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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现代视野下的龟兹文化发展变迁”暨第六届龟兹学术研讨会邀请，我欣然前往。9月18日到乌鲁木齐，次日乘车到库尔勒，参观铁门关，之后在阿克苏参加了两天的学术会，考察了温宿大峡谷、克孜尔石窟、阿艾石窟。远涉荒地。古人骑骆驼需要大半年完成的旅程，我们浓缩到了七天。在那旷古奇崛的荒凉与繁荣中真正陶醉了一次！
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
9月19日清晨，出发前，用早餐时，同桌的文史专家李鹏海先生说了句谚语：“新疆老头去赶场，骑上毛驴揣上馕。”提醒学者们对前往库尔勒的艰苦行程要有心理准备。大家早就听过“不到新疆，不知道祖国之大”的说法，所以，没有人表现出惊讶或忧虑；相反，都欢欣雀跃——包括年近80岁的历史学家陈国灿、陈应时和年龄稍轻但也年过古稀的柴剑虹、耿昇等诸学者。他们精神饱满，谈笑风生，大多是学术问题，也互相开玩笑。柴剑虹说起耿昇先生早年当驻法国大使时的往事。那时，耿先生回国休假，英姿飒爽，衣着入时，引起两位小偷注意，尾随到家中，手持作为装饰用的古剑胁迫他交出“巨款”。耿先生说存款单夹在书中，让他们寻找。小偷翻很多书，累得满头大汗，一无所获，沮丧离开。大家畅笑，求证。耿先生说当时剑尖直逼喉咙，刺疼他了。我读过一些先生翻译的文章，尤其通读了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算是神交已久，便问：我可否将这件事写到文章中？耿先生严肃地说：我们不玩花絮，搞学术！参会代表中胡子最长的宗教文化艺术史学家张总先生开玩笑说：“你要写，得付给耿先生一些稿费。”耿先生是当事人，而提供材料的则是柴剑虹先生，稿费该给谁，是个问题。
说着，笑着，汽车驶出闹市，驶离近郊，一头钻进天山。大家望着窗外的红山巨岩，陷入沉思。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博导刘进宝先生却像只快乐活跃的兔子，热情洋溢，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内容涉及敦煌学史和学界人事。我很佩服他的精确记忆力。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华瑞先生和原《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宋超先生连续拍照，企图把天山的千姿百态收尽。有一阵子，车里不断响起咔嚓咔嚓声。但持续最长的还是张总先生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翎博士密密实实的谈话——他们座位与我毗邻，考察期间，就佛教文化相关问题他们谈了一路，谈了两三千公里。
不觉意间，车子已经穿越天山，眼前又豁然开阔起来。我对路牌上标示的地名产生浓烈兴趣。于是，边欣赏草滩、荒原，边记录这些似曾相识的地名。“榆树沟”比较常见，显然，这是汉族人取的名字。汽车经过一片辽阔沙碛。柴剑虹先生扶着座椅走过来，指着外面说：这就是著名的银山碛，由此可往罗布泊。罗布泊可是绝地啊，多少年来，很多勇士只有冒着生命危险才可以到达，现在呢，借助越野车和高科技，普通人都轻易抵达。《新疆大学学报》副主编李蕾女士就曾经在罗布泊岸边的楼兰故地住过一晚上。“周边都是古代墓地，很安静，但内心总是不安，回来后病了七天。”她说。
汽车驰过一片荒原，进入另一片荒滩。单调的景色使人困意顿生，不知谁歪着脑袋睡着了。偶然，成群的野鸽子闪现疾飞，划着弧线，瞬间掠过天空，快得让人不能确定这是真实还是虚幻。路牌，标准的路牌不断报告地名：清水河大桥、黄水河大桥、六十户、开都河大桥，甚至还出现了博斯腾湖！从地图上看，这条路距离博斯腾湖不会太远。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将柏思腾湖称为“大地的眼睛”。博斯腾湖是开都河与草原共同造就的眼睛，也是焉耆古国的眼睛，更是野马和葡萄酒的家乡。在纷繁喧嚣的历史中，那里演绎过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但生命力最强的却是一个民间传说：年轻恋人博斯腾和尕亚相爱，天上的雨神仰慕尕亚之美，要抢她为妻。尕亚誓死不从，遭到雨神报复，草原大旱。博斯腾与雨神大战，最终获胜，却因过度疲惫，累死了。尕亚痛不欲生，眼泪化作湖水，后来也悲愤而死。牧民们为纪念他们，将该湖命名为“博斯腾湖”。故事老套，听来却依然感动。遐想中，又看见路边闪过几个地名：包尔海、四十里城子、相思湖大桥、紫泥泉、塔什店和莲花湖。我想，这些地名的背后都有一段悠长的历史和丰富的故事。而来来往往的过客，只能瞥一眼简单肤浅的表面文字。
