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嗒嗒嗒嗒……
丽笙酒店大堂的玻璃全碎了。几声短暂清脆的枪声打破了马里首都巴马科的宁静，一伙恐怖分子冲酒店绑架了上百名人质，其中包括7名中国人。
11月20日一早，清真寺的祷告声响起时，丽笙酒店刚刚开始供应早餐，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安保严格的五星级酒店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袭击者乘坐外交牌照汽车闯入酒店，一边高喊“真主伟大”，一边用AK-47自动步枪扫射酒店大堂，玻璃门窗支离破碎。
4位中国人正躲在各自房间，门外不时传来枪声和撞门声。袭击者很快控制了酒店，4名中国人和来自14个国家、约170名人质一起，经历了人生中最漫长的9小时。
如今，事件已经过去数天，根据马里安全部门当晚发布的最新数据，所有袭击者已被击毙，至少22人在酒店袭击事件中死亡，包括6名俄罗斯人、1名美国人、1名比利时人、1名塞内加尔人、1名以色列人，还有3名中国人。
11月20日，本是一个普通的周五。早上7点半，李琳正准备出门上班，突然接到中国驻马里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她今天不要营业。当时，她并不知道自己经营的服装店与恐怖袭击只有500米的距离。“还以为是枪击事件，我后来马上通知附近的其他中国商户不要开门。”李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时，来自中国铁建国际集团（以下简称：中铁建国际）、中国港湾工程责任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的7名中国公民正被困在丽笙酒店，生死未卜。
丽笙酒店是美资的全球连锁的五星级酒店，位于马里首都巴马科新建的开发区，附近聚集着各国大使馆、马里的政府部门和商业中心，是旅客和商务人员来马里下榻的首选。丽笙酒店也是法国航空公司、土耳其航空公司的倒班酒店，在发生袭击这一天，酒店里至少住了14个国家的旅客。
在当地生活6年的袁鸿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朋友来都会住在这个酒店，自己有时也会去酒店游泳、吃饭。这个酒店的安检已经是当地最好的了。“进入酒店要通过两道安检，安保人员会在路口用金属探测仪和反光镜检查来往车辆，在酒店内还会对客人进行贴身安检。”
然而，没人想到，袭击者会坐着外交牌照的轿车冲入酒店。
电梯门刚刚打开，中铁建国际的翻译看到持枪袭击者，便迅速上楼，回到房间。他用微信联系到中国驻马里使馆经商处。可以确定的是，这是酒店内被困中国公民向外界第一次有效求救。中国驻马里使馆政务参赞王毅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经商处转告他后，他立刻向大使汇报：“出事了。”
王毅说，当时了解到被困的7个中国人都来自中资机构，由商务部派出，属于经商处负责。大使陆惠英随即召集使馆人员成立了包括经商处参赞张胜斌、领事姚郁在内的3人应急救援小组。
8点25分，另一位被困酒店的中国公民也与外界取得联系。他拨通了新华社驻阿比让分社记者文浩的电话。“文浩，请你帮我个忙，”电话那头非常镇静，文浩甚至没想到他正身陷险境，直到他说出“我在丽笙酒店遇到恐怖分子”。
大使馆也逐步确认酒店中有7名中国人和1名法籍华人。9点40分，被困5人自发组建了微信群，文浩、新华社达喀尔分社记者王猛、中国驻科特迪瓦大使馆经商处参赞孙亮等人也在其中。但他们始终没有联系到来自中铁建国际的3名高管。
5人分别躲在不同房间，他们在微信群互相叮嘱，要拔掉房卡、关上窗，有人用茶几和沙发抵住门。在被困的9小时里，他们能清晰地听见枪声、隔壁房间的撞门声、搬运声和门外散乱的脚步声。烟味在走廊和房间蔓延，网络时断时续，前台电话无人接听。微信群不时闪出的信息，“就像一场恐怖直播。”文浩至今还心有余悸。
他们透过窗子，看到酒店外的阵势：四十多名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队员，以及超过100名联合国维和部队和马里当地安全人员正在待命，坦克和装甲车封锁了酒店四周的道路。
10点，当地华商袁鸿鹏带着自己的航拍设备，通过酒店路口设置的4、5层路卡，来到位于酒店后院的指挥中心。他为安全部队做了两次航拍起降，确认屋顶并无恐怖分子。
袁鸿鹏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他赶到现场时，马里的安全人员、联合国维和部队已经强行攻入酒店，“恐怖分子当时已经被控制在3、4层之间。”
就在安全人员制定进一步计划时，恐怖分子主动释放了约30名能够背诵古兰经的人质，两辆宪兵车载着部分人质从袁鸿鹏身边开过，“这两辆车里大约有不到20人。”
随后，来自法国、美国等地的安全人员攻入酒店。一直在指挥中心的袁鸿鹏看到，安全人员分为两批，一批直接上到顶层7楼，向下清查;另一批则从1层向上搜寻。大约20分钟后，他听到两阵激烈的枪声，“第一次持续了1分钟，第二次在2分钟左右。”经历过2012年马里政变的袁鸿鹏，甚至没有感到恐惧。
