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一些移居大城市的精英返乡观察农村与县域经济的时机,在这些人眼里,目前的乡村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农民收入的提高以及农村生活的去“传统化”,农村不再有记忆中的田园或者面对市场的无力,而蜕变为与城市一样追求财富、消费并实现生活的商品化。
　　取消农业税、提高种粮补贴、增加有限但对农民而言有效的养老、医疗福利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过去几年农民整体收益不断提高,再加上县域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如建筑工、服务业与经商等,农村收入处于一个较高速增长的时期,而且因生活成本比城市低,因此,农村不再是若干年前那种死气沉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状态,而是构成了一个真实的“农村市场”,农民生活的基本商品化,自我创造了更多就业。随着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外出打工的微薄工资仅够基本生存而无法储蓄,这是没有希望的生活,回乡不仅有更多自由、情感网络,也有较高收益,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也很正常。
　　现今,县域经济的繁荣为农民提供了各种连续不断地短期就业机会。在大部分普通的没有优势自然资源或者工业的基层城市,过去几年,依靠(财政)翻(扩)建公共设施、办公楼、宿舍楼以及商业地产开发拉动经济增长。经济的繁荣让领取财政工资的部门,在过去几年,收入增长较快,构成县域最庞大的消费群体。而这部分消费力的解放,也有赖于县域部门自建自售的低廉住房,大部分人置业支出较少,解放出来的购买力涌向服务业消费与私人汽车领域,县域交通拥堵已经非常普遍。如果再加上来自城镇与乡村的精英,如校长、镇政府人员、经商者等涌入城市安家,县城消费日益繁荣。
　　但是,这种貌似奇迹的繁荣也存在隐忧。其一,在过去一个时期及未来,收入分配向农村倾斜,这有利于消化中国过剩的低端工业品产能。但向农民倾斜的政策除了提供种植补贴与有限福利之外,主要是靠提高农产品价格实现。而这会增加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支出,再加上大中型城市的资产价格过快增长,将削弱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尤其是降低服务业需求。
　　这制造了一个悖论:如果城市服务性需求因通胀和资产泡沫而降低,通过城市化吸纳农民工进城就成为难题。向农村倾斜有利于低端制造业,而以抑制通胀与房价来保护城市普通居民的消费力,则有利于服务业。从长远来看,需要降低房价以防止城市消费低迷,提高服务需求,吸收农民工就业,这也是中国转型的本来之意:淘汰落后产能,扩大服务业比例,推进城市化。但目前走势恰恰相反。
　　其二,县域经济的繁荣依赖于财政。因为其经济主要靠财政投资拉动,而财政工资上涨则依赖于这种刺激后的繁荣。在2008年之前,中国几乎已经完成了一轮城市重建而进入还款期,但随之而来的全球危机与中国财政刺激计划,导致地方政府有机会利用“地方融资平台”继续大肆借款,或用于归还旧债,或继续投资,而这种基于前期完成的投资具有重复性低效率特征。因此说,旧有债务再加上过去一年地方融资规模(约6万亿左右),地方财政风险令人担忧,投资拉动的繁荣和在此基础上的工资上涨刺激的消费都难以持续。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大城市地产泡沫与地方债务泡沫两大风险。首先,如果提高农产品价格以补贴农民是对的,那么就应该抑制城市房价,防止通胀与资产泡沫双重压力打击大中型城市的消费,县城(城镇)消费繁荣有很大的因素是购房支出低足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果房价持续走高,除了金融风险之外,一则不利于服务业发展从而影响城市就业;二则会刺激地产业侵占更多良田,尽管法律和政策不允许,但是超高利润总会让人们冒险。一旦中国耕地侵蚀严重而难以恢复,会使得中国更加依赖粮食进口,这不仅是战略威胁,也会推高通胀。
　　地方债务的风险根治于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不可持续性,就县城而言就是城市开发的有限性。在上一轮经济周期,城市翻建、扩建、开发区热造成了城市面积和容量的持续扩大,这也有赖于侵占土地以及土地升值。但是城市不可能无限扩张,土地价格也不可能持续提高。当城市化高潮结束之时,也是债务风险暴露以及县域经济开始调整的时候,目前我们就处于这个时期。尽管中国试图继续推进“城镇化”来复制从大中城市到县城的“钢筋水泥模式”,但这也意味着中国投资拉动空间的消失以及制造更大的债务泡沫,后果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