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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使全党全国人民第一次冲破了“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思想，第一次摆脱了个人崇拜精神枷锁的束缚，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次思想解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最终真理标准战胜了“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计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从根本上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它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保证，孕育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创新力量；它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新阶段、新起点，揭开了改革开放中一系列思想解放的序幕。
关键词：真理标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
1978年，历史的机遇叩响中国的大门，改革开放给民族振兴带来了大好机会。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这三十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从“文化大革命”灾难中走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是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逐步探索和成功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回首这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而改革中的三次思想解放更是一次又一次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一次又一次更新了人们的观念，成为改革开放有力的助推器，并贯穿于改革开放。在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中，1978年的思想解放第一次冲破了“左”的错误思想，第一次摆脱了个人崇拜精神枷锁的束缚，给九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气息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从此，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时代的转折——思想解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四人帮”粉碎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思想余音未了
1976年，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接近尾声。被“左”倾思想蒙蔽已久的许多人都逐渐从原来的疯狂、盲从中醒悟过来，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不满以至抗议，并且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终止。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然而，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没有硝烟的战斗行动虽使“四人帮”束手就擒，但却没有给“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画上句号。当时党内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称赞“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1976年10月2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军民大会，既号召揭批“四人帮”，又要求广大干部群众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但这仅仅是个开头，第二天，两报一刊就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同样号召全国人民“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此文经两报一刊发表，明显具有最高规格和威力，代表了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的指示。甚至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仍明确肯定“文化大革命”，要求全党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由此可见，“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还在党内居于支配地位，在党内外仍占有不小的市场。党内的最高领导人并没有敏锐地觉察出从“文化大革命”痛苦中挣扎出来的中国急需转型的要求，更没有前瞻性地思考中国今后如何开辟一条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而是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盲目服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权威、“文化大革命”的权威。中国处在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之下。
二、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华国锋亮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
“以阶级斗争为纲”给中国造成了20年的灾难，然而，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仍然将这一“左”的思想愈演愈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提出了“抓纲治国”总揽全局的政治纲领，这就与要求纠正错误、回到正确道路的力量之间形成不可避免的矛盾和斗争。先是部分较早觉醒的有识之士、尔后越来越多的各界群众强烈要求拨乱反正，一是要求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第三次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二是要求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项呼声代表了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强烈愿望。很显然，这些呼声涉及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论问题，更牵扯到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党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无疑是当时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面临的严重挑战。
但是华国锋及其他几位领导人迎接这些挑战的办法，就是抬出毛泽东，制造“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思想最早是由华国锋在1976年10月26日对宣传部门作指示时提出：“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次年1月下旬，按他的意图起草的讲话草稿中，已经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持制止，不能容忍。”在这样的背景下，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两报一刊联合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论证说：“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社论还针对性极强地向全国发出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直接阻挠了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其实更深层次的是搞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神化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不容置疑的态度。事实上，“两个凡是”代表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和意见：“一切都不能容许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党和共和国还要按照以前的路线继续走下去!”“两个凡是”使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得以继续推行，极大地阻碍了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造成了党内思想意识的踟蹰不前，丧失了发展现代化的良好机遇。
冲破思想的樊篱——真理标准战胜“两个凡是”
针对“两个凡是”的提出，当时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就率先批评“两个凡是”。1977年4月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不仅开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河，而且为反对“两个凡是”提供了理论武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的职务得到恢复，这是对“两个凡是”的重大突破，是拨乱反正的伟大胜利。然而，“两个凡是”根深蒂圃，影响犹在。在中共十届三中全 会闭幕时的发言中，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与此同时，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呼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与“两个凡是”展开斗争，推动了一系列局部和具体问题的拨乱反正，不同程度地动摇了“两个凡是”的基础，缩小了“两个凡是”的市场。虽然“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和尖锐，但是，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也需要有一个过程。要摆脱“左”的思维方式，走出“两个凡是”的樊篱，就必须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正确而深刻的反思。
1978年在中国是个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两件事使得1978年载入了中共党史，乃至中国历史。
1978年5月11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虽只有7000字，却因其强烈的针对性，触及敏感的现实问题。一时引起轩然大波，随后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文章精辟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从理论和思想路线上彻底揭穿了“两个凡是”的画皮，击破了“两个凡是”的似是而非的依据，成为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宣言书。社会各界都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左”的思想冰封开始解冻了。中共中央领导层围绕“两个凡是”及真理标准问题的斗争天平也已经开始向正确力量一边倾斜。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这场讨论和争论的最后结局，是在1978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废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确定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束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守成规到各方面改革，具有划时代里程碎的意义，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从此，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揭开了序幕，中国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进人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十年浩劫的黑云褪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人们引路的明灯，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任务，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个人崇拜，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活跃了起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从根本上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
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一脉相承的，都以科学精神、民主精神为精髓，而又一次比一次深刻。“五四”运动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社会条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揭开了序幕，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胜利；但是，“五四”运动导致了“左”的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滋长，延安整风运动反对教条主义，使全党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和国际决议神圣化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党内进行的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为已经确立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奠定了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思想条件，可以说，整风运动把“五四”运动深化了；然而，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道路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无形中潜伏着日后个人崇拜的因素，并且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极端，真理标准大讨论，否定“两个凡是”，批判“文革”“左”的思想，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从个人崇拜下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恢复了实践的权威，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经验，无疑，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化和升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将中国带人了改革开放的全新时期。