11月20日，在马里首都巴马科受袭的丽笙酒店附近，安全人员帮助一名男子撤离。
但李琳却难掩紧张：“这次事件比2012年政变还要严重。”虽然，当时她也暂停了营业，宵禁持续了一周左右，“那次并不伤及无辜百姓，这次却不一样。”
12点10分，微信群里传来第一个中国被困者获救的消息。“我脱险了。”这位获救者在微信群里说，这也是中铁建国际4人当中唯一的幸存者。
看到微信的文浩终于松了一口气：“当时的消息表明安全部门已经控制了该楼层，所以我内心是很确定的。”直到下午3点30分，最后一名中国人被救出，文浩的这位朋友和其他获释人质一起被送往酒店附近的体育场安置。
下午4点，马里安全部门宣布，人质劫持事件结束，国家进入为期10天的紧急状态。袁鸿鹏来到安置幸存者的体育馆，见到了这4名中国幸存者。“他们很平静，衣服也都整齐，但仍然能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惶恐，毕竟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事。” 这4名幸存者正在和中国驻马里大使陆惠英交谈，“他们当时并不知道3名中铁建国际的领导已经遇难，还以为他们坐了不同的宪兵车，稍后就到。”他们一起走出体育馆，希望能迎着宪兵车的方向，尽早见到另外3名中国公民。然而，等来的却是他们已经罹难的消息。
3名遇难者都来自中国铁建国际，分别是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总经理周天想、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副总经理王选尚、中国铁建国际集团西非公司总经理常学辉。
就在恐怖分子刚冲入酒店时，他们正在一层餐厅就餐，一切都来不及反应。
11月21日，中国铁建集团的官方网站变成黑白色。中铁建国际是中铁建集团二级单位，其位于北京的办公大楼安静而空荡，只有9层的国际事务部及综合办的工作人员忙碌地处理着3名高管遇难的后续事宜，所有人的神情都十分疲惫。
不幸罹难的3名高管均为中铁建国际集团非洲业务的骨干，此次赴马里是为塞内加尔铁路项目做前期调研。就在前不久，47岁的中铁建国际总经理周天想还参加了西南交通大学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1989届毕业30周年聚会。
在聚会上，他的研究生导师、西南交大土木工程学院院长高波还和他谈起一个老话题，他希望周天想能帮助更多学生“走出去”。高波声音低沉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今年第一个到非洲的博士生，就是他推荐的。”
早在2000年，周天想就开始在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海外业务。自那时起，非洲对他来说已经不是陌生的地方。
中国与马里的工程承包合作始于1983年。那时中国在马里的项目包括纺织厂、体育场、会议大厦、医院、巴马科第三大桥等。但由于当地经济发展缓慢，直到2003年，当地中资公司的承包工程公司也仅有5家。2004年11月，中国在马里的工程承包公司的合同总额仅有6214万美元，双边贸易也一直维持着不高的水平。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同年11月，中国铁建也正式挂牌成立，成为“走出去”布局的重点企业。
据中国驻马里大使馆经商处统计，2008年中国在马里的7家中资公司新签承包工程合同40份，金额达到3亿美元，同比增加114%。
周天想掌舵的中国铁建国际集团于2012年成立，仅用三年时间就成为了非洲最大的轨道交通承包商。2013年，非洲已经连续4年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中资公司的承包工程业务也占据了马里1/3的工程承包市场份额。
事实上，众多中资企业瞄准马里，还是因为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任博仕是一家中资药企的财务负责人，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因为看到马里当地没有医药工业，才决定在这里投资，“最主要关注就是政局和安全环境。”
作为首都的巴马科相对稳定，也是马里比较富裕的城市，但仍然和现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有差距，“像80年代的中国”。巴马科大多是二三层的小楼，只在市中心和新开发区有零星的高层建筑。街头有不少小摊，除了当地自产自销的商品外，所有的东西都很贵。
如果不是发生这次袭击，李琳不会重新审视在这里的生活。她已经在马里生活了9年，除了经营服装店，她还和丈夫一起开了一个中国超市。“以前这里连青菜都没有，水果都要从欧洲或者非洲沿海国家进口。”巴马科有3家中国超市，一旦有新产品上架，他们就会在中资机构的微信群里发布信息，这时任博仕和同事们会特意开车从厂区来到市中心采购。平时，他们几乎所有的生活都局限在厂区。
