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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上百年的改良,京戏从原先的草根文化,逐渐演化成了深受宫廷王室成员喜爱的贵族文化,主要演员还获得了朝廷赐封黄马褂和顶戴花翎的殊荣。并且它还被推介到普通民众的日常娱乐活动中间，成为当时大众的主要娱乐项目。到了上世纪初，京剧已是我国戏曲舞台上一支独秀的国字号剧种。上自王室贵戚，达官士大夫，下到引车卖浆的平头百姓，茶余饭后，劳作闲暇，都喜欢听戏学戏，津津乐道于皮黄、二板。那个年代是京剧的黄金时代，产生了一批名垂青史的京剧大师，也从中衍生出一群以追随和研究某一人物或流派为终身嗜好的粉丝——京剧票友。这些人群中有的非贵即富，出身良好，学养深厚，他们为京剧流派的发扬光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许良臣也是其中一位较有影响的人。
他本是清代杭州望族许学范的后裔，因迷上谭鑫培的老生戏，到20世纪上半叶，俨然成为上海滩响当当的京剧名票，有“杭州谭鑫培”的雅称。
一、世家子弟 弃文从艺
许良臣（1895—l980）出生在浙江杭州横河桥许家，根据家族的排行，父亲为他取名宝柱。自先祖许学范始，谱牒的辈份按学、乃、身、之、宝、儒、以、道、德、明排列。许学范是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生有七子，其中三子为进士，四子为举人，故有“七子登科”之美称。与他同朝为官的著名书法家梁同书还亲自撰书一联：“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送给许公，褒奖许家的道德学问。
许家以读书做官为家族的头等荣耀之事。许家后代确实出了不少文人，他的族祖父许庚身的女婿是我国出版界元老，上海市文史馆首任馆长张元济。生父在清光绪年间曾任磁州府的知州，许家以字辈中有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原名许以骈），可见许家的文脉流长。
许良臣两岁便过继给了自己的七叔，且随继父在河北沧州生活。继父在沧州盐运使署任职（类似现在的财务官），老人家对医术颇有研究，常到京、津等地为大官富家家眷治病，喜好收藏文物古玩，眼光甚精，用病家所给的酬金购买了不少古董珍玩。
原以为靠着许家家世背景，许良臣可以养尊处优，一生衣食无忧。然而正如古人所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了许良臣的一代，家境已大不如前。许良臣七岁时，生父、继父相继亡故。丁忧两年后，他随继母把父亲的遗骸送回杭州安葬。由于自己是庶出，生母尚年轻，遭到其他长房的排斥，在族里没什么地位和财产，他便去成都投靠了八叔，后又辗转去北京领取了继父的遗产，回到杭州就读于通商中学。两年后，到上海投奔姑母。姑丈是清朝直隶总督陈夔龙，彼时在上海当寓公，家里常常举办堂会，据说规模在当时上海是最大的。许良臣就读于复旦公学。碰到姑母家有堂会他就在一旁敲鼓，来听戏的人也常夸他几句。
受家庭影响，从小随长辈听戏唱戏的许良臣很快迷恋上了京戏。在复旦公学读到四年级，学校闹学潮，他不听家人的劝阻，执意要辍学学戏。先到戏班学了一段时间的武生，后改学老生。他经常去看谭鑫培的演出。谭鑫培是当年梨园泰斗，风光四射，能拜在他门下是一件很让人骄傲的事。许良臣煞费苦心，欲拜谭为师。17岁正式拜谭派传人陈彦衡为业师，他所学的谭派戏大部分是由陈师转授的。
18岁随师进京寄居，朝夕受教。又到周子衡老师处学了几出程长庚戏的唱法。周子衡与汪桂芬两人都是程长庚的传人。他在北京学戏整一年，掌握了谭派的大部分精华戏。回到上海，又先后从高玉喜、仇月祥、尚和玉诸位老师练习靠把戏。靠把武生的表演讲究身段功架之美，突出大将的风度与气概，如《长坂坡》的赵子龙、《挑滑车》的高宠、《战马超》中的马超等。因许少年时在戏班学过武功，所以对武生的戏掌握相对容易些。
