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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一滴水里见太阳。
作为中国作家队伍里的“一滴水”,我有幸以亲身经历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1年,阳光所赋予这“一滴水”的明亮与温暖,让它从此走出了“文艺黑线人物”的阴影与坎坷,投身改革开放大潮,开始了新时代文学创作的中国梦。
严格地说,我这一生只能算是一名业余作家。1949年7月,只有14岁的我参军后,先在华东军大雪枫文工团学当演员,后又进三野通校学无线电报务,16岁就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63军电台的一名小报务员,随部队辗转于朝鲜中部前线和开城前线。因为喜爱文学,在战场上我天天偷偷写日记。停战回国后,在从事无线电训练之余,我以训练生活和日记上记载的朝鲜战场生活为素材,用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银色闪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出版此书时,称之为“一部反映我军训练生活的不可多得的好作品”。这使我增强了坚持业余创作的信心。不久后,又出版了反映铁路抗洪斗争的中篇儿童小说《雁鸿岭下》,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了同名电影……
此时,厄运降临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扣上“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被下放在江西省奉新县农村一个贫穷的生产队,带着妻子和出生刚满月的小儿子,住进了一间曾经用于关牛的黑屋子……我和另一位作者应北影之约而写了一部作品,也因某种原因被某领导采取各种手段,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批斗……
山重水复疑无路。我几陷绝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透过重重阴霾,终于照到了即将干涸的“一滴水”上。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命运有了一次重大转折。我当时所在的宜春地区,新来了一位地委书记。上任伊始,他就让地委组织部的同志专程来告诉我:省委书记处两位书记指示,我和另一位作者遭受的批斗,纯属冤假错案,应立即纠正。希望我放下包袱,写出更多好作品,为江西争光!
我不禁热泪盈眶。从此,这“一滴水”重沐春风,得以在改革开放大道上奋力前行。
政治上的信任,让我对党的信念更加坚定。从前,因多年来常常挨批,我与党的大门无缘。此时,我的作品多次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等报刊获得好评,不但如愿入了党,还出席了省党代表会议和全国党代表会议,有幸现场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因为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我先后被评为省优秀共产党员和省劳模。新华社为此发了专稿,多家报纸都发了此消息。党中央提出干部“四化”后,组织上又让我走上领导岗位,先后担任了宜春地委宣传部部长和江西省文联主席、党组副书记等职务。
同时,创作上获得的鼓励与支持,令我不但倾力去创作更多好作品,而且有勇气敢于不断创新。在挨批斗期间偷偷写的湘赣边土地革命斗争三部曲《霹雳》《旋风》《红尘》,陆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拍成了电影《非常岁月》《仇侣》,后者还被中国京剧院改编为现代京剧《恩仇恋》。尤其是描写西施的长篇小说《浣纱王后》出版后,不但获得中国图书奖及其他奖项,而且在西施的家乡浙江诸暨引起轰动。
以上种种经历的前后对比,使我深感改革开放给了我新的生命,使我和跟我有同样遭遇的作家们有了安全感,更让大家感到用笔描绘新时代,是一种光荣的事业和崇高的使命!
政治上受到信任,创作上受到鼓励,生活上更令我倍感温暖。当年我受批判時,妻子也和我一起担惊受怕。她经常出差,每次回来都要担心地张望街道两旁,是否又有新的“打倒杨佩瑾,踏上一只脚”的大标语;还在读小学的两个孩子,也常常被同学追打,同学骂他们是“反革命的后代”。改革开放后,他们发奋学习,健康成长。40年间,他们先后大学毕业,老大成了清华大学博士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老二从事文学创作颇有成就,获得文学创作一级职称。大孙女成了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小孙女已是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
如今,我和妻子都年过八旬,已离退休多年,但深感正是伟大祖国的日新月异与繁荣昌盛,才让我们的晚年生活美好又幸福。
作为中国作家队伍里的“一滴水”,我有幸以亲身经历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1年,阳光所赋予这“一滴水”的明亮与温暖,让它从此走出了“文艺黑线人物”的阴影与坎坷,投身改革开放大潮,开始了新时代文学创作的中国梦。
严格地说,我这一生只能算是一名业余作家。1949年7月,只有14岁的我参军后,先在华东军大雪枫文工团学当演员,后又进三野通校学无线电报务,16岁就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63军电台的一名小报务员,随部队辗转于朝鲜中部前线和开城前线。因为喜爱文学,在战场上我天天偷偷写日记。停战回国后,在从事无线电训练之余,我以训练生活和日记上记载的朝鲜战场生活为素材,用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银色闪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出版此书时,称之为“一部反映我军训练生活的不可多得的好作品”。这使我增强了坚持业余创作的信心。不久后,又出版了反映铁路抗洪斗争的中篇儿童小说《雁鸿岭下》,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了同名电影……
此时,厄运降临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扣上“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被下放在江西省奉新县农村一个贫穷的生产队,带着妻子和出生刚满月的小儿子,住进了一间曾经用于关牛的黑屋子……我和另一位作者应北影之约而写了一部作品,也因某种原因被某领导采取各种手段,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批斗……
山重水复疑无路。我几陷绝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透过重重阴霾,终于照到了即将干涸的“一滴水”上。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命运有了一次重大转折。我当时所在的宜春地区,新来了一位地委书记。上任伊始,他就让地委组织部的同志专程来告诉我:省委书记处两位书记指示,我和另一位作者遭受的批斗,纯属冤假错案,应立即纠正。希望我放下包袱,写出更多好作品,为江西争光!
我不禁热泪盈眶。从此,这“一滴水”重沐春风,得以在改革开放大道上奋力前行。
政治上的信任,让我对党的信念更加坚定。从前,因多年来常常挨批,我与党的大门无缘。此时,我的作品多次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等报刊获得好评,不但如愿入了党,还出席了省党代表会议和全国党代表会议,有幸现场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因为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我先后被评为省优秀共产党员和省劳模。新华社为此发了专稿,多家报纸都发了此消息。党中央提出干部“四化”后,组织上又让我走上领导岗位,先后担任了宜春地委宣传部部长和江西省文联主席、党组副书记等职务。
同时,创作上获得的鼓励与支持,令我不但倾力去创作更多好作品,而且有勇气敢于不断创新。在挨批斗期间偷偷写的湘赣边土地革命斗争三部曲《霹雳》《旋风》《红尘》,陆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拍成了电影《非常岁月》《仇侣》,后者还被中国京剧院改编为现代京剧《恩仇恋》。尤其是描写西施的长篇小说《浣纱王后》出版后,不但获得中国图书奖及其他奖项,而且在西施的家乡浙江诸暨引起轰动。
以上种种经历的前后对比,使我深感改革开放给了我新的生命,使我和跟我有同样遭遇的作家们有了安全感,更让大家感到用笔描绘新时代,是一种光荣的事业和崇高的使命!
政治上受到信任,创作上受到鼓励,生活上更令我倍感温暖。当年我受批判時,妻子也和我一起担惊受怕。她经常出差,每次回来都要担心地张望街道两旁,是否又有新的“打倒杨佩瑾,踏上一只脚”的大标语;还在读小学的两个孩子,也常常被同学追打,同学骂他们是“反革命的后代”。改革开放后,他们发奋学习,健康成长。40年间,他们先后大学毕业,老大成了清华大学博士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老二从事文学创作颇有成就,获得文学创作一级职称。大孙女成了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小孙女已是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
如今,我和妻子都年过八旬,已离退休多年,但深感正是伟大祖国的日新月异与繁荣昌盛,才让我们的晚年生活美好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