11月22日，在马里首都巴马科，警察在发生袭击的丽笙蓝标酒店外警戒。
任博仕在“中资机构微信群”得知了丽笙酒店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在马里6年，他已经记不清上一次让这个微信群震动的新闻是什么。最初，他和国内朋友说起这次事件时，朋友以为他在开玩笑。半个地球的距离，让国内的朋友难以想象他们在马里的处境。
在马里闯荡的中国人大约有2000人，大多是80、90后。单一、枯燥、孤独是当地中国人最基本的状态。“巴马科基本没有娱乐环境，也没有什么生活”，看书、打篮球、看电视，几乎是任博仕和中国同事们仅有的消遣。
“要来非洲，必须要忍受寂寞。学会在孤寂环境下，掌控自己的情绪。我现在还是没有完全调整好心态，也不可能调整好。”去年任博仕的女儿刚刚出生，而他每年只有1个月的时间在中国。袭击之后，家人更加担心起他的安全。
在马里生活9年的李琳没有想到这些，她目睹了太多中国人来来往往，尤其是2012年政变后，“新人来的时候会到我们超市买生活用品，走的时候会找我们换欧元。”她自己却难以离开。“总是想走、想回国，但现在生意铺开了，孩子也上了学，不是说走就能走的。”
对她来说，走出去不易，回家似乎更难。
某种程度上说，丽笙酒店的恐袭并非偶然。2012年，马里的军事政变，给那里的中国人孤寂的生活带来了一丝恐惧。据美联社不完全统计，自2012年以来，马里共发生至少11起骚乱。动荡的政局也成为当地中资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动乱也加剧了马里的贫穷。距离巴马科约1000公里的加奥是马里第二大城市。随处可见的土坯房，沙尘漫扬的道路以及道路上来回穿梭的摩托车和驴拉车，整个场景像是被翻拍了的老照片，昏黄、暗淡。
尽管尼日尔河穿过这座城市，却没有给它带来巴马科一样的繁荣。相反，地处撒哈拉沙漠南缘的加奥，一切都令人沮丧：酷热难挡，蚊虫肆虐。除了“贫困”，闫士先不知道还能用什么词汇来形容这里。
闫士先是第二批赴马里的中国维和部队的警卫分队副队长，2014年9月，他和390多名中国官兵一起来到马里。中国的维和部队驻扎在布鲁共杰区，有一万多居民。 在这里，他体会到贫穷的真正含义。从营区走上10分钟，是村里的幼儿园，砖头垒砌的框子上，挂着几块草甸子。这只能被称作“窝棚”。五六十个孩子在里面听课，大部分孩子的衣服都不合身，一个男孩的裤腿甚至绾了好几道。
村子里的墙上甚至能看到累累的弹痕。闫士先和部队抵达加奥时，这座外表败落的城市刚从极端宗教组织和恐怖分子手中解放出来一年多，城市依然被紧张笼罩，反动武装和恐怖袭击如家常便饭。
大多数中国企业集中在首都巴马科，“经常能在报纸上看到北方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交火，哪个酒店又被袭击了，”任博仕甚至已经习以为常，“但最近3年来，其实对我们的心理冲击很大，因为以前这些骚乱很少巴马科发生。”
2015年3月，巴马科市中心的一家餐馆刚刚发生过一次恐怖袭击事件，有5人死亡，8人受伤。
当时，闫士先的一个朋友正在这家餐厅吃饭。“他吃完饭，刚走到停车的地方，背后就想起了枪声，他躲在了汽车的底盘下。”闫士先说，从缝隙中，朋友看到仓皇而逃的匪徒正是坐在自己对面桌吃饭的人。
悄无声息下，“伊斯兰卫士”和“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两个极端组织，以及“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等与基地组织相关的恐怖组织已经慢慢渗透到了马里的各大城市中。2013年，虽然马里政府与北部的3个武装组织签署了停火协议，决定停止敌对行动并重启谈判。然而对于那些隐秘的恐怖分子，马里政府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
闫士先和整个警备队不得不时刻绷紧神经。在马里的8个月，闫士先所处的东战区总共遭受了二十余次的恐怖袭击，包括使用迫击炮、火箭弹、埋雷等手段。不过这些袭击，大多未能成功。
所以，见过如此阵仗的闫士先得知丽笙酒店袭击事件后仍然平静。闫士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施恐怖行动的人是当地人，他们大多素质不高，对于武器的操作也不熟练。”这是马里恐怖袭击的新方式：基地组织靠收买指使当地人实施行动，如果成功，给予其更高的报酬。
法国人还没有走出巴黎恐怖袭击的阴霾，仅仅一周后，这个曾经被法国殖民过的西非国家又陷入极端组织的威胁之中。马里是温和的伊斯兰国家，当局宣布恐袭事件结束后，丽笙酒店外聚集着数十个马里人，他们对着世界各地的媒体镜头，不断高喊着“马里，马里”。
“马里事件是对巴黎恐袭事件的一次呼应，”长期研究反恐问题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论是作案手法和目标，都和法国音乐厅的遭遇一样，恐怖分子的目标是外国人。这是一次典型的恐怖袭击和屠杀事件，而不是简单的劫持人质事件。”
