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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于湖北保康。1979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1985年开始小说创作，先后在《收获》《花城》《作家》《钟山》《天涯》《长城》《大家》《山花》《江南》《十月》《上海文学》等刊发表小说四百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五里铺》《大学故事》《成长记》《苦笑记》《求爱记》5部，中篇小说集《重上娘山》《路边店》2部，短篇小说《山里人山外人》《黑灯》《狗戏》《麦地上的女人》《中国爱情》《金米》《吊带衫》《麦芽糖》《我们的隐私》9种。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刋》《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中华文学选刊》等刊转载30余篇，并有作品被译成英文和法文。曾获湖北省第四届“文艺明星”奖、首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三届和第四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
刘德旺：晓苏老师，您好！今年是华中师范大学摇篮文学社三十年社庆，您是我们《摇篮》杂志的顾问，我想代表编辑部对您进行一次采访。首先我想问的是，您当年在我们学校读书当学生的时候，是否也加入过摇篮文学社？
晓苏：在回答你刚才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回顾一下历史。我是一九七九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那时候桂子山上还没有文学社。好像是一九八一年，中文系七七级的师兄师姐们在校团委的帮助下，创办了学生文学刊物《摇篮》，我记得首任主编是唐昌宪先生，他是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岁数比较大，经历比较丰富，一直是学生干部。至于摇篮文学社，我记不清楚具体是哪年成立的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摇籃文学社的成立比《摇篮》杂志创刊晚。如果要严格地说，今年不应该是摇篮文学社成立三十周年，而应该是《摇篮》杂志创刊三十周年。
刘德旺：谢谢晓苏老师帮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您让我们弄清了许多问题。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您参加过摇篮文学社没有？
晓苏：我没有参加过摇篮文学社。在我的印象中，摇篮文学社应该是在一九八三年以后正式成立的。我是一九八三年六月毕业的，在这之前，我没听说华中师范大学有文学社，如果有，我肯定会参加。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们学校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同学们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除了上课，就是一头扎进图书馆读书。因为忙着学习与读书，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比较淡漠，大家似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在一起玩。所以那几年，桂子山上几乎没有什么学生社团。直到“新三届”毕业后，学校的空气才有所变化。
刘德旺：我们只听说过“老三届”，请问“新三届”指哪几届？
晓苏：新三届指的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的头三届，即七七级、七八级和七九级这三届大学生。这几届学生绝大部分都来自社会，应届毕业生非常少。而从八O级开始，考上大学的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他们性格开朗，热爱交往，喜欢三人一团，五人一伙，所以从这一届大学生入学开始，校园的各种学生社团就开始出现了。我想，摇篮文学社很可能就是在一九八三年下半年或一九八四年的上半年成立的。
刘德旺：那摇篮文学社与《摇篮》杂志有什么关系吗？
晓苏：肯定有！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它们的关系很特别。一般来说，都是先有社团，然后才有刊物，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社团是老子，刊物是儿子，先有老子后有儿子。而《摇篮》杂志和摇篮文学社的关系却反过来了，变成了先有儿子后有老子。这种情况很有意思。我觉得，当时创办摇篮文学社的那些学生，也就是摇篮文学社的创始人，他们是很有头脑的，或者说聪明过人。他们有效地借助了《摇篮》杂志的影响，使这个社团一成立就很有知名度。比如你开始说今年是摇篮文学社三十年社庆，这实际上就说明摇篮文学社沾了《摇篮》杂志的光。
刘德旺：您刚才说《摇篮》杂志当时已很有影响，能具体谈谈吗？
晓苏：好的。《摇篮》杂志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学校很重视，老师们也很看重这个刊物；其次，学生们也喜欢这本刊物，无论是在上面发表了作品的人，还是没发表作品的人，大家都热爱这本刊物。我还记得那时候刊物一出来，负责编刊物的师兄师姐们便将散发着油墨香的杂志摆在学生食堂门口卖，买杂志的人非常多，一堆杂志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当时，杂志很便宜，他们只是按成本价卖的。还有，《摇篮》杂志刚创刊时质量很高，栏目是按不同的文学体裁设置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都有。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在我们学校稍有点儿知名度的校园作家都在上面发过作品，比如诗人郭良源、舟恒划，小说家李立克、刘敏等。这些人在读书时就在外面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在同学们中间有一定的影响。