学戏演戏都要花钱置行头的，他因家道中落，生活日趋窘迫。后经人介绍娶了一位家境颇富的董姓女子为妻。1917年，21岁的许良臣由堂哥介绍，到昆明云南省财政厅当科员。1919年后，任北洋政府国务院办事员、农商部咨议员、交通部电政司调部办事员、烟酒事务局委员兼住蒙古宣慰使署宣传员等。大部分职务只是些拿俸禄不干实事的闲差。因母亲及家里的长辈都反对他下海唱戏，仍以票友身份唱戏，出场都是有酬金的。另外教戏也有酬劳。由此还结识了京城的权贵，兼了五六份工作，以后他在政界的地位也有所上升。由于开辟了许多经济渠道，生活富足，他渐渐染上旧时代艺人的恶习——抽食鸦片。以至在1966年“文革”遭批斗时，他诚惶诚恐不断检讨，声称自己当时只是一个“有罪职无罪行“的人。
由于他肯在学习谭派戏上下工夫，模仿得惟妙惟肖，25岁那年，当时北京大学学生报《消闲录》发起推选“谭派四大金刚”，他竟被选为第一名，其次为余叔岩、言菊朋、孙化成，后几位日后都成了一代京剧大师。经过媒体的宣传，许的名声大振，向其求学的人渐多，一些行内人如王又宸、贯大元、陈松年、王少楼、王世续等也纷纷向他讨教。直到29岁前，许良臣在北京一直以票友身份参加一些堂会和票房班社的演出。其间有机会与余叔岩,言菊朋、尚玉和等大师同台演戏。
20世纪20年代晚期，余叔岩减少了商业演出，一般只唱堂会和义务戏。某次在无锡人杨中和家唱堂会，邀了余叔岩、言菊朋和许良臣同台演戏，提调（经纪人）故意开玩笑,把三人的戏目合在一起，许先唱《卖马》，言接唱《宝莲灯》，最后由余叔岩唱压轴《骂曹》。能和名角同台，年少气盛的许良臣更是在台上大卖力气，拿出了浑身解数。用音，气口，吐字，劲头无不酷似谭鑫培，大有与人一比高下之势。还有一次在天津走票,他与尚玉和同台,尚先演了一出戏,接着由许良臣演谭派名剧《卖马》,根据剧情他使锏最后一个亮相起蹦,撇腿完全用谭的耍法,博得满堂喝彩。下装时,族弟许姬传带了几位老者来看他,盛赞他说:你使的这套锏法失传已久,不意今天看见。原来也听说有人会演却从来没有看到，你的唱念身段都是谭派正宗，希望再演出一场如何？一再恳请之下，许良臣只好加演了一出《捉放曹》。这以后凡到天津走票，接洽时谈好演一出的，等到了演出时必定要加演不可了。好在还年轻，许良臣唱完后还不觉得怎样累乏。
二、身处时乱 避难滇港
1925年因元配董夫人在上海病重，他由北京回到上海料理家事，一边继续教戏。夫人病亡后，经他的学生薛淦生牵线，将自己的姐姐——颜料大王薛宝润之女薛超群(人称香阿姐)介绍给他，成了许良臣的第二任妻子。据称陪嫁仅银元即达数十万元。以后他对外宣布，所教学生只受礼品不收学费。靠着这位薛家二小姐带来的巨额家产，优哉游哉地生活了十余年后，他的第二任妻子也因患病去世了。直到50多岁许才又迎娶了小他20多岁第三任妻子孔钰文（父亲是大陆银行副经理孔宪棻）并育有两女。此是后话。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开进了上海黄浦江苏州河口，粗大的炮口虎视眈眈，日夜瞄准繁华的闹市区，它强大的火力给上海这座人口稠密的大都市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中国军队时刻都想要毁灭它，当时朝野的反日人士也都纷纷出主意，有的捐钱有的出力。许也参与了这一重要事件中，为炸毁“出云号”捐了不少钱款。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攻占上海，日本人的势力范围由虹口逐渐向其他租界扩展。租界当局已无力保护租界里居民的人身安全。再三思量后许良臣决计带着家眷避往香港，并在六国饭店安顿下来。许良臣在港滞留月余，因他在内地京剧票友圈的影响力，受到粤、港两地京剧票友欢迎。当地名流分别在大同、金龙等大酒店设宴款待。不久，应昆明朋友邀请，许良臣一路辗转，经越南转道昆明。途经海防时，云南省政府特意委托驻越中国领事刘家驹亲自上船安排登岸，改乘滇越铁路到河内，翌日经开远直达昆明。到达昆明站时，他的老友、盐运使李培炎、李培天昆仲率云南票友社雅集社（该社的会员汇集了云南军、政、商各界除龙云外的所有名流）社长谭少卿，及当地军、政、商各界多位要人到站迎接，吸引了当地媒体记者的注意。第二天昆明各大小报纸纷纷打出了“许某某抵滇”的消息。街头巷尾到处播放着他的唱片。以后又在雅集社组织多次公演，天天爆满。在昆明市的群尔舞台还专门做了两场演出，慰问六十军、六十一军部队将士。报纸天天有文章造势，影响很大。