11月20日，基地组织的分支“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通过半岛电视台发布一段录音，宣称对袭击负责，并表示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共同行动。截至11月23日，已经有3个极端组织宣布为这起事件负责。
在李伟看来，当前全球面临的恐怖威胁不亚于9·11爆发时期。以IS组织为核心的恐怖势力的威胁已经超过了9·11以来基地组织的力量，而两股势力更是让全球反恐的局面愈发迫切。
近些年，中国人在海外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已不鲜见。由于非洲国家政治不稳定、社会治安差，非洲发生了几起中国人被抢劫和绑架事件。2012年1月，先后在苏丹和埃及发生了两起中国工人遭受绑架的恶性事件。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也有中国人在当地的恐怖袭击中连带伤亡。2014年5月至6月，据不完全统计，涉及中国海外公民的安全事件就有6起。
由于中国并不是西方极端组织特别针对的目标，海外的中国民众并没有形成特别的反恐意识。
即使这次事件有中国公民遇难，任博仕们所能做的也只是“不去人多的公共场所”。但是，在恐怖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和国家，除了要提高自我的警惕性，还必须要把安保纳入到考虑的范畴。“正常来说，安保企业要为其服务方提供基本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并对面临的风险进行评估，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对于欧美各国来说，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产业。”汪川说。
但中国的安保公司和国外安保公司存在很大差距。欧美国家的安保人员通过培训后会获得安保协会的认证资质。“这个资质世界通行，不管在哪个地区提供服务，都会认可。国内却没有统一的资质，在国外想要提供服务，人家也不认可。”
即便国内拿到资质的安保公司，在训练科目上也是落后的。“在高危地区，如果没有一定的武力，很多事情难以处置。欧美公司经过很多年发展，有着深厚的关系，可以获得持枪证。但我们却很难，没有根基，国内也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海外安保公司。现在什么都没有明确的，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去做。”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反恐与海外安全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汪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中国很多大的国企也有自己的安保部门，但是更多的是涉及到企业的内部安全管理，对额外风险的预估还很不足。
同时，海外安保项目也耗资巨大。华为集团的全球安全主管周扬帆曾在媒体上表示，2014年，华为一年海外人工安保费用大概是1000多万美元，还不包括硬件投入。这也是中国海外安保企业发展迟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在马里这样动乱的地区，一家安保企业想要存活，必须要有深厚的根基，包括与当地政府、企业以及相应机构建立紧密的联系，并拥有雄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对中国来说，面对海外安保，更多的企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些私人投资者和民营企业则格外匮乏安保。汪川惋惜地说：“目前有二十多家安保公司提供海外安保服务，但中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海外的安保服务，他们大多还是在玩概念。更重要的是，专业安保人才的缺乏。”
除了人身和财产安全收到威胁，安保问题带来的另一个直接的后果，则是“走出去”道路的不顺畅。2014年，《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曾分析了2005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的120起“走出去”失败的案例，其中25%的案例失败是因为政治原因所致：大多数中国企业对国际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虽有意识，但防范措施不力。
汪川认为，必须要明确国内的安保法，并与业务所在国的安保法达成一致，积极促进我国海外安保产业的发展。“关键是还要尽快培养一批业务能力足以与国际挂钩的安保人才。”汪川说。
