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汪曾祺作为衔接现当代文学的独特作家，除却为人熟知的小说、散文、戏剧等，还留下了共计293封书信。学界早前对汪曾祺的关注多集中在作家作品、文体风格和文学史意义等方面，思想内容虽在不断深化拓展，但对汪曾祺相关的史料研究尚有空白，而这些书信为解读作家情感世界、文学交往和创作主张提供了直接材料。
2016年徐强的《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首次系统地整理了汪曾祺的生平历程，这是目前仅有的汪曾祺年谱专著。1997年陆建华的《汪曾祺传》和2017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自述》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汪曾祺的生平经历和著者的评价研究。但他留下的293封书信仍未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以信会友：汪曾祺书信中的文学交往
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了《汪曾祺全集》（8卷），在第八卷中汪曾祺与友人的54封通信首次面世。之后上海三联书店于2016年出版的《汪曾祺书信集》中新增了84封，主要收录了从1947年到1993年汪曾祺的138封书信。
近年来随着对汪曾祺书信辑佚搜集工作的深入，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整理出版《汪曾祺全集》（12卷），其中的书信卷辑录了从1943年到1997年的293封书信（含残简）。综合考察汪曾祺书信，可发现其时间跨度大，且通信对象广泛，涉及黄裳、朱德熙、邓友梅、沈从文、陆建华等92人，书信交往具有稳定性和密集性。
首先，通过横向对比，将汪曾祺致信对象的身份和通信数量进行归类统计，由表1可见，汪曾祺的交往对象主要包括亲人、师友、编辑、学者、作家、读者、政府人员等8类。根据职业身份及他们与汪曾祺的亲疏关系可以进一步细化：一是关系密切的亲友，例如汪海珊、汪丽纹、金家渝、施松卿、朱德熙、邓友梅等，他们与汪曾祺保持着长期且频繁的联系，书信氛围轻松诙谐，在亲切寒暄中不乏对文坛氛围的评价、创作理念的探讨、内心状态的袒露，相较于其他类别的致信对象要更加真实。另一类是专职的文学工作者，包括石湾、古剑、李辉、弘征、陆建华、徐城北、冯杰、萌娘等，形成汪曾祺在文坛广博的人际交往圈，其中既有编辑与作家之间的互动，也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评论家与作家展开的作品讨论，同时还有对后辈新人的谆谆教导。此外，还有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信件交流，其中读者占较大比例。与政府人员的几封通信则出于为讨还家乡祖屋而作。这些书信涉及了汪曾祺的人情往来以及与家乡高邮的离合亲疏，对作家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汪曾祺的通信横跨54年，纵向统计汪曾祺在各个时期的通信频率和主要通信对象，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汪曾祺在不同阶段的文学交往活动以及时代氛围下的精神动态。从表2可以明显看出汪曾祺文学交往的书信分布具有阶段性特征：早期（1943—1948年），汪曾祺通信数量较少，但通信对象比较集中，例如在此阶段的20封信中，与朱奎元的通信就高达11封。这些信件勾勒出汪曾祺除西南联大交际圈之外的另外一个文学交往圈，即与朱奎元、任振邦为代表的高邮同乡圈，书信中多次谈及汪曾祺早期的文学创作观和生活境况。中期（1950—1979年）是汪曾祺通信频次最少的时期。由于各种政治风波迭起，汪曾祺被卷入时代的旋涡，这部分书信记录了汪曾祺在遭到挫折的情况下对文学创作的坚守，以及关于样板戏、剧本创作问题的讨论。晚期（1980—1997年），汪曾祺迎来了创作生涯的高峰，社会各界开始关注这位作家，书信数量骤然增长。通信内容更为广泛，如出版社的邀约、评論家的讨论、读者的交流和后辈作家的请教都有所涉及。
以信谈文：汪曾祺书信中的创作观
“作为私密性极强的书信，写时并非为了公开发表，因而总是会或多或少真实地记录着写信人对现实的观察、认知和思考（包括对现当代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历史留下相对真实可信的史料，提供不同角度的细节。”[1]通过考察汪曾祺的文学交往书信，可发现汪曾祺在通信中常直陈其创作渊源，表现其独特的小说人物观，并将小说语言放置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种考察方式突破了以往从作品入手的模式，更能直接获知作家的写作观点和文学思考。
