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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问题一直是非常棘手的。古往今来，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模式可以彻底消除民族问题。在处理民族事务上不能移植他国模式。中国共产党必须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总结、借鉴国内外对于民族事务的处理经验，从实际出发，科学、民主、正确地处理民族事务。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 民族问题 “苏联模式”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缘起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和民族问题有大量论述，提出了很多重要理论。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道“人对人的剥削一经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91页，人民出版社，1995）这两个论断揭示了民族问题的根源、实质，揭示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社会革命问题的关系，指明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
19世纪上叶，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随着西方殖民地不断扩张，人类学古典进化论学派形成。该学派的代表著作《古代社会》（摩尔根，1877）一书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古典进化论学派诸多著作的探索与研究，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继承马克思遗志，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的发端。在此书中，恩格斯科学的揭示了人类社会是如何出现家庭、婚姻、私有制和国家及其发展历史的。恩格斯提出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与民族共同体发展关系的观点”，把民族的形成与阶级、国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特别强调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方式主要依据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基本国情而定。
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成熟，直到由垄断代替竞争的帝国主义笼罩世界。面对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任务，以及在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团结多民族人民的艰巨性，列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纲领的内容，对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不同的民族问题，做出了这样的论述：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列宁指出，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
列宁在“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等重大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理论，都有程度不同的继承和发展。列宁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这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同一时期的斯大林与列宁是战友。斯大林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新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发展的两种趋势是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国际统一的形成。要逐步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后一个阶段，……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由于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00页。）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秦汉“大一统”的多民族格局形成以来，历史上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分割局面和局部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进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政策，在中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中得到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政府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采取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近年来，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和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区内，屡次发生暴乱和冲突。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民族矛盾的凸现，解决民族问题是祖国统一社会和谐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当务之急。回顾在温家宝总理2008到2010四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笔者注意温总理从最初“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要全面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再到“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少数民族人口公共服务、就业和管理工作……加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教育……充分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以及进入到2012年之后，一直备受热议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充分表明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以及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民族政策的调整力度与调整重点要充分考虑民族自身的发展，民族之间、民族与阶段、民族与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经历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前期。