那时距二战结束已近30年。安妮博物馆董事会认为,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二战的兴趣会慢慢减小,于是他们决定在10到15年之后关闭安妮故居博物馆。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人们并没有因为二战的远去而淡忘历史。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参观。安妮故居博物馆因此免于被关闭的命运。如今安妮之家已成为阿姆斯特丹的一个著名的景点,被誉为欧洲十大最值得参观的博物馆之一。全年参观人数已超过一百万。
除了阿姆斯特丹,全世界每年还有150多个城市举办了安妮·弗兰克展。2007年12月22日,《安妮·弗兰克日记:历史的见证》展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开幕,首次与广大的中国参观者见面。
奥托·弗兰克根据安妮的两种版本即原始本(A版)和她本人修订的版本(B版)编成一种缩写本(C版)1947年在荷兰问世时,其中删除了有些段落或文字,因为当年不受拘束地谈论性的题材尚不合时宜。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奥托·弗兰克想要保护对他的妻子和后屋的其他难友的怀念;安妮·弗兰克写日记时对自己的好恶都直言无忌,难免言辞偏激。奥托·弗兰克于1980年去世,遗言将女儿的日记手稿赠予设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家战争文献资料馆。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作为奥托·弗兰克的单独继承人,继承了他女儿的全部著作权。该基金会决定从现有的安妮·弗兰克文稿中给新版本补充新内容。新版本的编辑工作由德国作家兼翻译家米莉亚姆·普雷斯勒(Mirjam Pressler)担任,她完整无损地接受了奥托·弗兰克的版本,根据A、B两个版本补充了新的内容。普雷斯勒新编的版本比旧版本的篇幅增加足有四分之一,旨在使读者更深刻地了解安妮·弗兰克的内心世界。新版本获得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的批准。
上世纪90年代末,人们又发现了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五页日记原稿。1999年,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前主席、美国大屠杀教育基金会主席绍克(Cornelis Sujik)宣布他拥有奥托·弗兰克于1980年临终前不久赠送给他的五页日记稿。这五页日记原稿由于内容涉及安妮对她父母婚姻的批评和安妮与母亲的紧张关系曾被奥托·弗兰克删除。绍克欲出售这五页日记原稿,为美国大屠杀教育基金会筹款,因此他与作为奥托·弗兰克继承人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发生争执。2000年,荷兰教育文化与科学部同意捐出30万美元給绍克的基金会。2001年这五页手稿归还荷兰,被收入新版本的日记中。200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得到安妮·弗兰克基金会资助,取得大陆独家版权,出版了国内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右翼分子对日记刻意抹黑
事实上,早在《安妮日记》出版后不久,便有右翼分子质疑日记的真实性。为了证明《安妮日记》的真实性,荷兰政府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对此进行了考证。经过调查考证,委员会形成了一本数十万字的厚厚的调查报告。大量证据表明,《安妮日记》的真实性无可置疑。
但是,否认纳粹大屠杀的人并未停止抹黑日记的企图。在德国,纳粹的阴魂还时隐时现。2006年6月,德国东部马格德堡发生了一起公开焚烧安妮日记的事件。此事遭到德国公众强烈谴责。2007年3月8日,舍内贝格地方法院以“煽动民众”和“诋毁对死者的纪念”的罪名判处策划这一事件的五名涉案青年缓刑九个月。
当今世界,违背人性的言行仍不时出现。早在1996年,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就声称,纳粹德国用毒气室杀害犹太人“只是二战中的细枝末节”。《安妮日记》近来在日本被大量撕毁 。此次《安妮日记》损毁事件让人联想起20年前美国犹太人人权组织“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与日本否认犹太人大屠杀势力的一次激烈交锋。1995年1月,日本文艺春秋社旗下刊物《马可·波罗》刊登了内科医生西冈昌纪一篇否认犹太人大屠杀的文章。文中振振有词地宣称,纳粹毒气室并不存在,犹太人大屠杀纯属“虚构”。刊登此文的杂志一上市,以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为首的犹太人组织第一时间就向文艺春秋社提出强烈抗议。《马可·波罗》编辑部和文艺春秋社一开始还想辩解,但西蒙·维森塔尔中心随即呼吁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企业抵制文艺春秋及其旗下所有刊物的广告。受此影响,文艺春秋社全面丧失广告收入,面临经营困境。事发不到两周后,文艺春秋社公开谢罪,并宣布《马可·波罗》停刊,解除杂志总编的职务,以及发表西冈文章相关的编辑部人员全部下岗。不久,时任文艺春秋社社长宣布引咎辞职。这起风波以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全面告胜落幕。
然而,日本一些势力礼赞纳粹、否定历史的言行并未因此销声匿迹,时不时有各种沉渣改头换面浮出。去年,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建议效仿纳粹修宪,再次引来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抗议和不满。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副会长亚伯拉罕·库柏在今年2月26日的采访中表示:“该事件是对安妮所代表的那段历史进行的攻击。这是促使日本进一步思考如何面对仇恨犯罪的好机会。”