（一）深厚的创作渊源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是融汇中西文学精华的成功范例之一。他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特别是以归有光为代表的晚明文学对汪曾祺影响深远。在致江西师范大学学生詹幼鹏的信中，汪曾祺谈到“中国的这种朴素平淡的风格是有传统的。比如我的某些作品和归有光是颇为相似的”[2]，阐明自己对归有光的推崇。随后，汪曾祺1988年在《自报家门》中更是直接指出“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3]。文笔清淡雅致却韵味悠长，结构曲折而自然有致，这是汪曾祺与以晚明文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跨时空对接，并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此外，受父亲汪菊生的影响，汪曾祺从小学习绘画，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技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汪曾祺的审美趣味。汪曾祺在致施松卿的家书中详细记录了他围绕“中国文学与绘画的关系”“空白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作用”两大主题的发言。留白艺术是汪曾祺特别推崇中国画的根本所在，他视小说为“空白的艺术”，作家创作要点到为止，不能将所有内容穷尽，要留有余地，读者在思考后才能看出作品的绿树繁花，“一个小说家，不应把自己知道的生活全部告诉读者，只能告诉读者一小部分，其余的让读者去想象，去思索，去补充，去完成”[4]。留白保持了小说自身的开放性和主体性，形成汪曾祺小说空灵淡远的艺术美感，达到了“以己少少许，胜人多多许”的美学效果。
作为影响汪曾祺创作的一大思想渊源，“传统”不仅意味着中国古代悠久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包含鲁迅、废名、沈从文一脉相承的现代抒情小说传统。汪曾祺温婉性灵的文学特色师法沈从文，研究者对此几乎无所异议。此外，在小说诗化方面，汪曾祺延续了废名的创作手法，并在信中加以认同。联系《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具体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出无论是描写生活还是塑造人物，汪曾祺都不以传神写实、突出典型为主要手段，而是根据自身的情感体验摹写时代情状，以散文化的手法营造意境。这种诗化风格显然是对废名文章之美的追随。 汪曾祺文学创作另一重要渊源则是西方现代主义。实际上，汪曾祺的现代意识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已经萌发，对外国资源的接受要比当代作家早得多。在致施松卿、解志熙、范泉等人的书信中已多次提到自己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审美接受，并坦言自己非常喜欢阅读阿左林和纪德的作品。“纪德把沉思和抒情结合得那样好，这对我是有影响的……（阿左林）对于世界的静观态度和用写散文的方法写小说，对我有很大影响”。信中还谈到了《落魄》中的现代派影子，“我对生活感到茫然，不知道如何是好。这种情绪在《落魄》中表现得比较充分。小说中对那位扬州人的厌恶也是我对自己的厌恶。这一些也许和西方现代派有点相像”[5]。这些书信内容都直接证实了汪曾祺对西方文化的观照，构成了其创作渊源体系中的一面。
（二）独特的小说人物观
汪曾祺在文学交往的书信中曾与好友就人物观多次讨论。高邮好友朱奎元曾希望汪曾祺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而汪曾祺却迟迟未动笔，在之后的信件中他解释了原因：“我的小说里没有人物，因为我的人物只是工具，他们只是风景画里的人物，而不是人物画里的人物。如果我的人物也有性格，那是偶然的事。而这些性格也多半是从我自己身上抄去的……我仍旧不会用我的文字造一个你，你可以从其中找到你就是了。”[6]在汪曾祺看来，人物要有原型，人物的选取要建立在真实生活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要通过“杂取种种人”创造出具有代表性的形象。1986年汪曾祺回复宋志强小说创作的指导意见中更是紧紧围绕人物展开，一连串的发问确立了汪曾祺人物观的另一主旨，即“贴到人物来写”，强调作家创作要抓住人物的“核”，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都要对人物产生作用力，细节服务于人物，作品的氛围、事件、语言才能圆融和谐。
