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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的女性化導致女性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提高女性农民的知识技术水平成为农业生产迫切要解决的问题。研究发现，组织渠道、大众媒介渠道、人际渠道对女性农民接受农业科技知识有不同的影响，女性农民更偏重于人际渠道和村庄内部渠道获得科技知识，因此推动女性农民提高科技素质，必须选择更有利于女性农民接受的传播渠道。
关键词：女性农民；知识传播；传播渠道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l-0013-03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男女两性在农业技术传播中的功能和角色是由其各自在生产中的分工决定的。在农业占主導地位的传统社会中，“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和性别角色模式也占据着主導地位。改革开放以前在农村集体化生产中，绝大多数农村女性受到动员开始投身于集体劳动的行列中，农村女性成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力量，在继续“女织”的同时，开始扮演“女耕”的角色。但是，这时两性之间劳动分工的界线依然较为明显，女性极少有机会参与管理和技术性的农业生产实践，大队的妇女主任主要承担妇女工作，而生产队的“女队长”主要是领着女社员干活。因此农村女性的性别角色从实质上并没有完全改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的浪潮席卷中华大地，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传统家庭经济的男女性别角色有所恢复或加强，绝大多数女性开始回归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恢复了“主内”的角色，在农事活动中，妇女主要是以参与者或合作者的身份出现，农业生产上主要依赖男性，对农业生产信息和农业生产技术缺乏关心和兴趣；与此相反，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在许多地区开始出现“男工女耕”的新的性别角色模式，在农业生产中农村女性逐渐开始承担“主外”的角色，农业生产的管理决策市场等问题，包括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销售等，逐渐变为主要由女性来承担，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角色与“主内”型女性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任青云、董琳曾调查对比分析了河南省林县和登封县的两个乡村——土峪村和张家沟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这两个村都已经变化成为“男工女耕”型的性别模式，两村的区别是男性打工地点远近不同。土峪村男性主要在北京、东北等较远的地方打工，因为经济等原因，农忙时能够回家的男性比较少，因此土峪村的农活几乎全部落在了本村女性的肩上，土峪村的女性不仅要主管家庭副业的养猪、牛、鸡等工作，还要从事农作物的播种、管理、收割、贮藏等工作，这些工作主要是农田基本建设的出工、外出选择购买优良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在农业技术方面，土峪村女性表现出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积极参加农业技术学习，掌握选用优良品种、使用农药化肥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并运用于生产文践，同时对农业生产方面的信息和技术也特别注意。张家沟村的男性打工地点主要在附近的县城，因此在农业生产方面，和土峪村男女性别分工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张家沟村男性打工地点离家近，能够照顾到家里，在农业生产上就仍然居于主導地位。男性从事的主要T作是播种、收割、外出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和农药等，女性独立承担的农活主要是农作物的管理，如中耕、去叉、打药等。在农业技术的学习中主要也是男性，女性虽然也经常参加，但是在分工上依旧是依赖男性，女性只是处于被领導的地位。
土峪村和张家沟村的例子表明，在“男工女耕”的新的性别角色模式下，女性的角色变化与角色功能变化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女性在农业科技传播与学习中的被动性状态并未完全改变。在对陕西省部分地区农村的调查中，“男工女耕”的现象也较普遍，在农村女性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主要劳动力的家庭中，女性的自主意识较低，主动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比例很小。大多数的女性仅满足于已有的经验或与邻居、亲戚的交流来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在对待农业技术上，态度比较保守，不愿意尝试新技术。女性在生产中角色虽然转换了，但是其角色功能的转换相对滞后，部分地区农业科技传播效益较差，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本研究根据农民教育发展状况的不同，选择对陕西省、甘肃省、安徽省、山东省部分农村进行调研，主要采取问卷与访问渊查的方法，共获得1289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777份，女性512份，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抽样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
二、不同性别农民获得科技知识渠道的比较分析
(一)女性在获得一般科学知识方面与男性的差异
调查显示：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获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56.0％，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获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42.2％；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2100％，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19.7％；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获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小组农民的23.0％，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扶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3801％。女性农民通过组织渠道与大众传播媒介渠道获得科学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低，通过人际传播渠道获得科学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高。