对于同样发动过侵略战争的日本来说,只有直面过去发生过的一切,才能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远没有清算侵略战争中的罪行,甚至没有坚守用战争历史教育年轻一代的承诺。日本仍有部分人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正视战争对亚洲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对历史问题等都采取否定态度。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但《安妮日记》蕴藏的力量却无法破坏,它始终激励人们与那些令人憎恶的行为斗争到底。《安妮日记》会一直流传下去,控诉战争与丑恶,宣扬和平与友善,用她真挚的文笔,感动和启迪一代又一代人!这部伟大的作品昭示人们:邪恶终将灭亡,希望与善良的力量永存。不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什么地方,也不论他的年纪大小,都能从这部日记的字里行间获得源源不竭的力量。
1944年4月5日安妮在日记里写道:“我要活下去,在我死后也继续活着。”安妮真正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她心底的声音被保存下来了。正如欧思斯特·斯赫纳倍尔所说:“几百万人的声音被压制下去,这个低低的声音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的悄悄话……它比杀人者的嚎叫更持久,比时代的一切声音更响亮。”
“当人们记住过去的时候,就有希望。”让我们记住维森塔尔的这句话吧。
《安妮日记》是全球最多人阅读的100本书之一。自1947年发表以来,以65种语言版本在全世界发行了3000多万册,成为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大的“二战文学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束69年之后,直接和间接描述二战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历经沉淀和淘汰后,《安妮日记》依然闪烁着独特的光辉,这就更加弥足珍贵。2009年7月30日,《安妮日记》被正式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这样一本具有不可替代的真实意义的文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小安妮对历史的记忆做出了杰出的真实记录。
阴森密室中绽放出太阳的光芒
安妮· 弗兰克1929年6月12日生于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1933年希特勒上台,在德国掀起迫害犹太人的浪潮,安妮一家被迫迁居荷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占领了荷兰,在这里避难的犹太人同样遭到残酷迫害。为了逃避生离死别的命运,安妮一家躲进了父亲公司大楼。这栋楼房离市中心不远,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主楼, 面向运河,另一部分是后屋,隐藏在主楼后面, 四面被楼房包围。从主楼进入,经过一道狭窄的木梯,来到一个小小的楼梯间。楼梯间左右两侧都有门。左边的门通向库房、阁楼和顶楼,右边的门后来改造成可转动的木制书柜,这就是后屋的秘密入口。谁也想不到,在这个不起眼的书柜后面还会有这么多房间。安妮一家人和另外4名犹太人就在这后屋楼上不足50平米的密室里躲藏了两年一个月。
八个犹太人与世隔绝,生活在阴森的密室里,不能打开窗帘,怕别人看见,必须保持绝对安静,因为楼下的办公室和库房白天都有人工作。他们在这种名副其实暗无天日的境况中生活了两年多。小安妮就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成长起来的。
1942年6月12日是安妮的13岁生日。她收到的生日礼物中有一本日记簿。从这一天起,安妮开始写日记。除了开头那一部分,日记都是写于后屋密室。安妮在日记中记下了她全部的心理活动、她的思想和感受、她的孤独苦闷心情,当然也包括后屋中的日常生活、她和这个临时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 青春期的骚动与渴望、心理压抑的郁闷与苦恼、初恋的甜密与颤栗,都在日记中得到了真实的记载。这本日记成了她的知心好友和精神支柱。
在这本朴实无华的日记中,人们可以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恐怖统治如何在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女心理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可以看到一个少女对纳粹摧残、扭曲人性的控诉。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她在日记中吐露了与母亲不断发生冲突的困惑以及对性的好奇。在种族歧视和战争迫害的社会大环境中,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的密室生活在她朴实流畅的笔下深深地揪动着每一个读者的心。
安妮想成为记者和作家,可这个美丽的愿望在当时就像室外蓝天那样可望而不可及。但是苦难生活并没有把安妮压垮,她始终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她乐观坚强,心中怀着不可泯灭的希望。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常常心情沮丧,可是从不绝望。”(1944.?5.3.)“每当我仰视苍天,我就会想,一切都会重新好转,这种苦难的生活也一定会有尽头,和平和安宁将毁重新回到世界秩序中来。在此期间,我必须保持我的理想,也许有那么一天,这些理想还能实现!(1944.7.15.)“自己幸福的人,也会使别人幸福。有勇气和信心的人,不会被苦难压垮!” (1944.?3.?7.)“只要还有这阳光,无云的蓝天,只要我能看到这些,我就不会忧伤。”(1944.?2.?23.)