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了民族区域自制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族政策强调民族平等，着眼于民族地区的发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而所谓的苏联模式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犯了冒进的错误，将复杂的民族问题简单化，忽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这一特征。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概念虽然来自苏联，但不是“苏联模式”。 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对苏联的联邦制、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对比，指出“这不单是名称的不同，制度本身也有一些不同，也就是实质上有一些不同。”而不少西方学者将苏联解体与“区隔化制度失败”联系在一起。这种思潮在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形成了所谓的“新思路”，即“去政治化”。而一味的强调去政治化去制度化，在某种程度上也犯了“一刀切”的老毛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无产阶级政党：“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出发点，把辩证地提出问题当作唯一正确的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斯大林选集》）。 其次，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各民族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国家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并不冲突。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自身转型与世界动荡的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正在推动中国人口流动的全面提速。少数民族群众不可避免的被卷入这股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最基本的就是学习汉语，汉字。这是民族间融合的自然趋势，并不是由国家强制推行。这并不是少数民族汉化或被同化的表现。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汉语实际上也是一种方言。“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并发展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而语言不能等同于法律、政治、宗教、哲学等上层建筑。归根结底，语言是“为人民群众服务”。
最后，要解决中国当代的民族问题，就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邓小平）。就必须承认各个民族间由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文化特征等因素所产生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核心是各民族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平衡。 “最根本的问题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如果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要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周恩来）。但应该注意的是，在列宁和斯大林对实现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另一种说法是“消灭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大量论述中，始终强调消除民族间的不平等必须要有“外来的真正而长期的帮助”。因为“某些民族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性（文化的、经济的）不是一两年内就能消灭的。”（《斯大林全集》第5卷，46页）目前少数民族聚居区域面临的根本问题仍然是贫困面大，民生问题突出，经济发展层次低，自我发展能力弱。要解决这些问题，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必须通过法制化、规范化的国家控制，政府支持来实现。
少数民族多聚居于地理状况较为复杂，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山区、高原、草原等地，要实现由传统的农牧业经济向现代工业化，粗放经济向集约经济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无法单靠自身完成。少数民族地区要拥有电力开发、现代森工、农田水利改造、公路铁路机场建设、毛纺和食品加工等现代化工业建设，不仅需要来自中央政府的财力物力援助，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管理、技术上的支持。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发展上，在能源、交通、建材等重工业方面，如新疆的石油勘探、西藏“一江两河”流域的农业基础设施工程、内蒙古包头钢铁基地、青藏铁路、以及“西气东输”项目等，这些都必须有规划，有计划，有指导的逐步开展，只有通过国家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们应清楚的认识到，不仅是在中国，不仅是在当代，民族问题一直是非常棘手的。古往今来，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模式可以彻底消除民族问题。在处理民族事务上不能移植他国模式。中国共产党必须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总结、借鉴国内外对于民族事务的处理经验，从实际出发，科学、民主、正确地处理民族事务。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适时的对民族政策做出调整。始终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不断采取有力措施，大力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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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昆明方言和昆明城市文化关系十分密切，二者相互作用。昆明方言反映昆明城市文化，承载了昆明城市文化，巩固和传播了昆明城市文化。反之，昆明城市文化影响了昆明方言的内部要素及人们使用方言的观念。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昆明方言在语音、词汇方面有逐渐被普通话同化的趋势，其中很多精华的部分也相应消失，我们必须对其加以挖掘、保护、研究、运用，用生动形象的昆明方言将昆明城市文化传承下去。
关键词：昆明方言 城市文化 语言演变 文化传承
昆明城市文化发展对昆明方言传承的有着重要影响。回顾国内外学术界对昆明城市文化以及昆明方言的研究，由于昆明城市文化以及昆明方言的价值所在，学者们对其价值的发掘，昆明城市文化以及昆明方言单独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讨论二者关系及其影响的研究还较少。本文试把昆明方言的传承和昆明城市文化发展相结合，研究二者的关系，发现昆明方言与昆明城市文化关系极为密切，相互作用，昆明方言积淀了深厚的昆明城市文化内涵，昆明城市文化反过来影响了昆明方言的传承，挖掘，保护昆明方言对更好地发展昆明城市文化有极大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一、昆明地理概况及动态多样的昆明方言