离开昆明，在香港逗留二十余日后，因顾及大部分家业在上海，许良臣在离沪近一年后又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不久，许就接待了日本人经营的福民医院院长顿宫宽造访。顿宫曾是南洋医学院的校长，许的私人医生绅孟养是从该院毕业的，由此关系牵上了日本人，带来了日本驻华特务头目土肥原的多次口信，邀许见面。
许自二十岁出头在北京唱戏、教戏成名后，社交面很广。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也是个京剧迷，知道许的大名后，想通过许的朋友徐广夫去拜访他。后来还是许感觉面子太大，便约了好友一起，先去拜访了司徒雷登大使，驱车抵达大使官邸时，受到大使先生的热情接待。此外，喜欢听他唱戏、讲戏的政界官场的大人物还有李济深夫妇、宣铁吾等人。日本人的特务机关早就探知到这些情况，想利用他的这层人脉关系，为大日本帝国所用，于是出面拉拢他，许诺只要肯出来就给他相当的职位和金钱支助。许良臣感到当汉奸这事可不好办，又不敢当面回绝，再三权衡与之周旋，最后总算躲过了一劫。但这段经历也成了他日后在个人履历上说不清道不明的疑窦了。
三、铁杆谭迷 海上名票
许良臣在上世纪30年代已是上海滩上著名的票友，号称“杭州谭鑫培”。与其他名票只有唱功不会身段相比，他能做到唱、做俱佳。
当年上海滩有两大票友：一位是罗亮生，另一位是许良臣。票友的产生是随着京剧影响的广为扩展而来的。在全国各地以京剧爱好者自发组织的研习组织——票房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票房成了京剧艺术家的摇篮。而票友们不仅仅是粉丝，更有些是此中高手，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学问修养要高出正式的演员，对于提升京剧的艺术水平向高雅艺术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甚至有些人最后自己下海成了专业演员，创立了自己的流派。名票友一般非富即贵，如北方有大收藏家张伯驹、清宫遗少红豆馆主溥侗、少帅张学良、袁二公子袁克文等并称“民初四公子”，都是热衷于京剧的名票。
1939年，许良臣回到上海后加入到由罗亮生、张载春等人发起的乐天票房。该票房位于北京路，是30年代上海大票房之一。许除唱戏外心无旁骛，每年要在乐天票房举行两次公演，加上堂会戏的演出一年的出场也有一二十次。他每晚都坐着自备车去那里吊吊嗓子唱唱戏。此外，仇月祥每周有四五次去许家排练身段。抗战后期，该票房被取消，罗亮生在南京西路凤阳路租了一间房继续用于唱戏。常去的有陶小舫、倪秋平等人，许也是常客。
在梅兰芳成名前，京剧界是以谭鑫培为首的老生后三杰时代：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他们是京剧形成到成熟时期的代表人物，且都是程长庚“三庆班”的弟子。汪有“长庚再世”之誉，长期为程长庚操琴。但对京剧最具有革命性改造的人是谭鑫培，他能兼收并蓄，开创了老生艺术的鼎盛时代，在当时的京城有“满城争说叫天儿”的传言，被喻为“伶界大王”。并有几个出类拔萃的弟子如余叔岩等。孙菊仙常在许良臣面前说自己才是程长庚的真传,对谭鑫培颇有微词：“鑫培是衫子（天津土话意谓青衣）。”许良臣听后不服,但又不敢与他争辩,只想有机会拿唱来与他比嗓子。