（三）系统的文学语言观
语言是组成文学作品的基本元素，汪曾祺是一个对语言极度敏感的作家，自觉的语言意识和对语言的深入关注促使他不断寻求属于自己的小说语言，最终形成独特的文学语言观。自20世纪70年代起，“语言”成为汪曾祺交往书信中频繁出现的字眼。1982年汪曾祺在致语言学家朱德熙的回信中就有关于文学语言的质疑：“随着一些‘新’思想、‘新’手法的作品的出现，出现了一些很怪的语言。其中突出的是‘的’字的用法。如‘深的湖’‘近的云’‘南方的岸’……这不合中国语言的习惯……我觉得现在很多青年作家的现代派小说和‘朦胧诗’给语言带来了很大的混乱。”[7]他认为好的语言并不是去杜撰大家无法理解的形容词，而是要在中国语境下说中国话。
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创作过程中纷纷效仿外国文学，对西方现代语言的借鉴尤为频繁。汪曾祺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当时文坛盲目模仿现代派而忽视中国语言习惯的现象加以严厉批判。根据写给施松卿的多封家书可以得知，汪曾祺在1987年前往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时，曾先后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西北大学等地开展演讲，“在耶鲁、哈佛、宾大讲的是《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24号要到衣阿华州（伊利诺伊州）的西北大学演讲一次，我想还是讲语言问题—我对语言有自己的见解，语言的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别人都没有讲过”[8]。这四场讲座都以“语言”为主题，足以说明汪曾祺对文学语言观的思考有了独到的见解，已具备系统性。
以信为媒：从文学交往活动看作家与时代的聚散离合
时代环境是作家创作不可分离的文学生态，不同时代作家的文学交往活动能够展露出当时的文学现象。书信是作家表达倾诉的直接材料，不仅为后世研究汪曾祺创作观念、理论渊源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线索，同时又还原了汪曾祺与时代潮流或契合或冲突或游离的精神路向，探索作家个体与整个时代政治环境的聚散离合。
（一）早期：卷入时代纷乱的苦闷者
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初登文坛便展现出巨大的文学创造力和艺术潜能。那时的汪曾祺满怀壮志，但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让他与残酷的生活开始一次次的搏击。在致朱奎元的多封信件中，汪曾祺频繁倾诉内心的苦闷和悲凉，不佳的精神状态几乎遍布早期的全部信件，“我现在就像是掉在阴沟里一样，如果我不能确定找到一池清水，一片太阳，我决不想起来去大洗一次”[9]。结合写信时间可以发现汪曾祺此时因拒绝应征美军翻译而无路可走，曾经的人生目标在困顿的现实面前消失殆尽，如何活下去成为汪曾祺必须面对的问题。
现实的生存困境无情地泼了汪曾祺一盆冷水，汪曾祺一支笔走天下的热情逐渐冷却，“上海的所谓文艺界，怎么那么乌烟瘴气！……年青的胡闹，老的有的世故，不管;有的简直也跟着胡闹”[10]。接连挫败的汪曾祺如孩童般在老师沈从文面前抱怨上海文艺界的乱象。在早期书信的交往活动中，汪曾祺无时无刻不在诉说自己的悲凉，苦闷寂寞的心态给文学作品蒙上一层淡淡的感伤，难怪汪曾祺在信中发出“只有我这一点是热的”的感叹。
（二）中期：陷入时代旋涡的孤独者
1949年汪曾祺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本以为可以大展宏图，却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卷入时代的旋涡，生生折断了汪曾祺的文学之翼。在20世纪50年代，汪曾祺没有创作小说，但就连少数的几篇散文、短诗创作也成了划定“右派”的证据。现实的磨砺已经使汪曾祺褪去了青年时期的锋芒，他接受了政治改造活动，不辞辛劳地干农活，认认真真地写汇报材料。直到20世纪60年代文坛氛围有所放松，汪曾祺才开始试着重新写作，但主要精力在戏剧的改编上，信中涉及对剧本《王昭君》的讨论、《红岩》剧本的写作困难以及历史剧《汉武帝》的写作计划。