（一）昆明地理位置
云南省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近年来，因独特的区位优势——云南建设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龙头，中国以至东亚大陆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主要枢纽，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圈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圈的交汇点。
（二）动态、多样的昆明方言
“城市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或者说集中体现。”而一个城市的方言则是城市文化的载体。昆明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中西南官话中的一种，是在江淮方言的基础上，同时吸收了湘方言、赣方言、吴方言以及华北方言中的有利成分而形成的。与昆明地理位置对应，由于来自不同地域人群的接触日趋频繁，昆明方言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整合周围世居民族、各地移民的语言成分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语方言，所以昆明方言是多样的。当下昆明是国家进行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城市，所以今天的新昆明方言又基于地域的调适，借鉴普通话及昆明周边有影响的语言因素，使得其表达更加生动，成为了较为发达的汉语方言之一，所以昆明方言是动态的。 二、昆明方言和昆明城市文化的关系
（一）昆明方言反映昆明城市文化
1.昆明方言形成的历史
昆明方言反映昆明城市文化，昆明方言的形成与云南地区的汉族移民史息息相关。在明朝，为了巩固政权，明朝政府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这就是移民实边和驻军。大批内地汉族军民到云南屯垦开发，为便于交际，人们只能用彼此都懂的“通语”进行交际，这对方言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前提，汉语当仁不让地成为昆明地区的通用语言。在这些移民中，以江南、江西、湖广、南京一带的人最多，江南、江西、湖广、南京一带移民的方言称为“江淮方言”在移民融合而逐步形成一种通语的过程中的作用十分显著。 “在文化方面，风俗习惯、岁月时节、服饰饮食等，昆明地区与安徽、南京一带地区有较大的相似性。”到了清初，华北、四川的移民也大量进人云南，昆明成了联明抗清的重要基地。抗战期间，北方和沿海人口大量疏散入云南，昆明汉族人口亦随之猛增。北方方言，亦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不断丰富昆明方言。 “形成动态多样这一特点的次要的原因是受到统治阶级的影响。”那些自元明以来来昆明封王当官的集团，他们的“官腔”，老百姓也会跟着说，于是产生了方言中一些较为特殊的词语和独特读音。比如昆明有一种糕点叫做“萨其马”，这是一个蒙古语。昆明人把腌肉变质的味儿叫“哈味”，叫这种肉为“哈肉”，也是蒙古语。这应该是蒙古族统治者带来的词语。综合了古今南北的词语，当然就显得丰富了。
2.方言本身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
方言作为“一方之言”，是一种文化，像不同种类的语言一样， 每一种形式的语言都包含了一定的民俗习惯、文化传统、心理积淀等信息。昆明方言中蕴含了相当多的文化信息，由于昆明的汉族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在某些时期，昆明就成为五方杂处，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沐英、永历帝、吴三桂这些统治集团曾长驻昆明，他们都是穷奢极欲的，又见过大世面，大排场，他们为了满足自身物质上精神上的享受，必然从京城和那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带来和招雇来大批幕僚、工匠、厨师、艺人为他们服务。这样，就使得昆明在建筑、缝纫、烹饪、歌舞以及各种吃食、玩耍等方面，都有相当的讲究，达到很高的造诣。相应地出现了关于缝纫、烹饪等方面的许多词语和标志各种名物的词语，客观上促成了昆明方言词汇的丰富性。
“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和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昆明方言本身就是昆明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是一门古老的，有着深刻文化内涵的语言，它是世代昆明人智慧的积累，是昆明城市文化的结晶体。
（二）昆明方言承载昆明城市文化
语言和文化是紧密相连的，方言承载了一方的文化，传播和巩固了这一方的文化。昆明方言承载了昆明汉族的文化、心理积淀。
1.昆明地名记载昆明城市文化
昆明地名记载的历史文化。地名勾划移民轨迹。现代昆明有一大批以“卫、所、堡、营、屯、旗、官、庄、铺”等为通名的地名。这些地名来源于明代的军事制度。明王朝为了巩固统治，保卫和开发边疆，在全国设立十多个都指挥使司，都可以下分设卫、所。这些军屯皆有固定的戍所，军籍世代相传，官兵都有家室，他们设屯聚居之处有的是未有村庄的荒地，于是带军屯色彩的地名就应运而生，有的虽然原有村庄，旧村名也被新地名所取代。
2.从昆明方言中的商贸用语使用来解读昆明城市文化
昆明方言中的商贸用语指的是昆明地区的商贸活动中所使用的那一部分昆明方言。民国时期，在昆明市区内，由于历史而形成的固定于某些地段的繁华商业点，各有主要经营项目，那一时期，有蔬菜市，以威远街旧藩台衙门前的菜市为最大；花市，以近日公园，每早10时以前有插瓶鲜花出售。米市，在小西门等处；柴炭市，在劝业场（今五一电影院一带）等处；古玩市，在宝善街等处。
建国以后，传统的城市街已经不存在了，但近30年来，出现了节日性城市街。每年春节、中秋节、端午节之前举办，节后结束，由商业部门组织，称之为“年货街”或“食品街”。场所基本固定，如双塔路近日公园，主要销售各种副食品、食品，也有工业品和工艺品。其用意在于集中充足的商品，方便群众购买，同时增添一些节日气氛。之所以称为“街”，一是取进行商贸活动的“街子”之意，二是带上点农村集市贸易的味道，为昆明地区各族人民所熟悉，并乐于接受。
3.当下方言节目对昆明城市文化的传播
云南电视台第二频道有一档节目《大口马牙》，是一档方言节目。从方言的角度来看，这档节目传播和巩固了昆明城市文化，节目中主持人用方言播报昆明新闻，小电影中，用诙谐幽默的昆明方言赞美和讽刺当下的善恶美丑，从传媒的角度看方言作为一种汉语文化被昆明地区的民众普遍接受，昆明人对承担这方文化的方言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昆明方言是昆明人的心理积淀。通过方言节目对城市文化的传播效果比一般的人际交往范围更宽，影响力更大。
（三）昆明城市文化对昆明方言的影响
昆明文化对昆明方言的影响表现为对昆明方言内部要素的影响，影响昆明方言的观念。
1.昆明城市文化影响昆明方言内部要素
昆明市区方言内部，存在着明显差别：老派昆明方言（中年以上的人所说的昆明方言）同新派昆明方言（青年一代特别是青年学生所说的昆明方言）语音方面的差别。
①唇齿浊擦音声母[v]消失或清音化
一部分古“微”母字，在老派昆明话中多读作[v]声母，如“无、舞、未、味、晚、万、文、闭、问”等；新派昆明活则多读作零声母，单元音韵母[u]，或以半元音[w]作声母，不再有唇齿的摩擦。
②增加了复合音韵母
老派昆明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和二合元音韵母较多，新派则将一些单元音韵母的字读作二合元音韵母，将一些二合元音韵母的字读作三合元音韵母，象普通话的复合元音韵母一样，增加了舌位动作。例如“盆、门、本、份、奋” ，“更、硬、声、整” 等，老派昆明方言读作鼻化单元音[?]韵，新派昆明方言读作二合鼻化元音[??]韵。 与此相应，如“敦、顿、钝、论、嫩、温、稳、准、纯”等，老派读作二合鼻化元音[u?]韵，新派则读作三合鼻化元音[u??]韵。
③[?]韵字变读作[?]韵
老派昆明方言将“可、荷、贺、者、扯、让、各、搁、恶、北、升、得、德、特、白、拆、窄、格、客、麦、芍、责、策”等，读作[?]韵，这是区别新、老昆明话的一个重要特点；新派昆明方言则读作[?]，与北方话接近。
2.昆明城市文化影响昆明方言观念