有次孙菊仙到许家来玩,正好陈彦衡在拉琴,引得孙的戏瘾大发,刘永春边打鼓边唱《捉放曹》,文硕甫打大锣，许良臣打小锣，场面完整。一看都是行家在一起,孙菊仙拿出看家本领，唱到高处“声震屋瓦,响遏行云”其声如金石般嘹亮。此时的许良臣也按捺不住内心的亢奋，使出全身的解数，最高唱到一字调时，已是声嘶力竭，满头大汗了。
此外，尚和玉也是科班出身，善演长靠武生戏。靠此一技之长在20世纪30年代后以教戏为生。由于许良臣经常受到这些大师级老艺人的亲炙和熏陶，见识自然非同一般，加之家境影响，成就了他坚实的艺术功底。许多人慕名而来跟他学戏，以求学得正宗的谭派老生戏。
自与薛家大小姐结婚后，许良臣的生活有了彻底的改观。这位妻子虽然没能生育,但很善理财。在市中心购置了地产，靠房产出租，收取不菲的租金。还陆续买进大量世界书局股票(解放后改名新华印刷厂)。薛夫人死后，许将自住的房产变卖成213根大金条，购买了英商怡和纱厂股票390股。还用存在金城银行的钱款买进永安纱厂的股票。
受父辈的遗风影响，许良臣也喜好古玩字画，从小临习晋唐法帖，遍及苏东坡、米芾、赵孟頫等宋元名家法书，字体俊美丰腴，气息儒雅温润，一派漂亮的“王”体书法。家中的陈设也相当古雅：栽花用的是宋代钧窑瓷盆。墙上挂有唐宋名画，博古架上陈列着各种明清官窑瓷器。四壁悬挂的四扇瓷屏画是乾隆珐琅彩，内容为郎世宁所画的走兽。还藏有田黄章重达六两，明代祝允明草书手卷、文征明《兰花手卷》等都是相当珍贵的国宝。
解放初期，许良臣每年还能靠怡和纱厂、裕华纱厂和新华印刷厂所发的股息，生活过得相当舒服，一边还继续招收学生教戏，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才停止。
上世纪50年代末，因有梅兰芳、许姬传等一些在京著名人士的推荐，写信让他到文化部从事戏曲研究。许因自感身体状况不适合在北方生活而请辞，表示还是在上海从事京剧研究为好。不久后，他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并且还成为京昆实验剧团的顾问。政府为他提供了京剧研究和教学工作。逢年过节时，文史馆有文艺演出，许还经常上台为大家唱戏。60年代在市政府小礼堂举行联欢会。邀请他在京剧名篇《汾河湾》一出戏中，与任永恭饰演的柳迎春配戏，他出演薛平贵，大家的评价是唱功扎实。进入新时期后，旧戏不唱了，许良臣改唱现代戏《老队长迎亲》、《沙家浜》等，力求与时俱进。
许良臣曾得到多位名师指点：陈彦衡传授音韵学原理；谭鑫培教唱嗓音法要诀；尚和玉、仇月祥教靠把戏。孙菊仙则是他的忘年交，从1912年起，孙菊仙就常在许的姑夫陈庸庵的公馆唱弹词，韵味不亚于谭的“别母乱箭” 。对正在学戏的许良臣勉励有加。一次他看了许演《定军山》后对他说：“你这点年纪就具此好身手，前途不可限量啊！”又说“等到鑫培死后，可到北京去先玩玩票，以后下海（指当正式演员）包你成名”。还教了许良臣一些经典曲目。后来在谭鑫培去世三年，许良臣果然来到北京，一待就是七年，常在京津地区唱堂会和义务戏多达百余场。虽然没有正式下海，然他的名气也因此传扬开来。
许先后在京、沪两地观摩过谭戏200多场，学会了大部分谭派常演的老生戏。还从汪桂芬、周子衡等人处学了一些，周与汪两人旗鼓相当。谭派名剧约有40多出，许能掌握大部分的精髓。早年他还常常跟陈彦衡老师，到后台访问谭鑫培,谭说话向来幽默，常说些发生在梨园的奇闻趣事。许与谭有了近距离接触，熟悉他的生活细节，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据说当年上海一些报纸为了挖谭老板的八卦新闻，大打口水仗，找老艺人来作证，最后还是由许良臣解了谜。