丽笙酒店大堂的玻璃全碎了。几声短暂清脆的枪声打破了马里首都巴马科的宁静，一伙恐怖分子冲酒店绑架了上百名人质，其中包括7名中国人。
11月20日一早，清真寺的祷告声响起时，丽笙酒店刚刚开始供应早餐，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安保严格的五星级酒店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袭击者乘坐外交牌照汽车闯入酒店，一边高喊“真主伟大”，一边用AK-47自动步枪扫射酒店大堂，玻璃门窗支离破碎。
4位中国人正躲在各自房间，门外不时传来枪声和撞门声。袭击者很快控制了酒店，4名中国人和来自14个国家、约170名人质一起，经历了人生中最漫长的9小时。
如今，事件已经过去数天，根据马里安全部门当晚发布的最新数据，所有袭击者已被击毙，至少22人在酒店袭击事件中死亡，包括6名俄罗斯人、1名美国人、1名比利时人、1名塞内加尔人、1名以色列人，还有3名中国人。
“出事了”
11月20日，本是一个普通的周五。早上7点半，李琳正准备出门上班，突然接到中国驻马里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她今天不要营业。当时，她并不知道自己经营的服装店与恐怖袭击只有500米的距离。“还以为是枪击事件，我后来马上通知附近的其他中国商户不要开门。”李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时，来自中国铁建国际集团（以下简称：中铁建国际）、中国港湾工程责任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的7名中国公民正被困在丽笙酒店，生死未卜。
丽笙酒店是美资的全球连锁的五星级酒店，位于马里首都巴马科新建的开发区，附近聚集着各国大使馆、马里的政府部门和商业中心，是旅客和商务人员来马里下榻的首选。丽笙酒店也是法国航空公司、土耳其航空公司的倒班酒店，在发生袭击这一天，酒店里至少住了14个国家的旅客。
在当地生活6年的袁鸿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朋友来都会住在这个酒店，自己有时也会去酒店游泳、吃饭。这个酒店的安检已经是当地最好的了。“进入酒店要通过两道安检，安保人员会在路口用金属探测仪和反光镜检查来往车辆，在酒店内还会对客人进行贴身安检。”
然而，没人想到，袭击者会坐着外交牌照的轿车冲入酒店。
电梯门刚刚打开，中铁建国际的翻译看到持枪袭击者，便迅速上楼，回到房间。他用微信联系到中国驻马里使馆经商处。可以确定的是，这是酒店内被困中国公民向外界第一次有效求救。中国驻马里使馆政务参赞王毅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经商处转告他后，他立刻向大使汇报：“出事了。”
王毅说，当时了解到被困的7个中国人都来自中资机构，由商务部派出，属于经商处负责。大使陆惠英随即召集使馆人员成立了包括经商处参赞张胜斌、领事姚郁在内的3人应急救援小组。
8点25分，另一位被困酒店的中国公民也与外界取得联系。他拨通了新华社驻阿比让分社记者文浩的电话。“文浩，请你帮我个忙，”电话那头非常镇静，文浩甚至没想到他正身陷险境，直到他说出“我在丽笙酒店遇到恐怖分子”。
大使馆也逐步确认酒店中有7名中国人和1名法籍华人。9点40分，被困5人自发组建了微信群，文浩、新华社达喀尔分社记者王猛、中国驻科特迪瓦大使馆经商处参赞孙亮等人也在其中。但他们始终没有联系到来自中铁建国际的3名高管。
5人分别躲在不同房间，他们在微信群互相叮嘱，要拔掉房卡、关上窗，有人用茶几和沙发抵住门。在被困的9小时里，他们能清晰地听见枪声、隔壁房间的撞门声、搬运声和门外散乱的脚步声。烟味在走廊和房间蔓延，网络时断时续，前台电话无人接听。微信群不时闪出的信息，“就像一场恐怖直播。”文浩至今还心有余悸。
他们透过窗子，看到酒店外的阵势：四十多名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队员，以及超过100名联合国维和部队和马里当地安全人员正在待命，坦克和装甲车封锁了酒店四周的道路。
10点，当地华商袁鸿鹏带着自己的航拍设备，通过酒店路口设置的4、5层路卡，来到位于酒店后院的指挥中心。他为安全部队做了两次航拍起降，确认屋顶并无恐怖分子。
袁鸿鹏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他赶到现场时，马里的安全人员、联合国维和部队已经强行攻入酒店，“恐怖分子当时已经被控制在3、4层之间。”
就在安全人员制定进一步计划时，恐怖分子主动释放了约30名能够背诵古兰经的人质，两辆宪兵车载着部分人质从袁鸿鹏身边开过，“这两辆车里大约有不到20人。”
随后，来自法国、美国等地的安全人员攻入酒店。一直在指挥中心的袁鸿鹏看到，安全人员分为两批，一批直接上到顶层7楼，向下清查;另一批则从1层向上搜寻。大约20分钟后，他听到两阵激烈的枪声，“第一次持续了1分钟，第二次在2分钟左右。”经历过2012年马里政变的袁鸿鹏，甚至没有感到恐惧。