经过密室中无数个漫漫日夜,安妮由一个任性、少不更事的女孩蜕变为一名成熟的少女。面对残酷的战争、暗无天日的生活、扭曲的人际关系和青春期的种种苦闷,安妮有着自己的坚持和思考。她在1944年3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在内心却比同龄少女要大得多。虽然我只有14岁,但我已很明白自己要什么,能分清谁是谁非,我有自己的意见、看法和原则。”
她的性格和她所处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她对战争的观察和思考要比同龄人更加深沉,有着常人无法达到的思考深度。1944年5月3日她在日记中写道:“究竟为什么要打仗?人类为什么不能和平相处呢?…… 我不相信战争只是大人物、统治者和资本家搞出来的。不, 老百姓也是有责任的,否则各国人民早就会起来造反了!人心中有着一种毁灭的欲望,有一种杀人和破坏的欲望,只要全人类没有例外不经过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就会有战争,建设、培植和生长的一切就会又被中断、被破坏,然后又从头来过!”
要理解这一段话,就要了解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人民对统治者发动的战争持怎样的态度。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当政的时候,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是支持政府的。在有组织的疯狂屠杀犹太人的行动中,很多是来自德国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如果仅仅把战争罪恶归咎于统治阶级,就无法实现民族的反省,人民没有反思,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战争的再次发生。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他的《德国人:一个双重历史的国家》一书中谈及二战时说:“所有这些陈述,都没有涉及德国人民应当负什么罪责。但是在国内深入一步追究这场世界大战的罪责,就会直接指向德国人民。德国人民多年来以默许的态度对待这场罪恶,这是徒劳的。”同样,在日本侵华期间的所有的烧杀奸掠也都是普通日本人干的,日本人对那场战争不仅默许,而且积极地拥护并参与了侵略和屠杀。日本人民不是无辜的,他们也是施害者,对这场战争,他们也是有责任的。日本人民只看到自己民族经历了战争苦难,而没有深刻认识他们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制造的苦难。习惯说法一般是把战争说成政客和资本家的利益之争。我们也习惯上把战争作为一小撮政客资本家出于私欲而造成的罪恶,而忽视了人民应当负的责任。这在安妮那样具体的受害者看来,是难以接受的。把人直接赶进毒气室或是对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开枪,在一个城市制造几十万人的大屠杀等,都不是政客或是资本家亲手所为,而是各个国家普通的劳动者以及来自民众的普通士兵做出的。安妮作为纳粹排犹的受害者,她这样思考是深刻的。 如果因此就断定安妮认为人的内心世界是邪恶的,那也不符合她的思想逻辑。世界虽然这样,但安妮还是相信人在内心里其实是善良的。她相信战争的罪恶必将终止,人民也将觉醒,从她的一家在逃亡前后所获得的帮助,从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她认为正义能够战胜邪恶,善良能够战胜野蛮。她在日记中写道:“真奇怪,我还没有放弃我的全部希望 ……因为我还一直相信人的善良本性…… 每当我仰视沧天,我就会想,一切都会重新好转,这种苦难的生活也一定会有尽头,和平和安宁将重新回到世界秩序中来。”(1944.7.15.)?
