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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前的简要回顾
宏观调控的概念是改革开放之后从国外引入并正式提出的。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的现代宏观调控体系。但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或者调整也是非常频繁的。从1953年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几次大的起伏。1953年下半年出现了明显的经济过热，当年经济增长15.6%;1954年进行调整，当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4.2%。1956年全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下半年经济再次出现明显的过热;1957年进行调整，开展了当时所说的“反冒进”。1958年提出了经济建设要“大跃进”和“超英赶美”等口号，全民大炼钢铁，当年经济增长21.3%，整个经济建设出现了空前的过热，经济平衡严重失调。1959年本应进行调整，但由于当时对“左”的倾向造成的危害仍然认识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继续坚持“大跃进”，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生产力受到重大破坏，全国人民吃饭都成了问题。1960年到1962年经济产出分别比上年下滑0.3%、27.3%和5.6%，经济从大起转为大落。1962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到1965年经济初步恢复到1960年的水平。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我国经济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些年内，中国经济建设经历了波澜壮阔、艰难曲折的过程。当时，我们别无选择地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的缺失，社会经济活动基本上完全由政府主导，国家对经济的调整，也是通过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来实施的。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下，从1953年～1977年实现经济年均增长6.8%，集中力量办成了许多大事，初步建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各项事业都获得了较大发展。但实践证明：企业作为经济的细胞，其生产经营没有什么自主权，缺乏活力;政府通过计划来安排整个经济活动，客观上难以做到真正按价值规律办事;特别是如果决策者主观上对经济运行发生误判，就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损失甚至灾难性后果。这些年经济发展的风风雨雨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极为深刻的启示。“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描绘了改革开放的蓝图，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宏观调控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涵是使传统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三十多年改革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确实有着某种神奇的力量，可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出无穷的经济活力，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发展，市场自身的弱点也明显暴露出来了。这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宏观调控体系和现代市场体系这一对孪生姐妹同时成长起来，“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既有博弈又有合作，共同推进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
具体说，从1979年以来经历了至少七次较大的宏观调控过程。
第一次：1979年～1981年。我国经济逐步恢复发展，同时也出现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总需求增长过猛，总供给能力不足，加上当时有关方面提供了一个对我国石油储量高估的信息，建议要建设20个大庆即我国石油年产量将达10亿吨水平，似乎我国可以大量出口石油挣外汇，以放手进口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于是刮起了一股“进口风”。1980年外贸进口总额比1978年增长83.8%，连年出现外贸赤字，国家外汇储备1978年末为1.67亿美元，到1980年末变为亏空12.96亿美元。当时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强调搞好综合平衡，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等，取得明显成效。
第二次：1985年～1986年。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和改革向城市推进，宏观经济又出现了过热现象。1984年和1985年经济增长率分别高达15.2%、13.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28.2%和38.8%。货币发行超量，工资奖金增长过快，通胀问题突出。调整的主要措施是控制投资和信贷规模，加强物价管理等。
第三次：1988年～1989年。由于当时体制转轨刚刚开始，投资饥渴症、盲目扩张的冲动依然存在，“价格闯关”又提高了居民对通胀的预期，一些地方出现抢购风，居民消费价格1988年和1989年分别比上年上涨18.8%、18.0%。这一次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还是紧缩财政和信贷，压缩总需求，增加有效供给，整顿经济生活中的混乱现象。由于这轮调控是在连续几年粮、棉、油生产徘徊的背景下进行的;某些方面的调控力度可能偏大，例如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从上一年的25.4%跌落到负增长7.2%;更重要的因素是当年“六四”政治风波，特别是西方国家对我实行经济制裁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致使1989年和199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只分别为4.1%和3.8%，到1991年回升到9.2%。
第四次：1993年～1996年。当时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和“一乱”（经济秩序乱，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的问题。通货迅速膨胀，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4.1%。中央适时果断地采取了宏观调控。这是我国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后的第一次重大宏观调控，其思路和措施也展现了新的面貌。一开始就强调了需要把握的三点原则：一是统一思想认识;二是着眼于加快改革步伐;三是主要运用经济办法，配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这次调控力度的掌握比较适度，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到1996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第五次：1998年～2002年。经过连续5年的反通胀努力，1997年居民消费价格回落到比上年上涨2.8%的正常水平。由于1997年下半年爆发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受阻，1998年出口总额只比上年增长0.5%;1998年国内又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加上体制转轨、经济转型进程加快，国内商品的供需矛盾逐步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需求不足问题成为主要矛盾，国有企业与商业银行改革滞后和经营困难的问题也凸现出来。