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女性农民通过广播、电视这种图像、声音传播媒介学习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多，而男性农民通过报刊杂志、书籍这种文字媒介学习知识的比例比女性农民多；在组织传播渠道中，除通过“政府组织的科技培训讲座”与“公司企业散发的资料”获得一般科技知识时女性农民较男性农民多外，其余传播渠道男性农民都比女性农民多，特别是通过“中学”学习一般科技知识方面，男性农民显著较女性农民多；在人际传播渠道方面，男性农民主要是通过专家、同行、朋友等学习知识，而女性农民主要是通过本村村民、亲戚家人等学习知识。
(二)女性在获得农业科学知识方面与男性的差异
调查显示：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扶得农业科技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l6.3％，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18.8％；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12.1％，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33.0％；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41.6％，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汉的占奉组农民的48.2％。女性农民通过组织渠道与人际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高，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低。男性农民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普遍较女性多，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女性农民只是通过报纸学习农业科技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略多，而男性农民通过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学片农业科技知识的比例均比女性农民多： 在组织传播渠道中，除“参加农业展览会”、“自己掏钱参加的技术学习班”等渠道外，女性农民通过各种组织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普遍较男性农民多；在人际传播渠道方面，男性农民通过专家、同行、朋友等获得农业科技知识较女性农民多，而女性农民通过本村村民、亲戚家人等获得农业科技知识较男性农民多。
(三)女性在获得农业技术方面与男性的差异
调查显示：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19.6％，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14.6％；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11.1％，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9.0％；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69.4％，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76.4％。女性农民通过人际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比例比男性农民高。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与组织传播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比例比男性农民低。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女性农民通过电视与报纸获得农业技术的比例比男性农民多，而男性农民通过杂志、书籍学习农业技术的比例比女性农民多；在组织传播渠道中，除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散发的资料”获得农业技术时女性农民较男性农民多外，其余传播渠道男性农民都比女性农民多；在人际传播渠道方面，男性农民主要是通过专家、同行等学习农业技术，而女性农民主要是通过本村村民、亲戚家人、朋友等学习农业技术。
三、研究结论
从上述不同性别农民获得科技知识渠道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方面女性与男性有显著差别：
第一，在利用传播媒介量的多少方面。女性农民对传播媒介的利用量普遍比男性农民少。女性农民更多通过培训班、村民互相交流等被动性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男性农民通常更主动接触多种传播媒介。
第二，在对传播符号的利用方面。女性农民对文字性符号的利用率普遍比男性农民低。男性农民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普遍较女性多，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女性农民除对报纸等个别传播媒介的利用方面与男性农民没有显著差距外，在杂志、书籍等文字性传播媒介的利用方面均比男性农民少。
第三，在对传播形式的利用方面。女性农民对社区外部资源的利用普遍比男性农民少。男性农民接触传播渠道的广泛性远远比女性农民高。男性从大众媒介渠道、组织传播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人数在男性组农民中所占的比例普遍高于女性从大众媒介渠道、组织传播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人数在女性组农民中所占的比例，这一点在大众传播渠道方面表现最为显著。在组织传播中，“参加农业展览会”“自己掏钱参加的技术学习班”等渠道，女性农民较男性农民少；在人际传播方面，男性农民通过专家、同行、朋友等社区外部社会关系获得农业科技知识较女性农民多。男性农民通过社区外界传播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与信息的比重远远高于女性农民。而在父母、本村村民等社区内部比较容易获得的传播资源方面，女性比男性农民多，女性对外界可利用的传播资源的使用率明显低于男性。
总之，在农业科技传播中，女性仍然是被动、从属的角色，对传播符号的利用能力、对传播资源特别是社区外部传播资源的利用方面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在“男工女耕”的新的性别角色模式下，要进一步解决好“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女性在获得农业技术知识方面的弱势地位，一方面要通过文化教育促使其认识到自身的优点和价值；另一方面在农业知识技术传播上，要注意多采用更适合于农村女性、能激发其兴趣的渠道。