1960年代，经许良臣整理，出版了谭派曲谱。他说：党和政府大力提倡流派戏，每个人都应各尽所能，鼓足干劲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要将谭派的唱腔、身段、曲调等方面的经验，贡献给国家。即使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写检查，都还是反复强调自己还为京剧的传播出力。他觉得自己这一生所学得的那些传统京戏，对于现代京剧的唱词、用腔、吐字、用音都可提供有益的经验。直到去世，他的京剧情结始终还是那样的厚重。
（作者单位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责任编辑 周峥嵘
他本是清代杭州望族许学范的后裔，因迷上谭鑫培的老生戏，到20世纪上半叶，俨然成为上海滩响当当的京剧名票，有“杭州谭鑫培”的雅称。
一、世家子弟 弃文从艺
许良臣（1895—l980）出生在浙江杭州横河桥许家，根据家族的排行，父亲为他取名宝柱。自先祖许学范始，谱牒的辈份按学、乃、身、之、宝、儒、以、道、德、明排列。许学范是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生有七子，其中三子为进士，四子为举人，故有“七子登科”之美称。与他同朝为官的著名书法家梁同书还亲自撰书一联：“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送给许公，褒奖许家的道德学问。
许家以读书做官为家族的头等荣耀之事。许家后代确实出了不少文人，他的族祖父许庚身的女婿是我国出版界元老，上海市文史馆首任馆长张元济。生父在清光绪年间曾任磁州府的知州，许家以字辈中有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原名许以骈），可见许家的文脉流长。
许良臣两岁便过继给了自己的七叔，且随继父在河北沧州生活。继父在沧州盐运使署任职（类似现在的财务官），老人家对医术颇有研究，常到京、津等地为大官富家家眷治病，喜好收藏文物古玩，眼光甚精，用病家所给的酬金购买了不少古董珍玩。
原以为靠着许家家世背景，许良臣可以养尊处优，一生衣食无忧。然而正如古人所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了许良臣的一代，家境已大不如前。许良臣七岁时，生父、继父相继亡故。丁忧两年后，他随继母把父亲的遗骸送回杭州安葬。由于自己是庶出，生母尚年轻，遭到其他长房的排斥，在族里没什么地位和财产，他便去成都投靠了八叔，后又辗转去北京领取了继父的遗产，回到杭州就读于通商中学。两年后，到上海投奔姑母。姑丈是清朝直隶总督陈夔龙，彼时在上海当寓公，家里常常举办堂会，据说规模在当时上海是最大的。许良臣就读于复旦公学。碰到姑母家有堂会他就在一旁敲鼓，来听戏的人也常夸他几句。
受家庭影响，从小随长辈听戏唱戏的许良臣很快迷恋上了京戏。在复旦公学读到四年级，学校闹学潮，他不听家人的劝阻，执意要辍学学戏。先到戏班学了一段时间的武生，后改学老生。他经常去看谭鑫培的演出。谭鑫培是当年梨园泰斗，风光四射，能拜在他门下是一件很让人骄傲的事。许良臣煞费苦心，欲拜谭为师。17岁正式拜谭派传人陈彦衡为业师，他所学的谭派戏大部分是由陈师转授的。
18岁随师进京寄居，朝夕受教。又到周子衡老师处学了几出程长庚戏的唱法。周子衡与汪桂芬两人都是程长庚的传人。他在北京学戏整一年，掌握了谭派的大部分精华戏。回到上海，又先后从高玉喜、仇月祥、尚和玉诸位老师练习靠把戏。靠把武生的表演讲究身段功架之美，突出大将的风度与气概，如《长坂坡》的赵子龙、《挑滑车》的高宠、《战马超》中的马超等。因许少年时在戏班学过武功，所以对武生的戏掌握相对容易些。
学戏演戏都要花钱置行头的，他因家道中落，生活日趋窘迫。后经人介绍娶了一位家境颇富的董姓女子为妻。1917年，21岁的许良臣由堂哥介绍，到昆明云南省财政厅当科员。1919年后，任北洋政府国务院办事员、农商部咨议员、交通部电政司调部办事员、烟酒事务局委员兼住蒙古宣慰使署宣传员等。大部分职务只是些拿俸禄不干实事的闲差。因母亲及家里的长辈都反对他下海唱戏，仍以票友身份唱戏，出场都是有酬金的。另外教戏也有酬劳。由此还结识了京城的权贵，兼了五六份工作，以后他在政界的地位也有所上升。由于开辟了许多经济渠道，生活富足，他渐渐染上旧时代艺人的恶习——抽食鸦片。以至在1966年“文革”遭批斗时，他诚惶诚恐不断检讨，声称自己当时只是一个“有罪职无罪行“的人。