昆明方言观念是昆明汉族人对昆明话的使用价值的看法，其中包括对昆明方言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途的看法。
普通话进入昆明社会生活的范围将越来越广，而以昆明方言为主体的地方方言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也不会被普通话替代，而是和普通话并存。这是由于昆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却表现出多民族聚居地域上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格局。昆明人在使用昆明方言时倾注了极强的归属感，民族感情，使得昆明方言语言功能的持续稳定，增强了“昆明人”的地域意识。
“语言决定操该语言的人的精神特点和世界观。”洪堡特的这一观点在后来美国和欧洲的新洪堡特主义者萨丕尔（Sapir）及其学生沃尔（Whorf）有所发展，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认为，“人类所使用的语言，决定着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人只能通过自己语言中的范畴和区别特征来认识世界。”一旦丧失了某种语言，我们将无法描述一些独特的事实。方言中的一些思想观念和感情是普通话无法表达的，而方言却可以传递出最私密，最精确的信息。昆明方言词汇中“抖草” 、“嘈耐” 、“二醒二醒”，是昆明方言里特有的文化词语，这些词在普通话里以及别的方言词汇系统里很难找到与之对应的词，这些思想观念是统一的语言无法给予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昆明方言在语音、词汇方面有逐渐被普通话同化的趋势，昆明方言中很多精华的部分也相应消失，也就意味着昆明城市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消失了。那么昆明市民独特的世界观，独特地看待事物的方式，思维的表达方式将会相应消失，城市精神可以在城市居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中表现出来。方言是城市精神的体现，而城市精神又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昆明城市文化中的精神文化相应消失。
三、昆明城市文化发展和昆明方言相互作用
（一）昆明城市文化发展对昆明方言词汇的用法影响
1.昆明方言词汇的文化内涵变迁之调查
（1）调查范围及方法
昆明方言词汇中有很多动词及形容词较有特色，并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因此，本调查对《昆明方言词典》和《昆明方言词源断代考辩》中的词语进行了筛选，选出动词及形容词各两个，一一列出它们的语音、词义、出处及用法，对昆明市西山区某单位小区的10户人家共44位昆明人进行了提问式调查，老、中、青三代，抄录了老（中）年人及青年人的口头语，和普通话进行对比，说明昆明城市文化发展对昆明方言词汇的用法影响。在被调查者中，昆明人共44人，老年人（60岁以上）有10人是昆明人，中年人（40一60岁）有24人是昆明人，青年人（12一40岁）有6人是昆明人，其余4人是儿童。
（2）调查结果及词语对比分析
通过调查发现，这4个昆明方言词在老年和青年人中使用的情况差别很大。100%的老年人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及用法，并使用这些词语；85%的中年人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及用法，但一部分已不常用；青年人，特别是18岁以下的青年人，只听过这些词语的15%，对用法比较含糊，并且对其余80%的词语根本不知道也不使用。在老年人使用的词语中有相当一部分继承了古代的用法，有的则在古代用法的基础上有所改变，而青年人使用的语言与现代汉语的普通话接近或完全一致。从以下4个词语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变化。
①尾（魏晋南北朝词源） [uei??]：指跟随，尾随，作动词。见范《后汉书·岑彭传》：“嚣出兵尾击诸营，彭殿为后拒。”李贤注：“尾谓寻其后击之。”现在昆明方言中使用古义。老年人说：“去嘛，你尾的他去。”年轻人说：“去嘛，你跟着他去。”普通话：去吧，你和他一起去。
②逗（上古词源） [t?u???]：指遇合，相遇，作动词。见《说文》：“逗，遇也。”昆明方言使用古义。老年人说：“你是在哪点儿逗着小王呢？”年轻人说：“你是在哪点儿遇着小王呢？”普通话说：你是在哪里遇到小王的？
③撑拖（宋代词源） [□s□??? t□???]：指漂亮，作形容词。见《西厢记》卷一：“脸儿稔色百媚生，出得门儿来慢慢地行，便是月殿里嫦娥，也没恁地撑。”昆明方言中使用古义。老年人说：“你儿子长呢太撑拖了。”年轻人说：“你儿子长呢太帅气了。”普通话：你儿子长得太帅了。
④相因（宋代词源） [?i□?? i??]：指便宜，作形容词。见《西游记》第八十四回：“赵寡妇道：‘每位该银五钱，连房钱在内。’行者笑道：‘相因啊！我那里五钱银子还不够请小娘儿哩。’”昆明方言中使用古义。老年人说：“今儿日呢小莱相因得很。”年轻人说：“今天呢小菜便宜得很。”普通话：今天的蔬菜便宜得很。
诸如此类还有“包摊”、“颠东”、“疑着”等都是典型的昆明方言词汇，通过调查可以看出，以上词语的词源距今多达一千多年，少则一百多年，且很多出自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典籍、诗词歌赋以及元明清戏曲。这些词语典雅、寓意丰富、有地方特色，既能表情达意又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随着时代的发展，昆明城市文化发展也未能影响这些底蕴深厚的词语的读音、意义及用法，少部分词语使用转义，大部分词语使用古义。昆明方言词语对昆明城市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作用。老一辈昆明人仍然广泛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些词，把昆明文化传承下去。然而，青年一代昆明人使用的昆明方言词汇和普通话有很多相似之处。
2.昆明城市文化发展对市民话语方式的影响
由于社会的发展，昆明已由一个南方小城发展成为一个对外开放和国际接轨的都市。昆明与省外的交往日益频繁，方言之间相互渗透，不同文化间的交融。电影、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以及网络的普及和深入，对于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青年一代必然产生重大影响，使他们的方音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总的趋向是逐渐向普通话靠拢。这就使得昆明市民的价值观、思考问题的方式、表达方式逐渐被同化。原有独特的昆明古老的城市文化渐渐消失。
（二）从昆明方言的传承看昆明城市文化发展
上文所述，从语音方面来说，昆明方言具有平直的特点，语音个性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昆明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优越的地理环境，谋生是比较容易的，人们容易得到温饱，性情较为温和，同时，容易养成疏懒恬退的生活态度，有这样的惰性，作用在语言上，也就形成平直舒缓，松弛低沉的个性了。从词汇方面看，昆明由于地处西南边疆，与越、缅、老等国接壤，其语言的发展速度和影响比起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较缓漫，因此至今还保留了很多上古、元明清时代以及昆明地方戏—花灯戏当中的词语。