下午3点，汽车终于驶进库尔勒（维吾尔语，意思是“眺望”）。午餐后，稍事休息，即乘车考察铁门关。铁门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水经注》称铁门关所在峡谷为“铁门关”，后人称为“遮留谷”。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曾路经铁门关，班超曾饮马于孔雀河，因此，人们又称孔雀河为饮马河。岑参也曾赋诗一首：
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
关旁一小吏，终日对石壁。
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
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
现在，这首诗被刻在石壁上，赫然醒目。对铁门关的险要，近人谢彬在《新疆游记》中记录得比较生动：
两山夹峙，一线中通，路倚奇石，侧临深涧，水流澎湃，日夜有声，弯环曲折，时有大风，行者心戒。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率领西北科学考察队部分队员从孔雀河乘船漂流进入罗布泊，曾在铁门关遭遇险情。根据这位曾受诺贝尔资助的游侠的测量记录，1934年4月19日，在铁门关河流分岔处，河宽69.6米，最大水深3.63米。如今，山势依然凶险，且有坍塌痕迹，但孔雀河既不澎湃，也无声响，更像一只温顺恬静的小鹿。
参会代表分乘两辆车，此前，很多人彼此不熟，到铁门关，依山傍河，唯此一道，生熟夹杂，没了分别，说说笑笑，向峡谷内走去。柴剑虹先生1968年大学毕业后在新疆工作过10年。1980年夏天，他背着书包从库尔勒步行到铁门关考察，次年写了《轮台、铁门关、疏勒辨》，我从柴先生于2000年出版的《敦煌吐鲁番学论稿》中读过这篇文章。柴先生说那次还搭顺风车考察了库木吐拉。一个学人有这样的历史，值得自豪。可是，柴先生始终很沉静。
对面走来一位维族男子，牵着一头驮载家什的毛驴和两条狗。他是牧羊人。两条狗没有凶相，但令人生畏。耿昇先生却坦然走过去，要与毛驴合影。我真担心两条狗失去理智，咬伤他的腿肚子。照相结束，安然无恙。继续前行，道路越来越窄。尽管岁月变迁，但古道的大概形势依然可寻，狭窄无法通行时，便过渡到对岸，继续依傍奇石前行。古老的驼队，也是如此吧。河床抬高，出现一片小盆地和茅草棚。河边，沙枣树托着一身身金黄的果实，谦恭慷慨。品尝几颗，每棵树的沙枣味道都有不同的清香。黑色的喜鹊飞来飞去。大家就“孔雀河”的名称进行讨论：这里以前到底有没有孔雀生存？耿昇先生坚定地说：“孔雀河与一个民间传说有关。”那是《塔依尔与卓赫拉》的故事。传说，古焉耆国王公主卓赫拉与牧羊人塔依尔相爱，丞相卡热汗唆使国王抓捕塔依尔，要将他处死。卓赫拉设法救出，夜奔出关，不幸坠入深涧。后人在铁门关对面公主岭上造了塔依尔与卓赫拉“麻扎”（阿拉伯语，意为“参拜之处”，指圣徒的墓地），缅怀这对为爱情和自由而死的恋人。但这与孔雀何干？难道塔依尔与卓赫拉变成了两只孔雀，飞到温暖的南方？刘进宝教授的学生孙宁博士表情严肃，他说心灵得到洗涤，将这个故事记得烂熟。在孔雀河大转弯的地方，部分学者返回，我与陕西考古所赵西来先生、孙博士拾阶登山。孙博士突然说了句很经典的话：“北方的山太孤独了。”我说：“这里的山尽管荒凉透顶，但是，我非常迷恋。”他说了句更经典的话：“大概荒凉是生命的本质吧。”这时，早到山顶的刘进宝、李华瑞等先生，迫不及待地开始迎风而呼了。 返回宾馆，晚宴中，认识了学者李树辉。他在新疆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通晓突厥语、维吾尔语。他写过一篇文章，说古代文献中提到的“金山”实际上就是这几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天山。迄今为止，没有学者举出反证。李树辉先生幽默风趣，热情健谈。初次见面，他就对我说：“你们甘肃人很低调，喜欢说‘甘肃没啥路，就一条丝绸之路；甘肃没啥书，就一本《读者》；甘肃没啥城，就一座东风航天城；甘肃没啥戏，就一台《丝路花雨》；甘肃没啥面，就一碗牛肉面；甘肃没啥古迹，就一座莫高窟；甘肃没出来什么人，就出来水均益、朱军、李修平这些主持人’，是不是？”我被逗乐，说你听到的是早期版本，后来不断创新，发展到科技、资源、矿藏、农业、历史、草场、藏书、葡萄酒、演艺等领域，目前已经超过100条了。不过想一想，都有事实根据。