但李琳却难掩紧张：“这次事件比2012年政变还要严重。”虽然，当时她也暂停了营业，宵禁持续了一周左右，“那次并不伤及无辜百姓，这次却不一样。”
12点10分，微信群里传来第一个中国被困者获救的消息。“我脱险了。”这位获救者在微信群里说，这也是中铁建国际4人当中唯一的幸存者。
看到微信的文浩终于松了一口气：“当时的消息表明安全部门已经控制了该楼层，所以我内心是很确定的。”直到下午3点30分，最后一名中国人被救出，文浩的这位朋友和其他获释人质一起被送往酒店附近的体育场安置。
下午4点，马里安全部门宣布，人质劫持事件结束，国家进入为期10天的紧急状态。袁鸿鹏来到安置幸存者的体育馆，见到了这4名中国幸存者。“他们很平静，衣服也都整齐，但仍然能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惶恐，毕竟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事。” 这4名幸存者正在和中国驻马里大使陆惠英交谈，“他们当时并不知道3名中铁建国际的领导已经遇难，还以为他们坐了不同的宪兵车，稍后就到。”他们一起走出体育馆，希望能迎着宪兵车的方向，尽早见到另外3名中国公民。然而，等来的却是他们已经罹难的消息。
3名遇难者都来自中国铁建国际，分别是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总经理周天想、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副总经理王选尚、中国铁建国际集团西非公司总经理常学辉。
就在恐怖分子刚冲入酒店时，他们正在一层餐厅就餐，一切都来不及反应。
马里的中国生意
11月21日，中国铁建集团的官方网站变成黑白色。中铁建国际是中铁建集团二级单位，其位于北京的办公大楼安静而空荡，只有9层的国际事务部及综合办的工作人员忙碌地处理着3名高管遇难的后续事宜，所有人的神情都十分疲惫。
不幸罹难的3名高管均为中铁建国际集团非洲业务的骨干，此次赴马里是为塞内加尔铁路项目做前期调研。就在前不久，47岁的中铁建国际总经理周天想还参加了西南交通大学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1989届毕业30周年聚会。
在聚会上，他的研究生导师、西南交大土木工程学院院长高波还和他谈起一个老话题，他希望周天想能帮助更多学生“走出去”。高波声音低沉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今年第一个到非洲的博士生，就是他推荐的。”
早在2000年，周天想就开始在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海外业务。自那时起，非洲对他来说已经不是陌生的地方。
中国与马里的工程承包合作始于1983年。那时中国在马里的项目包括纺织厂、体育场、会议大厦、医院、巴马科第三大桥等。但由于当地经济发展缓慢，直到2003年，当地中资公司的承包工程公司也仅有5家。2004年11月，中国在马里的工程承包公司的合同总额仅有6214万美元，双边贸易也一直维持着不高的水平。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同年11月，中国铁建也正式挂牌成立，成为“走出去”布局的重点企业。
据中国驻马里大使馆经商处统计，2008年中国在马里的7家中资公司新签承包工程合同40份，金额达到3亿美元，同比增加114%。
周天想掌舵的中国铁建国际集团于2012年成立，仅用三年时间就成为了非洲最大的轨道交通承包商。2013年，非洲已经连续4年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中资公司的承包工程业务也占据了马里1/3的工程承包市场份额。
事实上，众多中资企业瞄准马里，还是因为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任博仕是一家中资药企的财务负责人，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因为看到马里当地没有医药工业，才决定在这里投资，“最主要关注就是政局和安全环境。”
作为首都的巴马科相对稳定，也是马里比较富裕的城市，但仍然和现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有差距，“像80年代的中国”。巴马科大多是二三层的小楼，只在市中心和新开发区有零星的高层建筑。街头有不少小摊，除了当地自产自销的商品外，所有的东西都很贵。
如果不是发生这次袭击，李琳不会重新审视在这里的生活。她已经在马里生活了9年，除了经营服装店，她还和丈夫一起开了一个中国超市。“以前这里连青菜都没有，水果都要从欧洲或者非洲沿海国家进口。”巴马科有3家中国超市，一旦有新产品上架，他们就会在中资机构的微信群里发布信息，这时任博仕和同事们会特意开车从厂区来到市中心采购。平时，他们几乎所有的生活都局限在厂区。