刘德旺：您当时在《摇篮》上发过作品吗？
晓苏：连续发过两篇小说习作，好像发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上。我是从高中应届生中考来的，岁数偏小，平时与编《摇篮》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没有接触。加上我当时性格内向，也没名气，所以没人找我约稿子。我的那两篇小说都属于自由投稿。《摇篮》编辑部在校园里的很多大树上都挂了征稿箱，我的那两篇稿子都是先投进那些小木箱，然后才到编辑手里的。好在那时候的风气很好，编辑们真正做到了以质取稿。如果要凭关系，那我的习作肯定发不出来。
刘德旺：请问您还记得那两篇小说吗？
晓苏：当然记得，那是我发表的最早的作品，我一生也忘不了。一篇题为《竹笛声声》，一篇叫《弯弯的月亮》。前一篇五千多字，写我和一个瞎子的友情，有点散文的味道。第二篇有八千字，虚构的成份多一些，人物关系也比较复杂，人物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当然，现在看来，那两篇作品都还很幼稚，只能算是小说的雏形。但是，这两篇小说对我的影响很大，最主要的一点是，它给了我一种自信，觉得自己也能写小说。大学毕业后，我十分投入地进行小说创作，要说原因，说到底还是与《摇篮》上发表的那两篇作品有关。所以说，我很感谢《摇篮》杂志，我与《摇篮》杂志情深意切。
刘德旺：晓苏老师这样肯定《摇篮》杂志，作为它的一位现任编辑，我感到非常高兴。下面我想问一下，您认为一个大学生的文学社团，对大学生的成才有哪些帮助？
晓苏：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事教育、特别是从事文学教育的人去思考去研究。虽然我在大学时代没有加入过文学社团，但我还是能够感觉到文学社团的特殊意义，也就是你说的对一个大学生成长的帮助。帮助是多方面的，首先，一个文学社团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营造一种文学的气氛，气氛很重要，有了这种文学的气氛，大家就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文学的熏陶，进而从事文学的阅读与写作。第二，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它肯定会团结一批热爱文学的人，形成一个或大或小的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他们可以经常联络，相互交流，彼此碰撞，从而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提高。第三，文学社团还能够帮助学生形成一种文学姿态，而我觉得，这种姿态对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有积极的作用的。换一句话说，文学姿态可以让一个人终生受益。
刘德旺：您说的文学姿态很有意思，能展开谈谈吗？
晓苏：我说的文学姿态，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人身上潜在的文学性，这种文学性往往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姿态表现出来的。我说这种姿态特殊，指的不是作秀，不是另类，不是怪诞，也不是酸溜溜，也不是文诌诌，更不是故弄玄虚和装腔作势。在我看来，文学姿态是虚实相生的姿态，是物质精神双重关怀的姿态，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姿态。这种姿态是通过纯粹的文学阅读和文学写作培养起来的，它是装不出来的。
刘德旺：晓苏老师能具体谈谈文学姿态对一个人的意义吗？
晓苏：如果一个人具备了一种文学姿态，那他就有可能以文学的姿态去面对生活。我的意思是说，具有文学姿态的人可能有两种生活，除了一般人所拥有的物质生活，他还可以享受一种精神生活。这样一来，他的生活就可能是丰富的生活，就可能是多样的生活，就可能是诗意的生活，就可能是幸福的生活，就可能是和谐的生活。所以说，文学姿态对一个人的意义太大了。
刘德旺：我还想问晓苏老师一个问题，您认为文学社对培养作家有多大作用？或者说文学社与作家的成长有没有关系？
晓苏：从理论上说，文学社对培养作家肯定有一定的作用，有不少作家在他的学生时代都有过参加文学社团的经历。但是从实际上来看，文学社团对培养作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成为作家与他是否加入过文学社团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我倒认为，文学社团不能把培养作家当作最重要的便命，它最重要的使命应该是培养一个人的文学姿态。
刘德旺：您为什么这样说？
晓苏：我这样说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文学姿态很重要，这一点我上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重复。第二个理由是，我觉得我们的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作家。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作家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是狭义的作家。广义上的作家只能叫文学写作者，其实不能称为作家。在我看来，文学写作者与作家是有着本质不同的。
刘德旺：请问他们的不同在哪里？您为什么说不需要那么多的作家？