昆明方言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昆明城市化进城导致昆明市民话语方式的现代化、标准化、统一化，向普通化靠拢，昆明方言文化的流失或许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是，由于方言中保留着昆明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所以对其加以发掘、保护、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当下是全球化、全国流动化的时代，外来文化使得人们在习焉不察中惊觉，发现了昆明城市文化和其他城市文化的差异。昆明方言承载巩固和传播昆明城市文化，我们只有传承昆明方言才能更好地发展昆明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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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 民族问题 “苏联模式”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缘起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和民族问题有大量论述，提出了很多重要理论。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道“人对人的剥削一经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91页，人民出版社，1995）这两个论断揭示了民族问题的根源、实质，揭示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社会革命问题的关系，指明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
19世纪上叶，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随着西方殖民地不断扩张，人类学古典进化论学派形成。该学派的代表著作《古代社会》（摩尔根，1877）一书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古典进化论学派诸多著作的探索与研究，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继承马克思遗志，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的发端。在此书中，恩格斯科学的揭示了人类社会是如何出现家庭、婚姻、私有制和国家及其发展历史的。恩格斯提出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与民族共同体发展关系的观点”，把民族的形成与阶级、国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特别强调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方式主要依据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基本国情而定。
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成熟，直到由垄断代替竞争的帝国主义笼罩世界。面对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任务，以及在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团结多民族人民的艰巨性，列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纲领的内容，对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不同的民族问题，做出了这样的论述：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列宁指出，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
列宁在“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等重大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理论，都有程度不同的继承和发展。列宁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这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同一时期的斯大林与列宁是战友。斯大林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新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发展的两种趋势是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国际统一的形成。要逐步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后一个阶段，……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由于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00页。）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秦汉“大一统”的多民族格局形成以来，历史上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分割局面和局部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进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政策，在中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中得到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政府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采取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近年来，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和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区内，屡次发生暴乱和冲突。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民族矛盾的凸现，解决民族问题是祖国统一社会和谐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当务之急。回顾在温家宝总理2008到2010四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笔者注意温总理从最初“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要全面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再到“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少数民族人口公共服务、就业和管理工作……加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教育……充分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以及进入到2012年之后，一直备受热议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充分表明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以及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民族政策的调整力度与调整重点要充分考虑民族自身的发展，民族之间、民族与阶段、民族与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经历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前期。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了民族区域自制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族政策强调民族平等，着眼于民族地区的发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而所谓的苏联模式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犯了冒进的错误，将复杂的民族问题简单化，忽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这一特征。