内心一直与时代保持距离的汪曾祺却出于文学才华受到江青的赏识，阴差阳错地卷入“文革”政治的旋涡。这段时期汪曾祺依旧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大部分信件中汪曾祺自言生活的有趣和可爱，在致杨香保的信件中宽慰要“‘心平气和，正确对待’，言同金石，自当照办，请释悬怀”[11]。但看似风光无限的汪曾祺此时正忍受苦痛的煎熬，信件中谈及样板戏和江青时总是战战兢兢，向好友朱德熙解释无法见面的原因也只是因为首长要看戏等寥寥数语。閻肃后来回忆那段特殊时期的情形也说到他们根本不敢谈论江青，甚至十年后汪曾祺向蒋勋说起“文革”的经历时依然郁郁寡欢，“汪先生一醉了就眼泛泪光，不是哭，像是厌恨自己的孩子气的嗔怒。做政治人物的‘行走’大概有许多委屈吧”[12]。这一时期成为了汪曾祺不可提及的伤痛。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汪曾祺再次选择收笔。无人理解的汪曾祺在时代风云中踽踽独行，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尽管创作样板戏《沙家浜》时他细心打磨，但是仍受到了不可抗拒的制约，使得汪曾祺最终回归自己的内心。 （三）晚期：游走时代边缘的“变法者”
晚年的汪曾祺迎来了创作的高峰。在经历了年少的心灰意冷、中年的酸甜苦辣之后，大器晚成的汪曾祺选择在纷杂喧嚣中叩问心灵，做一个静默的文坛边缘人。
随着时代问题的破冰，汪曾祺得以自由地随心创作。综合分析1980年代之后的信件，汪曾祺在回复朱德熙、汪丽纹等亲友时多次提及近期的写作计划。1987年汪曾祺参加了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这一次文化交流影响了汪曾祺的创作心态，“我到了美国，变得更加practical，这是环境使然”[13]，随后在致聂华苓的信中更是多次直言不讳。心态的转变影响了作家的文学观念，与世界各国三十多位作家的交流探讨增加了汪曾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同时就世界文化交汇语境下中国文学如何与国际接轨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1983年汪曾祺主张回到现实主义和民族传统，开始了他的“衰年变法”：“我所说的现实主义是能容纳一切流派的現实主义;我所说的民族文化传统是不排斥外来影响的文化传统。”[14]汪曾祺提倡的现实主义是开放的、融合百家之长的现实主义，只有这样文学创作才能永葆生机。这也正是汪曾祺求新思变的文学追求的体现。
作家书信进入公共领域的时间具有滞后性，但书信使研究者得以打破时空的约束，与曾经的作家展开对话。通过对汪曾祺书信中文学交往的梳理，能够还原汪曾祺以书信为依托的文学交往圈，同时又可以呈现他在不同时期的创作心态，从而更加细化地分析汪曾祺文学生涯的理想诉求。此外，书信研究将作家青年、中年和晚年的文学交往相贯通，通过挖掘书信中所呈现的汪曾祺与时代的聚散，透视出他的精神路向和文学观念转变的轨迹。
注释：
[1] 任葆华：《关于沈从文书信研究的设想：为纪念沈从文诞辰110周年而作》，《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2]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12（书信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102页。
[3] 季红真主编、徐强散文卷主编：《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105页。
[4]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 12（书信卷）》，第208页。
[5]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 12（书信卷）》，第270页。
[6]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12（书信卷）》，第6页。
[7]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 12（书信卷）》，第96页。
[8]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 12（书信卷）》，第232页。
[9]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12（书信卷）》，第5页。
[10]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 （书信卷）》，第29页。
[11]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12（书信卷）》，第71页。
[12]蒋勋：《手帖：南朝岁月》，九州出版社，2017年，第228页。
[13]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12（书信卷）》，第210页。
