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的气候变化已悄然渗透至全人类的生活。作为能源消耗持续增加的后果，这种情况最初出现在西方国家，最近已成为全球性现象。无论我们居住在城市还是遥远的森林，能源几乎融入了生活的每一部分。大部分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倾向于“大爆炸理论”，即诉诸全方位立法和全球性协议。这种理念假设，人类的任务就是制定正确的政策。
　　我们需要放宽视野。没有哪项单一的法律或国际条约足以改变人类延续数年的行为习惯，灵丹妙药（silver bullet）是绝对没有的！现实生活中，能将温室气体排放降至可持续水平的普通药方（silver buckshot）又是什么？
　　正如这一新的比喻所暗示的，我们需要在许多方面和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密歇根州立大学社会学家汤姆·迪茨（Tom Dietz）领衔的一批思想家呼吁人们从“细微的行为”入手，因为个人的行动能以较低的政治成本快速实现碳减排。
　　人们的许多日常能源决策都由习惯驱动，而非出自有意识的思考。习惯贯穿于每天的生活之中，但它们往往形成于能源使用尚未受限之时。我是开车还是步行去药店呢？当我外出办事时空调还要开着吗？每个行为都有可能产生碳排放及其他后果。日积月累，这些行为决策就对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
　　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行为经济学和进化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做选择时都喜欢走捷径。我们常常基于手头有限的信息做出大大小小的决定，即使这些信息不完整，甚至有缺陷，而这些决定后来就形成了习惯。由于注意力有限，人们往往目光短浅，因此在很多时候，我们做出的决定明显不符合最佳长远利益。幸运的是，习惯并非一成不变。
　　通过个人行为实现碳减排
　　即使人类并不总是理性的决策者，无法做到在行动前对每一个环节深思熟虑，但我们也拥有其他根深蒂固的本能，帮助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生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本能，克服目前的挑战， 特别是能源选择以及更好地控制碳排放这一迫切需要。
　　模仿是一种决策方式。“社会规范”同样意义重大。例如，邻里间的期待促使我们修剪门前的草坪，或保持街道干净。当我们面对不同选项时，默认选项在这些规范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知道，如捐赠器官是合同里的默认选项，很多人会选择捐赠，即使他们可以选择退出（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是如此），但如果默认选项要求人们自愿捐赠，那就很少有人会主动选择捐赠（正如美国那样）。
　　电力行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例如，大型商业客户可以选择不参加杜克电力（Duke Power）的节能方案。然而，选择不参加的客户必须通知杜克能源公司，它已经实施或即将实施替代的节能措施。如此，这些客户将不再享受杜克的节能奖励。
　　在解决抵制安装智能电表的问题上，上述策略同样有效。智能电表能够实时监控电力使用，并提供使用情况反馈。它们是改善家庭能源使用效率的基石，但美国的许多用户一直怀疑公用事业公司安装这些设备的动机不纯。因此，客户可以选择不安装，但如此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们需支付预付费并按月结算。
　　OPower可能是目前将行为学理论运用在节能领域的最佳案例。它代表公用事业公司每月给客户发送月度账单。 OPower在账单中增加了一项重要信息，即告知客户与其匿名邻居间能源消耗的对比情况。它还为用户提供一些节能小技巧。与邻居间的良性竞争促使人们采取更多节能措施。
　　行为学理论可激发技术创新，使其更加有效。如今的美国人习惯了廉价且充沛的能源，对于及时关掉电灯和电器并不很在意。人们购买的是可编程的温控器，但却不使用这种功能。如果人们可以更加简单、便捷地节能，那会怎么样呢？
　　在欧洲，许多酒店的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电源关闭系统。进来的客人将其钥匙卡插入取电槽，就能激活房间的电气系统。当客人离开房间取下钥匙卡时，该系统就会关闭。无人的房间就会停止供电。
　　另一种做法是教育客人和服务员学会随手关掉电灯，拔掉电器插头，但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太明确，也给大家增添了更多麻烦。令人费解的是，美国很多酒店的房间浪费了大量暖气和空调成本，众多闲置的电器消耗了大量能源，但并未采用欧洲的做法。
　　市场调节作用有限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我们从小就相信，价格改变行为。行为研究告诉我们，价格有的时候可以改变行为，有时却不能。如果为一些人们共享的东西定价，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恶果。例如，为清洁空气或公用场地定价。给公共物品定价这一过程，可能会削弱利他主义及其他亲社会动机。有时，经济奖励可能会削弱人类解决复杂、长期社会问题的其他动机。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如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时不考虑人类的心理，似乎存在很大风险。不幸的是，这恰是我们的习惯做法。全球碳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以及征收碳税的呼吁）将定价原理纳入到了气候变化政策中。该制度假设人们都是理性行为者，能够在行动时以个人利益为导向，并仔细研究各种选项。如果继续固守“人或企业仅仅（或大多数时候）对价格才有反应”这一信条，那么下一步就将是货币化我们珍视的各种东西，比如健康、新鲜空气或宜居的气候等，并对威胁到这些珍贵资源的行为给予经济惩罚。
　　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采取行动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它要求我们现在就进行投资，但收益却在将来。一个令人吃惊的行为学证据显示，我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很难想象或很难将气变问题与我们自己的未来，也就是老年生活联系起来。这可能是导致退休储蓄不足的另一个原因。那么，公众或立法机构为何对气变行动的支持力度很小，就容易理解了。有鉴于此，研究中一直采取的矫正方法，是通过电子手段模拟出一位受访者变老后的照片，生动地展示他的未来，这将足以让受访者感到恐惧并开始节能。如果要求今天的人们减少物质享受，为尚未谋面的子女或后代创造更好的生活，情况又将如何？
　　另一个阻碍人们采取行动的是，人们往往更担心会面对什么损失，而不是考虑将收获什么。不难想象，除了那些出于其自身经济原因想要维护化石燃料现状的人，很多人只是不愿改变他们目前的生活体验而已。正如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所指出的那样，“损失规避是一股强大的保守力量，它倾向于对现状作出最低程度的改变。”
　　人们往往基于个人经验，而非关于未来后果的统计预测做出重要的决定。卡尼曼指出，即使是统计学家，也往往基于更为生动且充满情绪的个人经验做决定，而非他们职业生涯中所凭借的数据。这一现象是否可以解释以下问题——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朝向大海的房产将面临巨大风险，但缘何人们还继续投资建设海景房？我们知道的是，人们购买水灾保险，是因为他们之前经历过水灾，而不是基于他们将再次被淹没这一可能性的精算预测。
　　上述分析表明，如果完全基于经济动机的能源政策及其他气变政策并不完善（甚至可能极其不完善），如果人类处理信息的习惯性方式只能帮助人们免受眼前的健康及安全危害，却对推动人们关注长期的、并非切肤之痛的威胁无能为力，那么我们只能另辟蹊径，增加更多的“火力”来改变现状——将行为学研究结果引入气变政策的制定过程。
　　我们的基本理念，是让节约能源和提高效率的行动变得更加简单、便捷，最终使我们这一代人形成更好的生活习惯，进而保护子孙后代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