由于他肯在学习谭派戏上下工夫，模仿得惟妙惟肖，25岁那年，当时北京大学学生报《消闲录》发起推选“谭派四大金刚”，他竟被选为第一名，其次为余叔岩、言菊朋、孙化成，后几位日后都成了一代京剧大师。经过媒体的宣传，许的名声大振，向其求学的人渐多，一些行内人如王又宸、贯大元、陈松年、王少楼、王世续等也纷纷向他讨教。直到29岁前，许良臣在北京一直以票友身份参加一些堂会和票房班社的演出。其间有机会与余叔岩,言菊朋、尚玉和等大师同台演戏。
20世纪20年代晚期，余叔岩减少了商业演出，一般只唱堂会和义务戏。某次在无锡人杨中和家唱堂会，邀了余叔岩、言菊朋和许良臣同台演戏，提调（经纪人）故意开玩笑,把三人的戏目合在一起，许先唱《卖马》，言接唱《宝莲灯》，最后由余叔岩唱压轴《骂曹》。能和名角同台，年少气盛的许良臣更是在台上大卖力气，拿出了浑身解数。用音，气口，吐字，劲头无不酷似谭鑫培，大有与人一比高下之势。还有一次在天津走票,他与尚玉和同台,尚先演了一出戏,接着由许良臣演谭派名剧《卖马》,根据剧情他使锏最后一个亮相起蹦,撇腿完全用谭的耍法,博得满堂喝彩。下装时,族弟许姬传带了几位老者来看他,盛赞他说:你使的这套锏法失传已久,不意今天看见。原来也听说有人会演却从来没有看到，你的唱念身段都是谭派正宗，希望再演出一场如何？一再恳请之下，许良臣只好加演了一出《捉放曹》。这以后凡到天津走票，接洽时谈好演一出的，等到了演出时必定要加演不可了。好在还年轻，许良臣唱完后还不觉得怎样累乏。
二、身处时乱 避难滇港
1925年因元配董夫人在上海病重，他由北京回到上海料理家事，一边继续教戏。夫人病亡后，经他的学生薛淦生牵线，将自己的姐姐——颜料大王薛宝润之女薛超群(人称香阿姐)介绍给他，成了许良臣的第二任妻子。据称陪嫁仅银元即达数十万元。以后他对外宣布，所教学生只受礼品不收学费。靠着这位薛家二小姐带来的巨额家产，优哉游哉地生活了十余年后，他的第二任妻子也因患病去世了。直到50多岁许才又迎娶了小他20多岁第三任妻子孔钰文（父亲是大陆银行副经理孔宪棻）并育有两女。此是后话。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开进了上海黄浦江苏州河口，粗大的炮口虎视眈眈，日夜瞄准繁华的闹市区，它强大的火力给上海这座人口稠密的大都市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中国军队时刻都想要毁灭它，当时朝野的反日人士也都纷纷出主意，有的捐钱有的出力。许也参与了这一重要事件中，为炸毁“出云号”捐了不少钱款。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攻占上海，日本人的势力范围由虹口逐渐向其他租界扩展。租界当局已无力保护租界里居民的人身安全。再三思量后许良臣决计带着家眷避往香港，并在六国饭店安顿下来。许良臣在港滞留月余，因他在内地京剧票友圈的影响力，受到粤、港两地京剧票友欢迎。当地名流分别在大同、金龙等大酒店设宴款待。不久，应昆明朋友邀请，许良臣一路辗转，经越南转道昆明。途经海防时，云南省政府特意委托驻越中国领事刘家驹亲自上船安排登岸，改乘滇越铁路到河内，翌日经开远直达昆明。到达昆明站时，他的老友、盐运使李培炎、李培天昆仲率云南票友社雅集社（该社的会员汇集了云南军、政、商各界除龙云外的所有名流）社长谭少卿，及当地军、政、商各界多位要人到站迎接，吸引了当地媒体记者的注意。第二天昆明各大小报纸纷纷打出了“许某某抵滇”的消息。街头巷尾到处播放着他的唱片。以后又在雅集社组织多次公演，天天爆满。在昆明市的群尔舞台还专门做了两场演出，慰问六十军、六十一军部队将士。报纸天天有文章造势，影响很大。