晓苏：作家是社会的精英，而写作者只是生活中的老百姓。两者虽然都从事文学写作，但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却是有所不同的。作家是为文学而写作的，他要通过写作来回答诸如文学究竟是什么这类重大而幽深的命题；而写作者是为生活而写作的，他只要通过写作把日常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而又有诗情画意就行了。作家应该是有限的，作家并非越多越好。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不需要那么多作家，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也不可能产生那么多作家。还有一个原因是，真正的作家都是有思想的人，而有思想的人就会有痛苦，而有痛苦的人一般都会出现心理变态或神经失常等等现象，事实上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都是心理变态者或神经失常者，有些作家还痛苦到了自杀的地步。单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社会就不能有太多的作家。
刘德旺：那一般写作者呢？多了好不好？
晓苏：我认为一般的写作者多多益善。因为一般的写作者基本上没有作家的那种痛苦，所以与作家相比，写作者是幸福的。而且，与那些不热爱文学的人相比，写作者显得更加幸福，因为他不仅享受着大家都有的物质生活，并且还享受着文学给他带来的精神生活。因为写作者是幸福的，所以我们的社会就可以容纳无数的写作者。因为社会上幸福的人越多，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越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写作者写不写文学作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要用一种文学姿态面对生活。
刘德旺：晓苏老师的这些见解非常独到，我听了深受启发。我想，您的意见对很多人都会产生影响。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对当下的学生文学社团有些什么看法？
晓苏：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所以对今天的大学生文学社团还比较了解。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现在我们学校的文学社团比较多，除了摇篮文学社，还有桂子山诗社等，有种百花齐放的景象，这说明当代青年参团入社的热情比较高，个性比较强。第二个感觉是，文学社团开展的活动也丰富多彩，讲座，比赛，聚会等，我经常能碰到，这说明文学社充满活力。第三个感觉是一种不太好的感觉，坦率地说，我觉得我们的文学社缺乏文学性，也就是说文学色彩不浓，其中非文学的因素太多。
刘德旺：谢谢晓苏老师一针见血地批评，您能分析一下文学社团缺乏文学性的原因吗？
晓苏：笼统地说文学社团缺乏文学性还不够准确，应该说缺乏纯文学性。其实，通俗的文学，消费的文学，时尚的文学，我们的文学社团里并不缺少。但是，这些伪文学的东西对培养我们的文学姿态毫无意义。我们缺乏的是纯粹的文学熏陶，是经典的文学教育。因此，我建议我们的文学社团今后要更加沉静，更加内在，要认认真真地读经典文学作品，同时还要对那些快餐式文学、娛乐化文学、时尚性文学保持高度警惕，自觉地与它们拉开距离，甚至要抵制，要拒绝，要排斥。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社团才可能具有纯粹的文学性，才可能对培养学生的文学姿态起到积极的作用。
刘德旺：谢谢晓苏老师语重心长的教导。最后，我想请您说一句勉励我们的话，或者说给我们摇篮文学社提出一点希望。
晓苏：好的，我衷心希望摇篮文学社能成为培养大学生文学姿态的摇篮！如果真能这样，那我们桂子山上的这个摇篮就是世界上最美的摇篮了！
刘德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摇篮文学社负责人。本文编校：郑利玲
刘德旺：晓苏老师，您好！今年是华中师范大学摇篮文学社三十年社庆，您是我们《摇篮》杂志的顾问，我想代表编辑部对您进行一次采访。首先我想问的是，您当年在我们学校读书当学生的时候，是否也加入过摇篮文学社？
晓苏：在回答你刚才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回顾一下历史。我是一九七九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那时候桂子山上还没有文学社。好像是一九八一年，中文系七七级的师兄师姐们在校团委的帮助下，创办了学生文学刊物《摇篮》，我记得首任主编是唐昌宪先生，他是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岁数比较大，经历比较丰富，一直是学生干部。至于摇篮文学社，我记不清楚具体是哪年成立的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摇籃文学社的成立比《摇篮》杂志创刊晚。如果要严格地说，今年不应该是摇篮文学社成立三十周年，而应该是《摇篮》杂志创刊三十周年。
刘德旺：谢谢晓苏老师帮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您让我们弄清了许多问题。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您参加过摇篮文学社没有？
晓苏：我没有参加过摇篮文学社。在我的印象中，摇篮文学社应该是在一九八三年以后正式成立的。我是一九八三年六月毕业的，在这之前，我没听说华中师范大学有文学社，如果有，我肯定会参加。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们学校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同学们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除了上课，就是一头扎进图书馆读书。因为忙着学习与读书，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比较淡漠，大家似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在一起玩。所以那几年，桂子山上几乎没有什么学生社团。直到“新三届”毕业后，学校的空气才有所变化。