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保证，孕育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创新力量。
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主题，推动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直接为改革开放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武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提到“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思路的引言；在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还提到“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一提法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平均主义分配体制的弊端，是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基本政策。报告中关于改革的一系列富于创造性的观点和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极其可贵的，同时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早萌芽和思想雏形。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个人崇拜、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精神枷锁禁锢着全国人民的头脑，整个民族处于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在真理标准大讨论过程中，人民打碎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枷锁，觉醒过来，开始敢于正视现实，人民的自主意识空前提高，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觉以实践标准思考现实问题，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勇于实践。勇于开拓，这种主动性、创造性一直贯穿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才有了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正是这种全民族的进取精神和创新的勇气，才能一次又一次冲破思想的迷惘，摆脱枷锁，才有了以后中国改革 开放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在发展，改革在深入。人们的认识永不止步，创新也永无止境，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越走越宽，改革开放事业才能更加波澜壮阔。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新阶段、新起点。揭开了改革开放中一系列思想解放的序幕。
“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拨乱反正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保持生机、活力，我们民族生生不息更需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解放有一个明确的标准，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近代中国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它更是新时期中国思想解放的起点。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致力于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不同于以往思想解放运动的新特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准备了思想条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展，全面改革向更深层次递进，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也需要不断再认识，不断思考，不断探索，与改革相辅而行的思想解放层次也更深、范围也更广了。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姓“资”姓“社”问题严重地阻碍了改革开放的脚步，邓小平南巡讲话重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贯思想，是对基本路线的再教育，对改革开放的再动员，对加快建设的再推进，再一次给前进中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勃勃生机，这一切都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依据，事实再一次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世纪末，随着旧思维的惯性力量，影响国企改革的姓“公”姓“私”之争，成为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困扰人们的思想障碍，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课题再一次摆在全党全国人民的面前，十五大报告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出发，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深刻认识出发，历史性地解决了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问题和公有制多样化的实现形式问题，打破了姓“公”姓“私”的争论问题。十五大报告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三个有利于”标准秉承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精髓，并且是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中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断深化的三十年，是理论与实践不断磨合、相互对接的三十年，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三十年。解放思想是人类深化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过程，只要实践在发展，人们对客观规律的探寻就不会停止。随着改革开放在新世纪的继续和不断深入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会出现更多的新问题，思想解放会迎来一个又一个新高潮，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在这样不断的脱胎换骨中赢得成功的希望。
关键词：真理标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
1978年，历史的机遇叩响中国的大门，改革开放给民族振兴带来了大好机会。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这三十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从“文化大革命”灾难中走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是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逐步探索和成功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回首这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而改革中的三次思想解放更是一次又一次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一次又一次更新了人们的观念，成为改革开放有力的助推器，并贯穿于改革开放。在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中，1978年的思想解放第一次冲破了“左”的错误思想，第一次摆脱了个人崇拜精神枷锁的束缚，给九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气息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从此，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时代的转折——思想解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四人帮”粉碎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思想余音未了
1976年，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接近尾声。被“左”倾思想蒙蔽已久的许多人都逐渐从原来的疯狂、盲从中醒悟过来，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不满以至抗议，并且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终止。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然而，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没有硝烟的战斗行动虽使“四人帮”束手就擒，但却没有给“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画上句号。当时党内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称赞“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1976年10月2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军民大会，既号召揭批“四人帮”，又要求广大干部群众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但这仅仅是个开头，第二天，两报一刊就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同样号召全国人民“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此文经两报一刊发表，明显具有最高规格和威力，代表了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的指示。甚至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仍明确肯定“文化大革命”，要求全党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由此可见，“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还在党内居于支配地位，在党内外仍占有不小的市场。党内的最高领导人并没有敏锐地觉察出从“文化大革命”痛苦中挣扎出来的中国急需转型的要求，更没有前瞻性地思考中国今后如何开辟一条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而是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盲目服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权威、“文化大革命”的权威。中国处在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之下。
二、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华国锋亮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
“以阶级斗争为纲”给中国造成了20年的灾难，然而，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仍然将这一“左”的思想愈演愈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提出了“抓纲治国”总揽全局的政治纲领，这就与要求纠正错误、回到正确道路的力量之间形成不可避免的矛盾和斗争。先是部分较早觉醒的有识之士、尔后越来越多的各界群众强烈要求拨乱反正，一是要求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第三次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二是要求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项呼声代表了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强烈愿望。很显然，这些呼声涉及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论问题，更牵扯到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党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无疑是当时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面临的严重挑战。