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概念虽然来自苏联，但不是“苏联模式”。 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对苏联的联邦制、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对比，指出“这不单是名称的不同，制度本身也有一些不同，也就是实质上有一些不同。”而不少西方学者将苏联解体与“区隔化制度失败”联系在一起。这种思潮在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形成了所谓的“新思路”，即“去政治化”。而一味的强调去政治化去制度化，在某种程度上也犯了“一刀切”的老毛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无产阶级政党：“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出发点，把辩证地提出问题当作唯一正确的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斯大林选集》）。 其次，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各民族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国家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并不冲突。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自身转型与世界动荡的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正在推动中国人口流动的全面提速。少数民族群众不可避免的被卷入这股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最基本的就是学习汉语，汉字。这是民族间融合的自然趋势，并不是由国家强制推行。这并不是少数民族汉化或被同化的表现。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汉语实际上也是一种方言。“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并发展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而语言不能等同于法律、政治、宗教、哲学等上层建筑。归根结底，语言是“为人民群众服务”。
最后，要解决中国当代的民族问题，就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邓小平）。就必须承认各个民族间由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文化特征等因素所产生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核心是各民族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平衡。 “最根本的问题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如果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要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周恩来）。但应该注意的是，在列宁和斯大林对实现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另一种说法是“消灭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大量论述中，始终强调消除民族间的不平等必须要有“外来的真正而长期的帮助”。因为“某些民族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性（文化的、经济的）不是一两年内就能消灭的。”（《斯大林全集》第5卷，46页）目前少数民族聚居区域面临的根本问题仍然是贫困面大，民生问题突出，经济发展层次低，自我发展能力弱。要解决这些问题，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必须通过法制化、规范化的国家控制，政府支持来实现。
少数民族多聚居于地理状况较为复杂，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山区、高原、草原等地，要实现由传统的农牧业经济向现代工业化，粗放经济向集约经济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无法单靠自身完成。少数民族地区要拥有电力开发、现代森工、农田水利改造、公路铁路机场建设、毛纺和食品加工等现代化工业建设，不仅需要来自中央政府的财力物力援助，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管理、技术上的支持。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发展上，在能源、交通、建材等重工业方面，如新疆的石油勘探、西藏“一江两河”流域的农业基础设施工程、内蒙古包头钢铁基地、青藏铁路、以及“西气东输”项目等，这些都必须有规划，有计划，有指导的逐步开展，只有通过国家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们应清楚的认识到，不仅是在中国，不仅是在当代，民族问题一直是非常棘手的。古往今来，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模式可以彻底消除民族问题。在处理民族事务上不能移植他国模式。中国共产党必须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总结、借鉴国内外对于民族事务的处理经验，从实际出发，科学、民主、正确地处理民族事务。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适时的对民族政策做出调整。始终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不断采取有力措施，大力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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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昆明方言和昆明城市文化关系十分密切，二者相互作用。昆明方言反映昆明城市文化，承载了昆明城市文化，巩固和传播了昆明城市文化。反之，昆明城市文化影响了昆明方言的内部要素及人们使用方言的观念。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昆明方言在语音、词汇方面有逐渐被普通话同化的趋势，其中很多精华的部分也相应消失，我们必须对其加以挖掘、保护、研究、运用，用生动形象的昆明方言将昆明城市文化传承下去。
关键词：昆明方言 城市文化 语言演变 文化传承
昆明城市文化发展对昆明方言传承的有着重要影响。回顾国内外学术界对昆明城市文化以及昆明方言的研究，由于昆明城市文化以及昆明方言的价值所在，学者们对其价值的发掘，昆明城市文化以及昆明方言单独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讨论二者关系及其影响的研究还较少。本文试把昆明方言的传承和昆明城市文化发展相结合，研究二者的关系，发现昆明方言与昆明城市文化关系极为密切，相互作用，昆明方言积淀了深厚的昆明城市文化内涵，昆明城市文化反过来影响了昆明方言的传承，挖掘，保护昆明方言对更好地发展昆明城市文化有极大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一、昆明地理概况及动态多样的昆明方言
（一）昆明地理位置