刘德旺：我们只听说过“老三届”，请问“新三届”指哪几届？
晓苏：新三届指的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的头三届，即七七级、七八级和七九级这三届大学生。这几届学生绝大部分都来自社会，应届毕业生非常少。而从八O级开始，考上大学的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他们性格开朗，热爱交往，喜欢三人一团，五人一伙，所以从这一届大学生入学开始，校园的各种学生社团就开始出现了。我想，摇篮文学社很可能就是在一九八三年下半年或一九八四年的上半年成立的。
刘德旺：那摇篮文学社与《摇篮》杂志有什么关系吗？
晓苏：肯定有！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它们的关系很特别。一般来说，都是先有社团，然后才有刊物，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社团是老子，刊物是儿子，先有老子后有儿子。而《摇篮》杂志和摇篮文学社的关系却反过来了，变成了先有儿子后有老子。这种情况很有意思。我觉得，当时创办摇篮文学社的那些学生，也就是摇篮文学社的创始人，他们是很有头脑的，或者说聪明过人。他们有效地借助了《摇篮》杂志的影响，使这个社团一成立就很有知名度。比如你开始说今年是摇篮文学社三十年社庆，这实际上就说明摇篮文学社沾了《摇篮》杂志的光。
刘德旺：您刚才说《摇篮》杂志当时已很有影响，能具体谈谈吗？
晓苏：好的。《摇篮》杂志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学校很重视，老师们也很看重这个刊物；其次，学生们也喜欢这本刊物，无论是在上面发表了作品的人，还是没发表作品的人，大家都热爱这本刊物。我还记得那时候刊物一出来，负责编刊物的师兄师姐们便将散发着油墨香的杂志摆在学生食堂门口卖，买杂志的人非常多，一堆杂志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当时，杂志很便宜，他们只是按成本价卖的。还有，《摇篮》杂志刚创刊时质量很高，栏目是按不同的文学体裁设置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都有。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在我们学校稍有点儿知名度的校园作家都在上面发过作品，比如诗人郭良源、舟恒划，小说家李立克、刘敏等。这些人在读书时就在外面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在同学们中间有一定的影响。
刘德旺：您当时在《摇篮》上发过作品吗？
晓苏：连续发过两篇小说习作，好像发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上。我是从高中应届生中考来的，岁数偏小，平时与编《摇篮》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没有接触。加上我当时性格内向，也没名气，所以没人找我约稿子。我的那两篇小说都属于自由投稿。《摇篮》编辑部在校园里的很多大树上都挂了征稿箱，我的那两篇稿子都是先投进那些小木箱，然后才到编辑手里的。好在那时候的风气很好，编辑们真正做到了以质取稿。如果要凭关系，那我的习作肯定发不出来。
刘德旺：请问您还记得那两篇小说吗？
晓苏：当然记得，那是我发表的最早的作品，我一生也忘不了。一篇题为《竹笛声声》，一篇叫《弯弯的月亮》。前一篇五千多字，写我和一个瞎子的友情，有点散文的味道。第二篇有八千字，虚构的成份多一些，人物关系也比较复杂，人物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当然，现在看来，那两篇作品都还很幼稚，只能算是小说的雏形。但是，这两篇小说对我的影响很大，最主要的一点是，它给了我一种自信，觉得自己也能写小说。大学毕业后，我十分投入地进行小说创作，要说原因，说到底还是与《摇篮》上发表的那两篇作品有关。所以说，我很感谢《摇篮》杂志，我与《摇篮》杂志情深意切。
刘德旺：晓苏老师这样肯定《摇篮》杂志，作为它的一位现任编辑，我感到非常高兴。下面我想问一下，您认为一个大学生的文学社团，对大学生的成才有哪些帮助？
晓苏：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事教育、特别是从事文学教育的人去思考去研究。虽然我在大学时代没有加入过文学社团，但我还是能够感觉到文学社团的特殊意义，也就是你说的对一个大学生成长的帮助。帮助是多方面的，首先，一个文学社团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营造一种文学的气氛，气氛很重要，有了这种文学的气氛，大家就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文学的熏陶，进而从事文学的阅读与写作。第二，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它肯定会团结一批热爱文学的人，形成一个或大或小的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他们可以经常联络，相互交流，彼此碰撞，从而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提高。第三，文学社团还能够帮助学生形成一种文学姿态，而我觉得，这种姿态对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有积极的作用的。换一句话说，文学姿态可以让一个人终生受益。
刘德旺：您说的文学姿态很有意思，能展开谈谈吗？
晓苏：我说的文学姿态，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人身上潜在的文学性，这种文学性往往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姿态表现出来的。我说这种姿态特殊，指的不是作秀，不是另类，不是怪诞，也不是酸溜溜，也不是文诌诌，更不是故弄玄虚和装腔作势。在我看来，文学姿态是虚实相生的姿态，是物质精神双重关怀的姿态，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姿态。这种姿态是通过纯粹的文学阅读和文学写作培养起来的，它是装不出来的。