[14]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 12（书信卷）》，第289页。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6年徐强的《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首次系统地整理了汪曾祺的生平历程，这是目前仅有的汪曾祺年谱专著。1997年陆建华的《汪曾祺传》和2017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自述》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汪曾祺的生平经历和著者的评价研究。但他留下的293封书信仍未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以信会友：汪曾祺书信中的文学交往
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了《汪曾祺全集》（8卷），在第八卷中汪曾祺与友人的54封通信首次面世。之后上海三联书店于2016年出版的《汪曾祺书信集》中新增了84封，主要收录了从1947年到1993年汪曾祺的138封书信。
近年来随着对汪曾祺书信辑佚搜集工作的深入，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整理出版《汪曾祺全集》（12卷），其中的书信卷辑录了从1943年到1997年的293封书信（含残简）。综合考察汪曾祺书信，可发现其时间跨度大，且通信对象广泛，涉及黄裳、朱德熙、邓友梅、沈从文、陆建华等92人，书信交往具有稳定性和密集性。
首先，通过横向对比，将汪曾祺致信对象的身份和通信数量进行归类统计，由表1可见，汪曾祺的交往对象主要包括亲人、师友、编辑、学者、作家、读者、政府人员等8类。根据职业身份及他们与汪曾祺的亲疏关系可以进一步细化：一是关系密切的亲友，例如汪海珊、汪丽纹、金家渝、施松卿、朱德熙、邓友梅等，他们与汪曾祺保持着长期且频繁的联系，书信氛围轻松诙谐，在亲切寒暄中不乏对文坛氛围的评价、创作理念的探讨、内心状态的袒露，相较于其他类别的致信对象要更加真实。另一类是专职的文学工作者，包括石湾、古剑、李辉、弘征、陆建华、徐城北、冯杰、萌娘等，形成汪曾祺在文坛广博的人际交往圈，其中既有编辑与作家之间的互动，也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评论家与作家展开的作品讨论，同时还有对后辈新人的谆谆教导。此外，还有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信件交流，其中读者占较大比例。与政府人员的几封通信则出于为讨还家乡祖屋而作。这些书信涉及了汪曾祺的人情往来以及与家乡高邮的离合亲疏，对作家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汪曾祺的通信横跨54年，纵向统计汪曾祺在各个时期的通信频率和主要通信对象，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汪曾祺在不同阶段的文学交往活动以及时代氛围下的精神动态。从表2可以明显看出汪曾祺文学交往的书信分布具有阶段性特征：早期（1943—1948年），汪曾祺通信数量较少，但通信对象比较集中，例如在此阶段的20封信中，与朱奎元的通信就高达11封。这些信件勾勒出汪曾祺除西南联大交际圈之外的另外一个文学交往圈，即与朱奎元、任振邦为代表的高邮同乡圈，书信中多次谈及汪曾祺早期的文学创作观和生活境况。中期（1950—1979年）是汪曾祺通信频次最少的时期。由于各种政治风波迭起，汪曾祺被卷入时代的旋涡，这部分书信记录了汪曾祺在遭到挫折的情况下对文学创作的坚守，以及关于样板戏、剧本创作问题的讨论。晚期（1980—1997年），汪曾祺迎来了创作生涯的高峰，社会各界开始关注这位作家，书信数量骤然增长。通信内容更为广泛，如出版社的邀约、评論家的讨论、读者的交流和后辈作家的请教都有所涉及。
以信谈文：汪曾祺书信中的创作观
“作为私密性极强的书信，写时并非为了公开发表，因而总是会或多或少真实地记录着写信人对现实的观察、认知和思考（包括对现当代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历史留下相对真实可信的史料，提供不同角度的细节。”[1]通过考察汪曾祺的文学交往书信，可发现汪曾祺在通信中常直陈其创作渊源，表现其独特的小说人物观，并将小说语言放置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种考察方式突破了以往从作品入手的模式，更能直接获知作家的写作观点和文学思考。