云南省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近年来，因独特的区位优势——云南建设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龙头，中国以至东亚大陆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主要枢纽，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圈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圈的交汇点。
（二）动态、多样的昆明方言
“城市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或者说集中体现。”而一个城市的方言则是城市文化的载体。昆明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中西南官话中的一种，是在江淮方言的基础上，同时吸收了湘方言、赣方言、吴方言以及华北方言中的有利成分而形成的。与昆明地理位置对应，由于来自不同地域人群的接触日趋频繁，昆明方言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整合周围世居民族、各地移民的语言成分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语方言，所以昆明方言是多样的。当下昆明是国家进行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城市，所以今天的新昆明方言又基于地域的调适，借鉴普通话及昆明周边有影响的语言因素，使得其表达更加生动，成为了较为发达的汉语方言之一，所以昆明方言是动态的。 二、昆明方言和昆明城市文化的关系
（一）昆明方言反映昆明城市文化
1.昆明方言形成的历史
昆明方言反映昆明城市文化，昆明方言的形成与云南地区的汉族移民史息息相关。在明朝，为了巩固政权，明朝政府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这就是移民实边和驻军。大批内地汉族军民到云南屯垦开发，为便于交际，人们只能用彼此都懂的“通语”进行交际，这对方言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前提，汉语当仁不让地成为昆明地区的通用语言。在这些移民中，以江南、江西、湖广、南京一带的人最多，江南、江西、湖广、南京一带移民的方言称为“江淮方言”在移民融合而逐步形成一种通语的过程中的作用十分显著。 “在文化方面，风俗习惯、岁月时节、服饰饮食等，昆明地区与安徽、南京一带地区有较大的相似性。”到了清初，华北、四川的移民也大量进人云南，昆明成了联明抗清的重要基地。抗战期间，北方和沿海人口大量疏散入云南，昆明汉族人口亦随之猛增。北方方言，亦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不断丰富昆明方言。 “形成动态多样这一特点的次要的原因是受到统治阶级的影响。”那些自元明以来来昆明封王当官的集团，他们的“官腔”，老百姓也会跟着说，于是产生了方言中一些较为特殊的词语和独特读音。比如昆明有一种糕点叫做“萨其马”，这是一个蒙古语。昆明人把腌肉变质的味儿叫“哈味”，叫这种肉为“哈肉”，也是蒙古语。这应该是蒙古族统治者带来的词语。综合了古今南北的词语，当然就显得丰富了。
2.方言本身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
方言作为“一方之言”，是一种文化，像不同种类的语言一样， 每一种形式的语言都包含了一定的民俗习惯、文化传统、心理积淀等信息。昆明方言中蕴含了相当多的文化信息，由于昆明的汉族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在某些时期，昆明就成为五方杂处，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沐英、永历帝、吴三桂这些统治集团曾长驻昆明，他们都是穷奢极欲的，又见过大世面，大排场，他们为了满足自身物质上精神上的享受，必然从京城和那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带来和招雇来大批幕僚、工匠、厨师、艺人为他们服务。这样，就使得昆明在建筑、缝纫、烹饪、歌舞以及各种吃食、玩耍等方面，都有相当的讲究，达到很高的造诣。相应地出现了关于缝纫、烹饪等方面的许多词语和标志各种名物的词语，客观上促成了昆明方言词汇的丰富性。
“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和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昆明方言本身就是昆明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是一门古老的，有着深刻文化内涵的语言，它是世代昆明人智慧的积累，是昆明城市文化的结晶体。
（二）昆明方言承载昆明城市文化
语言和文化是紧密相连的，方言承载了一方的文化，传播和巩固了这一方的文化。昆明方言承载了昆明汉族的文化、心理积淀。
1.昆明地名记载昆明城市文化
昆明地名记载的历史文化。地名勾划移民轨迹。现代昆明有一大批以“卫、所、堡、营、屯、旗、官、庄、铺”等为通名的地名。这些地名来源于明代的军事制度。明王朝为了巩固统治，保卫和开发边疆，在全国设立十多个都指挥使司，都可以下分设卫、所。这些军屯皆有固定的戍所，军籍世代相传，官兵都有家室，他们设屯聚居之处有的是未有村庄的荒地，于是带军屯色彩的地名就应运而生，有的虽然原有村庄，旧村名也被新地名所取代。
2.从昆明方言中的商贸用语使用来解读昆明城市文化
昆明方言中的商贸用语指的是昆明地区的商贸活动中所使用的那一部分昆明方言。民国时期，在昆明市区内，由于历史而形成的固定于某些地段的繁华商业点，各有主要经营项目，那一时期，有蔬菜市，以威远街旧藩台衙门前的菜市为最大；花市，以近日公园，每早10时以前有插瓶鲜花出售。米市，在小西门等处；柴炭市，在劝业场（今五一电影院一带）等处；古玩市，在宝善街等处。
建国以后，传统的城市街已经不存在了，但近30年来，出现了节日性城市街。每年春节、中秋节、端午节之前举办，节后结束，由商业部门组织，称之为“年货街”或“食品街”。场所基本固定，如双塔路近日公园，主要销售各种副食品、食品，也有工业品和工艺品。其用意在于集中充足的商品，方便群众购买，同时增添一些节日气氛。之所以称为“街”，一是取进行商贸活动的“街子”之意，二是带上点农村集市贸易的味道，为昆明地区各族人民所熟悉，并乐于接受。
3.当下方言节目对昆明城市文化的传播
云南电视台第二频道有一档节目《大口马牙》，是一档方言节目。从方言的角度来看，这档节目传播和巩固了昆明城市文化，节目中主持人用方言播报昆明新闻，小电影中，用诙谐幽默的昆明方言赞美和讽刺当下的善恶美丑，从传媒的角度看方言作为一种汉语文化被昆明地区的民众普遍接受，昆明人对承担这方文化的方言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昆明方言是昆明人的心理积淀。通过方言节目对城市文化的传播效果比一般的人际交往范围更宽，影响力更大。
（三）昆明城市文化对昆明方言的影响
昆明文化对昆明方言的影响表现为对昆明方言内部要素的影响，影响昆明方言的观念。
1.昆明城市文化影响昆明方言内部要素
昆明市区方言内部，存在着明显差别：老派昆明方言（中年以上的人所说的昆明方言）同新派昆明方言（青年一代特别是青年学生所说的昆明方言）语音方面的差别。
①唇齿浊擦音声母[v]消失或清音化
一部分古“微”母字，在老派昆明话中多读作[v]声母，如“无、舞、未、味、晚、万、文、闭、问”等；新派昆明活则多读作零声母，单元音韵母[u]，或以半元音[w]作声母，不再有唇齿的摩擦。
②增加了复合音韵母
老派昆明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和二合元音韵母较多，新派则将一些单元音韵母的字读作二合元音韵母，将一些二合元音韵母的字读作三合元音韵母，象普通话的复合元音韵母一样，增加了舌位动作。例如“盆、门、本、份、奋” ，“更、硬、声、整” 等，老派昆明方言读作鼻化单元音[?]韵，新派昆明方言读作二合鼻化元音[??]韵。 与此相应，如“敦、顿、钝、论、嫩、温、稳、准、纯”等，老派读作二合鼻化元音[u?]韵，新派则读作三合鼻化元音[u??]韵。
③[?]韵字变读作[?]韵
老派昆明方言将“可、荷、贺、者、扯、让、各、搁、恶、北、升、得、德、特、白、拆、窄、格、客、麦、芍、责、策”等，读作[?]韵，这是区别新、老昆明话的一个重要特点；新派昆明方言则读作[?]，与北方话接近。
2.昆明城市文化影响昆明方言观念
昆明方言观念是昆明汉族人对昆明话的使用价值的看法，其中包括对昆明方言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途的看法。