任博仕在“中资机构微信群”得知了丽笙酒店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在马里6年，他已经记不清上一次让这个微信群震动的新闻是什么。最初，他和国内朋友说起这次事件时，朋友以为他在开玩笑。半个地球的距离，让国内的朋友难以想象他们在马里的处境。
在马里闯荡的中国人大约有2000人，大多是80、90后。单一、枯燥、孤独是当地中国人最基本的状态。“巴马科基本没有娱乐环境，也没有什么生活”，看书、打篮球、看电视，几乎是任博仕和中国同事们仅有的消遣。
“要来非洲，必须要忍受寂寞。学会在孤寂环境下，掌控自己的情绪。我现在还是没有完全调整好心态，也不可能调整好。”去年任博仕的女儿刚刚出生，而他每年只有1个月的时间在中国。袭击之后，家人更加担心起他的安全。
在马里生活9年的李琳没有想到这些，她目睹了太多中国人来来往往，尤其是2012年政变后，“新人来的时候会到我们超市买生活用品，走的时候会找我们换欧元。”她自己却难以离开。“总是想走、想回国，但现在生意铺开了，孩子也上了学，不是说走就能走的。”
对她来说，走出去不易，回家似乎更难。
恐怖组织的渗透
某种程度上说，丽笙酒店的恐袭并非偶然。2012年，马里的军事政变，给那里的中国人孤寂的生活带来了一丝恐惧。据美联社不完全统计，自2012年以来，马里共发生至少11起骚乱。动荡的政局也成为当地中资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动乱也加剧了马里的贫穷。距离巴马科约1000公里的加奥是马里第二大城市。随处可见的土坯房，沙尘漫扬的道路以及道路上来回穿梭的摩托车和驴拉车，整个场景像是被翻拍了的老照片，昏黄、暗淡。
尽管尼日尔河穿过这座城市，却没有给它带来巴马科一样的繁荣。相反，地处撒哈拉沙漠南缘的加奥，一切都令人沮丧：酷热难挡，蚊虫肆虐。除了“贫困”，闫士先不知道还能用什么词汇来形容这里。
闫士先是第二批赴马里的中国维和部队的警卫分队副队长，2014年9月，他和390多名中国官兵一起来到马里。中国的维和部队驻扎在布鲁共杰区，有一万多居民。 在这里，他体会到贫穷的真正含义。从营区走上10分钟，是村里的幼儿园，砖头垒砌的框子上，挂着几块草甸子。这只能被称作“窝棚”。五六十个孩子在里面听课，大部分孩子的衣服都不合身，一个男孩的裤腿甚至绾了好几道。
村子里的墙上甚至能看到累累的弹痕。闫士先和部队抵达加奥时，这座外表败落的城市刚从极端宗教组织和恐怖分子手中解放出来一年多，城市依然被紧张笼罩，反动武装和恐怖袭击如家常便饭。
大多数中国企业集中在首都巴马科，“经常能在报纸上看到北方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交火，哪个酒店又被袭击了，”任博仕甚至已经习以为常，“但最近3年来，其实对我们的心理冲击很大，因为以前这些骚乱很少巴马科发生。”
2015年3月，巴马科市中心的一家餐馆刚刚发生过一次恐怖袭击事件，有5人死亡，8人受伤。
当时，闫士先的一个朋友正在这家餐厅吃饭。“他吃完饭，刚走到停车的地方，背后就想起了枪声，他躲在了汽车的底盘下。”闫士先说，从缝隙中，朋友看到仓皇而逃的匪徒正是坐在自己对面桌吃饭的人。
悄无声息下，“伊斯兰卫士”和“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两个极端组织，以及“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等与基地组织相关的恐怖组织已经慢慢渗透到了马里的各大城市中。2013年，虽然马里政府与北部的3个武装组织签署了停火协议，决定停止敌对行动并重启谈判。然而对于那些隐秘的恐怖分子，马里政府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
闫士先和整个警备队不得不时刻绷紧神经。在马里的8个月，闫士先所处的东战区总共遭受了二十余次的恐怖袭击，包括使用迫击炮、火箭弹、埋雷等手段。不过这些袭击，大多未能成功。
所以，见过如此阵仗的闫士先得知丽笙酒店袭击事件后仍然平静。闫士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施恐怖行动的人是当地人，他们大多素质不高，对于武器的操作也不熟练。”这是马里恐怖袭击的新方式：基地组织靠收买指使当地人实施行动，如果成功，给予其更高的报酬。
亟待解决的海外安保体系
法国人还没有走出巴黎恐怖袭击的阴霾，仅仅一周后，这个曾经被法国殖民过的西非国家又陷入极端组织的威胁之中。马里是温和的伊斯兰国家，当局宣布恐袭事件结束后，丽笙酒店外聚集着数十个马里人，他们对着世界各地的媒体镜头，不断高喊着“马里，马里”。
“马里事件是对巴黎恐袭事件的一次呼应，”长期研究反恐问题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论是作案手法和目标，都和法国音乐厅的遭遇一样，恐怖分子的目标是外国人。这是一次典型的恐怖袭击和屠杀事件，而不是简单的劫持人质事件。”