（一）深厚的创作渊源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是融汇中西文学精华的成功范例之一。他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特别是以归有光为代表的晚明文学对汪曾祺影响深远。在致江西师范大学学生詹幼鹏的信中，汪曾祺谈到“中国的这种朴素平淡的风格是有传统的。比如我的某些作品和归有光是颇为相似的”[2]，阐明自己对归有光的推崇。随后，汪曾祺1988年在《自报家门》中更是直接指出“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3]。文笔清淡雅致却韵味悠长，结构曲折而自然有致，这是汪曾祺与以晚明文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跨时空对接，并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此外，受父亲汪菊生的影响，汪曾祺从小学习绘画，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技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汪曾祺的审美趣味。汪曾祺在致施松卿的家书中详细记录了他围绕“中国文学与绘画的关系”“空白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作用”两大主题的发言。留白艺术是汪曾祺特别推崇中国画的根本所在，他视小说为“空白的艺术”，作家创作要点到为止，不能将所有内容穷尽，要留有余地，读者在思考后才能看出作品的绿树繁花，“一个小说家，不应把自己知道的生活全部告诉读者，只能告诉读者一小部分，其余的让读者去想象，去思索，去补充，去完成”[4]。留白保持了小说自身的开放性和主体性，形成汪曾祺小说空灵淡远的艺术美感，达到了“以己少少许，胜人多多许”的美学效果。
作为影响汪曾祺创作的一大思想渊源，“传统”不仅意味着中国古代悠久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包含鲁迅、废名、沈从文一脉相承的现代抒情小说传统。汪曾祺温婉性灵的文学特色师法沈从文，研究者对此几乎无所异议。此外，在小说诗化方面，汪曾祺延续了废名的创作手法，并在信中加以认同。联系《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具体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出无论是描写生活还是塑造人物，汪曾祺都不以传神写实、突出典型为主要手段，而是根据自身的情感体验摹写时代情状，以散文化的手法营造意境。这种诗化风格显然是对废名文章之美的追随。 汪曾祺文学创作另一重要渊源则是西方现代主义。实际上，汪曾祺的现代意识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已经萌发，对外国资源的接受要比当代作家早得多。在致施松卿、解志熙、范泉等人的书信中已多次提到自己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审美接受，并坦言自己非常喜欢阅读阿左林和纪德的作品。“纪德把沉思和抒情结合得那样好，这对我是有影响的……（阿左林）对于世界的静观态度和用写散文的方法写小说，对我有很大影响”。信中还谈到了《落魄》中的现代派影子，“我对生活感到茫然，不知道如何是好。这种情绪在《落魄》中表现得比较充分。小说中对那位扬州人的厌恶也是我对自己的厌恶。这一些也许和西方现代派有点相像”[5]。这些书信内容都直接证实了汪曾祺对西方文化的观照，构成了其创作渊源体系中的一面。
（二）独特的小说人物观
汪曾祺在文学交往的书信中曾与好友就人物观多次讨论。高邮好友朱奎元曾希望汪曾祺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而汪曾祺却迟迟未动笔，在之后的信件中他解释了原因：“我的小说里没有人物，因为我的人物只是工具，他们只是风景画里的人物，而不是人物画里的人物。如果我的人物也有性格，那是偶然的事。而这些性格也多半是从我自己身上抄去的……我仍旧不会用我的文字造一个你，你可以从其中找到你就是了。”[6]在汪曾祺看来，人物要有原型，人物的选取要建立在真实生活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要通过“杂取种种人”创造出具有代表性的形象。1986年汪曾祺回复宋志强小说创作的指导意见中更是紧紧围绕人物展开，一连串的发问确立了汪曾祺人物观的另一主旨，即“贴到人物来写”，强调作家创作要抓住人物的“核”，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都要对人物产生作用力，细节服务于人物，作品的氛围、事件、语言才能圆融和谐。
（三）系统的文学语言观