普通话进入昆明社会生活的范围将越来越广，而以昆明方言为主体的地方方言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也不会被普通话替代，而是和普通话并存。这是由于昆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却表现出多民族聚居地域上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格局。昆明人在使用昆明方言时倾注了极强的归属感，民族感情，使得昆明方言语言功能的持续稳定，增强了“昆明人”的地域意识。
“语言决定操该语言的人的精神特点和世界观。”洪堡特的这一观点在后来美国和欧洲的新洪堡特主义者萨丕尔（Sapir）及其学生沃尔（Whorf）有所发展，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认为，“人类所使用的语言，决定着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人只能通过自己语言中的范畴和区别特征来认识世界。”一旦丧失了某种语言，我们将无法描述一些独特的事实。方言中的一些思想观念和感情是普通话无法表达的，而方言却可以传递出最私密，最精确的信息。昆明方言词汇中“抖草” 、“嘈耐” 、“二醒二醒”，是昆明方言里特有的文化词语，这些词在普通话里以及别的方言词汇系统里很难找到与之对应的词，这些思想观念是统一的语言无法给予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昆明方言在语音、词汇方面有逐渐被普通话同化的趋势，昆明方言中很多精华的部分也相应消失，也就意味着昆明城市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消失了。那么昆明市民独特的世界观，独特地看待事物的方式，思维的表达方式将会相应消失，城市精神可以在城市居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中表现出来。方言是城市精神的体现，而城市精神又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昆明城市文化中的精神文化相应消失。
三、昆明城市文化发展和昆明方言相互作用
（一）昆明城市文化发展对昆明方言词汇的用法影响
1.昆明方言词汇的文化内涵变迁之调查
（1）调查范围及方法
昆明方言词汇中有很多动词及形容词较有特色，并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因此，本调查对《昆明方言词典》和《昆明方言词源断代考辩》中的词语进行了筛选，选出动词及形容词各两个，一一列出它们的语音、词义、出处及用法，对昆明市西山区某单位小区的10户人家共44位昆明人进行了提问式调查，老、中、青三代，抄录了老（中）年人及青年人的口头语，和普通话进行对比，说明昆明城市文化发展对昆明方言词汇的用法影响。在被调查者中，昆明人共44人，老年人（60岁以上）有10人是昆明人，中年人（40一60岁）有24人是昆明人，青年人（12一40岁）有6人是昆明人，其余4人是儿童。
（2）调查结果及词语对比分析
通过调查发现，这4个昆明方言词在老年和青年人中使用的情况差别很大。100%的老年人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及用法，并使用这些词语；85%的中年人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及用法，但一部分已不常用；青年人，特别是18岁以下的青年人，只听过这些词语的15%，对用法比较含糊，并且对其余80%的词语根本不知道也不使用。在老年人使用的词语中有相当一部分继承了古代的用法，有的则在古代用法的基础上有所改变，而青年人使用的语言与现代汉语的普通话接近或完全一致。从以下4个词语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变化。
①尾（魏晋南北朝词源） [uei??]：指跟随，尾随，作动词。见范《后汉书·岑彭传》：“嚣出兵尾击诸营，彭殿为后拒。”李贤注：“尾谓寻其后击之。”现在昆明方言中使用古义。老年人说：“去嘛，你尾的他去。”年轻人说：“去嘛，你跟着他去。”普通话：去吧，你和他一起去。
②逗（上古词源） [t?u???]：指遇合，相遇，作动词。见《说文》：“逗，遇也。”昆明方言使用古义。老年人说：“你是在哪点儿逗着小王呢？”年轻人说：“你是在哪点儿遇着小王呢？”普通话说：你是在哪里遇到小王的？
③撑拖（宋代词源） [□s□??? t□???]：指漂亮，作形容词。见《西厢记》卷一：“脸儿稔色百媚生，出得门儿来慢慢地行，便是月殿里嫦娥，也没恁地撑。”昆明方言中使用古义。老年人说：“你儿子长呢太撑拖了。”年轻人说：“你儿子长呢太帅气了。”普通话：你儿子长得太帅了。
④相因（宋代词源） [?i□?? i??]：指便宜，作形容词。见《西游记》第八十四回：“赵寡妇道：‘每位该银五钱，连房钱在内。’行者笑道：‘相因啊！我那里五钱银子还不够请小娘儿哩。’”昆明方言中使用古义。老年人说：“今儿日呢小莱相因得很。”年轻人说：“今天呢小菜便宜得很。”普通话：今天的蔬菜便宜得很。
诸如此类还有“包摊”、“颠东”、“疑着”等都是典型的昆明方言词汇，通过调查可以看出，以上词语的词源距今多达一千多年，少则一百多年，且很多出自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典籍、诗词歌赋以及元明清戏曲。这些词语典雅、寓意丰富、有地方特色，既能表情达意又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随着时代的发展，昆明城市文化发展也未能影响这些底蕴深厚的词语的读音、意义及用法，少部分词语使用转义，大部分词语使用古义。昆明方言词语对昆明城市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作用。老一辈昆明人仍然广泛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些词，把昆明文化传承下去。然而，青年一代昆明人使用的昆明方言词汇和普通话有很多相似之处。
2.昆明城市文化发展对市民话语方式的影响
由于社会的发展，昆明已由一个南方小城发展成为一个对外开放和国际接轨的都市。昆明与省外的交往日益频繁，方言之间相互渗透，不同文化间的交融。电影、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以及网络的普及和深入，对于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青年一代必然产生重大影响，使他们的方音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总的趋向是逐渐向普通话靠拢。这就使得昆明市民的价值观、思考问题的方式、表达方式逐渐被同化。原有独特的昆明古老的城市文化渐渐消失。
（二）从昆明方言的传承看昆明城市文化发展
上文所述，从语音方面来说，昆明方言具有平直的特点，语音个性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昆明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优越的地理环境，谋生是比较容易的，人们容易得到温饱，性情较为温和，同时，容易养成疏懒恬退的生活态度，有这样的惰性，作用在语言上，也就形成平直舒缓，松弛低沉的个性了。从词汇方面看，昆明由于地处西南边疆，与越、缅、老等国接壤，其语言的发展速度和影响比起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较缓漫，因此至今还保留了很多上古、元明清时代以及昆明地方戏—花灯戏当中的词语。
昆明方言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昆明城市化进城导致昆明市民话语方式的现代化、标准化、统一化，向普通化靠拢，昆明方言文化的流失或许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是，由于方言中保留着昆明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所以对其加以发掘、保护、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当下是全球化、全国流动化的时代，外来文化使得人们在习焉不察中惊觉，发现了昆明城市文化和其他城市文化的差异。昆明方言承载巩固和传播昆明城市文化，我们只有传承昆明方言才能更好地发展昆明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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