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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六月是“ 高考季”。在这个影响人生发展的重要时刻，莘莘学子走上考场，凝神聚气，在試卷上庄严作答，只为不辜负这十几年的书山跋涉与寒窗苦读。7 2 年前，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中国社会正经历着近现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转折，“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即将实现，“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即将过去。在这最后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 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 以“ 进京赶考”的谨慎与虔诚的态度，牢记为国为民的初心使命，为党带领人民建设新中国定规立制，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所实施的政党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凝结成了以“ 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他来到西柏坡，对群众深情地说道，“ 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每次来西柏坡，我想得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 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两个务必’，使之更好指导当前党的建设？今天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弘扬？”“两个务必”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它为中国革命一路走来，继往开来，不断发展壮大保驾护航。
牢记“两个务必”，勇于自我革命
1949年3月5-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即我们耳熟能详的“ 两个务必”思想。
“ 两个务必”的思想渊源，可以回溯到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上的《甲申三百年祭》。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与分析了李自成入京后因为革命队伍腐化堕落而陷入宗派斗争，并迅速失败的过程与原因。毛泽东在读到这篇文章后于当年11月致信郭沫若。他在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此后，在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就“ 跳出历史周期率”进行了著名的“ 窑洞对”。黄炎培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李自成还是之前的其他农民起义者，无论是农民革命的失败者还是建立了王朝的君主，都逃不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 历史周期率”。对此，毛泽东提出用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民主方法，促使政府时刻不敢松懈，让人人起来负责，从而避免“人亡政息”。
1949年，革命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执政全国在即，毛泽东对“窑洞对”的思考进入到一个新阶段。3 月23日，从西柏坡启程前往北京时，毛泽东说：“ 今天是赶考的日子，要让人民来做我们的考官，希望能考出个好成绩，我们绝不做李自成。”李自成的失败在于他没有经受住从革命到建设，从夺权到执政的全新考验，在于他遗忘了革命初心，褪去了革命本色。身处西柏坡的毛泽东思考的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如何能在全国范围内长治久安，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执政的考验中时刻保持本色。他认为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始终保持强烈的宗旨意识和深厚的为民情怀，这是“ 两个务必”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国革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靠的是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未来中国建设要成功，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与决心，让人民作考官，提出“ 两个务必”思想，是党时刻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弘扬“两个务必”，迎接新的考验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说：“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回应了他2013年在考察西柏坡时提到的“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百年大党，百年奋斗，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革命是灵魂，革命是底色。我们驾驶着社会主义伟大航船不断前行，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可能我们会收获喝彩声，可能我们会听到质疑声，然而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党，一个永葆青春动力的大党，我们既要兼听则明，又要不为外部嘈杂声所惑，保持战略定力，居安思危，时刻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始终保持革命精神和斗志，将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因胜利而骄傲，对自身要求“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
牢记与强化“ 赶考”意识的同时，也要认识到“ 赶考”环境、考题与考官的时代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视人民新需求，回答人民新困惑，解决人民新问题。面对新的“考卷”，需要新的“ 答题”方式，然而“ 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时代怎么发展，风险挑战如何变化，要始终秉持一颗一心为民的公心，沉着应考的信心，自我革命的决心，汇聚成一颗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他来到西柏坡，对群众深情地说道，“ 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每次来西柏坡，我想得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 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两个务必’，使之更好指导当前党的建设？今天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弘扬？”“两个务必”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它为中国革命一路走来，继往开来，不断发展壮大保驾护航。
牢记“两个务必”，勇于自我革命
1949年3月5-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即我们耳熟能详的“ 两个务必”思想。
“ 两个务必”的思想渊源，可以回溯到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上的《甲申三百年祭》。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与分析了李自成入京后因为革命队伍腐化堕落而陷入宗派斗争，并迅速失败的过程与原因。毛泽东在读到这篇文章后于当年11月致信郭沫若。他在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此后，在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就“ 跳出历史周期率”进行了著名的“ 窑洞对”。黄炎培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李自成还是之前的其他农民起义者，无论是农民革命的失败者还是建立了王朝的君主，都逃不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 历史周期率”。对此，毛泽东提出用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民主方法，促使政府时刻不敢松懈，让人人起来负责，从而避免“人亡政息”。
1949年，革命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执政全国在即，毛泽东对“窑洞对”的思考进入到一个新阶段。3 月23日，从西柏坡启程前往北京时，毛泽东说：“ 今天是赶考的日子，要让人民来做我们的考官，希望能考出个好成绩，我们绝不做李自成。”李自成的失败在于他没有经受住从革命到建设，从夺权到执政的全新考验，在于他遗忘了革命初心，褪去了革命本色。身处西柏坡的毛泽东思考的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如何能在全国范围内长治久安，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执政的考验中时刻保持本色。他认为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始终保持强烈的宗旨意识和深厚的为民情怀，这是“ 两个务必”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国革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靠的是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未来中国建设要成功，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与决心，让人民作考官，提出“ 两个务必”思想，是党时刻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弘扬“两个务必”，迎接新的考验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说：“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回应了他2013年在考察西柏坡时提到的“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百年大党，百年奋斗，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革命是灵魂，革命是底色。我们驾驶着社会主义伟大航船不断前行，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可能我们会收获喝彩声，可能我们会听到质疑声，然而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党，一个永葆青春动力的大党，我们既要兼听则明，又要不为外部嘈杂声所惑，保持战略定力，居安思危，时刻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始终保持革命精神和斗志，将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因胜利而骄傲，对自身要求“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
牢记与强化“ 赶考”意识的同时，也要认识到“ 赶考”环境、考题与考官的时代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视人民新需求，回答人民新困惑，解决人民新问题。面对新的“考卷”，需要新的“ 答题”方式，然而“ 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时代怎么发展，风险挑战如何变化，要始终秉持一颗一心为民的公心，沉着应考的信心，自我革命的决心，汇聚成一颗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