在安妮的15岁生日时,她已将自己的反省提高到了社会层次,开始思考男女平等等社会问题了:“令我苦思冥想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在各个民族中女人过去而且到现在还常常比男人的地位低得多……现代妇女想要完全独立的权利。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妇女必须获得尊重…… 我相信,生孩子是女人的义务的观念在下一世纪定会改变。取而代之的是对女人的尊重和赞赏。”(1944.6.13.)身居密室接近两年的15岁少女居然能如此真知灼见地谈起男女平等这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不能不令人感叹!
逆境中的成长,绽放出了太阳的光芒;困境中的坚持,为希望指明了方向。从《安妮日记》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无情的战争、残酷的种族迫害和成长的烦恼,我们还看到了安妮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性的关怀和对未来的憧憬!这是她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我们也要怀着一颗永不气馁不屈服的心,去面对人生当中未知的困难和危险。
日记出版后的故事
日记从1942年6月12日写到1944年8月1日。8月4日,盖世太保冲进后屋,逮捕了所有隐藏的人并把他们送进集中营。后屋中值钱的东西被抢掠一空。后来米普和艾莉在被盖世太保忽视的书籍、杂志和报纸中间发现了安妮的日记。战后,八人中只有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一人得以生还。安妮于1945年3月解放前的两个月,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去世。那时她还不到16岁。一个含苞欲放、才华横溢的少女就这样夭折了。
战争结束后,奥托·弗兰克回到阿姆斯特丹。米普将安妮的日记交给他。奥托·弗兰克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完成已去世女儿的宿愿,以书的形式出版日记。1947年,题名为《后屋——安妮·弗兰克日记》首次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不久,英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版也相继问世。各国读者反响热烈。
最引人注目的反应来自德国。1950年,海德堡Lambert Schneider出版社出版了德文版日记,第一次只印了4500册。当时很多书店还不敢把这本书陈列在橱窗里。德国是制造这场人类悲剧的罪魁祸首。战后几年,德国政府试图教育国民认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罪恶本质,却总是收效甚微。然而,这次,安妮的日记却使他们大大震动了,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1956年10月1日,话剧《安妮日记》在东德、西德、奥地利和瑞士这四个德语国家七大城市同时上演。上演后,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与反省之中。一位评论家说:“《安妮·弗兰克》一剧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使观众理解了历史。我们观看这出戏就像观看一份用最谦卑而可怜的措辞写的控诉书,控诉那些人丧失人性。没有人因我们是德国人而谴责我们,我们自己谴责自己。”一位前纳粹党党员来信说:“我曾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党党员,但直到那天夜里看这出戏之前一直不知道纳粹意味着什么。”
《安妮日记》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1955年,根据日记改编的舞台剧在纽约首次公演,获得巨大成功,后来赢得普利策奖。1959年又拍成电影,女主角Shelley Winters获得奥斯卡金象奖,后来她将其奖金全部捐献给安妮故居博物馆。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在美国发行的英文版前言中写道:“在我读过的书籍中,这是对战争影响描述最为现实和聪慧的记载之一。”希拉里·克林顿指出,安妮日记“唤醒我们不要再做出愚蠢的歧视行为”。1999年6月,美国《时代》杂志将安妮·弗兰克评为“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之一。编者罗森布拉特对她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安妮日记燃起了所有人对她的热情,她使人们认识到大屠杀、反犹太主义,也使人们认识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为现代世界的精神象征——不仅是在受着各式各样影响的个人精神道德上,或是在坚定人类对生存的渴望与对未来的憧憬上。”他同时表示:“当人们敬重安妮的勇气与实事求事的态度时,同时她对自身的分析能力与写作能力亦使人钦佩……她的声誉所以能长存不朽,主要是因为她具有高度文学水平。不论甚么年龄来看,她都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作家,能在当时残酷的现实环境下写出了如此优秀的作品。”