阿克苏会议
9月20日，两辆车依偎天山，向西疾驰。这一线很多地名，反复出现在斯文·赫定笔下。这位坚韧不拔但又不失诗意的瑞典探险家在中亚大地上游荡大半辈子，进入暮年时，又于1927～1934年率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亚洲腹地漫游。他曾设想，在敦煌、楼兰故地、孔雀河、库尔勒之间修一条公路，让古代商队曾经使用过500年的一段重要商道恢复生命。这个想法极富诗意。诗人海子最喜欢读的书中，就有斯文·赫定著作《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我一边欣赏天山的雄姿体态，一边冥想那位自称把自己嫁给中亚的单身汉的游历生活。现代人，像柴先生那样背着书包考察故址都很难，怎敢奢望带领一支驼队长年累月亲密接触这些荒山枯岭？斯文·赫定，一位高尚的异乡人，舍弃气候宜人的瑞典，“反把他乡作故乡”，用全部的热情和生命感受了中亚大地，他是多么的幸福！唯一遗憾，终生未娶。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我在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里将美丽神女楼兰嫁于，举行诗意的婚礼，并在他即将殒命沙漠时相救……斯文·赫定离开中国后，直到去世，都念念不忘这片荒凉的土地和共同探险的陈宗器等中国伙伴。
汽车途经阳霞、铁热克巴扎、雅克拉末、库车、大尤都斯、羊塔克库都克、拜城、温宿等地，下午，抵达阿克苏。简单午餐后，参观由上海市援建的阿克苏地区博物馆。博物馆于一所学校相连，外观有现代感，很气派，这种风格在上海世博会中比较多见。博物馆内部陈列的文物反映了古代龟兹地区人们的生活全貌。龟兹又称丘慈、邱兹、丘兹、从这些异名考察，龟兹读音为“qiuci”或“qiuzi”。研究语言的李树辉先生在陕北调查时却发现，当地农民把龟兹乐称为“guiziyue”。龟兹北依天山，南临大漠，是古代西域大国，以库车绿洲为中心，最盛时辖境大致包括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六县市。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这个著名故国绚丽多彩，美轮美奂。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提到龟兹，都无法绕开乐舞、石窟、铁器、鸠摩罗什和安西都护府，等等。因此，在敦煌学、丝绸之路学之后，又衍生了龟兹学。敦煌学以地名命名，丝绸之路学以“路”命名，龟兹学以古国名命名，三者各有千秋，以点、线、面网罗了西部文化的概貌。
第二天上午，研讨会在阿克苏地区博物馆多功能厅正式开始。开幕式上，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温玉成先生的发言引起我的注意——他强调学者应该到田野里去。近两年，他在川西寻找成吉思汗陵，跑坏了一辆吉普车，“谜底即将揭开”。茶歇时，我不失时机，与温先生协商，能否把川西考察随笔在《丝绸之路》上发表，最好透露一些最新发现成果。温先生坚定地说，有位成都的女作家跟踪他两年，书稿备齐，单等谜底公布，即可出书。如此，就不能夺人之爱了。但心有不舍啊。
柴剑虹先生发言前，转达了冯其庸先生的祝贺信。他针对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霍旭初先生著作《滴泉集》谈了几点体会。霍旭初先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敦厚的长者，虽然首次见面，但以前读过他的《龟兹艺术研究》和其他一些论文，并不陌生。霍先生是龟兹学会的发起人、指导者、组织者，为这次会议付出了极大心血，他未与我们同车前往，提前飞赴阿克苏，亲自协调安排会议接待等各项事宜，以确保万无一失。学者的治学精神贯彻到方方面面，令人感佩。柴剑虹非常认同《滴泉集》中谈到的文化发展“回授”，并且进一步强调。习惯上，大家认为佛教文化由印度传入后，一路向东传递，可是，往往忽略了，文化传播过程中，在创新发展后又“回流”过来。龟兹文化中就有这种现象。