语言是组成文学作品的基本元素，汪曾祺是一个对语言极度敏感的作家，自觉的语言意识和对语言的深入关注促使他不断寻求属于自己的小说语言，最终形成独特的文学语言观。自20世纪70年代起，“语言”成为汪曾祺交往书信中频繁出现的字眼。1982年汪曾祺在致语言学家朱德熙的回信中就有关于文学语言的质疑：“随着一些‘新’思想、‘新’手法的作品的出现，出现了一些很怪的语言。其中突出的是‘的’字的用法。如‘深的湖’‘近的云’‘南方的岸’……这不合中国语言的习惯……我觉得现在很多青年作家的现代派小说和‘朦胧诗’给语言带来了很大的混乱。”[7]他认为好的语言并不是去杜撰大家无法理解的形容词，而是要在中国语境下说中国话。
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创作过程中纷纷效仿外国文学，对西方现代语言的借鉴尤为频繁。汪曾祺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当时文坛盲目模仿现代派而忽视中国语言习惯的现象加以严厉批判。根据写给施松卿的多封家书可以得知，汪曾祺在1987年前往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时，曾先后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西北大学等地开展演讲，“在耶鲁、哈佛、宾大讲的是《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24号要到衣阿华州（伊利诺伊州）的西北大学演讲一次，我想还是讲语言问题—我对语言有自己的见解，语言的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别人都没有讲过”[8]。这四场讲座都以“语言”为主题，足以说明汪曾祺对文学语言观的思考有了独到的见解，已具备系统性。
以信为媒：从文学交往活动看作家与时代的聚散离合
时代环境是作家创作不可分离的文学生态，不同时代作家的文学交往活动能够展露出当时的文学现象。书信是作家表达倾诉的直接材料，不仅为后世研究汪曾祺创作观念、理论渊源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线索，同时又还原了汪曾祺与时代潮流或契合或冲突或游离的精神路向，探索作家个体与整个时代政治环境的聚散离合。
（一）早期：卷入时代纷乱的苦闷者
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初登文坛便展现出巨大的文学创造力和艺术潜能。那时的汪曾祺满怀壮志，但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让他与残酷的生活开始一次次的搏击。在致朱奎元的多封信件中，汪曾祺频繁倾诉内心的苦闷和悲凉，不佳的精神状态几乎遍布早期的全部信件，“我现在就像是掉在阴沟里一样，如果我不能确定找到一池清水，一片太阳，我决不想起来去大洗一次”[9]。结合写信时间可以发现汪曾祺此时因拒绝应征美军翻译而无路可走，曾经的人生目标在困顿的现实面前消失殆尽，如何活下去成为汪曾祺必须面对的问题。
现实的生存困境无情地泼了汪曾祺一盆冷水，汪曾祺一支笔走天下的热情逐渐冷却，“上海的所谓文艺界，怎么那么乌烟瘴气！……年青的胡闹，老的有的世故，不管;有的简直也跟着胡闹”[10]。接连挫败的汪曾祺如孩童般在老师沈从文面前抱怨上海文艺界的乱象。在早期书信的交往活动中，汪曾祺无时无刻不在诉说自己的悲凉，苦闷寂寞的心态给文学作品蒙上一层淡淡的感伤，难怪汪曾祺在信中发出“只有我这一点是热的”的感叹。
（二）中期：陷入时代旋涡的孤独者
1949年汪曾祺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本以为可以大展宏图，却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卷入时代的旋涡，生生折断了汪曾祺的文学之翼。在20世纪50年代，汪曾祺没有创作小说，但就连少数的几篇散文、短诗创作也成了划定“右派”的证据。现实的磨砺已经使汪曾祺褪去了青年时期的锋芒，他接受了政治改造活动，不辞辛劳地干农活，认认真真地写汇报材料。直到20世纪60年代文坛氛围有所放松，汪曾祺才开始试着重新写作，但主要精力在戏剧的改编上，信中涉及对剧本《王昭君》的讨论、《红岩》剧本的写作困难以及历史剧《汉武帝》的写作计划。