从1998年起连续5年商品零售价格负增长，出现明显通货紧缩的现象。1998年初中央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并推出一系列扩大内需的重大措施。同时，以壮士断腕的巨大勇气对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进行大力改革，一方面对其巨额注资、改制重组，另一方面普遍进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达2000多万人。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一轮宏观调控与推进改革开放的有机组合，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积累了反通货紧缩的宝贵经验，也为从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六次：2003年～2007年。前5年扩大内需措施积蓄的发展潜能开始强劲释放，加上第十个“五年规划”全面实施和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迅速扩大，我国经济增长从2002年下半年便出现提速，2003年虽在上半年受“非典”影响，但全年增长速度还是登上两位数。既要紧紧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要防止出现过热，这一轮宏观调控不但动手较早，而且力度适当;采取了“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坚持在发展中调结构;不是全面收紧，而是把握住“看好土地、管好信贷”两个“闸门”。宏观调控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自觉地运用了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因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连续五年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在11%左右，居民消费价格年平均上涨2.6%，劳动就业稳步增长，企业效益大幅度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明显提升。
第七次：2008年到现在。2007年GDP增长率攀上1992年以来的最高峰达14.2%，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达4.8%。所以，2008年初确定当年宏观调控的方针是“防过热、防通胀”。但是，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到9月份终于爆发了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而且来势汹汹，迅速蔓延全球。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欧美又是我国主要的商品出口目的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是非同小可的。200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下跌16%，其中出口更下跌18.6%。对美国次贷危机可能演变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央早有觉察，并且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准备。从“双防”政策转向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关键在选择时机和把握力度。2008年10月上旬，中央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10项措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里包括两年新增4万亿元投资的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投资1.26万亿元，主要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态环保、自主创新等方面建设和灾后恢复重建。这一揽子重大措施，提振了市场信心，有效稳住了经济增长。
（摘自人民出版社《中国经济改革警示录》 作者：厉以宁 等）
宏观调控的概念是改革开放之后从国外引入并正式提出的。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的现代宏观调控体系。但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或者调整也是非常频繁的。从1953年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几次大的起伏。1953年下半年出现了明显的经济过热，当年经济增长15.6%;1954年进行调整，当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4.2%。1956年全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下半年经济再次出现明显的过热;1957年进行调整，开展了当时所说的“反冒进”。1958年提出了经济建设要“大跃进”和“超英赶美”等口号，全民大炼钢铁，当年经济增长21.3%，整个经济建设出现了空前的过热，经济平衡严重失调。1959年本应进行调整，但由于当时对“左”的倾向造成的危害仍然认识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继续坚持“大跃进”，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生产力受到重大破坏，全国人民吃饭都成了问题。1960年到1962年经济产出分别比上年下滑0.3%、27.3%和5.6%，经济从大起转为大落。1962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到1965年经济初步恢复到1960年的水平。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我国经济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些年内，中国经济建设经历了波澜壮阔、艰难曲折的过程。当时，我们别无选择地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的缺失，社会经济活动基本上完全由政府主导，国家对经济的调整，也是通过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来实施的。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下，从1953年～1977年实现经济年均增长6.8%，集中力量办成了许多大事，初步建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各项事业都获得了较大发展。但实践证明：企业作为经济的细胞，其生产经营没有什么自主权，缺乏活力;政府通过计划来安排整个经济活动，客观上难以做到真正按价值规律办事;特别是如果决策者主观上对经济运行发生误判，就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损失甚至灾难性后果。这些年经济发展的风风雨雨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极为深刻的启示。“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描绘了改革开放的蓝图，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宏观调控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涵是使传统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三十多年改革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确实有着某种神奇的力量，可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出无穷的经济活力，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发展，市场自身的弱点也明显暴露出来了。这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宏观调控体系和现代市场体系这一对孪生姐妹同时成长起来，“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既有博弈又有合作，共同推进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