新疆考古研究所所长于志勇先生展示了他近两年的田野考察成果。他考察地域涉及14个地州，在高昌故城发现了吐蕃文简牍，在库车北山发现冶炼遗址，考察博克拉达山庙遗址，还发掘1200多座墓葬。报告结束后，他马不停蹄，奔赴正在作业的考察现场。陈国灿先生谈安西都护府的驻军问题，对唐朝时军、守捉的兵员编制做了非常详实的考证。我从2009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野马，尘埃》，涉及军与守捉的问题。而陈先生引用的一些有关当年士兵超期服役、逃窜、兵源等方面情况的出土文献资料将给我新的启发。陈先生还谈到《张君义告身》。张君义是敦煌人，因对吐蕃作战有功，被封为沙州防御使，屡建战功，不得赏，反而因功受罚，气愤之余，自断左手，包在绢中，埋入地下。1941年，张大千在敦煌发现这只手臂。一些史书记有他的资料，但其告身系我首次得知。
耿昇先生介绍了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中有关库车地区的记述。目前，他正在翻译、审订《伯希和探险日记》。伯希和曾于1906～1908年在西域探险，但他的日记直到2008年才在巴黎出版。这也是我多年来关注的题材。耿先生谈到翻译之苦，案头摆着沙雅、库车、温宿等地地方志，花大量时间对地名。而且，伯希和喜欢掉书袋，引经据典，东拉西扯很多东西，令他“备受煎熬”。尽管先生再三喊苦，但谁都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
新疆大学教授周轩教授长于言谈，在赴会的路上经常与刘进宝教授谈古论今，信息量很大。他的论文是考据佚名之作《戎幕随笔》作者并非俞浩《西域考古录》转录的谢济世，另有其人。我推测，作者应该是类似于蒋孝琬那样的文人。蒋孝琬因为协助斯坦因盗买敦煌藏经洞文书而从众多“师爷”中浮出，实属偶然。或许，《戎幕随笔》的作者成了永远的问号。但周轩先生雄赳赳气昂昂，信心十足。我们期待他早日破解谜团。
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展示他破译的五弦琴谱。很多人都对乐理不熟悉，但是陈教授通过幻灯片播放其中一曲，古朴典雅，大方优美。几天后离会，因为等车，我与陈先生有过大半天交谈时间，向他请教一些古代音乐方面的问题。段安节著《乐府杂录·序·歌》记载大历年间才人张红红以“小豆数合，记其节拍”，其他资料转引为“以豆记之”。我不能确定“豆”是不是现在食用的豆子。曾经请教过几位年轻的音乐教师，她们没有听说过用豆子纪录乐拍的事，所以推测“豆”应该通“逗”。陈先生断定，张红红使用的“豆”就是现在可以食用的豆子。他还演示如何记录。其后又谈到席臻贯、叶栋、牛龙菲、庄桩等研究古乐的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王子今教授企图考证龟兹地区曾有野生孔雀。孔雀有个别名，叫“孔都护”，可见作为众鸟之王，由来已久。但是，龟兹地区气候干燥，冬天寒冷，如果有野生孔雀，它们如何抵御严寒？如何觅食？茶歇时，大家继续就这问题进行讨论，各持己见。
连续两天，热烈气氛中，黄夏年、李树辉、刘进宝、王博、徐时仪、韩金科、宋超、李鹏海、史晓明、任平山、陈爱峰、任克良、贺艳等参会代表都作了精彩发言。我注意到，陈国灿、霍旭初、柴剑虹、耿昇、陈应时、李鹏海、温玉成等年过古稀的学者不但认真准备了学术论文，而且，自始至终，从不离席，都专心致志地听会，谦和地提出问题，与大家讨论。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些醉心于民族文化的先生，或儒雅，或严谨，或率性，或内敛，他们不温不躁，“皓首穷经”，多年来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内恬然淡然地享受着清淡的乐趣，根本不关心外在世俗的一切。
我发言中所谈的问题与霍旭初、韩金科先生的发言有相通之处，他们希望以后在文化创新方面下大功夫，这是时代的需要。我觉得，创新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无论文学创作、舞剧艺术还是影视改编，都离不开学者们苦心孤诣的研究成果。他们为文化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文化创新是一个庞大的文化工程，需要多个领域的人才真诚配合。其实，这次会议确实也显示出学者们开阔的胸怀和视野，发言涉及符号学、人类学、图像学等学科。我想，待以时日，更多的年轻学者会承前启后，将以新的视角和新的学术思想来研究丝绸之路文化遗产。