关键词：女性农民；知识传播；传播渠道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l-0013-03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男女两性在农业技术传播中的功能和角色是由其各自在生产中的分工决定的。在农业占主導地位的传统社会中，“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和性别角色模式也占据着主導地位。改革开放以前在农村集体化生产中，绝大多数农村女性受到动员开始投身于集体劳动的行列中，农村女性成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力量，在继续“女织”的同时，开始扮演“女耕”的角色。但是，这时两性之间劳动分工的界线依然较为明显，女性极少有机会参与管理和技术性的农业生产实践，大队的妇女主任主要承担妇女工作，而生产队的“女队长”主要是领着女社员干活。因此农村女性的性别角色从实质上并没有完全改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的浪潮席卷中华大地，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传统家庭经济的男女性别角色有所恢复或加强，绝大多数女性开始回归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恢复了“主内”的角色，在农事活动中，妇女主要是以参与者或合作者的身份出现，农业生产上主要依赖男性，对农业生产信息和农业生产技术缺乏关心和兴趣；与此相反，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在许多地区开始出现“男工女耕”的新的性别角色模式，在农业生产中农村女性逐渐开始承担“主外”的角色，农业生产的管理决策市场等问题，包括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销售等，逐渐变为主要由女性来承担，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角色与“主内”型女性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任青云、董琳曾调查对比分析了河南省林县和登封县的两个乡村——土峪村和张家沟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这两个村都已经变化成为“男工女耕”型的性别模式，两村的区别是男性打工地点远近不同。土峪村男性主要在北京、东北等较远的地方打工，因为经济等原因，农忙时能够回家的男性比较少，因此土峪村的农活几乎全部落在了本村女性的肩上，土峪村的女性不仅要主管家庭副业的养猪、牛、鸡等工作，还要从事农作物的播种、管理、收割、贮藏等工作，这些工作主要是农田基本建设的出工、外出选择购买优良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在农业技术方面，土峪村女性表现出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积极参加农业技术学习，掌握选用优良品种、使用农药化肥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并运用于生产文践，同时对农业生产方面的信息和技术也特别注意。张家沟村的男性打工地点主要在附近的县城，因此在农业生产方面，和土峪村男女性别分工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张家沟村男性打工地点离家近，能够照顾到家里，在农业生产上就仍然居于主導地位。男性从事的主要T作是播种、收割、外出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和农药等，女性独立承担的农活主要是农作物的管理，如中耕、去叉、打药等。在农业技术的学习中主要也是男性，女性虽然也经常参加，但是在分工上依旧是依赖男性，女性只是处于被领導的地位。
土峪村和张家沟村的例子表明，在“男工女耕”的新的性别角色模式下，女性的角色变化与角色功能变化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女性在农业科技传播与学习中的被动性状态并未完全改变。在对陕西省部分地区农村的调查中，“男工女耕”的现象也较普遍，在农村女性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主要劳动力的家庭中，女性的自主意识较低，主动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比例很小。大多数的女性仅满足于已有的经验或与邻居、亲戚的交流来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在对待农业技术上，态度比较保守，不愿意尝试新技术。女性在生产中角色虽然转换了，但是其角色功能的转换相对滞后，部分地区农业科技传播效益较差，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本研究根据农民教育发展状况的不同，选择对陕西省、甘肃省、安徽省、山东省部分农村进行调研，主要采取问卷与访问渊查的方法，共获得1289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777份，女性512份，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抽样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
二、不同性别农民获得科技知识渠道的比较分析
(一)女性在获得一般科学知识方面与男性的差异
调查显示：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获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56.0％，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获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42.2％；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2100％，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19.7％；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获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小组农民的23.0％，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扶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3801％。女性农民通过组织渠道与大众传播媒介渠道获得科学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低，通过人际传播渠道获得科学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高。