离开昆明，在香港逗留二十余日后，因顾及大部分家业在上海，许良臣在离沪近一年后又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不久，许就接待了日本人经营的福民医院院长顿宫宽造访。顿宫曾是南洋医学院的校长，许的私人医生绅孟养是从该院毕业的，由此关系牵上了日本人，带来了日本驻华特务头目土肥原的多次口信，邀许见面。
许自二十岁出头在北京唱戏、教戏成名后，社交面很广。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也是个京剧迷，知道许的大名后，想通过许的朋友徐广夫去拜访他。后来还是许感觉面子太大，便约了好友一起，先去拜访了司徒雷登大使，驱车抵达大使官邸时，受到大使先生的热情接待。此外，喜欢听他唱戏、讲戏的政界官场的大人物还有李济深夫妇、宣铁吾等人。日本人的特务机关早就探知到这些情况，想利用他的这层人脉关系，为大日本帝国所用，于是出面拉拢他，许诺只要肯出来就给他相当的职位和金钱支助。许良臣感到当汉奸这事可不好办，又不敢当面回绝，再三权衡与之周旋，最后总算躲过了一劫。但这段经历也成了他日后在个人履历上说不清道不明的疑窦了。
三、铁杆谭迷 海上名票
许良臣在上世纪30年代已是上海滩上著名的票友，号称“杭州谭鑫培”。与其他名票只有唱功不会身段相比，他能做到唱、做俱佳。
当年上海滩有两大票友：一位是罗亮生，另一位是许良臣。票友的产生是随着京剧影响的广为扩展而来的。在全国各地以京剧爱好者自发组织的研习组织——票房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票房成了京剧艺术家的摇篮。而票友们不仅仅是粉丝，更有些是此中高手，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学问修养要高出正式的演员，对于提升京剧的艺术水平向高雅艺术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甚至有些人最后自己下海成了专业演员，创立了自己的流派。名票友一般非富即贵，如北方有大收藏家张伯驹、清宫遗少红豆馆主溥侗、少帅张学良、袁二公子袁克文等并称“民初四公子”，都是热衷于京剧的名票。
1939年，许良臣回到上海后加入到由罗亮生、张载春等人发起的乐天票房。该票房位于北京路，是30年代上海大票房之一。许除唱戏外心无旁骛，每年要在乐天票房举行两次公演，加上堂会戏的演出一年的出场也有一二十次。他每晚都坐着自备车去那里吊吊嗓子唱唱戏。此外，仇月祥每周有四五次去许家排练身段。抗战后期，该票房被取消，罗亮生在南京西路凤阳路租了一间房继续用于唱戏。常去的有陶小舫、倪秋平等人，许也是常客。
在梅兰芳成名前，京剧界是以谭鑫培为首的老生后三杰时代：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他们是京剧形成到成熟时期的代表人物，且都是程长庚“三庆班”的弟子。汪有“长庚再世”之誉，长期为程长庚操琴。但对京剧最具有革命性改造的人是谭鑫培，他能兼收并蓄，开创了老生艺术的鼎盛时代，在当时的京城有“满城争说叫天儿”的传言，被喻为“伶界大王”。并有几个出类拔萃的弟子如余叔岩等。孙菊仙常在许良臣面前说自己才是程长庚的真传,对谭鑫培颇有微词：“鑫培是衫子（天津土话意谓青衣）。”许良臣听后不服,但又不敢与他争辩,只想有机会拿唱来与他比嗓子。
有次孙菊仙到许家来玩,正好陈彦衡在拉琴,引得孙的戏瘾大发,刘永春边打鼓边唱《捉放曹》,文硕甫打大锣，许良臣打小锣，场面完整。一看都是行家在一起,孙菊仙拿出看家本领，唱到高处“声震屋瓦,响遏行云”其声如金石般嘹亮。此时的许良臣也按捺不住内心的亢奋，使出全身的解数，最高唱到一字调时，已是声嘶力竭，满头大汗了。