晚上，耿昇、刘进宝先生意犹未尽，把宾馆大厅变成会议分会场，讨论到深夜。
（未完待续）
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
9月19日清晨，出发前，用早餐时，同桌的文史专家李鹏海先生说了句谚语：“新疆老头去赶场，骑上毛驴揣上馕。”提醒学者们对前往库尔勒的艰苦行程要有心理准备。大家早就听过“不到新疆，不知道祖国之大”的说法，所以，没有人表现出惊讶或忧虑；相反，都欢欣雀跃——包括年近80岁的历史学家陈国灿、陈应时和年龄稍轻但也年过古稀的柴剑虹、耿昇等诸学者。他们精神饱满，谈笑风生，大多是学术问题，也互相开玩笑。柴剑虹说起耿昇先生早年当驻法国大使时的往事。那时，耿先生回国休假，英姿飒爽，衣着入时，引起两位小偷注意，尾随到家中，手持作为装饰用的古剑胁迫他交出“巨款”。耿先生说存款单夹在书中，让他们寻找。小偷翻很多书，累得满头大汗，一无所获，沮丧离开。大家畅笑，求证。耿先生说当时剑尖直逼喉咙，刺疼他了。我读过一些先生翻译的文章，尤其通读了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算是神交已久，便问：我可否将这件事写到文章中？耿先生严肃地说：我们不玩花絮，搞学术！参会代表中胡子最长的宗教文化艺术史学家张总先生开玩笑说：“你要写，得付给耿先生一些稿费。”耿先生是当事人，而提供材料的则是柴剑虹先生，稿费该给谁，是个问题。
说着，笑着，汽车驶出闹市，驶离近郊，一头钻进天山。大家望着窗外的红山巨岩，陷入沉思。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博导刘进宝先生却像只快乐活跃的兔子，热情洋溢，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内容涉及敦煌学史和学界人事。我很佩服他的精确记忆力。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华瑞先生和原《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宋超先生连续拍照，企图把天山的千姿百态收尽。有一阵子，车里不断响起咔嚓咔嚓声。但持续最长的还是张总先生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翎博士密密实实的谈话——他们座位与我毗邻，考察期间，就佛教文化相关问题他们谈了一路，谈了两三千公里。
不觉意间，车子已经穿越天山，眼前又豁然开阔起来。我对路牌上标示的地名产生浓烈兴趣。于是，边欣赏草滩、荒原，边记录这些似曾相识的地名。“榆树沟”比较常见，显然，这是汉族人取的名字。汽车经过一片辽阔沙碛。柴剑虹先生扶着座椅走过来，指着外面说：这就是著名的银山碛，由此可往罗布泊。罗布泊可是绝地啊，多少年来，很多勇士只有冒着生命危险才可以到达，现在呢，借助越野车和高科技，普通人都轻易抵达。《新疆大学学报》副主编李蕾女士就曾经在罗布泊岸边的楼兰故地住过一晚上。“周边都是古代墓地，很安静，但内心总是不安，回来后病了七天。”她说。
汽车驰过一片荒原，进入另一片荒滩。单调的景色使人困意顿生，不知谁歪着脑袋睡着了。偶然，成群的野鸽子闪现疾飞，划着弧线，瞬间掠过天空，快得让人不能确定这是真实还是虚幻。路牌，标准的路牌不断报告地名：清水河大桥、黄水河大桥、六十户、开都河大桥，甚至还出现了博斯腾湖！从地图上看，这条路距离博斯腾湖不会太远。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将柏思腾湖称为“大地的眼睛”。博斯腾湖是开都河与草原共同造就的眼睛，也是焉耆古国的眼睛，更是野马和葡萄酒的家乡。在纷繁喧嚣的历史中，那里演绎过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但生命力最强的却是一个民间传说：年轻恋人博斯腾和尕亚相爱，天上的雨神仰慕尕亚之美，要抢她为妻。尕亚誓死不从，遭到雨神报复，草原大旱。博斯腾与雨神大战，最终获胜，却因过度疲惫，累死了。尕亚痛不欲生，眼泪化作湖水，后来也悲愤而死。牧民们为纪念他们，将该湖命名为“博斯腾湖”。故事老套，听来却依然感动。遐想中，又看见路边闪过几个地名：包尔海、四十里城子、相思湖大桥、紫泥泉、塔什店和莲花湖。我想，这些地名的背后都有一段悠长的历史和丰富的故事。而来来往往的过客，只能瞥一眼简单肤浅的表面文字。