在法国,日记由乔治纳孚改编成剧本,演出轰动了整个巴黎。法国著名女作家爱尔莎·特丽奥莱弗写道:“安妮·兰克如果还活着,也许会成为作家、诗人。安妮·弗兰克的日记透露出一种早熟的才能,一种勾魂摄魄的感染力。”
在荷兰,朱丽安娜女王观看了演出。《纽约时报》报道了演出情况:“当演出达到高潮和结尾——德国盖世太保猛击后屋的声音响起时,剧场中发出一阵压抑着的凄泣声。幕落下好几分钟,观众仍寂静无声。皇室成员离开剧场后,大家才站起来。没有鼓掌。”
1952年日记译成日文出版,次年即位列畅销书榜首。据以色列海法大学日本历史文化研究专家罗泰姆·卡瓦纳说,《安妮日记》在日本非常受欢迎,销量仅次于美国。他指出, 在日本读者眼里,该书超越了犹太人主题,更多地象征着年轻人为生命而奋斗的精神。
1994年,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接受安妮·弗兰克基金会颁发的人权奖时说,他在狱中读过安妮的日记,从中获得更多的鼓励。
2002年,英国作家兼儿童文学理论家艾登·钱伯斯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在颁奖会上,其获奖感言完全出人意料,居然主要是谈《安妮日记》。 钱伯斯开门见山地发问:“当我以儿童的代言人身份写作小说时,我到底以为自己在干什么?你们今天把这个宝贵的奖颁发给我,你们是在奖励什么?” 他认为这两个问题是所有儿童文学作家从事创作的实质性问题, 而这两个问题在《安妮日记》里都能找到答案,那就是:“我们都应该像13岁的安妮那样去写作,她的作品是少年儿童写出的最伟大的作品。” 此后,日记的受欢迎程度与日俱增,在德国、美国等国被列入学校课程。 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许多学校和街道以她的名字命名。后世也创作了大量以她为参考或以她为主题的文学、音乐、电视及其它媒体作品。1995年,一颗编号为5535 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安妮·弗兰克之星”。
二战结束后,安妮藏身的楼房已经人去楼空,破旧不堪。1955年,一家荷兰公司申请在此地修建办公大楼。阿姆斯特丹市民听到这消息后非常生气,他们自发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找到阿姆斯特丹市市长。其中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家还表示愿意出资建立一个基金会,把安妮故居改建成 一个博物馆。1960年,安妮故居博物馆“安妮之家”成立。在博物馆开门的最初10年里,欧洲大陆极少有人去参观,主要的参观者来自英美以及那些没有被纳粹占领过的国家。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大屠杀,他们希望通过《安妮日记》来了解一些过去的历史。上世纪70年代, 每年参观者约有20万。那时距二战结束已近30年。安妮博物馆董事会认为,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二战的兴趣会慢慢减小,于是他们决定在10到15年之后关闭安妮故居博物馆。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人们并没有因为二战的远去而淡忘历史。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参观。安妮故居博物馆因此免于被关闭的命运。如今安妮之家已成为阿姆斯特丹的一个著名的景点,被誉为欧洲十大最值得参观的博物馆之一。全年参观人数已超过一百万。
除了阿姆斯特丹,全世界每年还有150多个城市举办了安妮·弗兰克展。2007年12月22日,《安妮·弗兰克日记:历史的见证》展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开幕,首次与广大的中国参观者见面。
奥托·弗兰克根据安妮的两种版本即原始本(A版)和她本人修订的版本(B版)编成一种缩写本(C版)1947年在荷兰问世时,其中删除了有些段落或文字,因为当年不受拘束地谈论性的题材尚不合时宜。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奥托·弗兰克想要保护对他的妻子和后屋的其他难友的怀念;安妮·弗兰克写日记时对自己的好恶都直言无忌,难免言辞偏激。奥托·弗兰克于1980年去世,遗言将女儿的日记手稿赠予设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家战争文献资料馆。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作为奥托·弗兰克的单独继承人,继承了他女儿的全部著作权。该基金会决定从现有的安妮·弗兰克文稿中给新版本补充新内容。新版本的编辑工作由德国作家兼翻译家米莉亚姆·普雷斯勒(Mirjam Pressler)担任,她完整无损地接受了奥托·弗兰克的版本,根据A、B两个版本补充了新的内容。普雷斯勒新编的版本比旧版本的篇幅增加足有四分之一,旨在使读者更深刻地了解安妮·弗兰克的内心世界。新版本获得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的批准。