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女性农民通过广播、电视这种图像、声音传播媒介学习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多，而男性农民通过报刊杂志、书籍这种文字媒介学习知识的比例比女性农民多；在组织传播渠道中，除通过“政府组织的科技培训讲座”与“公司企业散发的资料”获得一般科技知识时女性农民较男性农民多外，其余传播渠道男性农民都比女性农民多，特别是通过“中学”学习一般科技知识方面，男性农民显著较女性农民多；在人际传播渠道方面，男性农民主要是通过专家、同行、朋友等学习知识，而女性农民主要是通过本村村民、亲戚家人等学习知识。
(二)女性在获得农业科学知识方面与男性的差异
调查显示：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扶得农业科技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l6.3％，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18.8％；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12.1％，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33.0％；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41.6％，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汉的占奉组农民的48.2％。女性农民通过组织渠道与人际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高，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低。男性农民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普遍较女性多，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女性农民只是通过报纸学习农业科技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略多，而男性农民通过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学片农业科技知识的比例均比女性农民多： 在组织传播渠道中，除“参加农业展览会”、“自己掏钱参加的技术学习班”等渠道外，女性农民通过各种组织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普遍较男性农民多；在人际传播渠道方面，男性农民通过专家、同行、朋友等获得农业科技知识较女性农民多，而女性农民通过本村村民、亲戚家人等获得农业科技知识较男性农民多。
(三)女性在获得农业技术方面与男性的差异
调查显示：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19.6％，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14.6％；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11.1％，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9.0％；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69.4％，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76.4％。女性农民通过人际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比例比男性农民高。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与组织传播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比例比男性农民低。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女性农民通过电视与报纸获得农业技术的比例比男性农民多，而男性农民通过杂志、书籍学习农业技术的比例比女性农民多；在组织传播渠道中，除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散发的资料”获得农业技术时女性农民较男性农民多外，其余传播渠道男性农民都比女性农民多；在人际传播渠道方面，男性农民主要是通过专家、同行等学习农业技术，而女性农民主要是通过本村村民、亲戚家人、朋友等学习农业技术。
三、研究结论
从上述不同性别农民获得科技知识渠道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方面女性与男性有显著差别：
第一，在利用传播媒介量的多少方面。女性农民对传播媒介的利用量普遍比男性农民少。女性农民更多通过培训班、村民互相交流等被动性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男性农民通常更主动接触多种传播媒介。
第二，在对传播符号的利用方面。女性农民对文字性符号的利用率普遍比男性农民低。男性农民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普遍较女性多，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女性农民除对报纸等个别传播媒介的利用方面与男性农民没有显著差距外，在杂志、书籍等文字性传播媒介的利用方面均比男性农民少。
第三，在对传播形式的利用方面。女性农民对社区外部资源的利用普遍比男性农民少。男性农民接触传播渠道的广泛性远远比女性农民高。男性从大众媒介渠道、组织传播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人数在男性组农民中所占的比例普遍高于女性从大众媒介渠道、组织传播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人数在女性组农民中所占的比例，这一点在大众传播渠道方面表现最为显著。在组织传播中，“参加农业展览会”“自己掏钱参加的技术学习班”等渠道，女性农民较男性农民少；在人际传播方面，男性农民通过专家、同行、朋友等社区外部社会关系获得农业科技知识较女性农民多。男性农民通过社区外界传播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与信息的比重远远高于女性农民。而在父母、本村村民等社区内部比较容易获得的传播资源方面，女性比男性农民多，女性对外界可利用的传播资源的使用率明显低于男性。
总之，在农业科技传播中，女性仍然是被动、从属的角色，对传播符号的利用能力、对传播资源特别是社区外部传播资源的利用方面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在“男工女耕”的新的性别角色模式下，要进一步解决好“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女性在获得农业技术知识方面的弱势地位，一方面要通过文化教育促使其认识到自身的优点和价值；另一方面在农业知识技术传播上，要注意多采用更适合于农村女性、能激发其兴趣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