下午3点，汽车终于驶进库尔勒（维吾尔语，意思是“眺望”）。午餐后，稍事休息，即乘车考察铁门关。铁门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水经注》称铁门关所在峡谷为“铁门关”，后人称为“遮留谷”。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曾路经铁门关，班超曾饮马于孔雀河，因此，人们又称孔雀河为饮马河。岑参也曾赋诗一首：
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
关旁一小吏，终日对石壁。
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
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
现在，这首诗被刻在石壁上，赫然醒目。对铁门关的险要，近人谢彬在《新疆游记》中记录得比较生动：
两山夹峙，一线中通，路倚奇石，侧临深涧，水流澎湃，日夜有声，弯环曲折，时有大风，行者心戒。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率领西北科学考察队部分队员从孔雀河乘船漂流进入罗布泊，曾在铁门关遭遇险情。根据这位曾受诺贝尔资助的游侠的测量记录，1934年4月19日，在铁门关河流分岔处，河宽69.6米，最大水深3.63米。如今，山势依然凶险，且有坍塌痕迹，但孔雀河既不澎湃，也无声响，更像一只温顺恬静的小鹿。
参会代表分乘两辆车，此前，很多人彼此不熟，到铁门关，依山傍河，唯此一道，生熟夹杂，没了分别，说说笑笑，向峡谷内走去。柴剑虹先生1968年大学毕业后在新疆工作过10年。1980年夏天，他背着书包从库尔勒步行到铁门关考察，次年写了《轮台、铁门关、疏勒辨》，我从柴先生于2000年出版的《敦煌吐鲁番学论稿》中读过这篇文章。柴先生说那次还搭顺风车考察了库木吐拉。一个学人有这样的历史，值得自豪。可是，柴先生始终很沉静。
对面走来一位维族男子，牵着一头驮载家什的毛驴和两条狗。他是牧羊人。两条狗没有凶相，但令人生畏。耿昇先生却坦然走过去，要与毛驴合影。我真担心两条狗失去理智，咬伤他的腿肚子。照相结束，安然无恙。继续前行，道路越来越窄。尽管岁月变迁，但古道的大概形势依然可寻，狭窄无法通行时，便过渡到对岸，继续依傍奇石前行。古老的驼队，也是如此吧。河床抬高，出现一片小盆地和茅草棚。河边，沙枣树托着一身身金黄的果实，谦恭慷慨。品尝几颗，每棵树的沙枣味道都有不同的清香。黑色的喜鹊飞来飞去。大家就“孔雀河”的名称进行讨论：这里以前到底有没有孔雀生存？耿昇先生坚定地说：“孔雀河与一个民间传说有关。”那是《塔依尔与卓赫拉》的故事。传说，古焉耆国王公主卓赫拉与牧羊人塔依尔相爱，丞相卡热汗唆使国王抓捕塔依尔，要将他处死。卓赫拉设法救出，夜奔出关，不幸坠入深涧。后人在铁门关对面公主岭上造了塔依尔与卓赫拉“麻扎”（阿拉伯语，意为“参拜之处”，指圣徒的墓地），缅怀这对为爱情和自由而死的恋人。但这与孔雀何干？难道塔依尔与卓赫拉变成了两只孔雀，飞到温暖的南方？刘进宝教授的学生孙宁博士表情严肃，他说心灵得到洗涤，将这个故事记得烂熟。在孔雀河大转弯的地方，部分学者返回，我与陕西考古所赵西来先生、孙博士拾阶登山。孙博士突然说了句很经典的话：“北方的山太孤独了。”我说：“这里的山尽管荒凉透顶，但是，我非常迷恋。”他说了句更经典的话：“大概荒凉是生命的本质吧。”这时，早到山顶的刘进宝、李华瑞等先生，迫不及待地开始迎风而呼了。 返回宾馆，晚宴中，认识了学者李树辉。他在新疆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通晓突厥语、维吾尔语。他写过一篇文章，说古代文献中提到的“金山”实际上就是这几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天山。迄今为止，没有学者举出反证。李树辉先生幽默风趣，热情健谈。初次见面，他就对我说：“你们甘肃人很低调，喜欢说‘甘肃没啥路，就一条丝绸之路；甘肃没啥书，就一本《读者》；甘肃没啥城，就一座东风航天城；甘肃没啥戏，就一台《丝路花雨》；甘肃没啥面，就一碗牛肉面；甘肃没啥古迹，就一座莫高窟；甘肃没出来什么人，就出来水均益、朱军、李修平这些主持人’，是不是？”我被逗乐，说你听到的是早期版本，后来不断创新，发展到科技、资源、矿藏、农业、历史、草场、藏书、葡萄酒、演艺等领域，目前已经超过100条了。不过想一想，都有事实根据。