但是华国锋及其他几位领导人迎接这些挑战的办法，就是抬出毛泽东，制造“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思想最早是由华国锋在1976年10月26日对宣传部门作指示时提出：“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次年1月下旬，按他的意图起草的讲话草稿中，已经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持制止，不能容忍。”在这样的背景下，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两报一刊联合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论证说：“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社论还针对性极强地向全国发出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直接阻挠了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其实更深层次的是搞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神化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不容置疑的态度。事实上，“两个凡是”代表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和意见：“一切都不能容许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党和共和国还要按照以前的路线继续走下去!”“两个凡是”使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得以继续推行，极大地阻碍了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造成了党内思想意识的踟蹰不前，丧失了发展现代化的良好机遇。
冲破思想的樊篱——真理标准战胜“两个凡是”
针对“两个凡是”的提出，当时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就率先批评“两个凡是”。1977年4月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不仅开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河，而且为反对“两个凡是”提供了理论武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的职务得到恢复，这是对“两个凡是”的重大突破，是拨乱反正的伟大胜利。然而，“两个凡是”根深蒂圃，影响犹在。在中共十届三中全 会闭幕时的发言中，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与此同时，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呼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与“两个凡是”展开斗争，推动了一系列局部和具体问题的拨乱反正，不同程度地动摇了“两个凡是”的基础，缩小了“两个凡是”的市场。虽然“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和尖锐，但是，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也需要有一个过程。要摆脱“左”的思维方式，走出“两个凡是”的樊篱，就必须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正确而深刻的反思。
1978年在中国是个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两件事使得1978年载入了中共党史，乃至中国历史。
1978年5月11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虽只有7000字，却因其强烈的针对性，触及敏感的现实问题。一时引起轩然大波，随后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文章精辟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从理论和思想路线上彻底揭穿了“两个凡是”的画皮，击破了“两个凡是”的似是而非的依据，成为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宣言书。社会各界都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左”的思想冰封开始解冻了。中共中央领导层围绕“两个凡是”及真理标准问题的斗争天平也已经开始向正确力量一边倾斜。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这场讨论和争论的最后结局，是在1978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废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确定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束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守成规到各方面改革，具有划时代里程碎的意义，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从此，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揭开了序幕，中国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进人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十年浩劫的黑云褪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人们引路的明灯，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任务，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个人崇拜，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活跃了起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从根本上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
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一脉相承的，都以科学精神、民主精神为精髓，而又一次比一次深刻。“五四”运动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社会条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揭开了序幕，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胜利；但是，“五四”运动导致了“左”的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滋长，延安整风运动反对教条主义，使全党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和国际决议神圣化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党内进行的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为已经确立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奠定了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思想条件，可以说，整风运动把“五四”运动深化了；然而，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道路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无形中潜伏着日后个人崇拜的因素，并且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极端，真理标准大讨论，否定“两个凡是”，批判“文革”“左”的思想，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从个人崇拜下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恢复了实践的权威，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经验，无疑，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化和升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将中国带人了改革开放的全新时期。
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保证，孕育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创新力量。
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主题，推动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直接为改革开放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武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提到“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思路的引言；在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还提到“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一提法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平均主义分配体制的弊端，是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基本政策。报告中关于改革的一系列富于创造性的观点和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极其可贵的，同时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早萌芽和思想雏形。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个人崇拜、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精神枷锁禁锢着全国人民的头脑，整个民族处于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在真理标准大讨论过程中，人民打碎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枷锁，觉醒过来，开始敢于正视现实，人民的自主意识空前提高，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觉以实践标准思考现实问题，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勇于实践。勇于开拓，这种主动性、创造性一直贯穿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才有了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正是这种全民族的进取精神和创新的勇气，才能一次又一次冲破思想的迷惘，摆脱枷锁，才有了以后中国改革 开放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在发展，改革在深入。人们的认识永不止步，创新也永无止境，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越走越宽，改革开放事业才能更加波澜壮阔。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新阶段、新起点。揭开了改革开放中一系列思想解放的序幕。
“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拨乱反正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保持生机、活力，我们民族生生不息更需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解放有一个明确的标准，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近代中国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它更是新时期中国思想解放的起点。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致力于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不同于以往思想解放运动的新特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准备了思想条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展，全面改革向更深层次递进，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也需要不断再认识，不断思考，不断探索，与改革相辅而行的思想解放层次也更深、范围也更广了。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姓“资”姓“社”问题严重地阻碍了改革开放的脚步，邓小平南巡讲话重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贯思想，是对基本路线的再教育，对改革开放的再动员，对加快建设的再推进，再一次给前进中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勃勃生机，这一切都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依据，事实再一次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世纪末，随着旧思维的惯性力量，影响国企改革的姓“公”姓“私”之争，成为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困扰人们的思想障碍，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课题再一次摆在全党全国人民的面前，十五大报告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出发，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深刻认识出发，历史性地解决了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问题和公有制多样化的实现形式问题，打破了姓“公”姓“私”的争论问题。十五大报告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三个有利于”标准秉承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精髓，并且是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中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断深化的三十年，是理论与实践不断磨合、相互对接的三十年，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三十年。解放思想是人类深化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过程，只要实践在发展，人们对客观规律的探寻就不会停止。随着改革开放在新世纪的继续和不断深入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会出现更多的新问题，思想解放会迎来一个又一个新高潮，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在这样不断的脱胎换骨中赢得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