内心一直与时代保持距离的汪曾祺却出于文学才华受到江青的赏识，阴差阳错地卷入“文革”政治的旋涡。这段时期汪曾祺依旧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大部分信件中汪曾祺自言生活的有趣和可爱，在致杨香保的信件中宽慰要“‘心平气和，正确对待’，言同金石，自当照办，请释悬怀”[11]。但看似风光无限的汪曾祺此时正忍受苦痛的煎熬，信件中谈及样板戏和江青时总是战战兢兢，向好友朱德熙解释无法见面的原因也只是因为首长要看戏等寥寥数语。閻肃后来回忆那段特殊时期的情形也说到他们根本不敢谈论江青，甚至十年后汪曾祺向蒋勋说起“文革”的经历时依然郁郁寡欢，“汪先生一醉了就眼泛泪光，不是哭，像是厌恨自己的孩子气的嗔怒。做政治人物的‘行走’大概有许多委屈吧”[12]。这一时期成为了汪曾祺不可提及的伤痛。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汪曾祺再次选择收笔。无人理解的汪曾祺在时代风云中踽踽独行，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尽管创作样板戏《沙家浜》时他细心打磨，但是仍受到了不可抗拒的制约，使得汪曾祺最终回归自己的内心。 （三）晚期：游走时代边缘的“变法者”
晚年的汪曾祺迎来了创作的高峰。在经历了年少的心灰意冷、中年的酸甜苦辣之后，大器晚成的汪曾祺选择在纷杂喧嚣中叩问心灵，做一个静默的文坛边缘人。
随着时代问题的破冰，汪曾祺得以自由地随心创作。综合分析1980年代之后的信件，汪曾祺在回复朱德熙、汪丽纹等亲友时多次提及近期的写作计划。1987年汪曾祺参加了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这一次文化交流影响了汪曾祺的创作心态，“我到了美国，变得更加practical，这是环境使然”[13]，随后在致聂华苓的信中更是多次直言不讳。心态的转变影响了作家的文学观念，与世界各国三十多位作家的交流探讨增加了汪曾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同时就世界文化交汇语境下中国文学如何与国际接轨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1983年汪曾祺主张回到现实主义和民族传统，开始了他的“衰年变法”：“我所说的现实主义是能容纳一切流派的現实主义;我所说的民族文化传统是不排斥外来影响的文化传统。”[14]汪曾祺提倡的现实主义是开放的、融合百家之长的现实主义，只有这样文学创作才能永葆生机。这也正是汪曾祺求新思变的文学追求的体现。
作家书信进入公共领域的时间具有滞后性，但书信使研究者得以打破时空的约束，与曾经的作家展开对话。通过对汪曾祺书信中文学交往的梳理，能够还原汪曾祺以书信为依托的文学交往圈，同时又可以呈现他在不同时期的创作心态，从而更加细化地分析汪曾祺文学生涯的理想诉求。此外，书信研究将作家青年、中年和晚年的文学交往相贯通，通过挖掘书信中所呈现的汪曾祺与时代的聚散，透视出他的精神路向和文学观念转变的轨迹。
注释：
[1] 任葆华：《关于沈从文书信研究的设想：为纪念沈从文诞辰110周年而作》，《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2]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12（书信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102页。
[3] 季红真主编、徐强散文卷主编：《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105页。
[4]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 12（书信卷）》，第208页。
[5]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 12（书信卷）》，第270页。
[6]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12（书信卷）》，第6页。
[7]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 12（书信卷）》，第96页。
[8]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 12（书信卷）》，第232页。
[9]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12（书信卷）》，第5页。
[10]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 （书信卷）》，第29页。
[11]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12（书信卷）》，第71页。
[12]蒋勋：《手帖：南朝岁月》，九州出版社，2017年，第228页。
[13]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12（书信卷）》，第210页。
[14] 季红真主编、李建新书信卷主编：《汪曾祺全集 12（书信卷）》，第289页。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