阿克苏会议
9月20日，两辆车依偎天山，向西疾驰。这一线很多地名，反复出现在斯文·赫定笔下。这位坚韧不拔但又不失诗意的瑞典探险家在中亚大地上游荡大半辈子，进入暮年时，又于1927～1934年率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亚洲腹地漫游。他曾设想，在敦煌、楼兰故地、孔雀河、库尔勒之间修一条公路，让古代商队曾经使用过500年的一段重要商道恢复生命。这个想法极富诗意。诗人海子最喜欢读的书中，就有斯文·赫定著作《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我一边欣赏天山的雄姿体态，一边冥想那位自称把自己嫁给中亚的单身汉的游历生活。现代人，像柴先生那样背着书包考察故址都很难，怎敢奢望带领一支驼队长年累月亲密接触这些荒山枯岭？斯文·赫定，一位高尚的异乡人，舍弃气候宜人的瑞典，“反把他乡作故乡”，用全部的热情和生命感受了中亚大地，他是多么的幸福！唯一遗憾，终生未娶。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我在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里将美丽神女楼兰嫁于，举行诗意的婚礼，并在他即将殒命沙漠时相救……斯文·赫定离开中国后，直到去世，都念念不忘这片荒凉的土地和共同探险的陈宗器等中国伙伴。
汽车途经阳霞、铁热克巴扎、雅克拉末、库车、大尤都斯、羊塔克库都克、拜城、温宿等地，下午，抵达阿克苏。简单午餐后，参观由上海市援建的阿克苏地区博物馆。博物馆于一所学校相连，外观有现代感，很气派，这种风格在上海世博会中比较多见。博物馆内部陈列的文物反映了古代龟兹地区人们的生活全貌。龟兹又称丘慈、邱兹、丘兹、从这些异名考察，龟兹读音为“qiuci”或“qiuzi”。研究语言的李树辉先生在陕北调查时却发现，当地农民把龟兹乐称为“guiziyue”。龟兹北依天山，南临大漠，是古代西域大国，以库车绿洲为中心，最盛时辖境大致包括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六县市。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这个著名故国绚丽多彩，美轮美奂。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提到龟兹，都无法绕开乐舞、石窟、铁器、鸠摩罗什和安西都护府，等等。因此，在敦煌学、丝绸之路学之后，又衍生了龟兹学。敦煌学以地名命名，丝绸之路学以“路”命名，龟兹学以古国名命名，三者各有千秋，以点、线、面网罗了西部文化的概貌。
第二天上午，研讨会在阿克苏地区博物馆多功能厅正式开始。开幕式上，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温玉成先生的发言引起我的注意——他强调学者应该到田野里去。近两年，他在川西寻找成吉思汗陵，跑坏了一辆吉普车，“谜底即将揭开”。茶歇时，我不失时机，与温先生协商，能否把川西考察随笔在《丝绸之路》上发表，最好透露一些最新发现成果。温先生坚定地说，有位成都的女作家跟踪他两年，书稿备齐，单等谜底公布，即可出书。如此，就不能夺人之爱了。但心有不舍啊。
柴剑虹先生发言前，转达了冯其庸先生的祝贺信。他针对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霍旭初先生著作《滴泉集》谈了几点体会。霍旭初先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敦厚的长者，虽然首次见面，但以前读过他的《龟兹艺术研究》和其他一些论文，并不陌生。霍先生是龟兹学会的发起人、指导者、组织者，为这次会议付出了极大心血，他未与我们同车前往，提前飞赴阿克苏，亲自协调安排会议接待等各项事宜，以确保万无一失。学者的治学精神贯彻到方方面面，令人感佩。柴剑虹非常认同《滴泉集》中谈到的文化发展“回授”，并且进一步强调。习惯上，大家认为佛教文化由印度传入后，一路向东传递，可是，往往忽略了，文化传播过程中，在创新发展后又“回流”过来。龟兹文化中就有这种现象。