11月20日，基地组织的分支“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通过半岛电视台发布一段录音，宣称对袭击负责，并表示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共同行动。截至11月23日，已经有3个极端组织宣布为这起事件负责。
在李伟看来，当前全球面临的恐怖威胁不亚于9·11爆发时期。以IS组织为核心的恐怖势力的威胁已经超过了9·11以来基地组织的力量，而两股势力更是让全球反恐的局面愈发迫切。
近些年，中国人在海外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已不鲜见。由于非洲国家政治不稳定、社会治安差，非洲发生了几起中国人被抢劫和绑架事件。2012年1月，先后在苏丹和埃及发生了两起中国工人遭受绑架的恶性事件。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也有中国人在当地的恐怖袭击中连带伤亡。2014年5月至6月，据不完全统计，涉及中国海外公民的安全事件就有6起。
由于中国并不是西方极端组织特别针对的目标，海外的中国民众并没有形成特别的反恐意识。
即使这次事件有中国公民遇难，任博仕们所能做的也只是“不去人多的公共场所”。但是，在恐怖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和国家，除了要提高自我的警惕性，还必须要把安保纳入到考虑的范畴。“正常来说，安保企业要为其服务方提供基本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并对面临的风险进行评估，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对于欧美各国来说，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产业。”汪川说。
但中国的安保公司和国外安保公司存在很大差距。欧美国家的安保人员通过培训后会获得安保协会的认证资质。“这个资质世界通行，不管在哪个地区提供服务，都会认可。国内却没有统一的资质，在国外想要提供服务，人家也不认可。”
即便国内拿到资质的安保公司，在训练科目上也是落后的。“在高危地区，如果没有一定的武力，很多事情难以处置。欧美公司经过很多年发展，有着深厚的关系，可以获得持枪证。但我们却很难，没有根基，国内也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海外安保公司。现在什么都没有明确的，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去做。”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反恐与海外安全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汪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中国很多大的国企也有自己的安保部门，但是更多的是涉及到企业的内部安全管理，对额外风险的预估还很不足。
同时，海外安保项目也耗资巨大。华为集团的全球安全主管周扬帆曾在媒体上表示，2014年，华为一年海外人工安保费用大概是1000多万美元，还不包括硬件投入。这也是中国海外安保企业发展迟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在马里这样动乱的地区，一家安保企业想要存活，必须要有深厚的根基，包括与当地政府、企业以及相应机构建立紧密的联系，并拥有雄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对中国来说，面对海外安保，更多的企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些私人投资者和民营企业则格外匮乏安保。汪川惋惜地说：“目前有二十多家安保公司提供海外安保服务，但中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海外的安保服务，他们大多还是在玩概念。更重要的是，专业安保人才的缺乏。”
除了人身和财产安全收到威胁，安保问题带来的另一个直接的后果，则是“走出去”道路的不顺畅。2014年，《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曾分析了2005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的120起“走出去”失败的案例，其中25%的案例失败是因为政治原因所致：大多数中国企业对国际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虽有意识，但防范措施不力。
汪川认为，必须要明确国内的安保法，并与业务所在国的安保法达成一致，积极促进我国海外安保产业的发展。“关键是还要尽快培养一批业务能力足以与国际挂钩的安保人才。”汪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