具体说，从1979年以来经历了至少七次较大的宏观调控过程。
第一次：1979年～1981年。我国经济逐步恢复发展，同时也出现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总需求增长过猛，总供给能力不足，加上当时有关方面提供了一个对我国石油储量高估的信息，建议要建设20个大庆即我国石油年产量将达10亿吨水平，似乎我国可以大量出口石油挣外汇，以放手进口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于是刮起了一股“进口风”。1980年外贸进口总额比1978年增长83.8%，连年出现外贸赤字，国家外汇储备1978年末为1.67亿美元，到1980年末变为亏空12.96亿美元。当时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强调搞好综合平衡，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等，取得明显成效。
第二次：1985年～1986年。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和改革向城市推进，宏观经济又出现了过热现象。1984年和1985年经济增长率分别高达15.2%、13.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28.2%和38.8%。货币发行超量，工资奖金增长过快，通胀问题突出。调整的主要措施是控制投资和信贷规模，加强物价管理等。
第三次：1988年～1989年。由于当时体制转轨刚刚开始，投资饥渴症、盲目扩张的冲动依然存在，“价格闯关”又提高了居民对通胀的预期，一些地方出现抢购风，居民消费价格1988年和1989年分别比上年上涨18.8%、18.0%。这一次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还是紧缩财政和信贷，压缩总需求，增加有效供给，整顿经济生活中的混乱现象。由于这轮调控是在连续几年粮、棉、油生产徘徊的背景下进行的;某些方面的调控力度可能偏大，例如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从上一年的25.4%跌落到负增长7.2%;更重要的因素是当年“六四”政治风波，特别是西方国家对我实行经济制裁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致使1989年和199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只分别为4.1%和3.8%，到1991年回升到9.2%。
第四次：1993年～1996年。当时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和“一乱”（经济秩序乱，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的问题。通货迅速膨胀，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4.1%。中央适时果断地采取了宏观调控。这是我国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后的第一次重大宏观调控，其思路和措施也展现了新的面貌。一开始就强调了需要把握的三点原则：一是统一思想认识;二是着眼于加快改革步伐;三是主要运用经济办法，配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这次调控力度的掌握比较适度，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到1996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第五次：1998年～2002年。经过连续5年的反通胀努力，1997年居民消费价格回落到比上年上涨2.8%的正常水平。由于1997年下半年爆发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受阻，1998年出口总额只比上年增长0.5%;1998年国内又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加上体制转轨、经济转型进程加快，国内商品的供需矛盾逐步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需求不足问题成为主要矛盾，国有企业与商业银行改革滞后和经营困难的问题也凸现出来。从1998年起连续5年商品零售价格负增长，出现明显通货紧缩的现象。1998年初中央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并推出一系列扩大内需的重大措施。同时，以壮士断腕的巨大勇气对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进行大力改革，一方面对其巨额注资、改制重组，另一方面普遍进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达2000多万人。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一轮宏观调控与推进改革开放的有机组合，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积累了反通货紧缩的宝贵经验，也为从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六次：2003年～2007年。前5年扩大内需措施积蓄的发展潜能开始强劲释放，加上第十个“五年规划”全面实施和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迅速扩大，我国经济增长从2002年下半年便出现提速，2003年虽在上半年受“非典”影响，但全年增长速度还是登上两位数。既要紧紧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要防止出现过热，这一轮宏观调控不但动手较早，而且力度适当;采取了“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坚持在发展中调结构;不是全面收紧，而是把握住“看好土地、管好信贷”两个“闸门”。宏观调控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自觉地运用了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因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连续五年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在11%左右，居民消费价格年平均上涨2.6%，劳动就业稳步增长，企业效益大幅度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明显提升。
第七次：2008年到现在。2007年GDP增长率攀上1992年以来的最高峰达14.2%，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达4.8%。所以，2008年初确定当年宏观调控的方针是“防过热、防通胀”。但是，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到9月份终于爆发了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而且来势汹汹，迅速蔓延全球。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欧美又是我国主要的商品出口目的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是非同小可的。200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下跌16%，其中出口更下跌18.6%。对美国次贷危机可能演变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央早有觉察，并且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准备。从“双防”政策转向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关键在选择时机和把握力度。2008年10月上旬，中央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10项措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里包括两年新增4万亿元投资的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投资1.26万亿元，主要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态环保、自主创新等方面建设和灾后恢复重建。这一揽子重大措施，提振了市场信心，有效稳住了经济增长。
（摘自人民出版社《中国经济改革警示录》 作者：厉以宁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