新疆考古研究所所长于志勇先生展示了他近两年的田野考察成果。他考察地域涉及14个地州，在高昌故城发现了吐蕃文简牍，在库车北山发现冶炼遗址，考察博克拉达山庙遗址，还发掘1200多座墓葬。报告结束后，他马不停蹄，奔赴正在作业的考察现场。陈国灿先生谈安西都护府的驻军问题，对唐朝时军、守捉的兵员编制做了非常详实的考证。我从2009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野马，尘埃》，涉及军与守捉的问题。而陈先生引用的一些有关当年士兵超期服役、逃窜、兵源等方面情况的出土文献资料将给我新的启发。陈先生还谈到《张君义告身》。张君义是敦煌人，因对吐蕃作战有功，被封为沙州防御使，屡建战功，不得赏，反而因功受罚，气愤之余，自断左手，包在绢中，埋入地下。1941年，张大千在敦煌发现这只手臂。一些史书记有他的资料，但其告身系我首次得知。
耿昇先生介绍了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中有关库车地区的记述。目前，他正在翻译、审订《伯希和探险日记》。伯希和曾于1906～1908年在西域探险，但他的日记直到2008年才在巴黎出版。这也是我多年来关注的题材。耿先生谈到翻译之苦，案头摆着沙雅、库车、温宿等地地方志，花大量时间对地名。而且，伯希和喜欢掉书袋，引经据典，东拉西扯很多东西，令他“备受煎熬”。尽管先生再三喊苦，但谁都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
新疆大学教授周轩教授长于言谈，在赴会的路上经常与刘进宝教授谈古论今，信息量很大。他的论文是考据佚名之作《戎幕随笔》作者并非俞浩《西域考古录》转录的谢济世，另有其人。我推测，作者应该是类似于蒋孝琬那样的文人。蒋孝琬因为协助斯坦因盗买敦煌藏经洞文书而从众多“师爷”中浮出，实属偶然。或许，《戎幕随笔》的作者成了永远的问号。但周轩先生雄赳赳气昂昂，信心十足。我们期待他早日破解谜团。
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展示他破译的五弦琴谱。很多人都对乐理不熟悉，但是陈教授通过幻灯片播放其中一曲，古朴典雅，大方优美。几天后离会，因为等车，我与陈先生有过大半天交谈时间，向他请教一些古代音乐方面的问题。段安节著《乐府杂录·序·歌》记载大历年间才人张红红以“小豆数合，记其节拍”，其他资料转引为“以豆记之”。我不能确定“豆”是不是现在食用的豆子。曾经请教过几位年轻的音乐教师，她们没有听说过用豆子纪录乐拍的事，所以推测“豆”应该通“逗”。陈先生断定，张红红使用的“豆”就是现在可以食用的豆子。他还演示如何记录。其后又谈到席臻贯、叶栋、牛龙菲、庄桩等研究古乐的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王子今教授企图考证龟兹地区曾有野生孔雀。孔雀有个别名，叫“孔都护”，可见作为众鸟之王，由来已久。但是，龟兹地区气候干燥，冬天寒冷，如果有野生孔雀，它们如何抵御严寒？如何觅食？茶歇时，大家继续就这问题进行讨论，各持己见。
连续两天，热烈气氛中，黄夏年、李树辉、刘进宝、王博、徐时仪、韩金科、宋超、李鹏海、史晓明、任平山、陈爱峰、任克良、贺艳等参会代表都作了精彩发言。我注意到，陈国灿、霍旭初、柴剑虹、耿昇、陈应时、李鹏海、温玉成等年过古稀的学者不但认真准备了学术论文，而且，自始至终，从不离席，都专心致志地听会，谦和地提出问题，与大家讨论。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些醉心于民族文化的先生，或儒雅，或严谨，或率性，或内敛，他们不温不躁，“皓首穷经”，多年来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内恬然淡然地享受着清淡的乐趣，根本不关心外在世俗的一切。
我发言中所谈的问题与霍旭初、韩金科先生的发言有相通之处，他们希望以后在文化创新方面下大功夫，这是时代的需要。我觉得，创新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无论文学创作、舞剧艺术还是影视改编，都离不开学者们苦心孤诣的研究成果。他们为文化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文化创新是一个庞大的文化工程，需要多个领域的人才真诚配合。其实，这次会议确实也显示出学者们开阔的胸怀和视野，发言涉及符号学、人类学、图像学等学科。我想，待以时日，更多的年轻学者会承前启后，将以新的视角和新的学术思想来研究丝绸之路文化遗产。
晚上，耿昇、刘进宝先生意犹未尽，把宾馆大厅变成会议分会场，讨论到深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