此外，尚和玉也是科班出身，善演长靠武生戏。靠此一技之长在20世纪30年代后以教戏为生。由于许良臣经常受到这些大师级老艺人的亲炙和熏陶，见识自然非同一般，加之家境影响，成就了他坚实的艺术功底。许多人慕名而来跟他学戏，以求学得正宗的谭派老生戏。
自与薛家大小姐结婚后，许良臣的生活有了彻底的改观。这位妻子虽然没能生育,但很善理财。在市中心购置了地产，靠房产出租，收取不菲的租金。还陆续买进大量世界书局股票(解放后改名新华印刷厂)。薛夫人死后，许将自住的房产变卖成213根大金条，购买了英商怡和纱厂股票390股。还用存在金城银行的钱款买进永安纱厂的股票。
受父辈的遗风影响，许良臣也喜好古玩字画，从小临习晋唐法帖，遍及苏东坡、米芾、赵孟頫等宋元名家法书，字体俊美丰腴，气息儒雅温润，一派漂亮的“王”体书法。家中的陈设也相当古雅：栽花用的是宋代钧窑瓷盆。墙上挂有唐宋名画，博古架上陈列着各种明清官窑瓷器。四壁悬挂的四扇瓷屏画是乾隆珐琅彩，内容为郎世宁所画的走兽。还藏有田黄章重达六两，明代祝允明草书手卷、文征明《兰花手卷》等都是相当珍贵的国宝。
解放初期，许良臣每年还能靠怡和纱厂、裕华纱厂和新华印刷厂所发的股息，生活过得相当舒服，一边还继续招收学生教戏，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才停止。
上世纪50年代末，因有梅兰芳、许姬传等一些在京著名人士的推荐，写信让他到文化部从事戏曲研究。许因自感身体状况不适合在北方生活而请辞，表示还是在上海从事京剧研究为好。不久后，他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并且还成为京昆实验剧团的顾问。政府为他提供了京剧研究和教学工作。逢年过节时，文史馆有文艺演出，许还经常上台为大家唱戏。60年代在市政府小礼堂举行联欢会。邀请他在京剧名篇《汾河湾》一出戏中，与任永恭饰演的柳迎春配戏，他出演薛平贵，大家的评价是唱功扎实。进入新时期后，旧戏不唱了，许良臣改唱现代戏《老队长迎亲》、《沙家浜》等，力求与时俱进。
许良臣曾得到多位名师指点：陈彦衡传授音韵学原理；谭鑫培教唱嗓音法要诀；尚和玉、仇月祥教靠把戏。孙菊仙则是他的忘年交，从1912年起，孙菊仙就常在许的姑夫陈庸庵的公馆唱弹词，韵味不亚于谭的“别母乱箭” 。对正在学戏的许良臣勉励有加。一次他看了许演《定军山》后对他说：“你这点年纪就具此好身手，前途不可限量啊！”又说“等到鑫培死后，可到北京去先玩玩票，以后下海（指当正式演员）包你成名”。还教了许良臣一些经典曲目。后来在谭鑫培去世三年，许良臣果然来到北京，一待就是七年，常在京津地区唱堂会和义务戏多达百余场。虽然没有正式下海，然他的名气也因此传扬开来。
许先后在京、沪两地观摩过谭戏200多场，学会了大部分谭派常演的老生戏。还从汪桂芬、周子衡等人处学了一些，周与汪两人旗鼓相当。谭派名剧约有40多出，许能掌握大部分的精髓。早年他还常常跟陈彦衡老师，到后台访问谭鑫培,谭说话向来幽默，常说些发生在梨园的奇闻趣事。许与谭有了近距离接触，熟悉他的生活细节，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据说当年上海一些报纸为了挖谭老板的八卦新闻，大打口水仗，找老艺人来作证，最后还是由许良臣解了谜。
1960年代，经许良臣整理，出版了谭派曲谱。他说：党和政府大力提倡流派戏，每个人都应各尽所能，鼓足干劲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要将谭派的唱腔、身段、曲调等方面的经验，贡献给国家。即使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写检查，都还是反复强调自己还为京剧的传播出力。他觉得自己这一生所学得的那些传统京戏，对于现代京剧的唱词、用腔、吐字、用音都可提供有益的经验。直到去世，他的京剧情结始终还是那样的厚重。
（作者单位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