刘德旺：晓苏老师能具体谈谈文学姿态对一个人的意义吗？
晓苏：如果一个人具备了一种文学姿态，那他就有可能以文学的姿态去面对生活。我的意思是说，具有文学姿态的人可能有两种生活，除了一般人所拥有的物质生活，他还可以享受一种精神生活。这样一来，他的生活就可能是丰富的生活，就可能是多样的生活，就可能是诗意的生活，就可能是幸福的生活，就可能是和谐的生活。所以说，文学姿态对一个人的意义太大了。
刘德旺：我还想问晓苏老师一个问题，您认为文学社对培养作家有多大作用？或者说文学社与作家的成长有没有关系？
晓苏：从理论上说，文学社对培养作家肯定有一定的作用，有不少作家在他的学生时代都有过参加文学社团的经历。但是从实际上来看，文学社团对培养作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成为作家与他是否加入过文学社团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我倒认为，文学社团不能把培养作家当作最重要的便命，它最重要的使命应该是培养一个人的文学姿态。
刘德旺：您为什么这样说？
晓苏：我这样说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文学姿态很重要，这一点我上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重复。第二个理由是，我觉得我们的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作家。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作家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是狭义的作家。广义上的作家只能叫文学写作者，其实不能称为作家。在我看来，文学写作者与作家是有着本质不同的。
刘德旺：请问他们的不同在哪里？您为什么说不需要那么多的作家？
晓苏：作家是社会的精英，而写作者只是生活中的老百姓。两者虽然都从事文学写作，但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却是有所不同的。作家是为文学而写作的，他要通过写作来回答诸如文学究竟是什么这类重大而幽深的命题；而写作者是为生活而写作的，他只要通过写作把日常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而又有诗情画意就行了。作家应该是有限的，作家并非越多越好。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不需要那么多作家，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也不可能产生那么多作家。还有一个原因是，真正的作家都是有思想的人，而有思想的人就会有痛苦，而有痛苦的人一般都会出现心理变态或神经失常等等现象，事实上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都是心理变态者或神经失常者，有些作家还痛苦到了自杀的地步。单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社会就不能有太多的作家。
刘德旺：那一般写作者呢？多了好不好？
晓苏：我认为一般的写作者多多益善。因为一般的写作者基本上没有作家的那种痛苦，所以与作家相比，写作者是幸福的。而且，与那些不热爱文学的人相比，写作者显得更加幸福，因为他不仅享受着大家都有的物质生活，并且还享受着文学给他带来的精神生活。因为写作者是幸福的，所以我们的社会就可以容纳无数的写作者。因为社会上幸福的人越多，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越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写作者写不写文学作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要用一种文学姿态面对生活。
刘德旺：晓苏老师的这些见解非常独到，我听了深受启发。我想，您的意见对很多人都会产生影响。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对当下的学生文学社团有些什么看法？
晓苏：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所以对今天的大学生文学社团还比较了解。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现在我们学校的文学社团比较多，除了摇篮文学社，还有桂子山诗社等，有种百花齐放的景象，这说明当代青年参团入社的热情比较高，个性比较强。第二个感觉是，文学社团开展的活动也丰富多彩，讲座，比赛，聚会等，我经常能碰到，这说明文学社充满活力。第三个感觉是一种不太好的感觉，坦率地说，我觉得我们的文学社缺乏文学性，也就是说文学色彩不浓，其中非文学的因素太多。
刘德旺：谢谢晓苏老师一针见血地批评，您能分析一下文学社团缺乏文学性的原因吗？
晓苏：笼统地说文学社团缺乏文学性还不够准确，应该说缺乏纯文学性。其实，通俗的文学，消费的文学，时尚的文学，我们的文学社团里并不缺少。但是，这些伪文学的东西对培养我们的文学姿态毫无意义。我们缺乏的是纯粹的文学熏陶，是经典的文学教育。因此，我建议我们的文学社团今后要更加沉静，更加内在，要认认真真地读经典文学作品，同时还要对那些快餐式文学、娛乐化文学、时尚性文学保持高度警惕，自觉地与它们拉开距离，甚至要抵制，要拒绝，要排斥。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社团才可能具有纯粹的文学性，才可能对培养学生的文学姿态起到积极的作用。
刘德旺：谢谢晓苏老师语重心长的教导。最后，我想请您说一句勉励我们的话，或者说给我们摇篮文学社提出一点希望。
晓苏：好的，我衷心希望摇篮文学社能成为培养大学生文学姿态的摇篮！如果真能这样，那我们桂子山上的这个摇篮就是世界上最美的摇篮了！
刘德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摇篮文学社负责人。本文编校：郑利玲