上世纪90年代末,人们又发现了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五页日记原稿。1999年,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前主席、美国大屠杀教育基金会主席绍克(Cornelis Sujik)宣布他拥有奥托·弗兰克于1980年临终前不久赠送给他的五页日记稿。这五页日记原稿由于内容涉及安妮对她父母婚姻的批评和安妮与母亲的紧张关系曾被奥托·弗兰克删除。绍克欲出售这五页日记原稿,为美国大屠杀教育基金会筹款,因此他与作为奥托·弗兰克继承人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发生争执。2000年,荷兰教育文化与科学部同意捐出30万美元給绍克的基金会。2001年这五页手稿归还荷兰,被收入新版本的日记中。200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得到安妮·弗兰克基金会资助,取得大陆独家版权,出版了国内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右翼分子对日记刻意抹黑
事实上,早在《安妮日记》出版后不久,便有右翼分子质疑日记的真实性。为了证明《安妮日记》的真实性,荷兰政府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对此进行了考证。经过调查考证,委员会形成了一本数十万字的厚厚的调查报告。大量证据表明,《安妮日记》的真实性无可置疑。
但是,否认纳粹大屠杀的人并未停止抹黑日记的企图。在德国,纳粹的阴魂还时隐时现。2006年6月,德国东部马格德堡发生了一起公开焚烧安妮日记的事件。此事遭到德国公众强烈谴责。2007年3月8日,舍内贝格地方法院以“煽动民众”和“诋毁对死者的纪念”的罪名判处策划这一事件的五名涉案青年缓刑九个月。
当今世界,违背人性的言行仍不时出现。早在1996年,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就声称,纳粹德国用毒气室杀害犹太人“只是二战中的细枝末节”。《安妮日记》近来在日本被大量撕毁 。此次《安妮日记》损毁事件让人联想起20年前美国犹太人人权组织“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与日本否认犹太人大屠杀势力的一次激烈交锋。1995年1月,日本文艺春秋社旗下刊物《马可·波罗》刊登了内科医生西冈昌纪一篇否认犹太人大屠杀的文章。文中振振有词地宣称,纳粹毒气室并不存在,犹太人大屠杀纯属“虚构”。刊登此文的杂志一上市,以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为首的犹太人组织第一时间就向文艺春秋社提出强烈抗议。《马可·波罗》编辑部和文艺春秋社一开始还想辩解,但西蒙·维森塔尔中心随即呼吁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企业抵制文艺春秋及其旗下所有刊物的广告。受此影响,文艺春秋社全面丧失广告收入,面临经营困境。事发不到两周后,文艺春秋社公开谢罪,并宣布《马可·波罗》停刊,解除杂志总编的职务,以及发表西冈文章相关的编辑部人员全部下岗。不久,时任文艺春秋社社长宣布引咎辞职。这起风波以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全面告胜落幕。
然而,日本一些势力礼赞纳粹、否定历史的言行并未因此销声匿迹,时不时有各种沉渣改头换面浮出。去年,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建议效仿纳粹修宪,再次引来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抗议和不满。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副会长亚伯拉罕·库柏在今年2月26日的采访中表示:“该事件是对安妮所代表的那段历史进行的攻击。这是促使日本进一步思考如何面对仇恨犯罪的好机会。”
对于同样发动过侵略战争的日本来说,只有直面过去发生过的一切,才能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远没有清算侵略战争中的罪行,甚至没有坚守用战争历史教育年轻一代的承诺。日本仍有部分人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正视战争对亚洲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对历史问题等都采取否定态度。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但《安妮日记》蕴藏的力量却无法破坏,它始终激励人们与那些令人憎恶的行为斗争到底。《安妮日记》会一直流传下去,控诉战争与丑恶,宣扬和平与友善,用她真挚的文笔,感动和启迪一代又一代人!这部伟大的作品昭示人们:邪恶终将灭亡,希望与善良的力量永存。不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什么地方,也不论他的年纪大小,都能从这部日记的字里行间获得源源不竭的力量。
1944年4月5日安妮在日记里写道:“我要活下去,在我死后也继续活着。”安妮真正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她心底的声音被保存下来了。正如欧思斯特·斯赫纳倍尔所说:“几百万人的声音被压制下去,这个低低的声音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的悄悄话……它比杀人者的嚎叫更持久,比时代的一切声音更响亮。”
“当人们记住过去的时候,就有希望。”让我们记住维森塔尔的这句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